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和彝文古籍充分证明了彝族世代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彝族也是西南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住民族。 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但始终以西南这块“土著地”为依托，以此为舞台中心，演绎了他们艰难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在“滇”地与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

远古时期，在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城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31代才是笃慕。此外，凉山彝族还传说彝族上古有12个王朝，其中11个王朝是母系王朝。

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在巴蜀地区，彝族建立古蜀国后被秦所灭。公元前12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国”（今洱海地区）和“昆明国”（今金沙江畔）,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9—8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卢、罗部落国家，公元前2—1世纪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国并创造了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彝族先民还建立了古莽国、古棘候国、邛都等国家。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时代。在此期间，西南彝族地区分布着众多部族、国家，它们各霸一方又相互迁徙交融，处于群雄割据混战时期。在西南众多国家中，中部以古滇国最强（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东以夜郎国最强（贵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强（凉山地区），西以哀牢国最强（哀牢山及怒江一带）。 汉建元六年，汉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发现夜郎有水路可通南越番禺（今广东），于是武帝乃派人携带大量物品买通了夜郎。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土著诸部的反抗，“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遂停止对当地的扩张活动。此后，张骞西域归来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汉朝又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受阻于嶲、昆明人。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贪婪的欲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张活动。元狩三年，汉朝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彝族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汉元鼎六年，汉军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汉军的到来遭到了当地部族的强烈反抗，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南中地区还有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汉朝曾以诛南彝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国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汉军虽然杀死众多嶲、昆明人，但他们仍然不投降，直至几年后，才把那里的部落征服，滇王降。至此，汉朝除云南西南部彝族建立的哀牢国外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东汉王朝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地区发展。哀牢国贵族欲收复故地，率兵攻益州郡西部，“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吞并西南夷的第三阶段。

西南地区诸国，跟西域各国一样，大部分都是分散弱小的国家和部族，无力抗拒汉人的到来，但如僰人等，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当他们辛苦开垦出的肥沃土地和财产不断被侵夺，又不甘心退入山林河谷，便起来反抗。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至王莽时，以僰族为首的各部族反抗王莽的民族压迫政策最为激烈，王莽派兵镇压，几年都平复不下去。僰人因为发展水平高，被称作“夷中最仁，有人道”。

汉王朝为了方便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扶持了以原“滇王”（益州）为中心的政权，并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原各国国王和大臣大多数都被分封与原对应的官职。事实上，汉朝虽然武力征服了西南夷地区，从政治上达到了以“滇王”为中心的统一政权，但始终没能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

两汉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南中地区出现了不少被称为大姓和夷帅的昆明族、叟族的奴隶主贵族，他们都是称霸一方掌握着统治权力的大族豪强。对于这些地方土著大姓，中央王朝也不能不为之屈服。汉朝后期，由于错误的估计了西南的形势设立益州郡，想派遣汉朝官员来西南地区任职，触犯了当地贵族的利益。“诸夷反叛，执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朝期间西南各部落贵族等之间相互发生争夺战争，以“夷帅”孟获为中心的各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 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3月，诸葛亮大军开始行动。首先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兵分三路南征彝区,彝族以孟获为主要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孟获为西南各部落联盟的领袖，并与蜀国结为盟友。

西晋时代魏国灭了蜀国之后宁州的建立。西晋王朝当时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地区，将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单独划出，于公元270年正式设立，治所仍在味县。

公元339年，爨氏（彝族）兴起赶走了晋朝势力，使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统治南中地区。爨氏政权在战争中统一了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等地区。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后期，爨氏内部政权分裂为东爨、西爨两国政权，西爨瓦解，东爨开始衰弱。 隋末唐初彝族先民地区有乌、白分化，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领导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主要是今彝族（包括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等）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其中蒙舍诏国力最强，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南），至唐玄宗时，“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朝封其为“云南王”。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凭借自己强大国力统一六诏后开始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与吐蕃结为盟国,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征调全国各地兵十多万征讨（史称“天宝战争”），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朝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及东南亚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后吐蕃改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出兵二十万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略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南诏国建立标志着西南地区政权统一的开始。

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 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在乌蛮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的扶持下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大理国历史取自汉族史书记载，所以大多名称都引用汉族称呼）。

段思平为南诏“乌蛮”贵族，由于家族衰败在南诏晚期已成为没落贵族，后融入“白蛮”，成为“白蛮”大姓，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 4 个月之后，清平官高智廉命其子善阐（昆明）侯高升泰率领滇东乌蛮军队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高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 ，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 ，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 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相当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 ，每年有数千匹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大理 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

大理国同一时期，贵州西部一带的彝族先民建立自杞国，《土俗记》言：“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雄兵十余万，大国也。”

公元1235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忽必烈亲率中路军，于十月过大渡河，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凉山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元军抵金沙江，用皮筏渡江，到达今天的云南丽江，既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采纳姚枢等人的建议，改变了过去蒙古军的屠城恶习，下了止杀之令，并派使者到羊苴咩城劝降。大理相国高太祥主张坚决抵抗，杀了使者。忽必烈于12月进军龙首关，直逼羊苴咩城，大理王段兴智、高太祥背城出战，惨遭大败。12月12日，羊苴咩城被攻破，高太祥被杀，段智兴出逃，大理国灭亡。

至此，存续300余年的段氏大理国宣告灭亡。此后，云南以一个行政省的形式被纳入元朝版图。它也是大理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自唐以来，大理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代的结束，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自杞国首当其冲。

