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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陵景区位于宁夏银川市西，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想了解宁夏的 历史 ，此处不可不来。

西夏(1038年-1227年)是中国 历史 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部建立的政权，建国时以夏为国号，称"大夏"。因其势力主要在黄河以西，故宋人称之为"西夏"。西夏王陵位于银川市西，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是历代西夏帝王的陵墓。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西夏王陵景区的大门由两座西夏风格的阙楼构成，阙楼墙体上有四个粗看以为是汉字，细看却不认识的西夏文字。导游介绍说，这四个字从右到左对应的汉字是“白大国高”，翻译成汉文就是“大白高国”，即西夏国。大门前的广场上，南北各立有一块复制的残碑。

南侧一块刻有西夏文，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北侧的一块为汉字，在百度上搜索其中容易识读的“太后亲征怀德军”，得知这是一块在编号为M182的陪葬墓旁出土的残碑，上面记载了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北宋和西夏军队在平夏城（怀德军）交战的情况。碑文的相关内容在两国的史书中都有记载，互为佐证。

西夏王陵景区内现存9座帝陵，即裕陵、嘉陵、泰陵、安陵、献陵、显陵、寿陵、庄陵、康陵。9座帝陵的排列按古代宗法制度昭穆宗庙次序，左为昭，右为穆，父曰昭，子曰穆，形成东西两行。此外，陵区内还有254座陪葬墓。

现在对游客开放的是1、2、3号陵。

进入景区游览的第一个景点是“西夏博物馆”。西夏博物馆建成于1998年9月，基本陈列包括由西夏 历史 、西夏王陵和西夏学术研究成果两个部分。

序厅迎面这座白色大型人像碑座雕塑，是根据西夏陵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石雕人像碑座”制作而成。这块碑座上的人物双眉如角，双目似铃，鼻梁粗短，颧骨突起，獠牙外露，面相狰狞。特别是肥大的双乳格外夸张，应该是有某种象征意义。在中原文化中，驮碑的职责多由赑屃来完成，而党项人却要用人来担此重任，让人匪夷所思。这种人像碑座并非孤例，在陵区内先后发现过八九块之多。

序厅之后，是疆域沙盘厅。这座西夏疆域沙盘以1:200000的比例制作，面积达到60平方米，是我国专题博物馆中最大的沙盘模型之一。

在西夏 历史 展览中，有一块“西夏文字创制规律例表”，大致介绍了西夏文字的创制规律。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属表意文字，是汉藏语系的羌语支，与汉文关系密切。西夏文字由西夏大臣野利仁荣奉李元昊之命创制，共有5000余字。据说，当时为了推广西夏文，还曾编写了字典。

展览中有丰富的文物展出，只是时间有限，来不及细细品味。

展览中有一个西夏陵墓规制模型，直观地展示了党项人王陵的布局形式和建筑样式，让我这个以为西夏王陵就是夯土堆的人大跌眼镜。原来当年在夯土堆外面是有砖木建筑的，岁月的风雨和人为的破坏，才让那些建筑不见了踪影，只留下这些夯土堆。

博物馆北面不远，是“西夏史话艺术馆”。导游并没有安排大家进去游览，我迅速跑到院子里，左、中、右各拍了一张，转身赶紧追赶队伍。

从西夏史话艺术馆稍向西行，再转向北，远远的即可以看到整个陵区规模最大的陵墓“泰陵”。尽管没有非常直接的证据，但从泰陵的超大规模和其在全陵区所处的突出地位来推断，泰陵应该属于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

李元昊是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其远祖拓跋思恭在唐末为党项族首领，因协助唐军平定黄巢义军有功，封夏国公，赐国姓李，拜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一带）节度使。之后，这支党项人的势力逐渐扩大到以夏州为中心的夏、绥、宥、银四州。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后，弃李姓，自称嵬名氏，并于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登基称帝。

