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象征意义有圆满，浓情，富贵，雍容华贵之意。生命，期待，淡淡的爱，用心付出。高洁，端庄秀雅，仪态万千，国色天香，守信的人。

牡丹花被拥戴为花中之王，有关文化和绘画作品很丰富。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入《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者，不乏其文。形成了包括植物学、园艺学、药物学、地理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俗学的一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完整机体的一个细胞，透过它，可洞察中华民族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文化全息”现象。牡丹文化兼容多门科学，其构成非常广泛，它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等所有文化领域。牡丹文化中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基本概貌，符合宇宙间的“全息律”。

牡丹文化的起源，若从《诗经》牡丹进入诗歌，算起距今约3000年历史。秦汉时代以药用植物将牡丹记入《神农本草经》，牡丹已进入药物学。南北朝时，北齐杨子华画牡丹，牡丹已进入艺术领域。史书记载，隋炀帝在洛阳建西苑，诏天下进奇石花卉，易州进牡丹二十箱，植于西苑，自此，牡丹进入皇家园林，涉足园艺学。唐代，牡丹诗大量涌现，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脍炙人口；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千古绝唱。宋代开始，除牡丹诗词大量问世外，又出现了牡丹专著，诸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丘浚的《牡丹荣辱志》、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等，宋代有十几部。元姚遂有《序牡丹》，明人高濂有《牡丹花谱》、王象晋有《群芳谱》，薛凤翔有《亳州牡丹史》，清人汪灏有《广群芳谱》、苏毓眉有《曹南牡丹谱》、余鹏的有《曹州牡丹谱》、由于牡丹花花型优美，颜色绚丽、清雅，因此是当代画家们经常表现的题材，如余致贞、吴玉阳等。散见于历代种种杂著、文集中的牡丹诗词文赋，遍布民间花乡的牡丹传说故事，以及雕塑、雕刻、绘画、音乐、戏剧、服饰、起居、食品等方面的牡丹文化现象，数见不鲜。

2019年7月15日，中国花卉协会在中国林业网、中国花卉协会网站和“中国花卉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出《投票：我心中的国花》，向公众征求对我国国花的意向。广大公众对国花高度关注，积极踊跃参与。2019年7月23日，中国花卉协会通报国花调查情况。通报称，截至2019年7月22日24时，投票总数362264票。投票结果统计显示，同意牡丹为国花的居首位，共288747票，占7971%；第二名，同意梅花为国花的占1230%；第三名，同意兰花为国花的占248%；第四名，同意荷花为国花的占189%。

国花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确定国花，时机成熟。

经组织专家研究讨论，中国应确定“一个国花”，确定国花的基本条件：一是起源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适应性强，分布广泛，品种资源丰富;二是花姿、花色美丽大气，能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性格特征;三是文化底蕴深厚，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四是用途广泛，具有较高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为了评选，中国花协专门于2019年2月成立了国花评审小组。6月29日，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花卉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国花评审专家研讨会，32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确定中国国花进行研究讨论。此次投票已获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授权。投票一经发出，引起网友热议，大量网民投票参与。据相关媒体报道，7月17日，中国花卉协会的工作人员董燕向记者表示，截至7月16日晚上11点，总共有6万多的投票，投票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选择牡丹。此次投票“只是收集民情民意”，把意见收集起来供上级参考，国花最终由国家相关部门决定。 

牡丹是中国彭州、洛阳、菏泽、铜陵、宁国市、牡丹江市的市花。每年4月11日-5月5日为“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牡丹在中国称为花之富贵者也。 

花型宽厚，被称为百花之王，有圆满，浓情，富贵，雍容华贵之意。

生命，期待，淡淡的爱，用心付出。

高洁，端庄秀雅，仪态万千，国色天香，守信的人。

武则天与牡丹

在一个隆冬大雪飘舞的日子，武则天在长安游后苑时，曾命百花同时开放，以助她的酒兴。下旨曰：“明早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谁都知道，各种花不仅开花的季节不同，就是开花的时刻也不一致。紫罗兰在春天盛开，玫瑰花在夏天怒放，菊花争艳在深秋，梅花斗俏在严冬；蔷薇、芍药开在早上，夜来香、昙花开在夜间。所以，要使百花服从人的意志，在同一时刻一齐开放，是难以办到的。但是百花慑于武后的权势，都违时开放了，唯牡丹仍干枝枯叶，傲然挺立。武后大怒，便把牡丹贬至洛阳。牡丹一到了洛阳，立即昂首怒放，花繁色艳，锦绣成堆。这更气坏了武后，下令用火烧死牡丹，不料，牡丹经火一烧，反而开的更是红若烟云、亭亭玉立，十分壮观。表现了牡丹不畏权势、英勇不屈的性格。 

