孔子、孟子，墨子，晏婴，姜太公，管仲，孙武，孙膑，诸葛亮，戚继光，蒲松龄，范仲淹，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王羲之，王献之，郑板桥，颜真卿，刘墉，刘统勋，扁鹊，贾思勰，鲁班，闵子骞，董永，季羡林，臧克家，老舍，孔繁森，邓恩铭，王尽美，丁肇中。

家风是什么又是如何影响到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在山东省“齐鲁家风与时代精神——弘扬齐鲁优良家风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活动”中,齐聚济南的17位齐鲁文化世家后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家风的作用。

曲阜孔氏　孔令绍后人分居各处仍和睦相处

治理一个大家庭,必须让每个家庭成员有所遵循,既要有硬性规定的严格要求,又要有家庭文化的软性影响。我的高祖就拟定了一套家规,其内容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我检点,不扯滥务；居身简朴,辛勤劳杵；一丝一缕,恒念力物；粗茶淡饭,慎近酒酤；恪守信义,邻里互助；苦读诗书,繁我孔族。

多年来,我们的家规和家风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家族后人虽已分居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却仍一往情深,和睦相处。

受家风的影响,我截取几点简要一谈:再苦也要读书；饿死不贪不义之财；以平常心对人对事；老实忠厚也要有阳刚之气。

邹城孟氏　孟淑勤家风就是金科玉律

家是国家的基本组成。孟子说过,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个人。

孟氏家族的家训家风集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正心诚意、怀仁举义、积德扬善、尽孝为悌、富贵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浩然正气。这也是孟氏族人信奉的金科玉律。

孟子之后,孟氏先贤名人辈出、彪炳史册。西魏孟信,名如其人,不卖病牛的故事成为古今以诚信示人的典型代表；明朝末年孟子第六十代嫡孙孟承光抗击闻香教,被俘之后威武不屈,以身殉国。

嘉祥曾氏　曾令霞忠义仁爱为曾子后人传承

曾子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在儒学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修德行孝是曾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历代曾氏族人恪守祖训,立身修德,忠孝传家,爱国爱民,继承和弘扬曾子思想。

修身是曾子重要的思想,自我反省是建立在严于律己的基础上的,他还强调“慎独”,即使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曾子的修身思想,在曾子家族中体现在重视家教上。此外,忠义、仁爱也为曾子后人所传承。

琅邪王氏　王军宝“信德孝悌让”家训遵守至今

王祥侍奉后母极孝,为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翁。王览孝友恭恪,名声仅次于王祥。

王祥死前遗言:“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后世子孙以“信、德、孝、悌、让”当做琅邪王氏家训,遵守至今。

明嘉靖皇帝朱厚熜亲题“孝悌格天”匾额,并改南仁里为孝友村。使吏部给予王览以奉祀生待遇,此后,琅邪王氏发祥地临沂孝友村,王氏三人世代有奉祀生待遇:王祥、王览、王羲之。

东海徐氏　徐学林续修家谱,好家风影响后代

徐氏最大的特点,一是民族观念、氏族意识比较强,非常团结有凝聚力。世界徐氏宗亲会总会现已成立近半个世纪,各省、市、县现在都有徐氏宗亲分会。

二是家庭文化的传承,用好的家规家训、好的家风教育影响后人。徐氏是大家族,根据所居住区域、郡望有总番号、分番号,各支系都有家谱,谱中都有家规、家训等内容。通过家谱的续修,将家族文化好的家风影响到后代。

齐州房氏　房道国名人辈出得益于独特家风

房彦谦,唐朝名相房玄龄之父。贯通经义,长于吏治,颇有政绩,被隋文帝誉为“天下第一能吏”。房玄龄,唐初名相,中国十大贤相之一。

纵观北朝隋唐时期的房姓历史,文武兼备,名人辈出,既得益于齐鲁大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与其独特的优良家风相关。概言之:“文武兼修,爱国敬业”。文臣以房彦谦、房玄龄为代表,武将有唐初大将房仁裕等。