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等地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明朝西南彝族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四川古蔺，14岁嫁给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协助丈夫处理政务。其夫死时其子尚幼，她便代行夫职——摄贵州宣慰使。当时云南一带尚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还未完全划归明朝。奢香袭职摄政后，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坚持不卷入使西南分裂割据的旋涡，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主动贡马、献粮、通道，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向诸土酋宣以大义，晓以利害，进行劝说开导，从而使割据分裂势力失去支持。奢香死后，朱元璋发布诏书：称“奢香胜过十万雄兵”，诰封其为“顺德夫人”。

早在洪武年间，四川南部地区的彝族首领阿奇降明，受任为永宁宣抚司，世守其土。天启时传至奢崇明与子奢寅雄长诸部。奢氏父子日益强大，奢崇明（四川彝族）早有“复国”之心。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征兵进援。奢祟明疏请提兵三万赴援，得安家银四万两，乘机招纳武士，打造军器，扩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何若海据永宁，与水西等彝人联络。遣刘训入成都，何天锡赴重庆，密谋起事，但在西南地区大战中战败。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做了最后的努力，自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二人合兵全力进攻永宁，但遭到朱燮元所率明朝川黔诸军的包围，全军覆没，奢崇明、安邦彦战死。 清初，清军吴三桂进军西南，击败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及乌撒土知府安氏，设黔西、大定、平远、威宁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改属云南，设流官。镇雄后降为州，与乌蒙同属昭通府。清军乘乌蒙彝族部落内部互攻，进兵乌蒙，但遭到彝族激烈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间，清军在乌蒙、东川、镇雄等地，严厉镇压，屠杀甚众。彝族一些奴隶主被迫渡金沙江逃往四川凉山地区。彝族在凉山周围地区的建昌、马湖、越嶲、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镇压彝民后，将建昌卫改为西昌县，越嶲设厅，并隶于宁远府。原马湖府撤销，所属屏山县改隶于叙州府。乾隆时，又在叙州府设雷波厅与马边厅。嘉庆时，在峨眉县彝族居地设峨边厅，隶嘉定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实行改土归流。清朝称其为“改土归流”实则原建昌卫地区仍设长官司、宣抚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领仍各据一方，四川和云南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原来的奴隶制度。

在云贵川等设置府县流官的改土归流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彝族土司统治彝民的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占有的土地需报粮入册。原来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纳丁银，成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孙多为土目。乾隆以后，汉族商人、地主逐渐进入改土归流地区，向土目、头人购买田地。如兴义府典买全庄的汉族地主共一三一户，一三二庄，招收汉佃一二二八户。彝族农民纷纷控告土目，不认主佃之名，并对汉族地主纷起反抗。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期间，西南各地的汉族地主不断逃入彝族地区。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卖与汉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农民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驱逐汉人”作号召，渡江进攻大姚一带地方，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民国时期（1912—1949），云南成了彝族相对独立政权的一个省份。其间，彝族龙云、卢汉的统治长达22年之久，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历任了18年之久。由于云龙在任主席期间不断扩大彝族势力的影响，他的政权也成为了滇、川、黔三省彝族上层人物会聚的中心。在云龙的下属也形成了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禄国潘等六人为中心的庞大彝族势力，维护了龙云集团长达22年的统治,龙云被称为“云南王”。在这22年中，云南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祖国西南边疆得到巩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同时，以龙云为首的彝族六大家族以及地方实力派自行组建指挥了一支武装部队，简称“滇军”。这支部队既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柱，也是敢于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近代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云南彝族历史上有几件事是值得纪念的：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地方军与中央军编成统一的番号共同抗日。整编后的滇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辖3师6旅12团，4万多人，他们就是抗战历史上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的战将。六十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被日军称之为“南蛮兵”，日本报纸承认，这是“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最猛烈的冲锋，实为罕见。”第六十军出征更后不久，龙云着手组建第二支出征部队，番号为“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于1938年7月24日开赴抗日前线。紧接着，国民政府将第六十军中的183师和第五十八军中的12师，扩编为“新三军”，张冲任军长。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出师三个军，出兵共二十多万（60%为彝族），伤亡10万余人。二，红军长征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调集滇军进行堵截消灭，而龙云主张自由与独立，对红军不堵截、不追剿，但在表面上为了应付蒋介石，又不得不采取假堵截、假追剿的方法。并且，通过红军地下党的联络，龙云以特殊的方式奉送给红军云南军用地图以及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三七等贵重药材。从始至终，自己的正规部队从未与红军正面接触，至使红军尽快地走出了云南。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派杀手前往昆明暗杀龙云，龙云虽然脱险，却负上了一只眼睛的代价。三，在龙云、卢汉统领云南期间（1912—1949），正是外国传教士在云南最活跃的时期，上海——重庆——贵州——云南（昭通、大理）——缅甸（八莫），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条传教路线，而以龙云为首的彝族领袖对外国传教士采取方放宽政策，世界著名的“石门坎”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就在龙云的老家昭通和贵州的交界，彝族集团的六大家族之一陇体要还曾在“石门坎”的教会学校就读。与此同时，龙云还与外国传教士联手，在云南的教育、经济、交通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滇缅公路”的开通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21日卢汉（彝族）率第一方面军调越南受降，蒋介石乘机欲解决云南问题；9月30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趁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3日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空衔），4日晨龙云被困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旋即接受命令下山，5日正式交卸，6日被挟持到重庆，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15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形同软禁，从此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权，在重庆则与民主党派加强了联系。12月初，龙云秘密策动到重庆开会的滇军将领，要他们抗拒调滇军到东北作战，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在***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彝族人民踊跃参加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和70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许多彝族儿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956年开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部分彝区实行民主改革，彝族奴隶上层贵族不甘心失败打响了反对民主改革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经过2年又10个月的激战以俘虏、瓦解、毙伤叛乱武装60145人，缴枪70658支(挺)的胜利平定了这次叛乱。

