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彝族使用的一种表意的单音节文字。从形体上看与汉字很接近，实际不是从汉字蜕变而来，可能是仿汉字造字方式创造的。如彝文中也有象形、指事文字。（图1）象“头”，象碗中的饭（气），字中的点，指出气处。还有以较突出的部分象形的，（脸），突出鼻形。也有近似汉字的会意字，（孵），表示鸟在有卵的巢上孵雏的意思。彝文文献古籍较多，主要是手抄本，刻本较少。较古刻本 《太上感应篇》译述，全文229万字，是今存彝文木刻本文字最多的一部书。金石彝文，过去中外学者认为最早见于明代刻石，如云南楚雄自治州禄劝县的《镌字崖》，刻有彝、汉两种文字，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的刻石。今贵州大方县安氏土司彝汉两种文字的《千岁衢碑记》， 镌于嘉靖丙午年（1546）。近年来贵州大方县发现的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铜钟（图2），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较上述刻石早60多年，是现存最早的彝文文献。大方县水西大渡河石桥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桥上刻有彝、汉两种文字的碑记 （见彩图）。彝文记述了水西土司安氏世代的历史，共有1922个字，是现存字数最多的彝文刻石，也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从文字发展规律看，彝文字数较少，因而彝文经书手抄本中大量借音表意。彝语有 6个方言，各地方言差异较大，假借文字也因地各异，这是彝文经书难解的原因之一。为使彝文能更好地为各方言区服务，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制订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共确定 819个规范彝字，于1975年开始在四川彝族地区推广使用，并设计了拉丁字母的“彝语拼音方案”，便于注音学习。

☞〖彜族文字的起源〗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同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继承、发展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又是民族文化的凝聚体，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我们谈到文字，往往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而对其文化属性的理解不够深入，因此，也就难以对文字进行深入而全面、正确的认识。彝族文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体系，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显示出它独特而顽强的生命力。彝族文字的产生是彝族人民，也是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重要文化成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彝文”，彝语自称Su  Na（“书眼”），即文字。明清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夷字”等。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彝文多为毕摩所掌握，故在汉文史书上也称为“毕摩文”、“西波文”等带有贬义或歧视色彩的名称。解放以后，随着民族族称的规范和我国民族平等、语言文字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现已把彝族固有的文字统称为彝族文字，简称为彝文。

      关于彝文产生的问题，彝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彝文起源于宗教之说；有天神传授彝文之说；有起源于大自然启示的摹仿之说；有社会需要创造彝文之说；有劳动人民创造彝文之说；有英雄创造彝文之说等等。

    关于彝文产生的年代，有说彝文产生至今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有说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期；有说产生于先秦时期；有说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有说产生于唐代；有说创始于唐而集大成于明代。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大都能够接受的是，彝文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的观点。

    （一）民众创造文字说。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讲到文字的产生，一般来说，文字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可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最初都只是由少数专门人员所掌握，文字能够通行于人民大众是很晚以后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有的文字始终没有走入社会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说文字是群众创造的，实际上也只创造了文字的素材（各种符号和图形），把这些符号和图形与语言结合起来，成为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那只是少数或个人的发明创造。各种符号和图形是世世代代人们逐步认识和积累起来的，当然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但符号和图形用来表音，总是先有少数人或个人的试行和提倡，总不能大家一起动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象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发明的问题。首先应用表音方法的人，也就是文字的发明者。每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自己象“仓颉”那样的创造者。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留下真实可靠的姓名。如汉字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中国古代传说，“古者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把汉字的创制视为一件感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东汉学者王充也认为汉字的创制是光照日月、功盖天地的宏业：“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①王充：《论衡·感虚篇》）可见，中国人很早就已认识到文字的历史文化价值了。

    （二）毕摩创造文字说。

      彝文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从刻木记事——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等过程。最初把图形和符号整理为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书写文献的人，是彝族的毕摩阶层，因此，我们认为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各地彝族传说中创造或找到文字的人名字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毕摩。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彝文使用者和彝族文化的传播者。毕摩的职业多为家传，彝族谚语说：“毕摩经书祖传给子孙，父传给儿子；诗词由祖宗嚼进子孙的嘴里，父亲嚼进儿子的嘴里”。“工匠的儿子有学工匠的义务，毕摩的儿子有学毕摩的义务。”所以，世代相传是毕摩传承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有拜师学习毕摩的。但是，彝文和彝文经书始终是在毕摩的父子相传和师徒传授的过程中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是毕摩把最初的图形和符号整理成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记录或书写文献的人。

    （三）彝文起源于5000年之说。

        持此论者是陈英和丁椿寿二位先生。在这个方面，陈英在他的《彝族的起源和发展》（贵州日报1982年6月14日、6月28日、7月12日的《贵州民族史话》专栏中，结合彝族的起源问题对彝文

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四）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文字的始祖之说。

        这是最近几年来所提出的最新论点，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专家的极大关注。此论者为湖南省株洲工学院考古学家刘志一教授。

