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181—234年)，三国时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散文家、外交家。字孔明，号卧龙。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圭，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早年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老朋友荆州牧刘表。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南阳(①河南南阳卧龙岗；①湖北襄阳（现湖北襄樊）之西二十里隆中）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

后为了消除诸葛亮隐居地一事留下的历史纷争，清代在河南南阳做知府的湖北襄阳人顾嘉蘅写到：“功在朝廷,原不分先主后主；名高天上，何须辨襄阳南阳。”

这是清代在河南南阳做知府的湖北襄阳人顾嘉蘅所写，因诸葛亮名高天下，两省便争诸葛亮故居之处所，顾嘉蘅想不能开罪南阳，又怕承当出卖桑梓之名，便撰此妙联，既赞诸葛亮，又抹平两省争执，可谓公允。但这场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平息，1990年发行《三国》邮票第二组“隆中对”小型张时，因湖北、河南两省争夺“隆中对”的首发式地点，并组成代表团进京申诉，以至设计受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北京师范大学魏晋南北朝研究所曾专门组织“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讨论会，诸葛亮躬耕地在X阳的说法得到大多数的的赞同，同时史学家们也认为，就像文武赤壁一样，襄阳南阳的诸葛胜迹也是完全可以并存的。顾嘉蘅的题联，真不愧为名联绝作。

注意：此处删去一切关于诸葛亮隐居地和古籍书名争论的词条解释，避免引发民族矛盾，历史仅供了解，不须争论！

新版人教版教科书同样删除了《隆中对》《出师表》注释中所有的“襄樊”“襄阳”“南阳”字样，只提及诸葛亮出生地及原籍。

想了解更多请查找词条：《资治通鉴》、《草庐对》(《隆中对》)、南阳、襄樊(襄阳)。

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还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

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会见诸葛亮，问以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隆中对》(即《草庐对》）。

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形成三国鼎足之势。诸葛亮于危难之际出而辅佐刘备，联孙抗曹。大败曹军于赤壁，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三年(223年)，刘备病危，以后事相托。

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候，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将后事托付姜维。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千百年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诸葛亮的著述，在《三国志》本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目录》，共二十四篇，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后人所编，以清人张澍辑本《诸葛忠武侯文集》较为完备。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隆中对》。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10箭；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

诸葛亮的纪念古迹很多，全国有数十处。旅游观光者络绎不绝。

全国最早的武侯祠在陕西汉中的勉县。勉县武侯祠乃天下第一武侯祠。勉县武侯祠建于景耀六年（公元二六三年）春。诸葛亮为蜀汉丞相，生前曾被封为“武乡侯”（武乡在今汉中市的武乡镇），死后又被刘禅追谥为“忠武侯”，因此历史上尊称其祠庙为“武侯祠”。现勉县武侯祠巍峨壮观，规模宏伟，有七院六十余间殿宇，既是凭吊先贤之所，又是文物游览之地。更有意义的是，勉县武侯祠所在地乃诸葛亮当年赴汉中屯军北伐的“行辕相府”故址。

目前最出名的除成都武侯祠、勉县武侯祠外，还有南阳武侯祠、白帝城武侯祠、云南保山武侯祠和祁山武侯祠等。此外，还有建于唐代前的五丈原诸葛庙，建于明代的武侯宫（湖北蒲圻），建于建安时期的黄陵庙（湖北宜昌）等。浙江兰溪的诸葛镇，因诸葛亮子孙世代群居此地而得名。明万历年间始建丞相祠堂，距今已历三百七十余年。丞相祠堂有古建筑五十二间，内设诸葛亮灵位。近些年，兰溪丞相祠堂渐负盛名，影响日盛，是兰溪一大史迹和揽胜之地。

诸葛亮年谱

年号 公元 年龄 生平及事迹

光和4年 181 0岁 诸葛亮诞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

中平6年 189 8岁 诸葛亮生母章氏去逝。

初平3年 192 11岁 诸葛亮父亲诸葛硅去世。

兴平元年 194 13岁 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玄收养， 其兄诸葛谨同继母赴江东。

初平2年 195 14岁 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太守， 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现南昌）。

建安2年 197 16岁 诸葛玄病故。诸葛亮和弟妹移居南阳

建安4年 199 18岁 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水镜先生司马徽。

建安12年 207 26岁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对刘备陈说三分天下之计， 即著名的“草庐对”。旋即出山辅助刘备。