菏泽晁氏　晁岱明孝义之士满载于家谱中

晁姓一族,不但孝义之士满载于我们的家谱之中,而且出了不少名臣良吏和饱学之士。

宋代晁氏诗书传家,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人才辈出,文献相承。晁氏家族历数百年而家声不坠,与晁氏文化传承与文献相续密切相关。晁氏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创修家谱,千年的家族历史绵延不断,以之为载体,家族忠贞尚文的精神也一路延续至今。

临朐冯氏　冯玉红修身济世内化到精神

临朐冯氏自明代中叶起,形成了一个受到历代评论家赞许的文学世家。

冯裕开拓的青州诗坛以抒发性情为宗旨。自冯裕始,冯氏数代习染理学,躬行实践的品格和修身济世的思想已经积淀为一种家族“集体无意识”,内化到冯氏的精神世界。冯氏成员的立身行事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在朝则遇事敢言,持正不阿；在乡则立德行善,赈济贫乏。家学的影响使冯氏带有浓厚的理学气息。

在理学的熏染下,临朐冯氏也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在家族内部,家学与家风互为表里:精英人物传承家学,一般子弟亦不坠家风。

新城王氏　王毓棠400年长盛因秉承门风

新城王氏近400年长盛不衰、代不乏人,究其根源来自秉承门风、传承家训、身体力行和严明的家教。

王重光曾制定家训,突出“道义读书”四字箴言。王之垣着的《炳烛编》、《摄生编》字字珠玑,《历仕录》句句箴言,作为家训。

王渔洋,秉承家学门风。身为高官,平易近人。而对自己与家人生活上节衣缩食,公事之外,布衣粗履,毫不夸矜,对子女后代则身体力行并严加管教。在康熙三十六年,三子王启汸被任命为唐山县令后总不放心,专门写《手镜》五十条戒律,嘱托其为官之道,务必按其遵照执行,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做官规范。

聊城杨氏　杨清润下传八代辈号就是家训

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楼是我国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总计珍藏宋、元、明、清木刻印刷古籍四百余种,22万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为中国历史上官私藏书的典范。杨氏藏书始于“海源阁”第一代主人杨以增之父杨兆煜。

杨氏先人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起名写下“以邵彝训,清白传家”,八字既是下传八代的辈号,更是传承家训。杨氏家人不仅取名体现了先人的思想,在行动上都做到了为官清廉,厚德忠孝。

诸城王氏　王金铃志承笔耕,不敢半日偷闲

王氏族风家风,相融不二。代接薪传,累世不泯。其特点为,重教擅学,端悫忠懿,蕴深博远,喜文好史。故尔,人育标望之才,吏有命代之士,赫然于世者众。

时至近现代,相州王氏中的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包括迁至台湾的王意坚等,是现代山东文学史上必不可少的录志****,其现象不能不说与族风家教有关。

本人作为相州王氏的后人,亦受族风家教影响和熏陶。先范若炬,祖训如令,遂约身以效,志承笔耕,不敢半日偷闲。

莱阳宋氏　宋彦仁人志士容不下一丝尘埃

宋氏家族明朝末年的兴盛,科举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而科举的成功,又以经学与文学的成功为基础。

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我们家族的表现又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的家族。崇祯十五年,面对异族的侵略,家族先人宋应亨、宋玫、宋瓘等率众守城而卒,用自己的行动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悲壮的英雄之歌。

这或许就是我们家族的魅力所在,诗人那独特的傲骨与浪漫思想的交融,使我们家族仁人志士容不下一丝尘埃,即使隐居,甚至败落也不低头弯腰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凸显。

博山赵氏　赵扞东尊孝道讲仁义是共同精神

从我们家族人才辈出来看,赵氏家族存在着共同的家族精神。

我把它归纳为:第一,遵从孝道。这次续谱,我寻访了一百多个支系,所到之处,无不听到孝贤精神。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第二,讲求仁义。大家普遍认为,我们族人在做事与为人方面,非常注重言行,言必信,行必果,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会坑害别人。这是我们的为人做事之道。

第三,崇尚教育。各地族人只要条件允许,都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教育子女要做好人,做善事,努力学习,服务社会。这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聊城傅氏　傅尚甲“和、清、勤”就是傅氏家风