解放以来，中国***根据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彝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区政府。到1990年止，在 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部、广西西北边界地区内的彝族聚居地方，成立了彝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8个或包括彝族在内的自治州1个、自治县11个。

据《贵州古代史》记载：今贵州是鬼方的主要部分。时间“大范围可追溯到殷至周初，具体指公元前十四世纪初（殷代第二十三世武丁时）至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周代第二世成王时）”。据《彝族源流》记载：彝族是居住在贵州省最古老居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近500代，约一万年。据《夜郎史传》记载：彝族先民武支在可乐建立夜郎古国，当时的区域辖及云南曲靖、昭通以西及四川宜宾以南，贵州省的黔西北、六枝、镇宁以北及贵阳市地域。又据《贵州古代史》记载：春秋时期在今贵州乌江以南为国，至战国初，国灭，大夜郎国形成。由此看出：古代的贵州（东汉以前）经历了三个大的政权演变，即鬼方时期，夜郎国和国并存时期、大夜郎国时期。本文研究夜郎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间从夜郎国与国并存，时开始，至夜郎灭。

　　一、夜郎古国的政治

　　据《夜郎史传》记载：夜郎的名称来自于“阿蒙的三世孙夜郎朵”，人们对其称呼过程中，渐渐地将人名变为国名，一直延续到阿蒙第二十七世孙（即夜郎古国终极）。阿蒙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组成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建都可乐。夜郎国兴起以后，先攻占了周围的一些小部族，接着起兵攻占东濮的古诺（贵阳），继而又挥师向西，夺下西濮的可乐，随即又进攻滇东北与黔西南交接处的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今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距可乐不远，是夜郎的兵营，当时的状况是“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打七十二仗。

　　《益那悲歌》（彝语“益那”汉译为“夜郎”》叙述了夜郎为争夺土地的战争经过。彝族先民的另一支名曰鄂靡，进攻夜郎，在禹甸、谷姆、比毕、洛略等地发动战争，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展开水战、火战、石战，结果鄂靡被夜郎打得大败。鄂靡君长鄂阿那收买了夜郎的谋臣苦苦诺，苦苦诺出卖了夜郎。再度交战时，夜郎领土被占领，夜郎君长局阿邪遇害。阿邪妻玛依鲁带领子女邪苴隆与迷喜露兄妹到罗甸避难。为了复仇，苴隆只身练就本领，经历了千难万险，在斯铺与斯嫫的帮助下，得到了兵书《恒投骂孜数》和集中兵士之用的号角，组织动员了强大的兵员，报了父仇，恢复了夜郎。但好景不长，苴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正在庆祝复仇胜利时，迷喜露将号角换给奸细鄂靡，待到被进攻时，假号角吹不响，兵士无法集中，结果被战败。

　　《夜郎史传》记载了住在都城可乐的国王武夜郎怀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认为要攻占漏卧的土地，得先把他胞弟夜堵土的古诺之地兼并。于是假装有病，派两个差使到古诺通知夜堵土，叫他来可乐看望。想把他骗到可乐后将其杀害，兼并他的领地。差使到夜堵土家后，在夜堵土询问其兄病状中识破其阴谋，便杀了二使者，起兵攻下可乐，擒住武夜郎，把他囚禁起来。夜堵土掌握夜郎的国家大权，治理得很好。随后漏卧家阿苦君长又兴兵攻打可乐，夜堵土领兵抵抗，采取诱敌深入而后围攻的战术，把漏卧兵引进可乐城后，立即反攻围城，俘获其兵将，捉住漏卧君长阿苦。堵土礼待阿苦，释放其兵将，治愈其创伤，归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阿苦深受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争战了。然而回到漏卧本国，阿苦就大受其妹阿古的责备，说他打败仗回来，丢了祖宗的脸面，要求把兵权交给她，再次出兵攻堵土。经多番争执，兄妹比武，阿苦比不过，让阿古统兵，再次出兵攻堵土。此次交战，却因堵土一看对方将领是个女子，轻敌麻痹，被阿古攻下可乐，堵土被俘。堵土不服气，声言要杀便杀，决不认输，只要求不要杀害他的士兵和民众。阿古便说：“你释放我哥一次，我要释放你一回，两家互不欠账，我们各自振军再战，比个输赢。”阿古放了堵土和他的兵将，班师回国，庆祝胜利，而后秣马厉兵，第三次进攻可乐。堵土今番更加警惕，认真备战，严阵以待，最后战败阿古，把她擒住。阿古仍不服输，提出与堵土比武，若再比输了终身沦为奴隶。阿古与堵土比武三番，仍然比输才服气，愿听从堵土处置。堵土却以礼相待，向阿古求婚，并倡导两家和好，不再争战。阿古心悦诚服，表示拥护堵土的主张。并向堵土提出释放其兄武夜郎，还君位给他。二人成婚，离开可乐，经鲁勾（毕节）、博乍戈（大方）、古宗（黔西），到古诺（贵阳），转大革洛姆（安顺）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终其天年。武夜郎复其君位之后，痛改前非，在可乐选贤任能，认真治理其国。