泰陵并非纯粹的正北正南，而是略微偏向西北，不知道是受地形制约，还是有意为之。

陵园最南端是左右两座阙台，构成陵园的大门。是否有阙台，是帝陵与陪葬墓的重要区别之一。阙台由黄土夯筑而成，平面呈圆形。从阙台表面残存的一些痕迹来推断，阙台表面原来是敷有红色墙皮的。在阙台附近地表以下曾经发现的红陶材质的嫔伽、摩羯、海狮及塔刹等装饰构件，则暗示阙台应该是喇嘛式的佛塔建筑。

阙台往北应该是碑亭的位置，现在只存有两座砖砌的台基，上面的木结构亭类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周围围着铁栅栏，看不到台面上的情况。但有资料介绍说，台面上有一字排开的四尊石刻力士雕像，估计是用来驮碑的支座。博物馆序厅正中的那尊雕像就是以这里的雕像为蓝本的。

此外，据说在台基上还曾发现大量西夏文碑铭残块。

过碑亭，可见一夯土墙围城的区域。在陵墓布局中，这个区域叫“月城”或“瓮城”，位于陵寝所在的“内城”前面。泰陵的月城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120米，南北长52米，墙基宽约2米，高07米，占地约10亩，北与内城的南墙相连。和阙台一样，当年月城的墙面上也敷有红色的墙皮，墙顶也有出檐和覆瓦。按照以前各个朝代的惯例，月城御道两侧一般都立有石像生，也就是石兽、石人。

但四下观瞧，并没有石像生的影子。经导游提示，才在御道旁边杂草中发现了几块石像生碎片。从这些碎片释放的信息来看，这些碎片的形成不会是大自然的风销雨蚀，显然是人力所为。而这里所说的人力应该不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零打碎敲，而是强大集团力量的有组织破坏。史载，西夏献宗保义二年（1227年），西夏为蒙古所灭，西夏末主李晛投降，不久后被杀害，西夏王陵被蒙古军队严重破坏。对战败一方的祖陵进行破坏，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通行做法，但一般也只限于象征性的破坏，泄泄胜利者心中的怒气而已。而像蒙古人对西夏王陵的这种不仅把木结构完全烧毁，而且把石碑、石像生都砸碎的摧毁性破坏，亘古少见。蒙古人为什么如此痛恨西夏人，这其中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翻开宋辽金 历史 ，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纵观西夏189年的 历史 ，我们会发现，这个夹在蒙古、金、宋、吐蕃、西辽之间的小国，始终奉行的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外交方针，力求在周边强权中博取最大国家利益。这是小国、弱国的生存之道，本无可厚非。但在喜欢直来直去的蒙古人眼里，首鼠两端的西夏人却是十足的小人，以致“恶其狡诈多变”。此外，成吉思汗驾崩于蒙古人征伐西夏的过程中，也让蒙古人把这笔账记在了西夏人的身上，以至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被攻破后，发生了屠城、毁陵的极端事件。

过月城，即是陵园的核心部分“内城”。内城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80米，东西长160米。内城的城墙称“神墙”，墙基宽约3米，以黄土分段夯筑。

为使墙体更为稳固，墙基筑成须弥座状，因此把这种神墙又叫须弥座式神墙。

内城东西南北四面均辟有城门，建有门阙，每个门阙由三个圆锥形夯土基座组成；神墙四角还建有角台。

在内城四座城门中，以南门的等级最高，两侧原各有一座高台式塔形门阙，现在只能看到两堆夯土。从南门台基上残存的柱脚来推断，原有的南门应该是一座面阔五楹、进深二楹的门楼。

进南门北行约25米，是用于祭祀的“献殿”残址。残址为一座八角形砖砌台基，内为夯实的黄土，台面上散落着数十块铺地花砖。旁边的简介说献殿为“正方形9间开敞式殿堂”，我不以为然。因为从台基的形状来看，献殿应该是座八角形的亭类建筑，而亭类建筑何来“9间”之说？如果是9间的正方形建筑，那该是何等的规模？要知道，北京故宫保和殿也不过是面阔9间，进深5间啊！

