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爱人、利民”的造物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先秦时期墨家的代表墨翟在《墨子》一书中，从“兼相爱、交相利”的视角，提出“爱人、利民”的造物价值观，并围绕这一价值判断标准，阐释百工造器应遵守的工艺技术原则及职业，明确表达“重质轻文”的造物观念。

　论文关键词：墨子；“爱人、利民”；百工；造物伦理思想

　墨子，名翟，生卒于春秋战国之际，略后于。墨翟生、长于鲁之小 邾 国，其学术渊源亦来自于邹鲁文化( 邾 娄)。春秋战国时期，邹鲁造物文化发达，“古代舟、车、服、用器物，多称以 邾 或娄”。从《墨子·公输》、《墨子·各城门》等诸篇对于军用器械及守城防御器械制作的记载，墨翟本人就是能工巧匠，精通制造器械的各种技艺。

　墨翟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其学术思想集中于《墨子》一书中。《墨子》一书在汉代存有71篇文章，目前只存留了53篇。据考证，其中《尚贤》《兼爱》《非命》等24篇记载了早期墨子及墨家思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是墨家后期思想。“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和伦说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造物层面，“爱人、利民”的造物伦理思想贯穿于《法仪》《七患》《节用》《节丧》《备城门》等诸篇中。

　一、“爱人、利民”的造物伦理价值观

　先秦时期，首先提出了“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伦理思想。“仁”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其内涵可理解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此言为孔子弟子有子所说，但是也表达出孔子对于“仁”之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观点，发源于家庭血缘关系的“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情感，扩展到层面非血缘的“泛爱众，而亲仁”，儒家的仁爱原则便具有上下、尊卑、远近的不同。与儒家不同，墨家则提出：“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的伦理观。既国无大小，人无贵贱，皆为天之邑、天之臣，那么不论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遵守天之法度，实现彼此之间的尊重与友爱，遵循“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准则，完成仁人所应完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使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天下之大利兴”应是墨家“兼爱”思想的最终目标。从墨家功利主义观而言，“天下之大利兴”便是实现天下百姓的富庶、安定，这一价值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百工的造物活动。对百姓有利的，就要多加生产，对于百姓无利的，就停止生产，《节用》篇云：“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日：凡天下群百工，轮、车、 鞲 、 匏 、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日：凡足以奉给民用诸，加费不加民利则止。”。造物的门类、量的多寡，质的高低均以是否与民有利为最终的评判标准，在造物层面体现出墨者“爱人、利民”的伦理价值观。

二、百工“遵法仪”“尽其能”、“大利至巧”的职业操守

　《考工记》总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势，以饬其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该处百工有多种含义，一种指周代主管营建制造等事的职官名，如汉代郑玄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另一种指各种工匠，如《·徐无鬼》：“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墨子》文中“百工”是第二层意思，作“从事各种行业的工匠”解。《墨子》文中虽谈政治理想与治国法则，但是常常以百工之事为例证。文中多处提及百工之职及“遵法仪”“尽其能”“大利至巧”的职业操守。

　

　1．“遵法仪”　　作为百工，若要成其事，首要的便是“遵法仪”，《墨子·法仪》篇中提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法仪：法度之义，应遵循的法则。抛却墨子治国、治天下的理念，仅从百工造物这一层面进行论述，墨子所论及百工应遵守的五种法则，在《考工记．舆人》篇。与《吕氏春秋．职分》篇中都有记载。墨子认为，巧匠遵守五法，能够造出符合标准的器物，拙匠依之，也可以做到不逾矩而成器。匠之不论巧、拙，若要成其事，皆应以此五法为度，不可违背。“遵法仪”是百工的成器之道，应遵循的技术法则。从百工的职业操守而言，若使所造之器符合使用要求，利于民用，不论是良工，还是拙工，都必然的要遵守上述这五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法的制定既是百工应遵循的技术原则，也是百工利人、利民、减少无谓耗费，兢兢业业、恪守职责的职业的要求。