隋炀帝与牡丹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继位，于东都洛阳开辟西苑。隋炀帝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据唐人的记载：“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牡丹，有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贵品种。”

杨贵妃与牡丹

唐朝开元年间，宫廷内开始重视牡丹，并在兴庆东沉香亭前、骊山行宫等处，栽植数种红、紫、浅红、通白等色牡丹。花初开，杨贵妃带众宫女游赏花间，如醉如痴。五代王仁裕载：“杨国忠初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即牡丹）数本，植于家。”据载，因贵妃专宠，喜爱牡丹，唐明皇也作为宠爱之物把牡丹赐给了她的哥哥。

欧阳修与牡丹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陵（今江西吉安市）人。欧阳修在洛阳作推官时，发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皆插花。花开时，士庶况为遨游”据载，当时的洛阳城，无论民家，还是官院，植满牡丹。欧阳修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历史、栽培、品种以及风俗民情做了详尽的考察，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

蒲松龄与牡丹

蒲松龄，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闻曹州牡丹甲齐、鲁，心向往之。适以他事如曹，因假缙绅之园居焉。时方二月，牡丹未华，惟徘徊园中，目注勾萌，以望其拆。……并写下了葛巾、玉版的神话故事。

毛泽东与牡丹

毛泽东生前非常喜爱牡丹，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在严酷的战争间隙，一天率领周恩来、朱德等去延安万花山赏牡丹，在牡丹丛中对身边人说：“这里是一幅天然牡丹图，一定要好好保护，等到全国解放了，可以在这里修建一座人民公园。”1950年冬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花园散步，走到牡丹跟前停下脚步，跟身边工作人员讲起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并意味深长的说：“年轻人要具有牡丹的品格，不畏强暴，才能担当起重任。

“菏泽牡丹甲天下，天下牡丹出菏泽”。山东菏泽，古称曹州，是驰名中外的牡丹之乡。菏泽因有国花牡丹而名扬四海。1999年全市牡丹种植面积已达5万亩，总产值达8亿多元，出口创汇3000多万美元，以牡丹为主的花卉业已成为菏泽的一项支柱产业。

菏泽栽培牡丹始于南宋，盛于明清，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快速发展。菏泽牡丹花大、色艳、型美、香浓，是观赏牡丹中的上品。观其外型，有三类（单瓣、重瓣、千瓣）、六型（葵花型、荷花型、玫瑰型、半球型、皇冠型、绣球型）、九大色系（红、白、粉、黄、紫、蓝、黑、绿、复色），其中尤以黑牡丹和绿牡丹最为罕见。但是，长期封闭自守的菏泽人，一直把牡丹做为药材和观赏花卉自种自赏，没有把牡丹做为一种商品来推销，更没有把牡丹做为一项产业来发展。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菏泽举办了首届国际牡丹花会，数万名中外来宾亲眼目瞩“花大盈尺”的菏泽牡丹，洽谈经贸合作。已举办的九届菏泽国际牡丹花会，仅出口成交额就达1亿多美元。目前，菏泽牡丹已占国内销售份额的85%。菏泽牡丹昂首挺进了国际市场。

办花会，使菏泽人开阔了眼界，把以牡丹为主的花卉业做为一项支柱产业来发展。他们请来专家教授，按照乔、灌、草结合，集中外园林建设风格于一体的原则，对牡丹园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并以牡丹办事处为中心，方园35平方公里规划为牡丹产业区，10多个乡镇大面积栽种牡丹，每年以增加万亩的速度发展。牡丹资源圃、牡丹基因库也迅速建立。同时，与中国农科院、北京林业大学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协作，加大牡丹的科研开发力度。牡丹催花、鲜切花、品种选育、无土栽培、组织培养等科研课题取得重大突破。牡丹四季开花成为现实，芽接快速繁育技术得到 普及推广。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菏泽牡丹在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一举夺得两个世界大奖和79个金银铜奖，获奖数量占评奖总数的732%，从而奠定了菏泽牡丹的世界霸主地位。以牡丹为主的花卉业已成为菏泽最富活力的经济增长点。

