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乡村的高级表现形态，是社会发展枝条上的一枚必然果实”。

从现在看来，中国古代的民居管理制度从一开始便是服务于政治而非经济的，所以中国的民居管理制度从一开始便具有着鲜明的政治特性。

从西周古籍中我们可以得知，早期民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门户序列、院落深静”，可见早在中国西周时期，就对城市民居进行了规划管理，而这种城市被称之为“邑”或“闾”，其法理来源于《周礼》。又通过《尔雅》中的解释：“里，邑也”，为可以反向推出早在西周“里坊制”的雏形便已经建立，这在《考工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述。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太庙）右社（社稷），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而后历朝历代，营建都城，莫不如是！《管子·度地》认为这样的制度有三个作用：一、安置百姓。二、拱卫君主。三、便于买卖交易。之后的秦汉两朝，皆是仿照周朝天子建城邑之状来管理民居，但有了些许区别，那就是采用了“双城制”的形态，即以宫庙为主的“宫城”和以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的“郭城”，也就是说，民居和市场都是开放型的。到了汉朝晚期，真正的“里坊”才开始孕育。

一、曹操营建的邺城开辟了民居制度管理新纪元，构建了“里居”的辉煌。

邺城初建于春秋时期，是中国传统历史名城之一，相传最早营建邺城的便是齐桓公。公元前439年魏文侯封邺，邺城之后便成为魏国陪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击败袁绍占据邺城，营建王都。

曹操在营建邺城时，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区分明确的城市格局：城之外形趋向规整，宫室署衙位于城内北部中间，所余民居，被数条东西南北街道封划为若干封闭式“里居”。

曹操营建的邺城东西长约七里，南北宽约五里，采用传统的“两城制”，东西干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面为贵族活动区域，宫城、官署及大臣居所大多在此处，包括曹操为大小乔所营建的铜雀台等高台，战时也可依靠高墙高台启动城防要塞功能。

干道之南为居民区，分为若干“里居”，三条南北走向的主道通向南方三个城门，中轴线大道直通宫城北门。城之东门外则是市贸之地，曹魏外交的迎宾馆也建设于此。西门外则是皇家园林及水域，可驻扎水军护卫，城内供水也在此地。

曹操营建的邺城秉承了战国以来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外，同时也改进了长安宫城松散布局的状况，城市结构严谨，设宫城主干道直通城门，将中国古建筑群中轴线对称布局手法应用到整个城市，将“里居”的民居管理模式推向高潮。

二、由“里”到“坊”，北魏营建平城和洛阳，“里坊制”由发展到成熟。

1由“里”到“坊”，“里坊制”的发展。

道武皇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将其都城从盛乐迁往平城（大同），主要是因为此地乃草原南下中原的缓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可回旋自如，于是在平城营建鲜卑王朝的新都城。

平城之都展示了少数民族全新的文化风貌，尽管拓跋珪崇拜三国曹操，但都城的营建并未照搬曹魏邺城的“里居制”，而是从实际出发别出心裁的在城内设置格局规整的里坊。早在天赐三年（公元406年），拓跋珪就拟定了“规立外城，分置市里”的城建计划，并从中原请来了对城郭建造有机巧的建筑大家孙题参与规划平城的营建。

“平城坊”的主要特色就是将不同民族的百姓安置在城郭“里坊”实行集中和程序化管理，每一里坊巷口，树以牌表坊记，“巷连街，坊套里，高墙四围，森严壁垒，一座里坊，就是一座城堡”，并设专门士兵官员管理。从规模体量、形制格局、功能体制到管理体系，一种以“里坊制”为新的民居管理制度已然形成发展，开始领衔扮演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走向的新角色。这种制度的意义在于：划片而居，分类安置，以晨钟暮鼓为号，定时开关坊门。

2北魏再次迁都，由“平城坊”到“洛阳坊”，“里坊制”的成熟。

争取洛阳石窟是云岗石窟之延续，“洛阳坊”的营建必然是“平城坊”模式的继承发展，北魏迁都洛阳后，以“平城坊”为范本，展开了更大规模的里坊建设，《洛阳伽蓝记》有详细记载。

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整个洛阳城以里坊制度为布局与管理，在西门外建有大市，作为交易之地，占地八里（此里即里坊），东市则为仓储之地，占地二里，南市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也”。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发畿内父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标志着里坊制的成熟。

里坊格局，更像中国象形汉字“田”，它在任何朝代都是立国之基，从商朝井田、王莽王田、曹魏屯田、北魏隋唐均田等等，正如田一样，里坊制成为鲜卑人的立国之基，其妙就妙在将游牧民族的草原部落成员编入汉人之中，汉化之后迅速由部落联盟迈入封建社会。后来在北魏的“太和改革”中，所颁布的“三长制”也是与里坊制相配套的，这一制度的推行更是强化了秦汉以来的郡县制，辐射到全国范围的时候，形成以村为单位的朝廷基层管理制度，为“均田制”的出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鼎盛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是中国古民居管理制度上的一笔浓彩颜色。