与其它帝陵墓道深埋于地下，一般在地面不留痕迹不同，泰陵的墓道在地面上有用砂石填成的形似鱼脊的隆起。用砂石来填充墓道，除了就地取材之外，主要还是利用了砂石的松散特性，以塌方来威胁盗墓者知难而退。这条墓道隆起为南窄北宽的梯形，自南而北呈二十几度的缓坡，长约50米。

隆起的北端有一个直径超过20米，深达5米的大坑。关于这个大坑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为盗坑，是盗墓者所留；一说是日寇轰炸所致。把这个大坑“归功”于日本鬼子，其实是抬举小日本了，因为能够造成如此巨大弹坑的炸弹小日本在侵华期间可能还造不出来。如果说这真是一个盗坑，那么这个“贼”肯定不是一般的盗墓者，而一定是类似“摸金校尉”那样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曾对泰陵进行物探，探查结果表明，泰陵的墓室并未遭到盗扰，那位“摸金校尉”并没有成功。

有人可能会问，盗墓者为什么不采取掏洞的形式，而要采用需要大量人力的全面开挖式？答案很简单：一是人力对盗墓者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二是西夏帝陵的墓室并不在陵塔之下，而是在陵塔偏南的地下，即大坑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巨大的夯土陵塔其实并不具有封土的作用。

绕过盗坑，就是整个陵园的标志性建筑陵塔。泰陵陵塔残高达24米，状如翻扣的“窝头”，其表面可以看到多达七层的砖砌结构。一些学者由此猜测，最初的陵台应该是一座七层密檐实心佛塔式建筑。经导游提醒我才发现，陵台原来并不在陵门、献殿所在的中轴线上，而是稍稍偏西，这一点与中原帝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有人说与党项人笃信藏传佛教有关，因为在藏传佛教中只有佛祖才有坐北面南的待遇；也有人说是受“五音利姓”风水观的影响。

可能是时间已经太晚的缘故，游览完泰陵，电瓶车并没有把我们载往1、2号陵遗址，甚至远观的机会都没提供。大家心里也明白，没有了砖木结构建筑和碑刻，所有的西夏皇帝陵墓都应该差不多。

西夏，西夏国在哪里？

西夏在中国西北部，“西夏”之名是北宋对于当时地处西北的党项羌族政权的称谓。

西夏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曾经横跨现今的宁夏、甘肃、青海、陕西、内蒙古，当其国势最强盛之际，业已扩张到青海的西宁、新疆的哈密一带了！

按正式的立国时日计算，西夏存国190年（公元1038~1227年）；然而若依历史实情而言，即如《宋史》所载的“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则是实历347年之久，这就要比起北宋和南宋相加之年还要多出27年了。

这是一个曾经拥有光辉文化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个历史似谜的古代政权。

西夏国是由藏缅语系的党项民族建立（中国汉族史籍中称其为党项，与其为邻的突厥人、鞑靼、蒙古人则称为唐古特人）。

这个游牧并且农耕的民族，这个位居西北的异族政权，不是一个甘于寂寞落伍的民族和政权，它积极汲取了汉民族和北宋政权的文化营养。

创制出了自己的文字，制定了自己的典章、礼仪制度，形成了与汉民族文化具有姻亲的西夏文化。

历史学家戴锡章写完《西夏记》后感慨万端，曾喟然而叹：“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相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

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

然而辽金有史，西夏无史。

西夏国及其人民的命运是悲惨的。

据明代《弘治宁夏新志》记载：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1205年至1227年，先后进行过6次。

其中在1209年、1217年、1226~1227年的三次大型战争中，蒙古国大军都曾进据贺兰山，包围西夏国都中兴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与破坏。