　2．“尽其能”　　《淮南子·兵略训》云：“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墨子在《节用》篇中强调百工以“民用足”为标准各尽其能，“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日：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鞍、 匏 、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日：凡足以奉给民用诸，加费不加民利则止”轮、车、鞍、 匏 、陶、冶、梓、匠，百工之事，皆关系到百姓日用的方方面面，百工尽其能，就能满足百姓日用：为良工，纵使王公大人，也要有所依托。墨子认为，百工各尽其能制器为用，但是所作之物皆要于民有用，民用足且加费不加民利则止。结合墨子“节用”“节丧”“非乐”等篇中尚质轻文的`文质观来看，此处“凡足以奉给民用诸，加费不加民利”可做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为日用器物生产量的多寡而言；另一方面为器物加工过程中实用功能的实现而言。综合这两方面论述，百工所造之器要做到器物量与质的满足民用，百工造器就应控制在适度的量的把握和器物实用功能的实现两个方面。先秦时期，百工并不能控制器物数量的生产权限，作为百工“尽其能”的“能”的职责发挥就是要要限定在物质功能性以满足百姓日用要求范围之内，完全避免“加费而不加利”的文饰性追求。从而使百姓获益。在物质财富尚不富足，普通百姓生活尚处于贫困的先秦时期，墨子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及百工在制器之量与质两个方面提出的“尽其能”的职业道德性要求，是有时代的进步意义的。

　3．巧与拙　　中国造物工艺史中非常重要的两部工艺性文献，一部是先秦时期《考工记》，另外一部是明末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这两部工艺文献都在技术层面强调造物过程中“工巧”的重要性。“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既是贯穿《考工记》《天工开物》等工艺文献中主要的造物思想，也是中国传统造物的造物原则和价值评判标准。如果说“天时，地气，材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因素，“工巧”则是所有自然因素转化为良器的重要的技术手段，传统工艺造物中对于工之巧否多停留在对于工匾技艺精湛与否的评价层面。如许慎《说文》解释：“巧，技也，从工謦”《墨子》一文中也多次论及工之巧拙，《墨子》文中工之巧拙观念不仅停留于技术层面，而是以最大化功效性的实现为目标，进入到以“利人与否”为价值评判标准的造物的道德层面。如《鲁问》篇中以公输子制雀为例，来说明墨子的工巧观念：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日：“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文中公输子能够“削竹木制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可谓之巧，公输子也自以为此举已是工之至巧，但是墨子并不以为然，墨子从造物的功效性、性出发，认为“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才是真正的巧。对于巧拙的判断，墨子直言：“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对于工之巧拙，除了对公输子“削竹木制鹊”这一事例进行评判以外，在《外储说左上篇》还记载了“墨子为木鸢”的事例，同样说明了墨子对于工之“巧、拙”的这一观点。墨子认为自己“三年而成的木鸢，蜚一日而败”“不如为车鞔者巧，“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李砚祖先生在《“目意中绳”：韩非子设计思想评述》一文中，提出“这里实际上摈弃了技术层面上的高低和巧拙的一般性讨论，而进入了从造物的经济性、效用性出发审视工艺技术的价值这一更高层面的探析，这是一个性的道德层面。”

　三、“质先文后，去文重质”的造物观念

　1．文与质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一对基础范畴。“文”可以解释为人的感官所能感知的事物的声音、线条、色彩有机组合所形成的形式美感，“质”则是与文有别的实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日文。”其意为“文”是人的五官能够感知的声、色、形的协调组合；《周礼·冬官·考工记》“设色”篇中论述“画 缋 之事”，提出“青与赤谓之文”；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文，错画也。”“质”概念的最初涵义，与物相关。《说文》云：“质，以物相赘，从贝，从所”“赘”意为“以物质钱，从敖，从贝”，由此可以看出许慎有关质的解释，质之内涵应与物之可交换的实用价值有关。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解释日：“质，朴也、地也，如质有文是。”

　2．质先文后与尚质反文　　有关文与质的美学关联，始见于经典，“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川，儒家从秩序之美视点出发，完成文饰与质实的观点的统一。与儒家文质观不同，墨家对于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从功利主义的层面先后提出了质先文后，甚至是尚质反文的观点。墨子曾言“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