建安13年 208 27岁 诸葛亮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参与赤壁之战获胜。

建安14年 209 28岁 诸葛亮任军师中郎将。

建安16年 211 30岁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

建安19年 214 33岁 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率兵与刘备会师。刘备进成都，掌管巴蜀。诸葛亮任蜀军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兼任大司马府事。

建安20年 215 34岁 诸葛亮整顿巴蜀内政。

建安23年 218 37岁 诸葛亮留守巴蜀，筹集军粮，供应在汉中作战的刘备。

蜀章武元年 221 40岁 刘备登基，建立蜀国。诸葛亮任丞相。

蜀建兴元年 223 42岁 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

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蜀建兴2年 224 43岁 诸葛亮调整巴蜀内政，稳定因刘备战败而混乱的人心。

蜀建兴3年 225 44岁 诸葛亮率军南征，稳定南部四郡。

蜀建兴4年 226 45岁 诸葛亮准备兴师讨魏。

蜀建兴5年 227 46岁 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交《出师表》进行北伐。

蜀建兴6年 228 47岁 北伐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蜀建兴7年 229 48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夺取武都、阴平，恢复丞相职位。

蜀建兴8年 230 49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

蜀建兴9年 231 50岁 诸葛亮北伐攻祁山，破司马仲达，大败魏将张合。

蜀建兴11年 233 52岁 诸葛亮在斜谷修造邸阁，屯集粮食。

蜀建兴12年 234 53岁(享年54岁) 诸葛亮于再次北伐中病故于五丈原。

三国志 诸葛亮传

晋陈寿撰，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不？”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字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掩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取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禅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败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败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邰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邰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历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剌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绝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邰交战，射杀邰。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联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令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诸葛氏集目录：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杂言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及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造汉末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适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一〕年二十五，建兴（元）[六]年卒。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远复为瑾后。

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

董厥者，丞相亮时为府令史，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徙为主薄。亮卒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义阳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吴，值孙权病笃，不自见建。权问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预也？”恪对曰：“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后为侍中，守中书令。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好往来。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诣京都，同为相国参军，其秋并兼散骑常侍，使蜀使慰劳。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诸葛亮的一些政绩

一，都江堰，

《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 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诸葛亮开了堰官之先河。

这份政令内容之详细令人叹为观止，详细到每年清淤工作的日期，掏挖深度，当年诸葛亮用于清淤维护的石标尺，直到80年代才被原样仿制的不锈钢标尺替换。而武侯立下的维护法规，直到今天仍被原样执行。

二，佤族抗英；

远在公元225年，居住在葫芦王地的佤族人卡那曼卷部落与蜀汉丞相诸葛亮签盟归顺蜀汉朝廷，发誓镇守边关，永不反叛；整整1700年，佤族人始终遵循了这个盟约，1934年的英军进攻班洪、班老地区，佤族人牢记了这个盟约，斑老王奋起抵抗,组织佤族武装,剽牛盟誓,效忠他们最尊崇的“阿祖阿公”－－－诸葛亮。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

三，六个少数民族供奉的“茶祖”。

《普洱府志古迹》记载：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镘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撤，固以名其山。"六大茶山中有一座就叫孔明山，当地人民还把茶树称作“孔明树”,把诸葛亮尊为“茶祖”。时至今日，基诺族、布朗族、佤族、傣族、哈尼族、壮族各村寨，每年都要在诸葛亮诞辰这天举行集会,称为“茶祖会”，赏月歌舞，放孔明灯，祭拜诸葛亮。

诸葛亮在历代武庙中的地位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武庙

1，《新唐书-礼乐五》记栽：“开元开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庙，尊太公为武成王，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武庙十哲是：

春秋时代吴国的孙武、齐国的司马穰苴，战国时代魏国的吴起、燕国的乐毅、秦国的白起，西汉的张良、韩信，蜀汉的诸葛亮，唐的李靖、李世绩，而以太公望为武庙主祀。”

2，唐德宗建中三年，朝廷下诏叫史馆考定，列古今名将64人配享，并都画有图像，分列武成王左右。左边32人是：越范蠡，齐孙膑，赵廉颇，秦王翦，卫青，隋韩擒虎、郭子仪等。

3，唐昭宗封诸葛亮为武灵王,并御赐庙堂于隆中。

宋代：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是雷部的最高天神。他“主天之灾福， 持物之权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杀”。他下辖一个复杂结构的雷神组织。《明史·礼志四》载：（弘治元年）“尚书周洪谟等言：雷声普化天尊者，道家以为总司五雷，又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天尊现示之日，故岁以是日遣官诣显灵宫致祭”。