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人《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者，不乏其文。形成了色括植物学、园艺学、药物学、地理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俗学的一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完整机体的一个细胞，透过它，可以洞察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文化全息”现象。

牡丹生长缓慢，株型小，株高多在0．5～2米之间；根肉质，粗而长，中心木质化，长度一般在0．5～0．8米，极少数根长度可达2米；根皮和根肉的色泽因品种而异；枝干直立而脆，圆形，为从根茎处丛生数枝而成灌木状，当年生枝光滑、草木，黄褐色，常开裂而剥落；叶互生，叶片通常为三回三出复叶，枝上部常为单叶，小叶片有披针、卵圆、椭圆等形状，顶生小叶常为2～3裂，叶上面深绿色或黄绿色，下为灰绿色，光滑或有毛；总叶柄长8～20厘米，表面有凹槽；花单生于当年枝顶，两性，花大色艳，形美多姿，花径10～30厘米；花的颜色有白、黄、粉、红、紫红、紫、墨紫（黑）、雪青（粉蓝）、绿、复色十大色；雄雌蕊常有瓣化现象，花瓣自然增多和雄、雌蕊瓣化的程度与品种、栽培环境条件、生长年限等有关；正常花的雄蕊多数，结籽力强，种籽成熟度也高，雌蕊瓣化严重的花，结籽少而不实或不结籽，完全花雄蕊离生，心皮一般5枚，少有8枚，各有瓶状子房一室，边缘胎座，多数胚珠，骨果五角，每一果角结籽7～13粒，种籽类圆形，成熟时为共**，老时变成黑褐色，成熟种子直径0．6～0．9厘米，千粒重约400克。

牡丹由野生变家种后，因环境条件变化及人工不断地选育和栽培，除花色、花型、花期早晚有变异外，而且在株的形态、根的长短、粗细、叶的色泽、形状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异。

牡丹又名鹿韭、鼠姑、白苯、百两金，在植物学上是毛茛科芍药属落叶小灌木。它的花和叶的形态同芍药很相像，所以古时又称牡丹为水芍药。

牡丹一般高1．5～2米，在南方栽培的高可达3米。叶片是不规则的两回、偶有三回的羽状复叶，表面绿色，背面灰绿色，有白粉，嫩时带红色。花大形，单花顶生，雄蕊多数。萼片5枚，绿色。花瓣原本5～6枚，经过栽培，一部分雄蕊演变成花瓣，就成了重瓣花。瓣数较少的，古时称为多叶；瓣数很多的，古对称为千叶。花有黄、白、红、紫等色，花径12～25厘米。花后结生蓇葖果，有短毛密布，成熟时开裂，内含数个大形种子，呈不规则圆球形，黑色。花期在4～5月。

牡丹原产我国西北部，现在甘肃、陕西、四川、河南等地山中还可见野生的。正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1031)里所说的“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自南北朝时期，文献多有记载。刘赛客《嘉记录》说：“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牡丹既已入画，其作为观赏的对象已确切无疑。谢康乐更具体指出种植的具体情况：“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太平御览》）近代生物学先驱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一书中说，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推到一千四百年前，那是公元五世纪，即南北朝初年，和中国牡丹的栽植历史大体相属。

隋代，隋炀帝（公元605～618）时“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唐代（公元618～907）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开元中盛于长安。传说当时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善于种花，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颜色不相同（《龙城录》）。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等三首“清平调”就是歌咏几种不同颜色牡丹的。“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静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步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买花”）从以上这些诗篇可以看出当时帝都长安裁培牡丹的盛况。这时，牡丹不但颜色种类多了，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奇变异和重瓣现象。“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酉阳杂俎》）“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杜阳杂俎》）。这也说明了，我国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经有了重瓣牡丹。

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长安而转移到了洛阳，牡丹的品种更多，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并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欧阳修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盖其不接则不佳。

北宋末年，战乱不断，洛阳牡丹开始衰退，陈州牡丹取而代之，张邦基撰《陈州牡丹记》云：“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牡丹之盛且多也。圆户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