　由此可以看出墨子对于文、质的观点十分明确，先解决物质层面的生存需要，文饰形式美感的追求依附于物质功效性的最大化实现，质先文后。

　对于文与质关系孰重孰轻的价值评判中，墨子分别对于宫室、四时服装、出行的舟车提出应遵循的“尚质去文”的制造法则，并对于违背这一法则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警示。

　(1)宫室建造　　对于宫室建造，墨子以节约用度，国富民安为最终目标，围绕最大化实现宫室的基本使用功效，提出宫室建造要遵循的原则，并对于当时统治者宫室建造“台 榭 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的追求提出批评。墨子认为，宫室功能有三：一为遮风挡雨；二为防盗。：三为别男女之礼。围绕这三项功能，宫室建造的尺度与规模要达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 圉 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宫室建造只要实现了这几项功能，就要停止、物力的继续投入，谓之“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然当时的统治者在宫室建造中并未能遵循墨子所提出的这一建造原则，而是劳民伤财，求美，求饰。墨子对于这一现象提出批评，并指出这一尚文的宫室建造追求“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其直接后果便是“国贫而民难治也。”文中也可看出，墨予以为“台 榭 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本身并非不美，只是耗费民财、使民疾苦的后果不美。故与功能无关，不能加利于民的装饰，则要一概废除掉。由此也可以看出，墨子认为，国利、民利是宫室建造中首要考虑的伦理责任。

　(2)服装制作　　对于服装制作，墨子要求以服装的轻便适体，冬暖夏凉为标准，“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稀络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批评“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的制衣装饰的追求。认为这一追求一定是建立在“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使“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这一“荣耳目而观愚民”无用的行径上，提出“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而对于不能加利于民，反而要耗费民财、民力追求文采装饰这一无益的追求，墨子认为要完全废除。

　(3)舟车制造　　舟车是先秦时期水陆方面主要的工具，墨子认为舟车制造“以便民之事”为制造目标。因此“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成为制造舟车应遵循的法则。其好处是“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在舟车的制造中并未遵循这一原则，在舟车使用功能已经实现的情形下，“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对于舟车装饰之美的追求，致使“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这对于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模式的小农将是一重要的打击，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民生活的“饥寒交迫”。

　墨子以为，不论是宫室、服装、舟车、兵器等物制造，皆以“用材不费，民德不劳”为目标，强功用、去装饰为准则，实现造物功效的最大化，实现利民、爱人这一造物伦理原则。

　结语

　墨子作为先秦时期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以“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为，以“爱人、利民”为造物的最终目标及、价值评判标准，提出百工应共同遵守的约定俗成的法仪制度，各尽其能；在造物实践中表达出尚质反文的造物伦理思想，以实现造物功利的最大化。墨子的造物伦理思想，在感性质料的层面有其的局限性，但是造物为民，以百姓得利与否，造物的是否以实现“爱人、利民”作为造物的道德原则与最终的价值评判标准，今天看来仍然有其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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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造型美，工艺美术家们总是尽可能地挖掘和发挥原材料的美，例如充分利用木质天然纹理的美，利用紫砂器皿的色泽与质感等。此外，工艺美术家们还巧妙地利用原材料天然的色泽变化，有时甚至利用原材料的瑕疵或斑痕，通过精心构思，取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例如著名的玛瑙雕《虾盘》，原材料是一块淡青色的玛瑞，但当中有一处呈赭红色，工艺美术家便将整块玛瑙雕成一个淡青色的盘子，当中盛放着一只赭红色的大虾，造型独特，色彩协调，真可谓匠心独运。实用工艺品的色彩美和装饰美也很重要，据考证，仅陶瓷品的釉色，明清两代就有宝石蓝、孔雀绿、鱼子黄、宝石红等许多种颜色，特别是将彩绘和水墨画结合进陶器烧制工艺中，使陶瓷品的色彩更加丰富多彩。工艺美术品的装饰更是非常精细讲究，如当代最有名的核雕工艺品《夜游赤壁》，不但在果核上雕出苏东坡、黄鲁直等人乘舟夜游的情景，更奇妙的是在小船船首处还有一条锚链，由四十多个小如米粒、细如发丝的椭圆形小环联结而成，环环相扣，转动自如，真是巧夺天工。正因为形式美在实用工艺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二千年前我国先秦古籍中的科学文献《考工记》就强调制作工艺品必须“材美工巧”，认为只有优质的材料和精湛的工艺，才能创造美丽工艺品。