明代小说虚构的《封神演义》则称闻仲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其率领之雷部催云助雨护法天君共有二十四名。其中有道观内常有供奉的律令大神邓元帅忠，银牙耀目辛天君环，飞捷报应张使者节，左伐魔使苟元帅章，右伐魔使毕元帅环等天将，还有陶天君荣、庞天君洪、秦天君完、赵天君江、董天君全、袁天君角等等。

关于雷声普化天尊的来历，有两种说法。 道教典籍中说：雷声普化天尊，在大罗天界，为中天紫微北极太皇大帝，在九天天界，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为实现元始天尊的意志，传播大道智慧，在中国古文明开端时，显化为黄帝。

而玉清真王，在大罗天界，为南极长生大帝，在九天天界，为神霄玉清真王，为实现元始天尊的意志，传播大道智慧，在中国古文明开端时，显化为炎帝一世（神农氏）。

炎帝帝位传承到炎帝八世（帝瑜冈），天下道衰。于是黄帝显化，以传大道文明薪火。炎黄一脉相承，在道教古籍中，有黄帝为炎帝九世的描述。

《重修纬书集成·春秋合诚图》谓： “轩辕，主雷雨之神也。”《历代神仙通鉴》卷四：“（黄帝）封号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真王。所居神霄王府，在碧霄梵气之中，去雷城二千三百里。雷城高八十一丈，左有玉枢五雷使院，右有玉府五雷使院。真王之前有雷鼓三十六面，三十六神司之。凡行雷之时，真王亲击本部雷鼓一下，即时雷公雷师兴发雷声也。雷公印入雷泽而为神者也。力牧敕为雷师阳翁。三十六雷，皆当时辅相有功之臣。”

相传上古时期,有次三界大乱。妖魔横行，人间灾祸重重，玉皇也很是焦虑，眼看天下大乱，怎么办呢？正好人间的华夏民族出现了轩辕黄帝，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心地善良，英勇善战，武艺高强，无人不尊敬，无人不佩服，与蚩尤大战没有一点畏惧之色，说话时候，声音洪亮。打仗时也有雷声相助，玉皇很看中他，就命九天玄女接上天宫，把与雷有关的事情交给他，封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意思是三界、六道、四生、十方的雷事，雷人，雷仙，五雷令，雷令，天雷，地雷，水雷，妖雷，神雷，社雷。都归他管，每次有与雷有关的事情，都要他批准，才可施行。真可谓全职能！他最后把那些做祟的妖魔用雷轰灭，而那些好的妖点化之。这样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成了大家公认的大雷无上上天天尊，又是尊敬，又是交好。因为有些非常难办的事情，可能在大天尊这就如鸿毛飞天一样简单。

凡是凡人要施道数(此字或为术)，都必须经过神宵府第。 《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立都雷霆玉经》以浮黎元始天尊第九子玉清真王，化生雷声普化天尊，专制九霄三十六天，执掌雷霆之政，称作“神霄真王”。现存《道藏》收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等书多种。

道经中说。雷神执掌五雷，是众生之父，万灵之师，掌握生杀大权，专门惩处恶人。关于“五雷”，有不同的说法；有说五雷为天雷、水雷、地雷、神雷、社雷，也有说五雷是天雷、地雷、水雷。神雷、妖雷。道教中有五雷天心正法之术，相传宋朝道士林灵素擅长此法，能兴云致雨，役使鬼神，驱邪治病。

普化宝诰：九天应元府，无上玉清王。化形而满十方，谈道而趺九凤。三十六天之上，阅宝笈考琼书。千五百劫之先，位上真权大化。手举金光如意，宣说玉枢宝经。不顺化作微尘。发号疾如风火。以清静心，而弘大愿，以智慧力，而伏诸魔；总司五雷，运心三界，群生父，万灵师。大圣大慈，至皇至道，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古代茶具的概念及其种类