1226~1227年成吉思汗发动的最后一次灭夏战争，西夏百姓“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

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病死六盘山，其军队遂将亡帅之恨移泄西夏——蒙古铁骑在其副帅的指挥下，回师北上，发疯一般地狂烈进攻西夏国都（今之银川市一带），所到之处，逢人便杀、遇房就烧，劫掠财物、奸杀妇孺、毁宫掘墓。

一时间，西夏国内尸横遍野、血流若河，浓烟蔽地、紫血腥天。

征服者的残酷无比的报复镇压，使得雄赫一时的西夏灭国。

随着朝代迭替、战火频仍，西夏的文物典籍毁坏殆尽，地处边陲的西夏除了征掠外邻之外，原本就是近乎闭关锁国，如此而来，遂成一个近乎苍白的历史词汇般的神秘王国。

时光如流水。

光绪年间，在甘肃凉州的一座院落中，清代金石考据家、钱币学者刘青园背着双手，踱着缓步，慢慢地观赏着院中的古碑，看了一座又一座，他为这西北重镇所留存的碑刻而连连击掌，频频颔首。

他转过身子，又向一尊大碑仰首看去，不禁对自己的视觉产生了怀疑：怎么这些碑文都似曾见过可又一个字儿也读不出来？！他围着碑柱反复审视，但见这些文字有撇儿有捺儿，有横有竖，具有汉字的构造特征，可就是一字难识！

正在他颇为费解之际，友人笑呵呵地从侧门进来，看到他眉头紧皱的样子，说道：怎么，大学者也难住了？这就是西夏文啊！

噢——，刘青园霎时疑云尽消。

他又仔细盯着那碑文端详，脑海中竟然浮现出一枚古钱的形象，愈来愈清晰，他猛然顿悟到自己那收藏了许久、疑惑了许久的那所谓的“蕃文钱”、“屋驮文钱”，其实就是西夏文钱，怨不得如此似曾相识呢！至此，他解开了一个困扰古钱界的大问题。

西夏文字的确难识难读，因为它是西夏大臣野利仁荣在国王李元昊的授权下，独自居住一座楼上，根据汉字的造字特点和提取了部分汉字偏旁部首、笔画，参照融合了契丹文字的造型，演绎成十二卷，经过好几年才创制出来的颇具个性特征的民族文字。

在西夏文字的造型中，“撇儿”、“捺儿”、“横”、“竖”笔画的应用十分频密，因此而构成了一种叠床架屋、繁复紧密的特点，使人看来感到具有一种严谨致密、端庄静穆的气象。

西夏文是表意性的复合象形文字，它与汉字并行使用于当时的西夏国内。

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国家典籍、公告、文书、货币、经卷、碑刻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也被作为一种民族文字播扬到远方。

在北京之北的居庸关附近的石券上镌刻着西夏文字、在于今的保定市莲池公园中的一幢多种文字集于一身的元代时期的经幢上刻凿着西夏经文、在内蒙古的地下埋藏着西夏文钱币、在甘肃榆林佛窟的墙上书写着西夏文字、在西夏故都银川附近的古老建筑中留存着西夏文字的雍容丽姿……在1909年俄国人∏К柯兹洛夫组织的探险队更是从中国的黑水城（额济纳旗哈拉浩特）掘走了大量的西夏典籍、文书、图卷等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至今最为完整的西夏文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

西夏法典是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现藏列宁格勒东方文学研究所的法典就可使我们得以窥见当年西夏人的社会法律之严：

《新律令》第13条规定：无论男、女若杀曾祖父母皆处斩刑。

第32条规定：荒芜土地、浪费粮食处绞刑。

第48条规定：获“贪赃枉法”罪者，[含贿额]百文到一缗（一千文）者，则首谋杖十三，从犯杖十；若过六缗至九缗……若过三十五缗者，判服十年苦役；过四十缗者，首犯处绞刑……