　　夜郎国的法律较为完善。古都还在可乐的时期，夜郎王就发布了二十条成文法律：第一条，凡偷盗者砍指；第二条，凡行骗、抢劫者挖眼；第三条，凡不孝者罚，重者剥皮；第四条，凡聚众谋反者，一律处死；第五，必须缴纳税租，凡违者没收土地、财物，重者坐牢，直至处死；第六条，凡臣民每年必献美女三十，不从者，处主管人坐牢；第七条，凡哭泣者，先挖左眼，再哭者挖右眼；第八条，凡违君令、议论君长者，发兵讨伐之；第九条，婚配自由，凡违者轻则教育，重则砍头；第十条，凡每年十月初一，臣民为夜郎君长祝寿，违者轻则坐牢，重则斩首；第十一条，必须认真耕牧，确保丰收；凡交瘦猪、瘦羊者，以人作抵，终身为奴；第十二条，凡男子必娶三妻、多子多孙、多生男儿者，奖大牛一头，田三块；第十三条，凡战俘均安家分田，同为平民，若不从乃至潜逃者处死；第十四条，各种典籍均为毕摩掌管，凡私藏者严办；第十五条，兵将不准偷盗、抢劫、逃跑、卖主，凡违者处死；第十六条，兵将必须忠于君长，切勿乱言，违者用刑；第十七条，兵将作战必须勇猛、不怕死，溃者逃者斩首；第十八条，厚葬、厚祭英雄，箭自胸前穿者为英雄，自后背入者为逃兵，临阵脱逃者射死；第十九条，将帅之责为领兵、打仗、严军纪，打胜仗者论功行赏，打败仗者处死；第二十条，内奸砍手脚及挖眼。

　　夜郎国不但法律严厉，而且执行也非常严酷。《夜郎史传》中讲述了两件故事。第一件事是有一天深夜，一妇女的哭声被夜郎王听到以后，即命令侍从把这位妇女抓来，将其左眼挖去。这位妇女尚未停止啼哭，又被挖去右眼。可怜的妇女手捧血淋淋的眼球，怒骂夜郎王。夜郎王暴跳如雷，又令侍从将妇女拖出去砍了一只手，该妇女“惨叫着，昏倒在地上”。第二件事是在可乐王宫不远处，有一妇女将一岁多的小孩睡在家里，出门挑水，孩子哭起来，被夜郎王听见，认为是违反君令，即令侍从将孩儿抱来。侍从们抱来孩儿后，夜郎王命令将其斩首。侍从们一个个跪下，央告夜郎王说：“孩儿太小，不会听话，请君留他一命。”经再三央告，夜郎王发怒说：“既然孩儿太小，不会听话，只有免他刀下死，抱他下河去喂鱼。”话别，命令侍从们将孩儿抱下河。去到半路，正遇孩儿母亲挑水回来，问“为什么把他孩儿抱出来”，侍从向她讲了情况，这位妇女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请求将其孩儿还她。侍从们说：“君王也命令斩首，经再三央告才免其刀下死，但要送到河里喂鱼。”任凭妇女哭个发疯，但孩儿还是被扔下大河。

　　夜郎国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时期，政治上带有明显的两个时期烙印。《益那悲歌》中叙述了鄂靡进攻夜郎，被夜郎蓄积力量后，将其打得一败涂地，鄂靡的残兵败将被夜郎赶到市场上出售的情景：“鄂靡的残兵，残兵九万九，牵了一串串，好像牵绵羊，到集市上出卖。”在《夜郎史传》中叙述了武堵土和漏阿古交战后的一些对话，从中都是谈“我败了不但兵士为你的奴隶，而且连我也当你的奴隶”。这些故事虽然反映出将战俘变为奴隶，说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为奴隶社会晚期。《夜郎史传》中介绍了夜郎王颁布的二十条法律，“第五条，必须缴纳税租，凡违者没收土地、财物，重者坐牢，直至处死；第十三条，凡战俘均安家分田，同为平民，若不从乃至潜逃者处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明显特征，说明法律颁布的时间在封建社会初期。

　　夜郎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家庭制，流转方式为继承制。管理方式是通过旁邑对所辖区域的人民进行管理。《夜郎史传》、《益那悲歌》、《彝族源流》都介绍了夜郎的二十七代君王。这些君王都是以直系血亲一代一代地往下传。这些君王的姓名采用父子连名形式表述。第一代君王姓名为阿蒙，第二代就是蒙阿夜，第三代为夜郎朵……一直表述到二十七代。旁邑是夜郎国的第二级统治机构。这些旁邑大多是夜郎王的亲族，代表夜郎王发布命令，收缴税租等。

　　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削弱夜郎势力，将夜郎地区纳入统一管理，朝廷在该地区设置郡县。汉武帝设置犍为郡领十二县，即道县、江阳县、武阳县、南安县、资中县、符县、牛县、南广县、汉阳县（今赫章县），存阝邬县、朱提县、堂琅县。《汉书·地理志》曰：“犍为郡（武帝元鼎年六月开。……应劭曰：故夜郎国。……）。”这说明夜郎此时在犍为郡。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设立郡，领十七县，贵州大部分属该郡。因是夜郎国晚期，夜郎王已经携家带卒迁移东方（安顺），继而又西迁。此时，夜郎国在郡。