自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之后,傅氏家族仕宦辈出、享誉齐鲁、名满东昌,成为鲁西一带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近代,傅氏家族除了博古通今、学贯中外的傅斯年这位着名大学者外,还出现了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三位历史学家。

如果用几个字概括傅氏家风的话,那就是“和”、“清”、“勤”。和,即和睦,和谐,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庭和睦,团结四邻。清,即清廉,清白,居官清廉,清白做人,注重名节。勤,为官勤政爱民,做人勤奋进取。

德州田氏　田西娄即使才分有限,也不能不读书

田氏主要有以下家训:

读书明志,以礼自守,崇文尚学,尊法守礼:子孙才分有限,然不可不使读书。

勤俭朴素: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勿奢华,稍存盈余。

孝悌:和睦勤俭者家必隆,垂戾骄奢家必败；无暇之玉可为国宝,孝悌之子可为家瑞。

慎交友:交游太广不止无益,往往多生是非；不孝不悌不可与为友。

栖霞牟氏　牟日宝乐善好施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乐善好施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牟氏庄园门前,长年都维持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吃白食”人群,因为庄园一日三餐都会供应饭食。每逢大灾,口耳相传的灾民更是蜂拥而至,但牟家对于上门的灾民几乎全面赈济,对于本地贫户,也会以工代赈,尽量给他们饭吃。

安丘曹氏　曹生成家族教育重视个人品德

曹氏家族具有重教尚文的教育传统,家族教育既以科举出仕做官为目的,也非常重视家族成员个人品德素质的教育,从而使家族逐渐形成孝悌节义的良好家风。

安丘曹氏家风,从初期的勤俭持家,到“有余力则学文”,在吸取优秀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实际情况逐渐形成。这里面更多的是来自家族成员的言传身教,以家训族规规范家族成员行为,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最直接有效的家族教育。（齐鲁晚报 朱洪蕾刘春亮）

1370年5月2日(明太祖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明太祖朱元璋封其年仅两个月的儿子朱檀为鲁王。《明史》记载：“鲁荒王檀，太祖第十子。洪武三年生，生两月而封。十八年就藩兖州。好文礼士，善诗歌。”朱檀在15岁就藩兖州后，兖州当即升州为府，并扩其封地，辖4州23县。朱檀自幼谦恭下士，博学多识，甚为朱元璋喜爱，但他后来信奉道教，终日焚香诵经，烧炼“仙丹”，求不老之药，希冀长生，但适得其反。“铒金石药，毒发伤目”，结果只活了19岁。朱元璋得知后非常恼怒，认为朱檀的行为荒唐，因此给了他一个恶谥，叫“荒王”。

朱檀之后，其子朱肇辉于永乐元年嗣封为鲁靖王。据记载：“肇辉生于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二十三年五月封为世子，永乐元年三月初二袭封鲁王。成化二年七月十五日以疾薨，享年七十有九。”“肇辉自幼好文墨”，成祖爱重之，永乐年间，“成祖巡狩过鲁，王迎谒有礼”。自朱檀始，明代鲁王延续了10代13王，共276年，鲁藩命运与明王朝共始终。值得一提的是，扎根在齐鲁礼仪之邦的鲁荒王朱檀及其后人，礼仪传家，诗书继世，蔚成一域皇族的文化气象。虽然朱檀少年单纯，误入神仙丹药的歧途，刚刚长大成人即命归道山，但他雅爱诗书，琴棋书画相伴，在王室上下争权夺利的污泥浊水中，其文质彬彬的风度气质自有高标独特的一面。由此可见，朱檀墓葬出土的琴棋书画正和他的生平爱好相符合，这个博学多才、倜傥风流的王子生前生后都以此引为风雅。

“白莲”“蛱蝶”存真容

朱檀墓中有4件卷轴画。由于墓室长年积水，画卷被发现时已经面目全非，致使一卷全部腐烂；另一卷绢本设色金碧山水，因画面受损严重，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令人欣慰的是，另外两卷保存尚好，经过揭裱方知，一为宋人《葵花蛱蝶》卷，一为元初钱选《白莲图》卷。