      刘志一在他的《彝文，汉文源头，西文始祖》在（贵州民族报1991年12月16日）的文章提出：“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的理论。这个论据是他在近几年来所出土并且已经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和古彝文字资料，以及它们之间的时间顺序和空间传播，还有古文字的原始使用方式和原始民族语言、原始思维特征等诸多方面的严肃考证时候所得出的结果。文章指出：“大家知道，自从西安半坡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之后，已有部分彝族学者和汉族彝学研究专家指出，彝文与半坡刻划符号有同源关系，并将古彝文的诞生时间上推至距今68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半坡时期。但不久之后，距今7400多年前的甘肃泰安县大地湾遗址彩绘符号、距今7800年前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龟甲刻符和柄形石饰刻划符号、距今8200多年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石饰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这些古文字材料都可以用古彝文释读。特别是贾湖遗址的柄形石饰上的四个刻划符号“荒野孤魂”，与云南省石林县古彝文完全相同；彭头山遗址的石饰刻符“尼”与彝族古籍所载，彝族先民“尼能氏”的活动时间基本吻合。充分说明古彝文和它们的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把古彝文的创造时间上朔到9000年前。

另外，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彝文与汉文的关系等问题。关于彝文的创始问题，在彝族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例如，在四川凉山的传说彝文是由呗阿苏拉吉从洛龙歌布曲乌那里学来的；云南禄劝、武定和新平的传说，认为伯博伯梗根据鸟兽足迹和事物的形象创造了彝文；禄劝、石林、弥勒等县的传说是阿山牧人为统计牛羊的数目和牧场的块数在石头上刻划了许多符号，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彝文；在贵州彝区的传说则古代有三位聪明的吉禄老人，从刻画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开始，在树上记年，石山记月，形成十二支的符号，后来逐渐发展成彝文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彝文产生的历史年代虽然久远，但目前仍然缺乏远古、上古和中古的文字资料及足够的科学依据，不能简单地或单方面的依靠目前的研究结果断言彩陶刻符就是古彝文或者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当然，在这些五彩斑斓的彩陶刻划符号中，有很多种符号确实可以用古彝文辨认、释读，这是事实。我们说它就是彝文，那至少还需要其他研究成果加于旁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说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古文字的始祖，是汉古文字、古彝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原始阶段，以此推论为彝汉文是同源是说得过去的。

    总之，彝文是广大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初创到完善，这样慢慢约定俗成的；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彝族文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沿着他自身的发展规律，已经形成了表意文字体系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字。它的独特造字法和结构方式，不仅说明它是我国比较成熟的古老文字，而且说明在彝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文化兴盛时期。

夜郎国

历史上，夜郎王的一句“汉孰与我大？”让世人贻笑千年。“夜郎自大”作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典故，几乎成了贵州人的代名词。

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夜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人文价值正在为世人看重。一段时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在抢“夜郎”。夜郎国究竟在哪里？

可乐，揭开千古之谜一角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当汉文化在中原大地崛起时，边疆也出现了多民族文化，“西南夷”便是其中之一。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便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

据负责可乐墓葬考古发掘的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梁太鹤介绍，自1958年在赫章县可乐民族乡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但再次引起国家和考古界关注的还是2000年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及历年调查有几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可乐墓葬分布面大，涉及范围达35平方公里以上；二是墓葬高密集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80多座，其中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为省内考古罕见；三是延续的时代长。战国、西汉、东汉时代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四是反映的文化底蕴丰厚。出土的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可乐”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属性，荣获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可乐遗址·古墓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以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夜郎国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史实，但夜郎国的都邑究竟在哪里？梁太鹤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可乐“西南夷””墓群的发掘，对探究古夜郎族属和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神秘的柯洛倮姆

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后演变为“可乐”。今天杂居可乐的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当地人说，彝族最先进入可乐，他们将这批“西南夷”墓葬叫做“莕人坟”或“莕人洞”。

一直生活在“柯洛倮姆”的百姓们，哪里想到他们捡回家去砌猪圈、盖茅厕的砖瓦，竟是秦砖汉瓦；那些从“莕人洞（坟）”挖出来，认为带有邪气而随手扔掉的坛坛罐罐，竟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今天，人们无不惊喜慨叹，贵州这片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土地上，竟然沉淀着厚重的古老文明。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庆（储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区的著名城市。贵州考古专家宋世坤研究员分析，将历史的发掘与文献对照研究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可乐地区很可能是属于夜郎国的重要“邑聚”或“旁小邑”的境地。

宋世坤说，可乐地处滇、黔边界，交通发达。据文献记载，这里曾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贵州何处是夜郎

夜郎国的疆域究竟有多大？有专家分析，夜郎在建邑可乐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夜郎王为了扩展地域，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多处建立城池，由于夜郎王在这些城池都有过短时间居住，便成了后人争夜郎古国的理由。

梁太鹤说，从可乐“西南夷”墓群看，只能说明可乐当时的繁荣，夜郎的都邑究竟在何处，疆域有多大，发掘才刚刚开始。目前除了可乐遗址外，在周边地区发掘的遗址中，还陆续出土一批夜郎时期地方特色的重要文物。

梁太鹤感慨地说，夜郎文化与周边发掘、研究成熟的巴蜀、滇、楚和南越文化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但由于经费、人才紧缺等问题，使古夜郎文化的发掘、研究进展迟缓。

贵州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学家们因此殷切呼吁，希望各级政府进一步重视对夜郎历史文化发掘的力度，这不仅对贵州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为填补中华民族文化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