南宋时，牡丹栽培中心南移，由北方洛阳移向南方的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成都、杭州等地。天彭裁培的牡丹，为蜀中第一，号称“小西京”。诗人陆游在蜀中做官，亲往游赏，并撰《天彭牡丹谱》（1178年）。宋室南渡后，洛阳花事衰微，杭州却得到发展，出现一些新奇品种，如‘重台九新淡紫牡丹’、白花青缘牡丹’等。

元代，是中国牡丹发展的低潮时期，长安、洛阳等地能见到的好品种已屈指可数，品种退化，重瓣品种难得一见，因有“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纪不恒有者”（姚燧《序牡丹》）之叹！

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的栽培的中心，转移到了安徽亳州。夏之臣《评亳州牡丹》云：“吾亳州牡丹，年来浸盛，娇容三变，尤在季孟之间。等此而上，有天香一品，石榴红，胜娇容，宫红袍，琉璃贯珠，新红种种不一，杂红最后出，品种难得。又有大黄一种，轻腻可爱，不减三变。佛顶青为白色第一。大抵红花以花子红，银红、桃红为上。”又云：“草堂数武之步，种莳殆偏，率以两色并作一丛，红白异状，错综其间，又以平头紫，庆天香，先春红三色插入其花丛，间集而成文章，他时盛开灿然若锦”。此时开中国插花技术之先河。

在明代，亳州牡丹虽有盛名，但曹州（今山东菏泽），国都北京牡丹栽培也逐渐繁盛起来。江南太湖周围，西北的兰州、临夏也有所发展。

曹州与亳州皆于明代嘉靖（1522～1567）年间引入牡丹，也同于万历（1573～1620）年间达到繁盛。两地之间相互交换品种，“曹花多移自亳”（清余鹏年《曹州牡丹谱》）；亳州也引进入不少曹州名品，如《亳州牡丹史》中记载一种“金玉交辉”的品种，说是：“曹州所出，为第一品。”又有“忍济红”“萍实红”两种，也产于曹州。《曹南牡丹谱》亦云：“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种至四十亩者，……多到一、二千株，少者数百株。”（《五杂俎》）。由此可以看出，现今牡丹的主要产地菏泽，在明代就已开始繁盛了。

北京自辽、金建都于此，牡丹栽培日渐兴盛。明代的《北京考》上记载辽圣宗（公元982-1031）在统和12年（995年）三月去长春宫观赏牡丹。在明代，牡丹栽培极盛，“金殿内外尽植牡丹”。城外还有三大名园梁家园、清华园和惠安园。

在江南，明代以江阴牡丹为盛。此外杭州、苏州、上海也有不少种植。广西灌阳也产牡丹，据明代《广西通志》记载，在广西“牡丹出灵川、灌阳，灌阳牡丹有高一丈者，其地名小洛阳。”

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曹州牡丹的栽培就更盛了，取亳州而代之。《曹县志》云：“牡丹非土产也，初盛于雒下（今陕西省雒南县），再盛于亳州，彼时已六、七百种，分五色排列，叙至于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盖连畦接畛也。”（《曹州牡丹谱》）。蒲松龄在他写的《聊斋志异》一书中，也曾有“曹州牡丹甲齐鲁”的记述。这时，曹州城东北各村栽培牡丹已很普遍。有以养花为业者，成园成圃者很多，其中尤以王李庄、洪庙、毛庄、赵楼各村为冠。道光年间赵玉田在村北建花园，专养牡丹、芍药，集本村之大成，园之周围树之以桑为篱，名曰“桑篱园”。著有《桑篱园牡丹谱》，其中记述了151种，内称：“山左十郡二州，语牡丹则曹州独也。曹州十邑一州，语牡丹则菏泽独也。”“菏泽为郡为里者，不知其几，语牡丹之出，惟有城北之一隅，鲁山之阳，范堤之外，连延褒不能十里。”其后，有《绮园牡丹谱》，核其名者百四十有奇。并云：“谷雨后往观，见姹紫嫣红，含蕊皆放，交错如锦，夺目如霞，灼灼似群玉之竞集，煌煌若五色之相宣。”当时栽培面积已达500多亩，每年输出十余万株，运往广州|、天津、北京、汉口、西安、济南等地出售。其中运往广州者为最多，收益亦大。当地农民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种果树莫若木瓜、柿子，养花木还是牡丹、芍药。”再加上社会上的爱好，菏泽人善于种花，以及牡丹根皮可供药用，所以菏泽牡丹，常期发展，历久不衰。