“里坊制”经过平城定型，逐渐演变升华为一种国家制度，经洛阳及北齐北周运行至隋唐，终于在唐朝的长安城登峰造极，古代的民居管理，从“里”到“坊”，再到“坊市”，完成了历史演变。

去年有部热剧《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以大唐长安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中间多次提到了“平康坊”、“安乐坊”等牌坊名字，其实长安城的基础是隋朝大兴城之更名，早在隋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杨坚就发布营建新都的诏书。

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

唐随隋制，唐皇在隋朝的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长安城里坊，在城市规划上可谓是整齐划一，有着“云开阖闾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的景象，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理学大家朱熹赞赏道：“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

虽然里坊制给城中治安管理带来了便利，但给市民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带来了限制，“昏而闭，五更而启的宵禁”使偌大的长安城在入夜后呈现一种“六街鼓声行人绝，九衢茫茫行人绝”的寂静夜色。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抵不过经济发展规律。长安这种超级大城的商品经济疯狂发展后，唐代中期后长安城内的违章建筑屡有出现，欲禁难止。《唐史》记载，宪宗元和年间“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至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27年），有不良帅奏呈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尤未闭”。

可见，在中唐之后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店铺已隐约冲破市之藩篱，闯入坊内。如记载中长兴坊的毕罗店，道政坊的酒店等等。到了唐末，长安的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无论是隋朝也好，唐朝也罢，其设计者都以鲜卑人所筑平城为模板，但隋唐的鲜明特色就是采用了“三城制”，即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中轴线的对称手法在建筑群中运用得更为突出，皇城居于“三城”中心，其建筑风格对称之美、均衡之美透射出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更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的社会心理，沉重的闭塞感限制了城市基本功能的充分发挥。

在家天下的封建集权下，坊制逐步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城市规划原则，使不同区域的城市趋于雷同，这也正是如今我们看到资料中历史名城只有大小之分，没有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

随着唐末的五代十国乱象频出，到了宋太祖建立宋朝时，整个宋朝陷入到贸易狂潮中，以至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繁荣的经济带来的是新的思潮，城市民居的里坊制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也正是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中看不到里坊痕迹的原因。里坊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产物，而商业的活力要求这种闭锁的制度实行自我突破，于是里坊制走向衰败。

唐朝“坊市”是中国里坊制发展的最鼎盛时期，它与远远的周朝“里居”制度相呼应，又是北魏平城坊和洛阳坊的继承发展，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说“街坊邻居”一词就源于此。

结语

“里”也好，“坊”也罢，“坊市”也罢，作为民居管理方式，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的聚集方式，生活模式，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前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平衡着社会秩序的运转，同时也服务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始终不可否认里坊制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数千年的稳定格局和生命力就可见一斑。

政治手段最终要屈服于经济发展，所以在商业异常繁荣的宋朝，里坊制这种放逐了城市自身合理性的制度，在实现了对百姓有效管控管理的基础上，同时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自然健康的发展。所以坊墙推倒，伴随的是对其实行收税管理，中国自西周以来的里居到坊市制度就此落幕，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目前熟悉的街巷制。

但是里坊制的民居管理制度远远不是对中国影响巨大那么简单。公元五世纪，高句丽借鉴中国这种管理模式修建平壤城；公元六世纪末，日本吸收中国里坊制的模式，修建了新都城藤原京，其大体规制与平城坊类似……

城市意义，在于突破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方式，将社会成员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文化传播、商品贸易的场所，城市的开放性才是城市积极进步所在。故而长安城这种皇宫、坞堡加防御城墙的具有强烈政治因素的模式注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衰落，这不仅是城市功能化的需求，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

第一章　绪论

一、文献的定义

二、文献的特征

三、偏重中国古代典籍

四、学习文献知识是为了读古书

五、民族文献的种类

第二章　文献积聚与散失

一、历代文献积聚概况

二、现存古典文献数量

三、文献散失

第三章　我国古籍制度

一、书籍的兴起

二、简策制度

三、卷轴制度

四、册页制度

第四章　古籍的分类

一、目录的产生

二、我国目录学发展的概况

三、系统目录的建成

四、史志目录的创立

五、中古时期四分法目录的建立

六、清代官修目录：《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七、私家藏书目录

八、小说目录

九、丛书目录

十、类书目录

十一、常见目录一览表

十二、目录读书

第五章　古籍的版本

一、版本与目录的关系

二、古书版本发展概况

三、几种书本名称

四、版本款识

五、怎样鉴别版本

六、版本鉴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七、记载的版本的书目

第六章　古书的校勘

一、什么是校勘

二、古书为什么必须校勘

三、校书的依据

四、怎样进行校书

第七章　古典文献的收藏与阅读

一、历朝古典文献的收藏和官、私藏书

二、古典文献的典藏

三、古典文献的阅读

第八章　主要诗文集版本举要

一、《诗经》

二、《孟子》

三、《墨子》

四、《曹子建集》

五、《史记》

六、《陶渊明集》

七、《谢康乐集》

八、《谢宣城集》

九、《乐府诗集》

十、《遗山先生文集》

十一、《关汉卿戏曲集》

法律分析：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安全生产资金保障制度、安全生产值班制度、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生产验收制度、整顿改进及奖罚制度以及安全事故报告制度等内容。为加强公司生产工作的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促进公司事业的发展。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必须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各级领导要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生产要服从安全的需要，实现安全生产和文明生产。对在安全生产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要给予奖励，对违反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规程造成事故的责任者，要给予严肃处理，触及刑律的，交由司法机关论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一）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二）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未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未告知应急措施的；