　　设立郡县制以后，朝廷还在夜郎地区采取“羁縻”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从内地派遣汉族官吏前往作为太守、县令，在一部分原来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郡县设据点，对辖区内的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一地区是不同的民族居住，朝廷派遣来的汉族官吏不可能用对内地汉族人民的统治方法进行统治，对各族内部原有的一些奴隶主、部落贵族封王封侯，使他们保持住原来在本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按照旧存的统治方式去统治本民族人民。而派遣来的汉族官吏们的统治，则是通过这些土著的王侯进行。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已破南越，驰义候遣与八校尉之兵未及前往，汉武帝便令征西南夷。于是南夷平定，决定设置郡。夜郎侯入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赐印绶，给他保留一定领地。在犍为郡内，加设南部都尉，治汉阳县。侯郡成立以后，以且兰为郡治，夜郎县（今安顺一带）为都尉治，吴霸为太守，唐蒙为都尉。郡县制的设立，将夜郎国的地域变相地割离；“羁縻”政策的推行，夜郎的统治权逐步受控于朝廷。这两种方式的统治结果，致使夜郎国的地位逐渐削弱，朝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逐步上升。因此夜郎国的瓦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夜郎古国的经济

　　1977年秋季，由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指导、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参加，在赫章县可乐乡马家湾子山坡的山腰试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存。从出土的六颗石弹丸看，人们正从事狩猎，并从猎取野兽向驯养过渡。从獠平形的石凿看，人们已会修建简陋的房屋。再结合陶器的制作看，人们已经定居下来，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从出土的两个陶纺轮来看，人们已经学会了原始的纺织技术。从出土的两件铜器来看，人们已经掌掘了炼铜技术，并能制造简单的武器。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可乐就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夜郎史传》介绍：夜郎及夜郎诸君长国的都邑，是夜郎及其诸君长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争掳掠的人口和牛、马、羊群及粮食，都集中在各都邑。有的都邑是专门冶炼金、银、铜、铁，铸造弓箭刀枪等武器的工业城池。城池内有的建筑、宫殿，还用金、银、铜作装饰。夜郎的鸡、鸭和牛、马、羊群漫山遍野，还有专门饲养牛、马和羊的羊头人、黑猪人。肥沃的土地，种出的荞麦，食用不完。“黄人”、“青人”和“奴隶”，他们主要的劳动就是专种粮食。夜郎的经济已是农、牧、手工业结合，并具有相当的发展水平。

　　益那悲歌》的《武陀尼织绸》一章曰：种桑养蚕纺纱织绸首先从成都平原开始，继而引进了夜郎国。夜郎国武陀一支主要负责种桑养蚕织布，其劳动场面热闹非凡：

　　武陀尼女子，

　　种桑树喂蚕，

　　蚕吐丝结茧。

　　收的收蚕丝，

　　纺的纺丝线，

　　浣了纱之后，

　　送到纺织场；

　　武陀尼男士，

　　牵线如蚁行，

　　布线像鸽子。

　　冶炼青铜的技术已被推行，《益那悲歌》的《武古笃打铜》一章说：

　　在铜矿山上，

　　铜矿和铜砂，

　　大岩一样广；

　　臣人办法多，

　　设炉房炼铜。

　　……

　　武夜郎一家，

　　用铜来塑像；

　　在祭祀场所，

　　用铜制铜鼓；

　　打铜制作戟，

　　打铜制作盾。

　　这一段文字说明，在夜郎国，铜已被人们用以塑像，制作用具和武器。现赫章铺处有一处古炼铜遗址可能也就是夜郎古国的炼铜基地。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有铜鼓、铜镜、铜器，铜器中有壶、钫、盔、鼎等。2000年在可乐掘出的夜郎将军墓，头套鼓形铜釜，面罩铜洗。铜釜两侧各用一“龙”作耳，正顶是一只“虎”作鼎。其制作精细，形状栩栩如生。出土文物与彝文记载吻合，反映了夜郎时期的冶炼业水平和人们制作器物的技艺之高。

　　我们已经看出，夜郎国经济的发展是从农牧业开始，相继就是炼铜和制作用具。这表明夜郎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是奴隶的占有关系，奴隶主不仅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而且还直接占有生产者———奴隶。在夜郎国，奴隶的遭遇如同整个社会一样，不仅被剥削，而且还被当作牲畜买卖。当时夜郎市场上，奴隶被称作“僮”，被奴隶主赶到市场上出卖。与此同时，“笮马”、“牛”已成为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这是因为，奴隶制生产不仅需要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而且需要不会说话的工具。《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秦被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郡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蜀卓氏与程郑氏使用大批奴隶，从事铁矿开采，铸造铁器，由临邛（今四川邛崃），运到夜郎等地市场上出售，使夜郎地区落后之民放弃石制农具，采用铁农具，促进夜郎地区农业发展。可乐掘出的陶器，其硬度大，花样多，除了一部分生活用具外，其余均为艺术品，说明制陶业相当发达，工艺水平虽不及中原地带的产品高，但图案花纹并不单调，形态也很逼真。同时，出土的汉砖烧制的硬度大，说明火候高，接近中原地区技术水平。