在清代，甘肃大部分地区也有牡丹栽培。而以兰州、临夏、临洮一带为栽培中心地。清末编篡的《甘肃新通志》曾有牡丹在甘肃“各州府都有，惟兰州较盛，五色具备”的记载。延安万花山，位于杜甫川内花源头村对面，这里盛产牡丹。清嘉靖修《延安府志》中记有“花源头产牡丹极多，樵者以之为薪。”附近群众有在农历四月初八到此赏花的习俗，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江南牡丹中有宁国牡丹和铜陵牡丹。据1936年编《宁国县志》载，“宁国、蟠龙素产牡丹，以白、黄为贵。”关于铜陵牡丹，据《铜陵县志》载：“仙牡丹长山石窦中，有白牡丹一株，素艳绝丽。相传为葛洪所种。”葛洪为晋代人，按此传说，以有1600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牡丹得到恢复和发展。目前，菏泽牡丹栽培面积已达5万余亩，600多个品种，已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中国牡丹栽培、观赏、科研中心，堪称世界之最。

中国牡丹栽培的历史，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栽培中心，其它地区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随着朝代的更迭，牡丹栽培中心随之变换，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终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转移过程为：洛阳（隋）—长安（唐）—洛阳（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这是中国牡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主线。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发展中心：一是长江三角洲、太湖周围及皖东南；二是四川盆地西北隅的成都、彭州；三是甘肃的兰州、临夏；四是广西的灌阳。

中国牡丹从野生引入观赏栽培，已有1650年左右的历史。栽培品种从单瓣花逐步演化成复瓣、重瓣乃至台阁型。促使牡丹品种向重瓣化演进的主动力是良好的栽培条件。已知将品种的优良性壮和枝变，通过嫁接固定下来，由之，新品种大量涌现。

从以上事实可以说明，我国牡丹品种资源极其丰富，即有野生种、半野生种，还有大量的栽培品种。其花丰硕富丽、雍容大方，不仅姿貌绝伦，而且色韵俱佳。

牡丹的种类繁多，全世界芍药属植物约30多种，中国的牡丹品种约有800个以上，牡丹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依据为：株形、分枝、习性、叶形、花色、花期、花型等，根据野生原种不同可分为牡丹系、紫斑牡丹系、黄牡丹系和紫牡丹系；根据花部基本构造不同分为单衣类和出阁类；根据花部演进方式和顺序不同分为千层组和搂子组等。

栽培技术

繁殖：可采用播种、分株、嫁接和压条等方法。

(1)播种：种子从9月上旬陆续成熟，采种后应尽快播种，以便在入冬前萌发而长出胚根，牡丹种子的上胚轴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休眠期才能萌芽，而胚根则不需要休眠，因此在秋播的当年只生根而不萌芽出土，翌年春季萌芽出土，秋季再分苗移栽，实生苗要5年以后才能开花，成株慢又易发生变异，因此只在杂交育种上才采用播种法。

(2)分株：牡丹分株可在清明进行，温暖地区还可以推迟。分株时要注意在容易分离处劈开，并且注意新分部分应有较多根系。

(3)嫁接：通常多以牡丹根或芍药根进行根接，牡丹根细而硬不便嫁接，所以多以芍药根作淋。一般多在9月下旬进行，具体操作前先把芍药的肉质根整墩挖出，再把它们逐根剪开，放在室内阴晾两天，使根内水分减少而柔软，然后剪取牡丹的当年生根作接穗，每枝上必须具有充实饱满的顶芽，采用劈接法在室内逐个接在芍药的根砧上，一般不需绑扎，只用和好的胶泥将接口封住，接好后立即拿到平整好的圃地上栽植，栽时需把接口栽人土内，并深人土表8-10厘米，再按行垒垄，将接穗的顶芽全部封住，当年秋季在芍药砧上就能长新根，但牡丹接穗的顶芽并不萌动。翌年清明前将土垄创开，让牡丹萌芽生长，并可长出自己的根系秋后可将其挖出，同时把芍药的根砧剪掉再行栽植，否则芍药的根系会长出芍药株丛与牡丹同而影响牡丹生长。

