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看过《孟子》，对孟子评价高过其师孔子。原因如下：

1、孟子才是真正的《儒学》创始人。孔子其实就是私办官员预科班的老师，而且其主要擅长祭祀。他的一些言论被徒弟所记录。既不系统，也不适用。恢复周礼，本来就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孟子是把孔子言论进行系统整理，并且和实际结合，形成对当时当事具有指导性理论的人物。

2、孟子把仁的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提出了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极其伟大，不但形成了中华文明和日本文化的本质区别。（日本文化由于专制压迫不敢宣扬仁的理念，只能宣传忠孝的思想，最终导致其民族道德观的扭曲和乖戾）。而且使得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比之任何思想，毫不逊色。

3、孟子的思想，更全面，更深刻，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实用。为后世儒学基本形成了全套理论框架，涉及法律，政治，文化，经济，伦理各个层面，使儒学，成为真正能涵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学说。特别是对经济多有论述。

最后说说楼上介绍的宋朝轻孟的原因，宋朝其实是儒家全面衰落的时期。宋明理学，基本是对儒学的全面颠覆，把经世致用的儒学，吸收了佛道玄想的形而上学，改成了纯粹理念思维，看似高深，其实毫无意义。是儒学的全面蜕变和退步。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学并起，在各学派的争芳斗艳之中，孟子作为儒学道统的继承者，以安天下利百姓为己任，奔走于各国之间，并以其辩口利辞卓越于世。他的言辞气势雄伟、长于思辨，其中诸多巧辩文采斐然、锋芒毕露，着实令人叹服。苏洵评其言语“语约而意尽，不为_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1]，以其言简洁明快又不失雄健闳肆，着实精妙。对于《孟子》一书，历代学者已做过相当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政治以及训诂等方面，而对其论辩艺术、语言技巧方面的研究在相比之下则略显薄弱。其中，近代以前对孟子的论辩艺术的评价大多散落于文人著作之中，如苏洵、赵岐、韩愈等均曾对孟子的论辩艺术作评。其中，清代学者牛运震较早地在《孟子论文》对孟子的语言修辞、论辩技巧进行探究，但其文偏重于微观，缺少宏观评述[2]。近现代以来，对孟子的研究面逐渐拓展，而关于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亦得到进一步发展。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3]一书中评价孟子之言内容广博，充斥浩然正气，长于雄辩却非因好辩而辩。段凌辰在《之辩论术》[4]一文中逐条逐句对孟子论辩中采用的技巧进行归类，十分清晰条理。谭家健从孟子文章结构入手，分析其艺术特色，认为孟子论辩的首要特点为明白晓畅[5]。刘生良从逻辑学层面探析孟子的论辩，将其划分为回避术、求同术、反诘术等诸多技巧[6]。孟子娴熟的运用各类论辩手段，往往能够使其论辩目的得以实现。而其论辩技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孟子在论辩中长于譬喻，赵岐曾道：“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7]孟子擅长以具体的实例来显明抽象的义理，使目不能见、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变得具体可感，从而使听者如有目睹，扩大其言论“悟他”的效果。如《梁惠王章句上》中梁惠王询问孟子为何自己用心民生，然“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8]，孟子知其好战而不识仁，便以战事作寓来回答，“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9]在这里，孟子将邻国之政喻作后逃百步，梁惠王之政喻作后逃五十步，二者虽有步数之差，却无本质之别。正如梁惠王所行之政，虽能施小惠与民，然归根结底与邻国不恤其民无二致，均“不能行王道以养其民”[10]罢了。孟子以此寓作答，一则使梁惠王深谙其政之失，无辞辩驳；二则是刺梁惠王不谙仁政于无形，全篇虽不见褒贬之辞，而褒贬之意却寓于其中，这也正是孟子用寓之深意。孟子在论辩中多用譬喻，这使其在论辩中能够施用混淆视听、偷换概念的技巧，实现“有所蔽”而在论辩中处于有利地位。义理是抽象的、概括性的，而实例是具体的、个性的。因而义理往往能够涵盖更广泛的范围，所含摄的内容也较为简明。而实例恰与其相反，实例涵盖的范围极其有限，但由于其个别性，实例却时常包括有义理不必含有的特性，故实例的涵盖范围要大于义理。这样以来，以譬喻来阐述义理便有了迷惑思虑、偷换概念的可乘之隙。如《告子章句上》中告子与孟子就性善恶进行论辩时，告子说：“生之谓性。”[11]提出个体生而具备的自然之质即是性，其意在借此证明人性无善无恶。