　　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也较发达。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知道是夜郎商人从巴国买去南越贩卖。回长安后，问蜀贾人，蜀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据《通志》云：“叙州府出枸酱，《史记》枸酱即此。俱出戎州各属，今无。”《兴仁县志》云：“山产蒌，花如流藤，叶如荜拨，子如桑椹。苗家沥其油，醢为酱，味亦辛香。取其叶，裹槟榔食之，谓可辟瘴，苗女持赠所欢，以为异品。”据《史记正义》云：戎州，国地，古夜郎境，今兴仁，也是夜郎境。这里可以看出枸酱出产在夜郎国，或蜀国的西南地带。商人为了逃避政府的倍赋，乃“窃市”夜郎，牟取高利，贩运到南越。

　　《华阳国志》云：“平夷县（今毕节），山出茶蜜。”说明枸酱与茶蜜，都是农副产品，作为商品出现在夜郎市场上。

　　《汉书·地理志》云：“谈指出丹。”《后汉书·郡国志》云：“夜郎出雌黄。”说明夜郎的矿产品相当驰名。

　　在夜郎市场上，除奴隶（僮）、笮马、牛之外，还有枸酱、茶蜜、雌黄、丹砂等商品，商业较发达，市场相当繁荣。西汉时期，发巴、蜀卒开辟五尺道，自道指江，交通较前便利，商业较前有一定的发展。这从汉墓出土大量当时市场流通的货币，如五铢、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可以说明普遍使用金属货币，早已不是以物易物了。兴义出土的汉代陶器，有水稻模型，说明夜郎地区的农业已相当发达。清镇出土的元始初年广汉郡制造的漆耳杯，是一种饮酒兼能计量酒的用具。平坝出土的“中可都酒”的永元罐和从其他汉墓中出土的陶罐，大都是储藏酒类的用具，说明夜郎地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已经有了酿酒。这种发展状况，不仅说明奴隶制社会已经高度发展，而且已酝酿着封建经济因素了。

　　秦为了巩固全国统一，便于控制全国各地，非常重视发展交通。对于西南夷，开辟五尺道，就是秦发展交通计划的一部分。关于五尺道的兴修，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太守，在道地区，开山修路可以说是五尺道修筑的开始。到西汉时，汉武帝为制服南越，派唐蒙调巴蜀兵卒，修筑从道（今四川叙永）直指江（北盘江）的通道。经过两年，这条夜郎道虽没有全部修通，但南夷的山川深阻的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变。汉朝廷还在已修通夜郎道上设置了邮亭。《史记》曾把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列为大事记在年表上。《华阳国志》对此也有记载，说“自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邮亭，是古时设在沿途，供送文书的人和旅客歇宿的馆舍。

　　1958年，赫章可乐出土一件珍贵文物，即“武阳传舍比二”铁炉。炉身内壁近口沿处，有隶书、阳文、反书的“武阳传舍比二”六字。“武阳”，在今四川彭山县附近，西汉属犍为郡。“传舍”与“驿站”、“邮亭”一样，都是当时可以供旅客歇宿的处所。“比二”，即同时铸造一样铁炉两个。据文献记载，在驿传管理机构中，设有驿丞、驿卒，专门负责为来往官吏及传递公文、奏章的人置备车、马，提供食宿等事项。这标志秦汉时中原的交通机构已推广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交通和商业的发展。

　　汉王朝为了配合郡县制的设置和军队的驻防，还推行移民屯田政策。《史记·平淮书》载：“（武帝时）通西南夷道，……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这些应募而来的豪民，大都是地主商人。这些豪民是离不开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所以跟随前来垦殖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汉族劳动人民。他们当中有的是在中原被统治阶级掠夺了土地，无以为生，应募而来；有的是犯罪，被迫流放而来；有的是在战争中失散的士兵，流落下来，安家落户。这里说的“南夷”，就是夜郎地区。这种移民屯田政策，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具有军事移民性质。在移民中，除豪民外，一般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受郡守、县令和豪民等统治阶级的剥削，还要服兵役，被统治阶级驱使，作为镇压人民的工具。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西汉的屯田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变动，到东汉初，已逐渐被破坏。进入夜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封建王朝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孙世袭。因他们世代在经济、政治上都拥有种种特权，占有大量土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剥削，便不断发展成为强大的统治势力。原来从事垦殖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子孙，被迫为统治阶级当兵服役，成了封建贵族领土严密控制下的依附农民。同时，在生产力提高和封建经济的影响下，原来的一些奴隶主贵族，也逐渐并入统治集团，原来的奴隶和平民，有不少变成了依附农民。因此，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封建生产关系，又进一步发展了。

　　三、夜郎古国的文化

　　与一定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夜郎古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过程中，缔造了夜郎古国的文化。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夜郎地区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不够重视，文献记录相当少，要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当困难。

　　彝族的先民是古夜郎地区活动最早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夜郎文化。彝族先民的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古老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据《彝族源流》记载，彝文以父子连名谱系推算迄今已近500代。如果按每代20年间隔计算，彝族的文字发明时间至今已在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彝文就也产生。彝族文化丰富多彩，历史悠久。据初步统计，散存在今毕节地区的彝文古籍约有四千余部。这些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以及彝族的古老社会面貌，反映了各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彝族先民早已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后来出现清浊二气，产生了变化，形成哎哺。哎哺形成天地万物和人类”。在对待客观物质世界方面，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彝族先民的对事物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就是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辨证法思想的反映。