（三）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它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五）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

在我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每个朝代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制度一直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我国最早实行的是“九州”制和“十二州”制。《汉书·地理志》说，在原始社会的黄帝时代已经开始“画野分州”，每一万平方里为一州；尧时分天下为十二州，大禹治水后又分天下为九州。在《尚书·禹贡》中详细记载着九州的名称，它们是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他古籍所记载的九州名称与《禹贡》稍有出入。十二州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有列出州名。因此，“九州”一说要比“十二州”的影响大，后来九州也就成了中国的别称。

和九州、十二州同时并行的还有“畿服”之制。这是以一个国家的都城为中心，每向外方圆五百里逐次划分成甸、侯、绥、要、荒五服，也有划分成九服的。但以上只是后代学者在追忆历史时表达的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并非是真正实行了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制度。

战国晚期，邹衍提出“大九洲”地理学说，认为中国境内的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因此，后来泛指中国境内时，又有神州大地的说法。像这样的九个小州合起来成为一个大洲，共有九个大洲，洲与洲之间都有海水环绕，再往外是大地的边际，中国不过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这同样只是一种大胆的想像而已。

秦始皇统一天下，我国开始有了较为正规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秦代普遍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若干县，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管理地方各项事务。

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郡由朝廷直接管辖，国分封给有功劳的大臣，每国各领数郡土地，郡、国数目比秦代有很大的增加。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已达103个，郡和王国之下有县、邑、道、侯国。县、邑有1314个，道32个，侯国241个

。

汉代在实行郡国并行制的同时还采用了州制。封国势力过于强大，往往会形成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经过一系列对内削藩，对外开拓疆土的基础上，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成十三州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各置刺史代表中央管理地方事务。从东汉至南北朝，不断沿用州制。虽然各个时期都有改动，州的划分、数目与名称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未变，均以州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构机，下辖郡、县等。到隋炀帝时，废除州制，恢复推行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至此，中国历史在八百多年后又回到秦初的统治方式。

唐、宋、辽、金几代朝廷改用道、府、路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制度。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每道各辖几十个州。中唐又析置十五道，井与节度使制度逐渐融合。在道制之外，又有府制。分别设在国内要地和边境地区。北宋开始，改用路为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分全国为二十三路，下辖府与州。两宋和辽、金时期，路的设置、分合及所辖的府、州常有变动。

至元代，我国行省制度确立起来。元代疆域辽阔，战争频繁，为了便于管理，把胜利成果巩固下来，除设置中央一级的中书省外，又将全国划分成十个大的地方行政区域，它们是岭北行省、辽阳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四川行省和云南行省。每个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四级地方行政机构。

元朝创设的行省制度，是秦朝以来郡县制度的发展，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行省制度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元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对明、清以及后来的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元代后，“行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下来。明代虽然改行省为布政司，但在口语中仍如此称呼。元代的行省划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和政区划分。

另外可参考: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0年版，

书册制度是指古籍的外在形式，跟载体、复制形式相关。

① 早期的书是抄写在竹木简上的，用牛筋把竹木简编连起来成为简册的形式，这时的载体就决定了书籍的外在形式为简册。

② 在纸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由于抄写是基本的复制方式，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书籍的外在形式为沿袭简册形式而来的卷轴装。

③ 在雕版印刷成为主要复制形式以后，最初书籍仍是卷轴装形式。

④ 用一块一块雕好的书版再拼印成卷子或旋风叶很不方便，于是改为单叶印刷装订成册的办法。

⑤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是册叶的第一种形式。而当时以及稍后的雕版印书，有的采用卷轴装，有的采用这种新形式的旋风叶。旋风叶的形式，似乎成为佛经专用的形式，因此习惯上又称这种旋风叶为“梵夹装”或“经折装”。

⑥ “梵夹装”或“经折装”又可称为“蝶装”。是适应单叶雕版的书册形式，与分叶雕版大体同时出现。五代监本诸经，就是这种形式。以后两宋的的书册制度，主要就是蝴蝶装。

⑦ 装订时把书叶的反面对反面即无字面对折，将书叶的两个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裹背装。这种形式大约是在南宋后期出现的。

⑧ 线装是明代后期出现的。由于包背装书背处容易破损，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改为用纸捻订好后，不再用整张的书衣从前到后包起的办法，而是改用两张与叠好的书叶同样大小纸分别放置在前后，再在边上打眼穿线订牢。因此这种办法叫线装。从此线装成为我国古籍占压倒优势的装订方式，一直沿用到清末西方印刷术传入，洋装书成为主导。线装有一定的规格。一般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