茶具，古代亦称茶器或茗器。“茶具”一词最早在汉代已出现。据西汉辞赋家王褒《憧约》有“烹茶尽具，酺已盖藏”之说，这是我国最早提到“茶具”的一条史料，到唐代，“茶具”一词在唐诗里触处可见，诸如唐诗人陆龟蒙《零陵总记》说：“客至不限匝数，竞日执持茶器。”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唐代文学家皮日休《褚家林亭诗》有“萧疏桂影移茶具”之语，宋、元、明几个朝代，“茶具”一词在各种书籍中都可以看到，如《宋史·礼志》载：“皇帝御紫哀殿，六参官起居北使……是日赐茶器名果”宋代皇帝将“茶器”作为赐品，可见宋代“茶具”十分名贵，北宋画家文同有“惟携茶具赏幽绝”的诗句。南宋诗人翁卷写有“一轴黄庭看不厌，诗囊茶器每随身。”的名句，元画家王冕《吹萧出峡图诗》有“酒壶茶具船上头。”明初号称“吴中四杰”的画家徐责一天夜晚邀友人品茗对饮时，他趁兴写道：“茶器晚犹设，歌壶醒不敲。”不难看出，无论是唐宋诗人，还是元明画家，他们笔下经常可以读到“茶具”诗句。说明茶具是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现代人所说的“茶具”。主要指茶壶、茶杯这类饮茶器具。事实上现代茶具的种类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古代“茶具”的概念似乎指更大的范围。按唐文学家皮日休《茶具十咏》中所列出的茶具种类有“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其中“茶坞”是指种茶的凹地。“茶人”指采茶者，如《茶经》说：“茶人负以(茶具)采茶也。” “茶籯”是箱笼一类器具。唐陆龟蒙写有一首《茶籯诗》“金刀劈翠筠，织似波纹斜。”可知“茶籯”是一种竹制、编织有斜纹的茶具，“茶舍”多指茶人居住的小茅屋，唐皮日休《茶舍诗》日“阳崖忱自屋，几日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煎柴蕨，乃翁研茶后，中妇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诗词描写出茶舍人家焙茶、研(碾)茶、煎茶、拍茶辛劳的制茶过程。 古人煮茶要用火炉(即炭炉)，唐以来煮茶的炉通称“茶灶”，《唐书·陆龟蒙传》说他居住松江甫里，不喜与流俗交往，虽造门也不肯见，不乘马，不坐船，整天只是“设蓬席斋。束书茶灶。”往来于江湖，自称“散人”，宋南渡后誉为“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压波堂赋》有“笔床茶灶，瓦盆藤尊”之句。唐诗人陈陶《题紫竹诗》写道：“幽香入茶灶，静翠直棋局。”可见，唐宋文人墨客无论是读书，还是下棋，都与“茶灶”相傍，又见茶灶与笔床、瓦盆并例，说明至唐代开始，“茶灶”就是日常必备之物了。 古时把烘茶叶的器具叫“茶焙”。据《宋史·地理志》提到“建安有北苑茶焙。”是有名的，又依《茶录》记载说，茶焙是一种竹编，外包裹箬叶(箬竹的叶子)，因箬叶有收火的作用，可以避免把茶叶烘黄，茶放在茶焙上，要求温度小火烘制，就不会损坏茶色和茶香了。

除了上述例举的茶具之外。在各种古籍中还可以见到的茶具有：茶鼎、茶瓯、茶磨、茶碾、茶臼、茶柜、茶榨、茶槽、茶宪、茶笼、茶筐、茶板、茶挟、茶罗、茶囊、茶瓢、茶匙……等。究竟有多少种茶具呢据《云溪友议》说：“陆羽造茶具二十四事。”如果按照唐代文学家《茶具十咏》和《云溪友议》之言，古代茶具至少有24种。这段史料所言的“茶具”概念与今是有很大不同的。

中世纪后期煮茶茶具的改进 古人饮茶之前，先要将茶叶放在火炉上煎煮。在唐代以前的饮茶方法，是先将茶叶碾成细未，加上油膏、米粉等，制成茶团或茶饼，饮时捣碎，放上调料煎煮。煎煮茶叶起于何时，唐代以来诸家就有过争论。如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说：“于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后人看到魏时的《收勘书图》中有“煎茶者”。所以认为煎茶始于魏晋。据《南窗记谈》“饮茶始于梁天监(公元502年)中事。”而据王褒《憧约》有“烹茶尽具”之语，说明煎煮茶叶需要一套器具。可见西汉已有烹茶茶具。时至唐代，随着饮茶文化的蓬勃发展，蒸焙、煎煮等技术更是成熟起来。据《画谩录》记载：“贞元(公元785)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故谓之一串。”茶饼、茶串必须要用煮茶茶具煎煮后才能饮用。这样无疑促进茶具的改革，而进入一个新型茶具的时代。