宋人《葵花蛱蝶》卷为一绢本，用没骨法绘蜀葵与飞蝶，在画的背面有宋高宗赵构的金字题跋：“白露才过催八月，紫房红叶共凄凉，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夕阳。”该跋后面还有元人冯子振、赵岩的题跋。冯跋说：“宋高宗德寿宫题葵花扇面，后二百年人间得之，以为珍玩。”那么，此画在墓室里又过600余年，按所谓“纸寿千年”来看，可以想见这两幅古画的价值连城。元代钱选的《白莲图》为纸本设色，工笔绘莲花，三花三叶，亭亭相映，笔致柔劲，着色清丽，确有荷风含露之态。钱选在画上题诗道：“袅袅瑶池白玉花，往来青鸟静无哗，幽人不饮闲携杖，但忆清香伴月华。”在中国绘画史上，钱选是宋末元初出类拔萃的山水花鸟画家，湖州人，南宋景定间乡贡进士，是元初画坛“八俊之一”，大书画家赵孟頫早年曾向他请教绘画。

这两件画幅都钤有宽边朱文“司印”二字的押缝印。据考证，“司印”为明代宫内执掌书画库的“典礼纪察司印”的三分之一，六字印分三行排列，另两行“典礼纪察”四字被钤于册中，作为档案资料保存起来。典礼纪察司是古代掌管制度礼仪的部门，职能范围甚广，其中包括对书画库的管理。“司印”二字钤印说明朱檀于洪武十八年(1386年)就藩兖州府时所携书画已经办理了登记注册手续。事过境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仍然可以见到钤印之后，将其一半印章留在存根上，另一半则落在介绍信等公文上的使用方法。当年这种方法在皇室书画保管中使用，证实了《葵花蛱蝶》、《白莲图》曾收藏于宋、元、明三朝皇室，其显赫身价不言而喻。

听一曲“天风海涛”

从墓葬中出土宋画元刊在考古发掘中实为罕见。在朱檀墓中还出土了一批古籍善本。当时这批图书泥污不堪，粘结成块，后经清理装帧，册册如新，计有7种21册，其中《朱子订定蔡氏集传》、《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传》、《四书集注》、《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等俱为图书典籍中的珍品。就版本学来看，除《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外，其余的都未见过著录，堪为孤本。

读书听琴是古代文人的清雅心志。朱檀墓中有一件唐代雷琴，琴名“天风海涛”，琴面用桐木斫成，底为梓木，琴身通体黑漆，徽为嵌金，轸系雕玉，琴面布满蛇跗断纹，琴底刻有篆书“天风海涛”，琴腹龙池内有墨书两行：“圣宋隆兴甲申重修，大唐雷威亲斫”。这件古琴是朱檀生前娱玩之器，所谓“天风海涛”就是形容那琴声犹如天空的长风、大海的波涛；而所谓雷琴则说明此琴出于名匠之手。

古琴制作在唐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斫琴名匠，四川成都的雷氏就是当时有名的斫琴世家，直到唐末仍“孙息不坠其业”，雷家先后有雷俨、雷霄、雷威、雷珏、雷文、雷会、雷迅等名匠，这些斫琴能手“其业精妙，天下鲜丽”，他们常于严寒季节冒着风雪前往峨眉山，于山林中“听其声连延悠扬者，伐以为琴。”不仅选材严格，工艺也一丝不苟，就连底面的胶合、施漆、安弦等都有讲究。由于雷琴具有音色清透圆润、韵味含蓄悠长的特点，因而为历代琴家所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代雷琴，名曰“九霄环佩”，当“天风海涛”出土之时，天下雷琴就不再形影孤单了。

关于朱檀抚琴的情况史书没有记载，但就其收藏雷琴来看，可以断定他是不一般的抚琴高手。宋代诗人陆游有诗道：“古琴蛇跗评无价，鱼肠宝剑托有灵。”雷琴在宋代就已经是传世珍品了，非为知音，怎么可能得此珍赏？