孟子答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12]在这里，孟子俨然已开始混淆视听，先是混同了“生”与“性”，将个体存在等同于性；又进一步把告子所说的具有普遍性的“生之谓性”混同于所指仅限于初始之白，带有极强局限性的“白之谓白”，无疑已为告子设下陷阱，而告子浑然不觉。这样一来，便有了后文中孟子继续反问告子白羽、白雪、白玉三者之白是否无异之文。由于三者之白已被羽、雪、玉规定，故三者虽同为白色，性则疏矣。孟子显然已知三者有异，故意设此问，而告子仍未觉，因而孟子又进一步混同了犬性、牛性及人性，使告子陷入不可是不可否的尴尬境地。在这场论辩中，孟子连举多例，以具有特殊性的实例代指普遍性的义理，巧妙地偷换概念，使对手如堕五里雾之中，实在不可不赞其机巧。从孟告人性之辩的例子可看出，孟子还擅_在言语之中设置陷阱，揣度对方内心，步步深入，而使对方于无知无觉中陷入自我否定、无言以对的尴尬境地。诱敌深入、请君入瓮之计在孟子的论辩中比比皆是，如《梁惠王章句下》中，孟子刺齐宣王身在君位却不谋君职，启发宣王自我反省、有所作为，便连设三问，先问如何处置失信不担责之友，再问如何处置失职之官。宣王对孟子发问之意图毫无察觉，以“弃之”、“已之”分别作答，于是，当孟子发出第三问，即何以处置不治之君时，宣王已彻底落入陷阱。此时，宣王承前回答便是批驳自身，逆之便是违背道义，实在无法作答，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由此可见，孟子在言语之中布下陷阱，步步紧逼，其巧着实令人无言以答、心悦诚服，而其锋之利亦足以见。另一方面，孟子直言不讳，敢于以言刺君上，要求君主施政作为、安民治世之举，无愧于其以天下为己任、终生为民请命的“士”形象，而这也正是孟子论辩具有的一大特色。孟子论辩的技巧，有“正”亦有“负”，倘若遇到孟子不愿谈及的问题，孟子便会采用“负”法，巧妙回避，借机转移话题。如在《梁惠王章句上》中，齐宣王询问孟子齐桓、晋文二人的事迹，孟子推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13]，以不知此事来回应宣王的发问。然孔子诚无道此耶？孟子诚不知此事耶？自然不是。据《论语》所载，孔子曾多次讲到齐桓、晋文，如《宪问》篇中提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14]以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15]，显然不是孟子口中的不曾提及。而孟子本人又极为尊崇孔子，赞其“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16]，自然应对其言其事知之甚详，可见孟子详熟此事，只是觉察齐宣王有效仿齐桓、晋文二人，实行霸道之意，而实行霸道便会与自身所主张的仁政背道而驰，故对齐宣王佯装不知罢了。不仅如此，孟子接下来又道：“无以，则王乎？”[17]迅速将话题转移至如何以仁德王天下，向齐宣王推行自己的主张。可以说，此举巧妙地化解了孟子面临的两难之境，变守为攻，使孟子在论辩中重新处于优势地位。来源：西部论丛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以继承孔子衣钵为己任，终身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孔子思想，“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为儒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至儒家思想被称为“孔孟之道”，他个人也被称为仅次于圣人孔子的“亚圣”。如果说孔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孟子思想则是儒家文化的第二个支点，原点、支点连成一线，进而形成了儒家文化传统，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动脉。《左传》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生志业。立德居于首要位置，与人相伴终生，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在传统社会，立功意味着为官从政，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报效社会，治国安邦，建立功勋。立言一般是在立功无望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随之而来的是青灯黄卷，寂寞冷清。孟子是在被诸侯君王们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窘境中走上了立言之路，其言论汇集为《孟子》一书。正是立言，使孟子成为思想家，名扬千古，激励后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产生了超迈于立功的深远影响。立言成就了孟子。《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思想，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思想，哲学上提出了人性本善理论，政治上提出了发政施仁观念，人格上提出了大丈夫精神，教育上提出了育天下英才思想，形成了个性鲜明的精神风貌，补充完善了儒家学说，指点和引领了后世儒学的进步发展。来源：孔学堂