从中世纪后期来看，宋、元、明三代，煮茶器具是使用一种铜制的“茶罏”。据《长物志》记载：宋元以来，煮茶器具叫“茶罏”，亦称“风罏”。陆游《过憎庵诗》日：“茶罏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依此说，宋陆游年间就有“茶罏”一名，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遵生八笺》说：“元时，杭城有姜娘子和平江的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这二家铸法主要精干罏面的拔蜡，使之光滑美观，又在茶罏上有细巧如锦的花纹。“制法仿古，式样可观，”还说“炼铜亦净……或作。”实指镀金。由此可见，元代茶罏非常精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通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其中有一种饕餮铜罏在明代最为华贵。“饕餮”是古代一种恶兽名，一般在古代钟鼎彝器上多见到这种琢刻的兽形。是一种讲究的琢刻装饰。由此见到，明代茶罏多重在仿古，雕刻技艺十分突出。 我国中世纪后期，除了煮茶用茶罏，还有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煮水。《淮南子·说山训》载：“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高诱注：“有足日鼎，无足日镬”。(明清时期，我国南方一些地区把“镬”叫锅。)从史料记载来看，到中世纪后期，用鼎、镬煮水的古老方法才逐渐被“汤瓶”取而代之。 过去一些作家认为，我国约在元代出现“泡茶”(即“点茶”)方法，因此元代煮水器具为之一变(指改制用汤瓶)。但据笔者所收集的史料来看，煮水用瓶在南宋就存在了。这里顺便摘引两条史料为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记载说：“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指南宋)沦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依罗大经之意，过去(南宋以前)用上口开放的鼎、镬煮水，便于观察水沸的程度，而改用瓶煮水，因瓶口小，难以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只好靠听水声来判断水沸程度，《鹤林玉露》又说：“陆氏(陆羽)之法，以末(指碾碎的茶末)就茶，故以第二沸为合量下末。”陆羽是唐朝人，是《茶经》的作者，被认为是我国唐代茶文化兴起的奠基人。这样一个茶家煮水都使用“镬”，足可说明唐代还未曾使用“汤瓶”。又据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煎茶歌》中谈到煮水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苏轼的这段诗词可以作为宋以来煮水用“汤瓶”的又一很好的例证。

明朝，沦茶煮水使用“汤瓶”更是普遍之事，而且汤瓶的样式品种也多起来。从金属种类分，有锡瓶、铅瓶、铜瓶等。当时茶瓶的形状多是竹筒形。《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说，这种竹筒状汤瓶好处在于“既不漏火，又便于点注(泡茶)”。可见汤瓶既煮水又可用于泡茶两种功用。明代同时也开始用瓷茶瓶，可是因为“瓷瓶煮水，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所以实际上，明代日常生活中是不用瓷茶瓶的。明朝“茶瓶”中还有奇形怪状的作品。见《颂古联珠通集》“一口吸尽江南水，庞老不曾明自己，烂碎如泥瞻似天，巩县茶瓶三只嘴。”明朝竟有三只嘴的茶瓶，稀奇到了脱离生活实际的地步。无疑，这种怪异茶瓶只能作为收藏装饰物，仅此而已。

唐宋以来饮茶茶具有新的改进发展 古代饮茶茶具主要指盛茶、泡茶、喝茶所用器具。这一概念与今所说的茶具基本相同。唐宋以来的饮茶茶具在用料上主要是陶瓷，金属类饮茶茶具在唐宋以来是少见的。因为金属茶具泡茶远不如陶瓷品，所以是不能登上所谓茶道雅桌的，唐以来主要变化较大的饮茶茶具有：茶壶、茶盏(杯)和茶碗。而这几种茶具与饮茶文化的兴起有直接关系。

(一)茶壶 茶壶在唐代以前就有了。唐代人把茶壶称“注子”，其意是指从壶嘴里往外倾水，据《资暇录》载：“元和初(公元806年，唐宪宗时)酌酒犹用樽杓……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罂是一种小口大肚的瓶子，唐代的茶壶类似瓶状，腹部大便于装更多的水，口小利于泡茶注水。约到唐代末期，世人不喜欢“注子”这个名称，甚至将茶壶柄去掉，整个样子形如“茗瓶”，因没有提柄，所以又把“茶壶”叫“偏提”。后人把泡茶叫“点注”。就是根据唐代茶壶有“注子”一名而来。 明代茶道艺术越来越精，对泡茶、观茶色、酌盏、烫壶更有讲究，要达到这样高的要求，茶具也必然要改革创新。比如明朝茶壶开始看重砂壶，就是一种新的茶艺追求。因为砂壶泡茶不吸茶香，茶色不损，所以砂壶被视为佳品。据《长物志》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说到宜兴砂壶几乎无人不知。而宜兴砂壶正是明朝始有名声。据史料记载说，明朝宜兴有一位名叫供春的陶工是使宜兴砂壶享誉的第一人。《阳羡名陶录》记载说：“供春，吴颐山家僮也。”吴颐山是一位读书人，在金沙寺中读书，供春在家事之余，偷偷模仿寺中老僧用陶土搏坯，制做砂壶。结果做出的砂壶盛茶香气很浓，热度保持更久，传闻出去，世人纷纷效仿，社会出现争购“供春砂壶”的现象。供春真姓“龚”。所以也写成，‘龚春”砂壶。此后又有一个名叫时大彬的宜兴陶工，用陶土，或用染颜色的硇砂土制作砂壶。开始，时大彬模仿“供春”砂壶，壶形比“供春”砂壶更大，一次时大彬到江苏太仓做生意，偶在茶馆中听到“诸公品茶施茶之论。”顿生感悟，回到宜兴后始作小壶。其壶“不务妍媚，而朴雅坚粟，妙不可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画航录》说：“大彬之壶，以柄上拇痕为识。”是说世人以壶柄上识有时大彬拇指印者为贵。从此宜兴砂壶名声远布，流传至今，还是人见人爱的精制茶具。