　　中国玉器之美

　　玉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个美丽的字眼，仅《说文解字》所收的玉部字就达100余个，而由它组成的词汇则更是不计其数，并多含有高贵、美好、坚贞等文化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也常用冰清玉洁、金玉满堂、玉颜、玉体等来称谓那些美好的事物，就连起名字也常用玉字或玉部首的字，可见炎黄子孙对玉的喜爱和崇拜。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物体被人喜爱、尊崇，大概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这种物体的材料和外在的形式使人产生审美上的愉悦，再者是这种物体所隐含的文化内涵使人产生认同和喜爱。中国玉器则是二者最完美的结合，它不但有着优美的质地和造型，而且也深具人文的观念、情感和民族的精神。英国李约瑟博士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许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三千多年以来，它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一直启发着雕刻家、画家和诗人的灵感”。近代著名学者章鸿钊先生也曾感叹道：“玉与吾民族愈相与团结而有不可分离之观，凡研究中国民族史者必详玉之始末”。可以说，中国玉器不但包含着民族的好尚、积累着民族的智慧，寄托着民族的感情，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哲理思想，而且在中国政治、宗教、文化、思想等方面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所不能替代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同时，尚玉、贵玉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社会风尚，中国玉器也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受到世人的青睐和珍爱。

　　一、材料美

　　在古代，玉是美石的同义词。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曰： “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杨伯达先生认为：“玉之美的发现者应是寻找玉石、打造玉石器的人，这两件事起初往往由一人承担，他们在寻找和磨治玉石工具当中逐步发现和领悟了玉之美，并形成了玉之美感和概念。这种美感是玉的色彩、光泽及其硬度、韧度在头脑中的反映，并形成感觉和认识。承认并喜爱玉之美的人便将其加工成块、珠、管等装饰品用以打扮自己”。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古人对玉的认知已具相当高的水平，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其他史前文化所出土的玉器，经检测鉴定，均属矿物学中透闪石玉材。透闪石，无色，是一种含水和氟的钙镁硅酸盐，其成分不含铁或含铁量很少。硬度为6-6．5度，因其单晶多作纤维状细密交错的聚合，故其质地均呈现出温润细腻的半透明感。我国新疆和田玉是世界上最好的透闪石玉料，常见的颜色主要有白、青、黄、碧、墨等。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优质的和田玉开始输入中原，春秋战国，尤其是汉代之后，和田玉成为帝王贵族千方百计索求的宝物。到了清代，由于乾隆皇帝爱玉成癖，从而使和田玉用量达到历史的高峰，每年仅宫廷用玉就达几十吨，为当时玉器制作提供了优良的材料。

　　由于和田玉料质地细腻，光泽柔和而不炫丽，通体呈现出一种含蓄而柔和的美感，所以古有“君子比德于玉”之说，甚至将玉人格化。《礼记聘义》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这里孔子根据玉的物理属性和社会需要十分巧妙地将融天地之精华的宝玉，赋予了十一种德行，从而使玉发展成一种具有伦理政治价值观(孝亲忠君)的“德”化玉，成为真善美的载体和化身。玉的这一光辉形象，数千年来，对中华民族优秀民族性格的塑造，道德观念的培养，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楷模作用和促进作用。

