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语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前后文如下：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余英时语或可做一注脚：

“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

此语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前后文如下：\x0d”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x0d余英时语或可做一注脚：\x0d“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

此语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前后文如下：”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余英时语或可做一注脚：“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

诸子百家丛书：《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中说》、《山海经》、《阴符经》、《关尹子》、《亢仓子》、《鬻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子华子》、《尹文子》、《鶡冠子》、《穆天子传》、《十洲记》、《列仙传》、《抱朴子》、《握奇经》、《尉缭子》、《曾子全书》、《子思子全书》、《盐铁论》、《说苑》十、《独断》、《傅子》、《神异经》、《博物志》、《神仙传》文、《六韬》、《司马法》、《吴子》、《邓析子》、《慎子》本）；、《孔子家语》、《孔丛子》、《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太玄经》、《新语》、《新序》、《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论衡》、《潜夫论》、《申鉴》、《中论》、《人物志》等。

最早的历史书：《尚书》（简称：书） ，

最早的道德行为规范书：《礼记》（简称：礼），

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三传》（简称：传） ，

最早的诗集：《诗经》（简称：诗） ，

最早的字典：《尔雅》，

我国第一本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我国地一部汇编古代文化典籍的书是 《尚书》，

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编年体通史是 《资治通鉴》，为北宋 司马光 所撰，

我过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是《四库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是 清乾隆 年间篆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