(二)茶盏、茶碗 古代饮茶茶具主要有“茶椀”(碗)、“茶盏”等陶瓷制品。茶盏在唐以前已有，《博雅》说：“盏杯子。”宋时开始有“茶杯”之名。见《陆游诗》云：“藤杖有时缘石瞪，风炉随处置茶杯。”现代人多称茶杯或茶盏。茶盏是古代一种饮茶用的小杯子，是“茶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大家知道，我国茶文化兴起于汉唐、盛于宋代。茶盏也随同茶文化的盛起而有较大的变化。 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依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茶具的搭配关系。搭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好的茶色与茶香。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其次可以看到，当时评赏茶盏的质量，还有茶盏表面的细纹，如建安的绀黑茶盏已经精制到“纹路兔毫”的地步，足见陶艺水平很高。再者看“熁火”。“熁火”之意见《广韵》曰“火气上”，又《集韵》“火通也”，熁音协，含烫意。这里“熁火”实指茶杯中热气的散发程度，明清时期，江苏的宝应、高邮一带把“熁火”称为“烫手”。宋代建安生产的“绀黑盏”比其它地区产品要厚，所以捧在手中有“久热难冷”的好处。因此被看作是宋代茶盏一流产品。 《长物志》中还记录有明朝皇帝的御用茶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茶盏工艺最完美的代表作。《长物志》说：“明宣宗(朱瞻基)喜用“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三足茶盏世属罕见。明宣宗的茶盏形状实在怪异，可见明代陶艺人思维活跃，有所创新。另外，明朝的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则喜用坛形茶盏，时称“坛盏”。明世宗的坛盏上特别刻有“金籙大醮坛用”的字样。“醮坛”是古代道士设坛祈祷的场所。因明世宗后期迷信道教，日事“斋醮饵丹药”。他在“醮坛”中摆满茶汤、果酒，经常独自坐醮坛，手捧坛盏，一面小饮一边向神祈求长生不老。可是这种迷信并没有使这位皇帝长寿，年仅59岁就驾崩了。

据史料记载，明代贵重的茶盏主要有“白定窑”的产品，白定即指白色定瓷窑，这种窑瓷为宋代建于定州。在定州，窑瓷茶盏上有素凸花、划花、印花、牡丹、萱草、飞凤等花式。又分红、白两种。时人辨别白定瓷的真伪，主要从是否白色滋润，或见釉色如竹丝白纹等判定是否真品。因定州瓷色白，故称“粉定”，亦称“白定”。尽管白定窑茶盏色白光滑滋润，但是在明朝白定窑茶盏始终是作为“藏为玩器，不宜日用”。为什么这样一种外表美观的茶盏不能作为日用品呢原因很简单，古人饮茶时，要“点茶”而饮，点茶前先要用热水烫盏。使盏变热，如果盏冷而不热的话，泡出来的茶色不浮，因此也影响到茶色和茶味。白定茶盏的缺点是“热则易损”。即见热易破裂，可谓是好看不好用，所以被明人作为精品玩物收藏。 碗，古称“椀”或“盌”。先秦时期，又有“榶盂”一名。《苟子》说：“鲁人以榶，卫人用柯”(原注：盌谓之榶，盂谓之柯)。《方言》又说：“楚、魏、宋之间，谓之盂。”可见椀、盌、榶、柯都是一种形如凹盆状的生活用品，所以古人称“盂”。现代人习惯上已把碗和孟清楚地分开了。