　　当孔子提出玉有十一德之后，又有管子的“玉有九德”、苟子的“玉有七德”等说法，其核心内容也多是以孔子提倡的仁义道德为基础的。到了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使得“玉德”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提炼和强化。许慎《说文解字》释玉曰：“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若将其释译成白话，即“具有湿润的色泽，有如君子的仁德；表里如一，毫不虚假，有如君子的义德；敲击时声音舒扬悦耳，传播到远方，有如君子的智德；宁碎断而不弯曲，有如君子的勇德；切磨的棱角方正而不伤人，有如君子的絜德。”可见古人极为重视玉的质地与特性，尤其是和田玉中的羊脂白玉，备受古人的喜爱推崇，长期以来成为品德高尚，心灵纯洁的象征。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在玉之诸自然属性中，温润是其突出的特点，这一点正与中华大地先民追求的道德准则和民族性格相吻合。这样玉之美与和善结合起来，以象征仁爱、和平、和谐。玉之温润特点，表达出了中华先民的美好心愿，并使之成为炎黄子孙最为钟爱之物。

　　二、工艺美

　　优美的玉料令人心醉，精湛的工艺更加令人赞叹。历史上无论哪一件玉器作品，都是工艺大师用心血和汗水浇成，都是琢玉工人聪明智慧的结晶。为了琢制一件玉器，真不知有多少人为之操劳、奔忙。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禹治水玉山”，从选料设计到最后刻字完工，全部工程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耗银两更不计其数。即便是琢制一件小型玉器，也是要经过艺人们反复思索勾画，根据材料限定的条件进行精心的设计和琢磨，才能完成。因此，一件成功的作品，不但需要有工艺师的高度工艺技巧，而且还要有艺术家的思维和创作才能，可以说，它是一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完美结合。

　　玉器的工艺源于石器的制作，但又有别于石器，并较之石器更加细腻、复杂。首先要选材，因为只有选材得当，才能加工出好的玉器。二要设计，玉器的设计必须绝对服从材料本身所给予的特定条件，尽量使作品成为材料美和造型美的有机结合体。三要琢磨，这是玉器制作最关键的一环，也是玉器制作最独特的技术。工艺大师们必须根据设计要求，通过砣具实施切割、勾撤、去地、钻孔、镂空等各种工艺，一点一滴的细心琢磨，从而达到器物造型逼真、形象生动的艺术效果。最后则是抛光，抛光就是为了使玉器更加光亮，但决不能有丝毫损伤、破坏玉器造型和纹饰的现象出现。清代李澄瑶所著《古玉图说》曾记载了当时治玉中国玉器之荚的全过程，从备料到成型大致要经过13道工序，同时由于玉料质地坚硬，而且韧性较大，所以作工的艰难程度是其他材料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外，中国玉器工艺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创新，到了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京作(北京)、苏作(苏州)、番作(西域)为代表的玉作风格，特别是因色施艺的巧作玉器，更为玉器工艺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1．京作

　　京作玉器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玉作工艺风格，也可以说是北方玉器的代表。京作玉器造型浑厚、庄重。圆雕和浮雕的作品较多，图纹工艺亦比较复杂。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各类仿古玉和时作玉，均呈现出一种高贵典雅的气质和悠然洒脱、落落大方的京城风貌。尤其是动物形圆雕，无论是兽类，还是禽类，大都丰满圆润，刻划的敦实健壮。器皿类则较为厚重、平稳。虽然有时也作花草缠绕，盘根错枝的艺术处理，但仍不失其淳朴、端庄的地方特点和舒展开朗的北方风格。

　　2．苏作

　　苏作是指以苏州为代表的玉作工艺。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曾载： “凡玉由彼缠头回或溯河舟，或驾橐驼，经庄浪人嘉峪，而至甘州与肃州。至则互市得之，东人中华，卸萃燕京。玉工辨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显而易见，在明代，苏州的琢玉工艺，已被推为全国之首。而著名的琢玉艺人陆子冈，就是苏州玉作高手之一。