　　彝族先民的天文学知识也相当丰富，曾创造和使用了天文历法。与汉族相比，无论将星斗拟人化，人名物名命星名，还是星名命人名物名，都自成体系。

　　彝族先民的艺术创造思维也相当丰富。从可乐出土的文物看，文物的图案有篆形文字，动物图形；雕刻技艺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二000年可乐出土的套头葬釜上的“龙”和“虎”，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在使用的武器上也刻有动物和图案。《益那悲歌》说：惹氏造矛，名矛有九种，矛头有鹰像，矛杆有虎纹。清镇、平坝、威宁、黔西、赫章等地掘出很多陶器，除了一般生活用的陶器外，还有陶俑、陶兽等制品。黔西汉墓中就有舞蹈俑、托案俑、扶耳俑、托筝俑，以及镇墓兽、陶羊、陶猪、陶鸡等品种，工艺水平虽不及中原地带的产品高，但图案花纹并不单调，形态也很逼真。这些都反映夜郎古国文化及艺术水平。

☞〖彜族文字的起源〗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同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继承、发展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又是民族文化的凝聚体，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我们谈到文字，往往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而对其文化属性的理解不够深入，因此，也就难以对文字进行深入而全面、正确的认识。彝族文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体系，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显示出它独特而顽强的生命力。彝族文字的产生是彝族人民，也是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重要文化成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彝文”，彝语自称Su  Na（“书眼”），即文字。明清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夷字”等。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彝文多为毕摩所掌握，故在汉文史书上也称为“毕摩文”、“西波文”等带有贬义或歧视色彩的名称。解放以后，随着民族族称的规范和我国民族平等、语言文字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现已把彝族固有的文字统称为彝族文字，简称为彝文。

      关于彝文产生的问题，彝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彝文起源于宗教之说；有天神传授彝文之说；有起源于大自然启示的摹仿之说；有社会需要创造彝文之说；有劳动人民创造彝文之说；有英雄创造彝文之说等等。

    关于彝文产生的年代，有说彝文产生至今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有说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期；有说产生于先秦时期；有说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有说产生于唐代；有说创始于唐而集大成于明代。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大都能够接受的是，彝文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的观点。

    （一）民众创造文字说。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讲到文字的产生，一般来说，文字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可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最初都只是由少数专门人员所掌握，文字能够通行于人民大众是很晚以后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有的文字始终没有走入社会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说文字是群众创造的，实际上也只创造了文字的素材（各种符号和图形），把这些符号和图形与语言结合起来，成为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那只是少数或个人的发明创造。各种符号和图形是世世代代人们逐步认识和积累起来的，当然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但符号和图形用来表音，总是先有少数人或个人的试行和提倡，总不能大家一起动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象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发明的问题。首先应用表音方法的人，也就是文字的发明者。每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自己象“仓颉”那样的创造者。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留下真实可靠的姓名。如汉字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中国古代传说，“古者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把汉字的创制视为一件感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东汉学者王充也认为汉字的创制是光照日月、功盖天地的宏业：“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①王充：《论衡·感虚篇》）可见，中国人很早就已认识到文字的历史文化价值了。

    （二）毕摩创造文字说。

      彝文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从刻木记事——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等过程。最初把图形和符号整理为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书写文献的人，是彝族的毕摩阶层，因此，我们认为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各地彝族传说中创造或找到文字的人名字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毕摩。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彝文使用者和彝族文化的传播者。毕摩的职业多为家传，彝族谚语说：“毕摩经书祖传给子孙，父传给儿子；诗词由祖宗嚼进子孙的嘴里，父亲嚼进儿子的嘴里”。“工匠的儿子有学工匠的义务，毕摩的儿子有学毕摩的义务。”所以，世代相传是毕摩传承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有拜师学习毕摩的。但是，彝文和彝文经书始终是在毕摩的父子相传和师徒传授的过程中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是毕摩把最初的图形和符号整理成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记录或书写文献的人。

    （三）彝文起源于5000年之说。

        持此论者是陈英和丁椿寿二位先生。在这个方面，陈英在他的《彝族的起源和发展》（贵州日报1982年6月14日、6月28日、7月12日的《贵州民族史话》专栏中，结合彝族的起源问题对彝文

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四）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文字的始祖之说。

        这是最近几年来所提出的最新论点，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专家的极大关注。此论者为湖南省株洲工学院考古学家刘志一教授。

      刘志一在他的《彝文，汉文源头，西文始祖》在（贵州民族报1991年12月16日）的文章提出：“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的理论。这个论据是他在近几年来所出土并且已经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和古彝文字资料，以及它们之间的时间顺序和空间传播，还有古文字的原始使用方式和原始民族语言、原始思维特征等诸多方面的严肃考证时候所得出的结果。文章指出：“大家知道，自从西安半坡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之后，已有部分彝族学者和汉族彝学研究专家指出，彝文与半坡刻划符号有同源关系，并将古彝文的诞生时间上推至距今68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半坡时期。但不久之后，距今7400多年前的甘肃泰安县大地湾遗址彩绘符号、距今7800年前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龟甲刻符和柄形石饰刻划符号、距今8200多年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石饰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这些古文字材料都可以用古彝文释读。特别是贾湖遗址的柄形石饰上的四个刻划符号“荒野孤魂”，与云南省石林县古彝文完全相同；彭头山遗址的石饰刻符“尼”与彝族古籍所载，彝族先民“尼能氏”的活动时间基本吻合。充分说明古彝文和它们的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把古彝文的创造时间上朔到9000年前。