在唐宋时期，用于盛茶的碗，叫“茶榶”(碗)，茶碗比吃饭用的更小，这种茶具的用途在唐宋诗词中有许多反映。诸如唐白居易《闲眼诗》云：“昼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诗人一餐喝两碗茶，可知古时茶碗不会很大，也不会太小，见韩愈《孟郊会合联句》说：“云纭寂寂听，茗盌纤纤捧”。纤纤多形容细。依此说，唐代茶碗确实不大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也非圆形。

上述不难看出，茶碗也是唐代一种常用的茶具，茶碗当比茶盏稍大，但又不同于如今的饭碗，当是一种“纤纤状”如古代酒盏形，从诗词来看，唐宋文人墨客大碗饮茶，以茗享洗诗肠的那般豪饮，从侧面反映出古代文人与饮茶结下不解之缘。

四、结束语 古代茶具与现代茶具的概念稍有不同。唐宋时期所言的“茶具”似有大概念与小概念之分。如唐、宋、元、明许多诗人笔下的“茶具”主要指与饮茶有关的茶罏、茶壶、茶杯等器具，所以是小概念的。从大概念来看，依唐文学家皮日休《茶具十咏》所指出的有十大件，其中包括制茶、盛茶、烘焙茶具、饮茶有关的器具，甚至包括茶人、茶舍。又按《云溪友议》提到有“二十四种”茶具，显然，后两者是大概念的茶具，这一概念与今有许多不同。

唐宋以来，铜和陶瓷茶具逐渐代替古老的金、银、玉制茶具，原因主要是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兴起一股家用铜瓷，不重金玉的风气。据《宋稗类钞》说“唐宋间，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瓷)”铜茶具相对金玉来说，价格更便宜，煮水性能好。陶瓷茶具盛茶又能保持香气，所以容易推广，又受大众喜爱。这种从金属茶具到陶瓷茶具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唐宋以来，人们文化观，价值观，对生活用品实用性的取向有了转折性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唐宋文化进步的象征。

再之，唐宋以来，陶瓷茶具明显取代过去的金属、玉制茶具，这还与唐宋陶瓷工艺生产的发展直接有关。一般来说，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生产开始出现飞跃发展，隋唐以来我国瓷器生产进入一个繁荣阶段。如唐代的瓷器制品已达到圆滑轻薄的地步，唐皮日休说道：“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磁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当时的“越人”多指浙江东部地区，越人造的磁器形如圆月，轻如浮云。因此还有“金陵碗，越瓷器”的美誉。王蜀写诗说：“金陵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宋代的制瓷工艺技术更是独具风格，名窑辈出，如“定州白窑”。宋世宗时有“柴窑”。据说“柴窑”出的瓷器“颜色如天，其声如磐，精妙之极”。北宋政和年间，京都自置窑烧造瓷器，名为“官窑”。北宋南渡后，有邵成章设后苑，名为“邵局”，并仿北宋遗法，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为“内窑”。内窑瓷器“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景德镇陶器色变如丹砂(红色)，也是为了上贡的需要。大观年间朝廷贡瓷要求“端正合制，莹无暇庇，色泽如一。”宋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其器用玛瑙细未为油，更是色泽洁莹。当时只有贡御宫廷多下来一点青窑器方可出卖。“世尤难得”。汝窑被视为宋代瓷窑之魁，史料说当时的茶盏，茶罂(茶瓶)价格昂贵到了“鬻(卖)诸富室，价与金玉等(同)。”世人争为收藏，除上例之外：宋代还有不少民窑，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等生产的瓷器也非常精美可观。一言蔽之，唐宋陶瓷工艺的兴起是唐宋茶具改进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诸说：屈原

一、 纪念屈原，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二、 纪念孝女曹娥，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

三、 迎涛神，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这则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投奔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太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四、 龙的节日，这种说法来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他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其主要理由是；(一)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蛟龙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二)竞渡与古代吴越地方的关系尤深，况且吴越百姓还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的习俗。(三)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这应当是“像龙子”的纹身习俗的遗迹。

五、 恶日，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相传这天邪佞当道，五毒并出。据《礼记》载，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以浴驱邪认为重五是死亡之日的传说也很多。《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佚文，“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的作者王充也记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可见从先秦以后，此日均为不吉之日。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且人们还避“端五”忌讳，称之为“端午”。

六、 夏至，持这一看法的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和《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一)权威性的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竞渡，隋代杜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入夏至日的娱乐活动，可见不一定就是为了打捞投江的伟大诗人屈原。(二)端午节风俗中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实际上与屈原无关。(三)《岁时风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一个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故端午节又可称为天中节。由此端午节的最早起源当系夏至。兑纷出，而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由于屈原的人格艺超群，人们也愿意把这一纪念日归之于他。