《孟子》一书中蕴含着孟子系统的生死观，表现为善待所有生命的生命态度，舍生取义的人生价值观，“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的人生追求。《孟子》是四书之一，集中体现了儒家重要代表之一孟子各方面的思想，包括他的生死观。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生死观，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善待所有的生命，在生死抉择时强调舍生取义，追求创业垂统，超越死亡。孟子作为孔子后学最重要的一位代表，继承了孔子尊重和珍惜生命的思想并且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孟子生死观的特点是提出了更广泛的善待生命的观念。孟子首先提出了善待自身的具体主张，认为对于身体每部分都要爱护和保养。他说：“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也，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孟子·告子上》）对身体每部分都爱护是孝道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又加以保养则是对生命本身的珍爱。其次，孟子将善待生命扩大到自然万物。在与梁惠王交谈时，他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来源：学理论·中

后世对孔子的评价

对于孔子我们应该客观的评价，褒贬都有。可以说孔子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但是也有他的局限性，以及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妥协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其中的一些思想直到现在仍然受用，感染了每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后人对孟子的评价

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程颐对于先圣孟子的评价，都认为：自从孟子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可以继承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了。是故才有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周公，周公传孔，孔传孟的说法。而他们认为，孟子之后儒家就再也得不到真传了。而到了后世，东汉时期的赵岐对孟子的评价就更高，他认为，《孟子》一书保罗万象，是一部经典中的经典，足可以和圣人孔子相比，所以，他就把孟子成为“亚圣”。这也是孟子被称亚圣的最早说法。

其实，说点实在的，这些都是后人给予孟子的评价，先秦之前，根本就没有儒家这一说。当时人们信奉的，都是“黄老之术”。其中，黄指的是皇帝，老指的是老子，也就是说，先秦之前，人们信奉的都是道教。所以也就没有了三皇五帝各代相传的儒家道德之说了。