手谈犹可用此物

朱檀墓葬中有一副完备的围棋实物。围棋起源于我国，棋书棋谱众多，但存世的实物较少，内蒙古敖汉旗辽墓出土了13道棋盘，湖南湘阴县唐墓出土了15道棋盘，河北望都汉墓出土了17道棋盘，新疆某地的唐墓出土了19道棋盘，都是只见棋盘不见棋子。江苏丹阳出土了黑白棋子83枚，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棋子50枚，却无棋盘。朱檀墓出土围棋实物，计有一副纵横各19道的棋盘，黑子175枚，白子181枚，配有一副漆盒，属于墓主人生前经常使用之物。今天使用这套围棋比赛也足够完备。

国运昌，围棋兴，开国皇帝大都倡导下围棋，这副围棋就是佐证之一。汉高祖刘邦、魏太祖曹操、唐太宗李世民都是围棋高手，朱元璋农民出身，原对围棋一窍不通，当了皇帝之后就迷上了围棋，常与开国元勋徐达对弈。徐达虽然棋高一筹，但为了使朱元璋高兴，每次必输。有一次徐达故意胜了一局，朱元璋面呈愠色，徐达说：“请万岁再观棋局。”朱元璋俯身细看，只见棋盘上呈现“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当即把一座楼宇赐给徐达，并把该楼命名为“棋胜楼”。

据记载，明代允许在金銮殿上手谈对弈，还把22本围棋棋谱辑录在《永乐大典》中，出现了棋圣黄龙士、棋坛盟主过百龄。在这样的围棋氛围中，朱檀喜爱围棋不足为奇，以他的身份地位，当年使用这套围棋手谈对弈的高手名士一定不少。可以想见，少年朱檀“纹枰对坐，从容谈兵”，迷恋于弈棋游乐之中，忘却上层社会争权夺利的烦恼，当是一片潇洒心境。

鲁荒王作为一个王子，能昭显他王族威仪的要数从其墓葬中完整出土的九旒冕了。

冕，是帝王的礼帽，只有皇帝、太子、封王才能佩戴。冕冠形制过去绘画中常见，诸如武梁祠汉代刻石上的黄帝、尧、舜天子像，唐代闫立本画的历代帝王图，宋代作的晋文公复国图，明人所作圣迹图中的孔子像等。这些画像人物头戴冕冠，身穿冕服，冠冕堂皇，仪表威严。但今天能见到的冕的实物，除了袁世凯复辟时穿戴的那件未被国人认可的“皇帝冕”外，就只有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这件九旒冕了。

九旒冕通高18厘米、长494厘米、宽30厘米，藤篾编制，表面敷罗绢黑漆，镶以金圈、金边；冠的两侧有梅花金穿，贯一金簪。据《明史》记载，明朝天子之冕前后分别垂着12道旒，每道旒上有赤黄青白黑共12颗玉珠，太子用11旒、11珠，亲王只能用9旒、9珠。鲁荒王这个九旒冕前后共垂着9道旒，每道上9颗五彩玉珠，共用珠162颗，这和鲁荒王朱檀亲王的身份正相应。

冕的顶部叫“綖板”，綖板前圆后方，比喻天圆地方，表示博大之意；綖板涂黑漆，以示庄重。板前后系垂旒，表示帝王不视非，不视邪，是非分明。板下有玉衡，连接于冠上两边凹槽内；衡两端有孔，两边垂挂丝绳直到耳旁，至耳处系着一块美玉，好像塞住了耳朵，即所谓“充耳”，寓意帝王不听谗言，求大德不计小过，有所闻，有所不闻，从而衍化出一个成语“充耳不闻”。

九旒冕是黑色的，黑色是明代帽子中的流行色，与其他朝代的帽子有明显区别。除了竹、藤篾制成的，由于明代官帽有不少是用染成黑色的纱作的，所以也称“乌纱帽”。当了官叫作“戴了乌纱帽”，革职的称“摘去乌纱帽”，这些说法就源于明代，其他朝代的官帽不限于黑色，“乌纱帽”是明代特有的。