　　苏作玉器一般小件较多，图纹则以江南景色和文人画为主，工艺精细，奇巧玲珑。据载，道光年间，苏州著名琢玉艺人徐鸿，除善琢小件玉器外，又精于雕镂象牙。他能以一寸大小的象牙，雕成葫芦和桃实，宛然如真。技艺的纤巧，令人叹为鬼斧神工，这类器物常用来作为佩饰。另一艺人朱宏晋，能在玉石、象牙、玳瑁、玛瑙、螺壳等薄片上，雕成极精细的花鸟、楼台、亭桥、山水等镂空图景，惟妙惟肖。从而可知，苏作玉器擅长一个巧字，它多在小料和简单的造型上，利用镂空、勾撒等工艺，施展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特长，把人们常见的事物、景物、描绘琢磨得栩栩如生，具有轻柔温和的江南情调和优美俊秀的瑰丽风貌，不失为明清玉作中的一朵奇葩。

　　3．番作

　　番作亦称西番作。是指中国西部边陲及其接壤邻国的玉器制作工艺。主要包括北印度、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部等地的玉器，又曰痕都斯坦玉器。由于该地区与中国内地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玉器的制作，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

　　乾隆二十年左右，番作玉器开始进入中原，并受到了皇帝的青睐，因此，番作玉器渐兴。其工艺一般都比较规矩、精巧，造型多为盘、碗、盒等生活日用器皿。但壁薄如纸，晶莹细润，装饰手法常常以镶嵌为主。不仅有嵌金、银丝，贴金箔，而且还有嵌各色宝石和玻璃等，从而使温润的玉器更显得华贵和绚丽多姿。同时器面上的花纹多以饱满丰厚的西番莲为主，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

　　4．巧作

　　巧作，也称俏色。它是玉工依玉材之自然色泽纹理，巧妙地加以设计运用，施以适合玉材的琢磨技法，使作品的造型与颜色达到自然完美的艺术效果的一种特殊工艺。

　　以现有的资料可知，早在商代古人就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巧，如安阳殷墟出土的两件玉鳖，便是利用材料色泽的不同而精心设计琢磨出来的巧妙之作。唐代以后的巧作玉器更加成熟，何家村出土的玛瑙牛首杯、元代的秋山玉、清代的“桐荫仕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翡翠白菜等，均称得上是绝世精晶。

　　由此可见，中国玉器工艺，既是一种具有浓郁东方艺术特点的特殊工艺技术，又是数千年来中国人聪明智慧的体现，它那巧夺天工的技巧和所饱含的那种妙不可言的、动人的生活情趣，使中国玉器艺术更加五彩缤纷。

　　三、寓意美

　　中国玉器之所以深入人心并一直延续发展至今，使炎黄子孙爱玉、贵玉传统经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玉器材料本身的魅力处，更重要的还是人们所赋予它的种种文化意义。主要表现在：

　　(1)玉是宗教神灵的象征：古人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具有灵性，并视作神物，人们不仅使玉器在原始宗教中充当着沟通人与神的角色，用来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神灵，而且还深信玉具有祛疫辟邪，攘除灾祸的特殊功能。从而，长期以来，玉器一直成为炎黄子孙的保护神，同时也是庇佑自己生命的灵物。佩玉辟邪的观念，长期以来深植中国人的心底。

　　(2)玉是政治权力的象征：随着阶级的出现，中国玉器又赋予了新的含义，并形成了系统的用玉制度，根据玉的品类、尺寸、纹饰、色泽、质地、数量等来表明体现其身份的高低，使玉成了一种明辨贵，标志地位的象征，深具权力和政治的意义。

　　(3)玉是品格道德的象征：玉在传统文化中，还是一种儒家思想中美德的体现，“玉之美，有五德者”奠定了儒家用玉的理论基础，成为君子为人处世、洁身自爱的标准，所以历代都以佩玉为时尚，无论天子还是士庶，皆把佩玉作为人格完美、品德高尚的象征。