七、 纪念女诗人秋瑾，秋瑾字睿卿竞雄，号鉴湖女侠，小字玉姑，浙江绍兴人，幼年擅长诗、词、歌、赋，并且喜欢骑马和击剑，有花木兰、秦良玉在世的称号。28岁时参加革命，影响极大，在策划起义时为清兵所捕，至死不屈，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五日在绍兴轩亨口英勇就义。后人为敬仰她的诗，哀悼她的忠勇事迹，于是，与诗人节合并来纪念她，而诗人节又是因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定为端午节。

端午节习俗

『端午节的佩饰』

健人，旧时江浙一带端五时妇女的一种饰物。一般用金银丝或铜丝金箔做成，形状为小人骑虎，亦有另加钟、铃、缨及蒜、粽子等的。插在妇女发髻，也用以馈送。《清嘉录》云：“(五月五日)市人以金银丝制为繁缨、钟、铃诸状，骑人于虎，极精细，缀小钗，贯为串，或有用铜丝金箔者，供妇女插鬓。又互相献赉，名曰健人。”健人一说与艾人同意，只是以帛易艾，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健人即艾人，而易之以帛，作骆虎状，妇人皆戴之，”似此则当有驱邪辟疫之作用；一说即古时的步摇，纯为妇女装饰品(蔡云《吴献》注)。

豆娘，旧时端五节妇女的头饰。多见于江南。一些地区亦称作健人。此物一说源于古代的步摇，一说即艾人的别样形式。《清嘉录》引《唐宋遗纪》云：“江谁南北，五日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凡以缯销翦制艾叶，或攒绣仙、佛、合、乌、虫、鱼、百兽之形，八宝群花之类。绉纱蜘蛛，绮榖凤麟，茧虎绒陀，排草蜥蜴，又螳蜘蝉蝎，又葫芦瓜果，色色逼真。加以幡幢宝盖，绣球繁缨，钟铃百状，或贯以串，名曰豆娘，不可胜纪。”

艾虎，旧时端午节驱邪辟祟之物，也作装饰品。我国古代视虎为神兽，俗以为可以镇祟辟邪、保佑安宁。《风俗通》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亦辟恶”。故民间多取虎为辟邪之用，其中尤以端午节的艾虎为最具特色。艾虎或以艾编剪而成，或剪彩为虎，粘以艾叶，佩戴于发际身畔。端午节饰戴艾虎的风习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宋陈元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端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王沂公《端午帖子》诗：‘钗头艾虎辟群邪，晓驾祥云七宝车’。”又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

画额 画额，端午节时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云可驱避毒虫。典型的方法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王”似虎的额纹，又虎为兽中之王，因以代虎)以镇邪。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洒之，用涂小儿领及鼻耳间，以避毒物。”除在额头、鼻耳涂抹外，亦可涂抹他处，用意一致。山西《河曲县志》云：“端午，饮雄黄酒，用涂小儿额及两手、足心，……谓可却病延年。”

长命缕，端午节时厌胜佩饰。亦称续命缕、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别称“百索”、“辟兵绍”、“五彩缕”等，名称不一，形制、功用大体相同。其俗在端午节以五色丝结而成索，或悬于门首，或戴小儿项颈，或系小儿手臂，或挂于床帐、摇篮等处，俗谓可避灾除病、保佑安康、益寿延年。此类节物的形制大体有五：简单的以五色丝线合股成绳，系于臂膀；在五彩绳上缀饰金锡饰物，挂于项颈；五彩绳折成方胜，饰于胸前；五彩绳结为人像戴之；以五彩丝线绣绘日月星辰乌兽等物，敬献尊长。此俗始于汉代。东汉应劭《风俗通·佚文》：“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绍”。以后相沿成习，直至近、现代。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记当时风俗：“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续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葚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其中唐宋时，更有宫廷赐大臣此种节物之事。史载唐代宗兴元元年端节，宫廷曾赐百索一轴。又《宋史·礼志十五》：“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 荷包

戴香包，香包又叫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用中草药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奈、甘松、高本行制成），佩在胸前，香气扑鼻。 陈示靓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提及一种“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以及另一种“蚌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戴香包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荷花、娃娃骑鱼、娃娃抱公鸡、双莲并蒂等形状的，象征着鸟语花香，万事如意，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上竽、斗鸡赶免等。青年人戴香包最讲究，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那多情的姑娘很早就要精心制作一二枚别致的香包，赶有节前送给自己的情郎。小伙子戴着心上人送给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