但是在后世，人们对于孟子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甚至已经超越了诸子百家，仅次于孔子。孟子提出的政治观点“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在他所处的战国时代，有着一定的先进性。他在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定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而孟子对于人性方面的思想，也颇具有前驱性。他认为，人形本善，只是后天的影响才让人有了善恶之分。所以他一直坚持“舍生取义”的说法，他和孔子一样，认为老百姓应该遵守礼制，才能让天下太平。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把握论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面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为“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现有三：1、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主张的研究来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来的研究趋向，笔者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对理论上存在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用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因素，在诸如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诸子散文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应成为新世纪诸子散文艺术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对其散文艺术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浅和领域的狭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领域需要去填补。这方面，徐华龙的《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一文[31][4]或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徐文探讨了孟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指出孟子大量运用了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传说等“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并联系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美学观点和文章体式对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认为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难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按照流行的观点，一切文学活动和艺术形式均肇始于民间，因此探讨先秦其他诸子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进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新的跨越，将是新世纪《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战国中期孟子，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受得弟子的尊崇，除却弟子，更有无数后人的称赞与敬佩。这大概是源于他的“论战纵横捭阖，口才简直独步天下”。时代的远逝，剥夺了我们拥有时间交集的可能性，穿越版的痴人妄说也只能是笑谈臆想，要走进亚圣孟子，还得回到国学原典《孟子》。《孟子》里孟子的出场似乎不是很风光，梁惠王——在这本书里他见到的第一位国君是这样向孟子打招呼的：“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个梁惠王很坦率，一点也不装，能用“红包”表达的尽量不用语言。第一次面对面，就是这样的尴尬，孟子那可是圣人呀，不管怎样说，这样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仁政”功在千秋，利在万世，我告诉你们这些国君诸侯，可是帮你千秋万代，基业永保，干嘛还要这样低三下四？要是孔子在世，道不同不相与谋，说不定回来一场扭头便走的旅行。孟子却留下来了，我们替孟子窝火，这跟伟大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了。孟子会慢慢的调教这个梁惠王的。《寡人之于国》章讲到，终于有一天，梁惠王与孟子谈心，讲到近来一件很费脑筋，也很让自己感伤的事情：“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看看梁惠王这个语气“尽心焉耳矣”，一连用了“焉耳矣”三个语气词，这当中有自我的肯定，有对孟子如何正确认识梁惠王伟大贡献的委婉提示，还有对不谙官场风情一直在沉思不肯点赞的孟子的期待。越是这样，孟子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因为梁惠王的逻辑是建立在自己毫无过失而错在天下负我的基础之上的，他的疑惑就那样的怨天尤人：这百姓的良心哪里去了？我那五星级的执政能力为何得不到承认？不仅如此，如果大家懂得梁惠王，回答问题还有风险的。孟子说：“王好战，请以战喻。”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即兴发挥出来的类比，让我们感到了孟子强大的逻辑能力与应变速度，也感觉到了孟子在棘手的问题、难缠的对手面前展示出的论辩技巧！能在刹那能将对手打的哑火，还能“引君入彀”，让对手在深刻的反思之后毫无怨言，恐怕所有的读者都异常的快意于这次成功的突围！孟子这样的胜利还有很多。但是，如果把这种论战技巧的高妙这当做孟子的伟大，难免低幼了，也不能把孟子与战国时那些巧舌如簧的纵横家区别开来。真的伟大恰恰在孟子的论战技巧的背后——那些真实的尴尬与困窘。列位看官，我们看到了孟子潇洒，甚至“跋扈”的一面，但是谁人看到这一幕幕背后的酸楚与艰辛？我们还记得当时面对梁惠王好不礼貌的称谓“叟”，孟子选择了留下来;当他发现了梁惠王其实执政能力不过接近及格线，而且证据确凿的时候，孟子不是一鼓作气将死梁惠王，而且循循善诱，颇有耐心。这让我们很多热血青年抱打不平，要是换了我们，一定让梁惠王好看！但是，有谁想过在这个世界上，离开比留下更容易，意气用事就可以;快意比隐忍更容易，荷尔蒙一攀升，直接引爆就可以。不过，走了之后，快意之后呢？成大事者，单凭意气鲜有成功者。换句话，没有这份隐忍，不肯委屈自己，是无法成事的。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面对齐宣王的_候，孟子简直是上演了三进三退的悲情大戏，孟子在逻辑上三次引君入彀，酣畅淋漓，无一失手。然而，认真的读者会发现，明明是齐宣王没有资格与齐桓晋文相提并论，孟子也不愿谈及齐桓晋文的“霸道”，但是孟子还是委婉的提醒齐宣王世间还有“王道”;明明知道吝啬小气的齐宣王很难爱民行仁政，但孟子还是借齐宣王在祭祀时用羊代替了牛这个事件，大赞齐宣王是极富爱心的好青年，替齐宣王掩藏了本质吝啬这个秘密;明明知道齐宣王不愿行仁政，还是用了“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样的话。替一个装睡的人打圆场，是一场感人的退避三舍。我一直在疑惑：难道孟子的学生在旁边看着，他们会不会很沮丧甚至无地自容：夫子的浩然正气呢？夫子的伟大与不挠呢？孟子这样做当然有自己的理由，因为心中还有“仁政”“王道乐土”的理想，断然不能因为意气用事就荒废了理想。孟子的理想，一如所有伟大的理想，只要他是先驱，就会碰到很多真实的尴尬，遭遇很多世俗乃至鄙夷的挑衅，更不谈不上一帆风顺，所向披靡。这种在理想面前的自我委曲，你可以说它不刚猛，但是无法否认它充满了一种韧性的坚强。如果你还不能足够感动，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孟子的理想如果实现了，谁是最大受益者？为了这个理想，谁又是最大受害者？成则天下幸，败则一人苦。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天下人而委屈了自己，这难道不比为了自己而委屈自己，或者为了自己都不能委屈自己更高尚，更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悲壮吗？这大概就是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吧！即使愚钝如我，对“圣人”这个大写的词汇也感到了一种仰望的冲动。所以，孟子的伟大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他的理想快意呈现的方式，一是他的理想真实呈现的部分。前者因为后者而有了真实与伟大的感觉。孟子有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恐怕真正能读懂这段话的还是孟子本人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生活是一部读不完的大书，历史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那其中的真谛需要我们用心去读，用心品味。来源：锦绣·中旬刊

国学经典介绍：《孟子》《孟子》为儒家经典之一，是由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孟子与其学生万章、公孙丑一起完成的。《孟子》共七篇：《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孟子》继承、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吸收《论语》中的精华，接受了《大学》《中庸》的一些特点。性善论是《孟子》学说理论的出发点，其主要主张有“仁政”“王道”理论。《孟子》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全国的统一是起了进步推动作用的。他的仁政思想，“民贵君轻” 的思想，提倡“省刑罚、薄税敛” “不违农时”等主张，在后来社会历史上有重要影响。他主张尚贤，重视修养，提倡为臣的要以仁义规劝君主，这有益于培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骨气，有益于澄清吏治。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被人们发展为不迷信权威的主张。他的仁战思想，启发人们反对非正义战争。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孟子》一书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它翔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保存了丰富的史料，是研究孟子思想和先秦文学、历史、经济和哲学的重要著作。全书35000余字，说理精辟，文字流畅，语言形象，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他的散文创作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代的散文大家，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孟子》妙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来源：读与写·初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