　　(4)玉是珍宝财富的象征：玉不仅在宗教、政治领域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上也具有极高的地位。由于玉的质地优良，产量稀少，所以自古以来就被视作珍宝。管子曾曰：“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商代甲骨文的“宝”字，即为屋内藏有贝(货币)和玉，战国时期关于和氏璧的记载，更加说明了上好的玉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价值。因此，玉之为宝的观念，不仅刺激了玉器的发展，而且在古代社会的政治交往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5)玉是吉祥福瑞的象征：中国玉器不仅质地优良，而且内涵丰富、寓意美好。特别是明清时期，大多作品“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有的反映了古人升仙得道的思想，有的体现了企求再生的观念，而更多的则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即吉祥的祝福。如大猴背上爬一小猴，寓意为“辈辈封侯”；莲花与鱼合雕在一起，则为“连年有余”。此外那些丰富多彩、包含吉祥寓意的图案画面，如喜上眉梢、松鹤延年、五福捧寿、五子登科等，更是道出了人们企盼吉祥、憧憬未来的思想感情。在这里它们不仅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心灵的写照，同时还流露着美好的愿望和乐观的情绪，具有无言的魅力和一切词句均替代不了的功能。可以说，它带着社会的和声，凝结成谐音、符号、象征等中国特有的吉祥寓意性的艺术语言，使创作者和欣赏者从中得到享受和满足，并跃出造型和画面，进入到一个立体的、更饱满、更充实的世界。尤其是当玉器步人百姓之家并与乡土文化紧密结合后，它更加成为一种富贵平安、吉祥如意的象征物了，从而使得尊玉、爱玉的传统观念深植中国人的心里。

　　《考工记》曾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其中材美工巧一直成为古人乃至今人治玉的原则，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试观历代玉器作品，尽管它们各自的功用不同，形制也有差异，但皆以灿烂的光芒照耀着玉器发展史的每一篇章。那坚密细润的材料，别具一格的造型，精湛卓越的技巧，怎能不令人迷恋赞叹，拍手叫绝同时它们还以其瑰丽的身姿，体现着时代的特色和民族的个性，有的浑厚庄严，有的玲珑剔透，有的虽说质材无华，制作欠精颇带刀斧痕，却也显示出了大巧若拙的气质。

　　此外，中国玉器的装饰图纹同样也显露着历代玉工的聪明才智和创作能力。器物画面上无论是几何纹、自然写实纹、还是抽象的神话动物纹等，均表现得笔触灵活、线条生动，简练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趣，矫健中表现出生动的灵性，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然而如上所述，中国玉器所引起的美感，并不仅仅来自于形式，其主要的应来自于构成它的特定因素，即人的因素。是人赋予了它种种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这样才使得天才的艺术大师们把自然美、精神美巧妙地汇集于一体，把人文观念与社会功用渗透于玉器之中，把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含蓄地综合体现在乎凡的艺术作品里。同时也正是这种比自然物象更生动、更有魅力的人文观念，使人们在领略和玩赏中，从心底激起一股精神，激起一种比生活更加色彩斑斓的憧憬，并诱发出希望和情爱。也就是说，玉器之美，早已超出了单纯的造型、工艺和材料之美，它是一种再生的美，升华了的美。这种美像春雨渗入大地似的，在人的精神里埋下了价值和能量。因此，它不但博得了人们对玉器不可割舍的爱，而且也显示出牵心动魂的艺术魅力。

十九世纪晚期，“双妹（双妹）”创立。直至1915年，“双妹（双妹）”旗下已经拥有众多美妆与香水产品。其经典产品“粉嫩膏”亦在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上斩获金奖，时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亲笔为其题词——“材美工巧，尽态极妍”。

紫檀分新老两种：老紫檀，呈紫色；新紫檀，呈微红色。紫檀色就是紫檀木的颜色,也是紫红色。紫檀，颜色为紫色似犀角之色，含有丰富的紫檀素，水泡、水煮不会有紫红色素溶出，新鲜剖面和未经太阳暴晒的年久表面均呈紫色，管孔里充满硅化物，在阳光下银光闪闪。

🌳紫檀的起源

紫檀最早是在印度热带森林和岛屿上发现的。据史料记载，隋唐五代，中国开始用黑檀、紫檀制作家具及工艺品。

🎨中国家具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具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材美工巧”为特点的中国家具特有的神韵。在中国的传统家具中，紫檀家具可以说是极具特色的一类家具。