管理：牡丹的栽培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浇水，春季应充分供水以促其生长，满足开花需要；夏季要注意雨后排水，不能积涝；秋季应适当控水，以免徒长而易受冻。其次是施肥，牡丹每年最好施三次肥，第一次在新梢迅速抽出、叶及花正伸展之时，此时施肥对花朵增大有很好的效果，以迟效肥为主。第二次在花谢后，对以后的生长和花蕾的增多有很大影响，也以速效肥为主。第三次在秋冬，对增强春季的生长有重要作用，以迟效性肥为主。除此以外，应注意中耕除草，整形修剪和摘芽的工作，对观赏用植株留枝可少些，做到去掉基部萌发枝以便短时间内形成美观的株形。花芽分化在7月下旬开始，应在此之前进行修剪。牡丹虽喜光，但在夏季烈日曝晒下，叶片常退色，甚至枯焦而停止生长，故在栽培上应适当遮荫。

牡丹常见的病害有褐斑病、炭疽病、紫纹羽病，防治方法应采取综合防治法，发病期用常见的杀菌类药剂防治。

虫害有：根线虫、天牛和介壳虫等。

用途

牡丹花形大艳美，色香俱全，观赏价值高，在我国传统古典园林中广为栽培，同时也广为盆栽观赏。

牡丹根部的皮叫“丹皮”，含丹皮甙、芍药甙丹皮酸等成份，有清热凉血、活血、调经、行瘀等作用。久服能轻身益寿，可治高血压、散瘀血等多种疾病，全花可调经活血，主治妇女月经不调和行经腹痛。花瓣和花粉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糖类、酶、微量元素。可作为保健食品和饮料、化妆品等。

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人《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者，不乏其文。形成了色括植物学、园艺学、药物学、地理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俗学的一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完整机体的一个细胞，透过它，可以洞察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文化全息”现象。

牡丹文化的起源，若从《诗经》牡丹进入诗歌，算起距今约3000年历史。秦汉时代以药用植物将牡丹记入《神农本草经》，牡丹已进入药物学。南北朝时，北齐杨子华画牡丹，牡丹已进入艺术领域。史书记载，隋炀帝在洛阳建西苑，诏天下进奇石花卉，易州进牡丹二十箱，植于西苑，自此，牡丹进入皇家园林，涉足园艺学。唐代，牡丹诗大量涌现，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脍炙人口；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化浓”，千古绝唱。宋代开始，除牡丹诗词大量问世外，又出现了牡丹专著，诸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丘浚的《牡丹荣辱志》、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等。元姚遂有《序牡丹》，明人高濂有《牡丹花谱》、王象晋有《群芳谱》，薛凤翔有《亳州牡丹史》，清人汪灏有《广群芳谱》、苏毓眉有《曹南牡丹谱》、余鹏的有《曹州牡丹谱》等。散见于历代种种杂著、文集中的牡丹诗词文斌，遍布民间花乡的牡丹传说故事，以及雕塑、雕刻、绘画、音乐、戏剧、服饰、起居、食品等方面的牡丹文化现象，屡见不鲜。

解放后，牡丹种植有长足地发展，牡丹文化被人逐渐重视，出现了大批牡丹研究工作者和专家。

牡丹文化兼容多门科学，其构成非常广泛，它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等所有文化领域。牡丹文化中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基本概貌，符合宇宙间的“全息律”。

牡丹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类型的文化相比，牡丹文化有其：

（一）较浓重的生物学特点

（二）较浓重的药物学特点

（三）较浓重的园艺学特点

（四）较浓重的美学特点

（五）较浓重的文学特点

（六）较浓重的乡土气息

（七）浓重的富贵之感

（八）浓重的人生回味

（九）浓重的生活恿气

（十）浓重的旅游氛围等特点。

牡丹文化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相结合产物，从古今中外牡丹发展的历史来看的确如此，牡丹发展在盛世，太平盛世喜牡丹，牡丹文化也如此。

中国牡丹心逢盛世，沐浴春晖，盛况空前，在许多生产牡丹的地方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牡丹花会，弘扬牡丹文化。那时，花城中便万人空巷，看花人摩肩接踵，笑语欢歌，万紫千红的花光，如醉如痴的人流，汇成欢乐的海洋。国运昌时昌，历史又一次证明了这一深刻的哲理。

（引自李保光著《国花大典》文章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