传说“黄帝造冕垂旒”，虽难以考证，但到了周代，孔子说过“服周之冕”的话，可以相信当时冕服制度已经比较完备。后经历朝各代，都以冕服为最高礼仪之物。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更是强调“复汉官之威仪”，朱氏王朝持续了276年，冕冠冕服的崇高地位也保持了276年，直到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冕服制度才被废止。目前，作为文物的垂旒全国只有两件，一件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登基称帝时穿的一套仿古冕服中的冕冠；另一件就是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鲁荒王600多年前的明初亲王冕冠，也是惟一一件存世的古代冕服实物，填补史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历史价值。

山东省是中国华东地区的一个沿海省份，在夏朝时期大禹划分九州之地，山东在当时隶属于青州地界。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纣后，封姜太公于齐；文王之子曹叔振铎于曹；武王之弟周公封于鲁。齐国当年工商业与技术行业发达，历史上有着“冠带衣履天下”的美称。而鲁国则主要秉承周朝礼乐典仪，尊崇仁义、传统、伦理、人和，乃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山东之地也称齐鲁大地，中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皆与齐鲁文化有重要关系。

战国时期，在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帮助下，齐地文化与鲁地文化开始逐渐融合，形成“齐鲁文化”，而齐鲁文化又对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而山东百姓受到孔孟儒学的影响，加上历代统治者重视儒学，儒学从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从古至今，人们对山东人的印象大致都是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的性格。

“山东名山、名水、名人最少。只有一山、一水、一圣人”

“一山”指的是五岳之尊的泰山；“一水”则指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一圣人”则说的是孔子。此三者都是“齐鲁文化”的重要代表，同时也看出齐鲁文化在山东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有多重要。孔子和孟子在山东之地开创了儒家思想，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框架与价值观的基石，无论是哪朝哪代，山东人民都是忠君的典范，也是王朝发展的“风向标”。

在中国古代，若齐鲁大地发生起义叛乱的事情，则暗示着中原王朝已经是岌岌可危，也说明中原王朝的帝王并非贤明的人。在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各路英雄好汉的独特人物性格便能够看出山东人的特点，由于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山东人民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也就更加浓厚，他们在“天地君亲师”的教化思想氛围中成长。“敬天地、忠君王、孝父母、尊师长”已经成为了山东人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嫉恶如仇的性格，粗犷豪迈的个性，仅仅在一种美食中就能够体现出来——煎饼卷大葱（历史典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齐鲁大地上的人民，已经在无形之中受到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影响。中国古代帝王共有四百余位，各省各地皆出过帝王，唯独尊崇尊君爱国的山东省从未出过皇帝。在古代时期，山东省虽然是忠君的重要典范地区，但并不意味着山东地区不会发生动乱。反而在王朝皇帝引起人民不满时，山东子弟往往都是最先发动起义的。

春秋时期柳下拓奴隶起义，他所提出的“盗亦有道”甚至让圣人孔子哑口无言；新朝时期王莽称帝后的赤眉军起义，百姓遭到剥削和压迫苦不堪言，樊崇带领山东农民毅然举起义旗；隋末年间瓦岗寨起义，受压迫的人民毅然拿起手中的武器反抗，如此王朝不敬也罢；唐朝年间的黄巢起义，昏庸无能的帝王，只会祸国殃民。宋朝梁山泊起义，宋江在骨子里也只是反贪官污吏，而不反对宋朝皇帝的。

历史上山东人虽然忠君，但也不盲目尊崇。西汉陈汤一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体现出儒家的民族思想对当时人们的民族意识的影响，也表现出山东人的豪情壮志与家国情怀。若一个朝代过于欺压百姓，祸国殃民，山东人也会主动举起起义的大旗，推翻昏庸无能者的统治。因此，山东地区的安稳与否，已经成为了古代王朝发展的“风向标”，所以历史上有着“山东不反，中原不灭”的说法。

其大概意思是说，若山东子民都没有起义，则说明该王朝是值得“忠”的，如此才能做到“中原不灭”。可如果连一向忠君的山东都开始造反了，则说明中原王朝的存在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古代帝王也比较重视山东，古语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经过儒家思想的影响，连泰山也成为了一座“神山”，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可是，在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导致人们的性格中包含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儒家思想既教导人们要尊崇“仁义礼智信”，却也束缚了人的思想。无论如何，儒家思想对于山东省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在古代王朝的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