🎁紫檀的用途

中国人酷爱紫檀木，商周以来，即为车辕及宫廷上好家具材料，为世上顶级家具材料。日本奈良正化院保存历代天皇器物的宝库有数件中国唐代送给天皇的黑檀器物。

　　1设计，作为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活动，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一些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方面，都可以称之为设计；微观方面，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囊括在内。设计是“以人为本”的，这其中的人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种：主观形态方面的人（即设计师）和客观形态方面的人（即大众群体）。

　　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而艺术与科技，又同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具有不可逆的传承性。虽然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与设计师，总是企图摆脱传统文化的阴影，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艺术里程碑，但传统文化还是如影随形，到处可见。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传统文化，都必然对艺术与科技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艺术与科技，或者直接，或者间接，都对现代设计产生连带的巨大影响。现代设计，我们今天所承认的，大体上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那是18世纪的事情，现代设计作为工业革命的响应，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而后，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并且对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理论指导意义，或者实践影响作用的，则是20世纪初期以来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2西方建筑

　　西方建筑每每以巨大的体量和超然的尺度来强调建筑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它们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常常以带有外张感的穹隆和尖塔来渲染房屋的垂直力度，形成傲然屹立，与自然对立的外观特征。古代埃及建筑文化的代表——金字塔与神庙，便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金字塔是埃及法者或贵族的陵墓，古埃及人信奉灵魂不死的观念，认为死后永久保存肉体，便可在天国求得永生。由此，埃及法老在世时均要为自己营建代表永恒信念的金字塔。金字塔与我国古代王陵绝然不同，它不带有“入土为安”的阴柔之美，也不在深埋地下的地宫中去创造宛若人世间的富庶华丽生活的地下天堂，而是以最简明有力的几何形式，集中表现出一种与世长存的永恒主题。从艺术哲学观念来看，位于尼罗河西岸开罗近郊的吉隆金字塔群，正是以其巨大、单纯、简洁、稳定的造型，在广阔、原始、浑朴的大漠中，表现了一种超自然的纯阳刚之美，而产生了强烈的纪念性——神圣，永恒，庄严，崇高。

　　古埃及的神庙也一样，例如位于卡纳克的阿蒙神庙，建筑巨大而沉重，威严而神秘，完全显现了一种阳刚的崇高之美。阿蒙神庙最著名的是大殿，又称“多柱厅”，其面积达5000平方米，密密层层排列着十六行，一百三十四根高大粗壮的石柱。它们的底径比柱间净距还要大。这种处理，显然是追求压抑，超感性的艺术效果。马克思在论说西方宗教建筑时曾说过：“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使人吃惊……这些庞然大物，以宛若天然生成的体量，物质地影响着人的精神，精神在物质的重量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始点。”阿蒙神庙建筑所夸张的正是这种纯物质的重压，旨在引起人们惊愕和震撼的观感，在这里，秀丽，含蓄的阴柔之美已完全被排斥了。

　　2、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体系是以木结构为特色的独立的建筑艺术，在城市规划、建筑组群、单体建筑以及材料、结构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均取得辉煌的成就。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供彩画、朱柱金顶、内外装修门及园林景物等，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中即有榫卯和企口做法。半坡村已有前堂后室之分。商殷时已出现高大宫室。西周时已使用砖瓦并有四合院布局。春秋战国时期更有建筑图传世。京邑台榭宫室内外梁柱、斗供上均作装饰，墙壁上饰以壁画。秦汉时期木构建筑日趋成熟，建筑宏伟壮观，装饰丰富，舒展优美，出现了阿房宫、未央宫等庞大的建筑组群。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佛塔迅速发展，形式多样，屋脊出现了鸱吻饰件。隋唐时期建筑采用琉璃瓦，更是富丽堂皇，当时所建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迄今犹存，举世瞩目。五代、两宋都市建筑兴盛，商业繁荣，豪华的酒楼、商店各有飞阁栏槛，风格秀丽，明清时代的宫殿苑囿和私家园林保存至今者尚多，建筑亦较宋代华丽繁琐、威严自在。近现代中国建筑艺术则在继承优秀传统相吸收当今世上建筑艺术长处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