另外，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彝文与汉文的关系等问题。关于彝文的创始问题，在彝族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例如，在四川凉山的传说彝文是由呗阿苏拉吉从洛龙歌布曲乌那里学来的；云南禄劝、武定和新平的传说，认为伯博伯梗根据鸟兽足迹和事物的形象创造了彝文；禄劝、石林、弥勒等县的传说是阿山牧人为统计牛羊的数目和牧场的块数在石头上刻划了许多符号，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彝文；在贵州彝区的传说则古代有三位聪明的吉禄老人，从刻画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开始，在树上记年，石山记月，形成十二支的符号，后来逐渐发展成彝文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彝文产生的历史年代虽然久远，但目前仍然缺乏远古、上古和中古的文字资料及足够的科学依据，不能简单地或单方面的依靠目前的研究结果断言彩陶刻符就是古彝文或者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当然，在这些五彩斑斓的彩陶刻划符号中，有很多种符号确实可以用古彝文辨认、释读，这是事实。我们说它就是彝文，那至少还需要其他研究成果加于旁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说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古文字的始祖，是汉古文字、古彝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原始阶段，以此推论为彝汉文是同源是说得过去的。

    总之，彝文是广大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初创到完善，这样慢慢约定俗成的；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彝族文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沿着他自身的发展规律，已经形成了表意文字体系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字。它的独特造字法和结构方式，不仅说明它是我国比较成熟的古老文字，而且说明在彝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文化兴盛时期。

       古代彝族先民文明道纪始于公元前 45 世纪的希弭遮时期。彝文古籍《封疆划域》说：“有了乾天的规律，才兴起了君民；有了坤地的运历，才产生了权政；有了权政才有了疆界，有了疆界才有尊卑地位。乾天君称策举王，封疆划地域，依山脉划分。”在此期间，道赤叩、道迫能、特毕余、堵毕得、恒史楚、特乍木六位大教化师先后创立和完善了教化制度，彝族先民的祭祀制度也由此逐步形成；有了集君、臣、师、匠于一体的部落氏族政权，军队也随之产生了。一些部落氏族立起了擎天柱，祭祀天地时各方诸侯聚集，树氏族旗号，决定“分摊赋税以养官兵”，并把领土划分为南、北、中三域。 

        祭祖，是彝族古代一项最重要的全民教化内容，同时又是一种治理国家的重要形式。彝文古籍《象卦论》记载说，一切都要从“清浊”说起，用象卦来推演。有了升降的清、浊运历，清浊气生成“青气尼，浊气能”，青赤气结合称“舍额”。青气运生“乾”，赤气运生“坤”，统称“象卦”。乾坤结合运生“象征纵横的坎、离二卦象”。坎为阳，离为阴，阴阳乾坤统称“卦象”。日运乾阳象局，月运坤阴卦局。两局结合以星运乾局，云运坤局；雾运乾局，霭运坤局；风运乾局，雨运坤局。天象运历圆满后，“兽类以玉兔在先，禽类以金乌为首，人类以六祖为宗”。 彝族古代使用的太阳周天历（简称太阳历），崇拜太阳鸟（金乌）。

        金乌临宫室是君长的星宿。“金乌披金衣坐于乾柱顶端，树造乾地高柱是威荣的象征。荣柱建南方是荣日高照的象征。”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彝文古籍中记载的“乾柱”“金乌”，有助于今人破解四川广汉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不解之谜。 彝文古籍《实索氏族》记载：“实氏族九将领，创下历史，统领索氏族，历史传后世。”“九国九龙君，由龙君治天下，九条龙撑天。”“龙君的势大，龙臣的根深，龙师知识广。四龙镇天界，四龙镇地界，苍天万象新，大地不紊乱。举头观察山，上为乾宫，下为坤宫，中为皇宫；头生角，足长蹄；乾宫坐君，坤宫坐王。”

        乾君的先世称为“皇太祖”，坤王称为“皇太妣”。君国的隶侯，以“岳山称椅座”，以“治地作座基”。天下岳山，按白黄道定位，以中宫为轴，由长氏族治理。下属的隶侯，教化了之后，以贤能布政。 相关彝族史料记载，南尼北能国和中部实索国等都有自己的军队，但遇到战争，总是全民皆兵，“恒洪鲁山之战”就是这样：布兵如霭雾，尼能国侯君，尼能国侯臣，尼能国侯军师，尼能国侯男女，一切都出动。

          实索君、臣、师，会集“恒洪鲁山”，君出头一阵，军民全面参战。 古代彝族君长国政权的核心是“君、臣、师”。彝文古籍《天地结合顺序》说：“君者，统领国度一切，一人权揽天下。”“师者行教化”，行教化的“师”有很高的权威，他们披虎皮行令养兵，人文教化、礼仪教化兴起。教化师的神帽叫“洛洪”，神箭筒叫“樾妥”；洛洪象征“白道”，樾妥象征“黄道”，列“氏族旗号”的“尼慕”活动由师人主持。君臣信奉，全民信仰。在君长政权之中，“施号令者君，执政者臣。君臣是国的父母官。有上必有下，乾在上显威高，坤在下呈荣大；四象生八卦，其理生先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