西夏还有“烙印律”，即对犯罪者施以用火烧金属在犯人脸部烫烙印记，以示惩罚和警戒，在第63条、第64条、第65条第69条中都有不允忽视的量罪惩处规定；西夏对于颜色的使用也有阶层之分，尊崇白色、蔚蓝色为帝王专用之色。

《新律令》中就对于颜色的禁忌作了惩处规定，如第433条明示：“禁止诸官和百姓拥有蔚蓝色和白色宅第”；在第434条、第435条、第437条中分别作了明确的量刑之规。

西夏的开国之王李元昊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枭雄，为了生时尊荣，他穷兵黩武，东讨西伐，南掠北夺，终将方圆数千里囊括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生性凶残暴戾，反复无常，处世以一己之利为天下任，为满足*欲不顾父子情分夺媳为妃，乃至竟被儿子的利刃削去鼻子；为了身后事，他大兴土木，大造陵寝；他深知自己作恶多方，结怨深重，惟恐死后魂魄难安，不惜遣数万人在贺兰山脚造墓三百余座（待其死后暗葬其一），而陵墓既成工匠们则悉数尽作刀下之鬼矣！

然而，历史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乖戾、嚣张、不可一世的独夫怎么也想不到苦苦经营的李氏王国最后会被更为凶悍的蒙古铁骑灭亡，会被异族侵略者掘墓毁陵，会遭到近乎歇斯底里般的疯狂破坏。

在西夏陵区，迄今发现的西夏碑文残块竟达2000余块，汉文残碑1500余块，支离破碎、触目惊心！

西夏国崇奉佛教，西夏统治者和蒙元王朝一样，在征战四方的同时，还大力推崇佛教，一方面是为了教化子民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因杀戮太多而造成的心理失衡与企图寻求忏悔。

在西夏的中后期，西夏王室曾经多次召开大法会，延请高僧大德并尊为上师、国师，大事宣传佛法，散施佛经、咒语、佛画，使得自五代至宋以来本已衰落的佛教文化注入了藏密的新鲜内容，再度在西北地区复兴起来，进而又经过蒙古人广布于中国北方地区。

西夏佛教的兴盛，促进着西夏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逐渐走向成熟的高峰，不仅在佛寺浮屠等建筑上被大量应用，还渗透到官方、民间的生活当中，如莲花便是西夏上层社会用以美化生活、美化环境的艺术装饰题材，它既美观素雅又具有一定的宗教含义。

传说佛祖出世后走了七步，每一步都生出一朵莲花状祥云，民间俗称“步步莲花”，故此莲花也被称作“佛花”、“宝相花”、“净土花”，在西夏国中作为佛教艺术中的代表性花朵。

莲花图案的应用在西夏法律里面列有定规，因此而成为寺庙宫殿的雕塑、绘画、砖瓦和上层人物使用的盆、碗器皿以及一些宗教印刷品中屡屡出现的重要植物图案；不少带有木版画插图的书籍除了莲、荷、花朵等植物画外，牛、马、鸟、骆驼之类的动物和人像、佛像、神像等造型也是形态逼真、构图完美、栩栩如生，兼具了中国和尼泊尔造型艺术的风格,表现出西夏民族的艺术造诣与审美取向。

西夏王陵的陵塔位于墓室的正后方，为中原地区陵墓所未见，反映了西夏贵族特殊的葬俗。王陵中的西夏碑础、墓碑、镏金铜牛和骨灰木盒，都以其真实的资料再现了绚丽多彩的古西夏文化历史。另外，在陵城东南角阙和东门发现的用于建筑装饰的栩栩如生的“妙音鸟”，佛经上称为迦陵频伽。还有从各地征集的具柄铜镜、西夏陶瓷等。而更为神秘的是，九座帝王陵组成一个北斗星图案，陪葬墓也都是按星象布局排列。

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之所长，同时又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与党项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