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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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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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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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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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在这里，我先介绍几个民族的特点和苗族的民俗: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东南部、广西大庙山、海南岛以及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省的边境地区，人口97万。苗族历史悠久。在中国古籍中，早在5000多年前就有关于苗族先民的记载，即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中游以南被称为“南蛮”的氏族和部落。苗族没有文字，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语族苗语支。

苗族生活在高山上，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为旱稻。玉米、荞麦、土豆、豆类，经济作物是大麻，一般都是自己种自己织。苗族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如古歌、诗词、情歌等。苗族也擅长跳舞，芦笙舞最受欢迎。蒙古族:蒙古族传统节日主要有旧历中的新年，蒙古语为“查干萨仁”，意为白月。蒙古族的节日也叫“白节”或“白月”，与牛奶的洁白密切相关。

此外，还有那达慕、马奈节等等。苗族习俗，苗族人非常注重礼仪。游客来了，会杀鸡鸭待客。如果是远道而来的贵客，苗族人习惯先请客人喝牛角酒。吃鸡时，鸡头要给客人中的长辈，鸡腿要给最小的客人。有些地方有分鸡心的习俗，即家中年龄最大的主人用筷子把鸡心或鸭心给客人，客人自己吃不了，必须把鸡心平分给在场的老人。

如果客人酒量小，不爱吃肥肉，可以说明情况。如果主人不勉强自己，却吃不饱喝不饱，就被认为是看不起主人。朝鲜族的节日与汉族基本相同，主要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老人节等。还有两个家庭节日，即节(60岁生日)和回族婚典(60周年结婚纪念日)。第一个结婚日和第二个结婚日，孩子、亲戚朋友、邻居都祝福和庆祝老人的生日。苗族踩华山节是中国苗族的一个盛大传统节日，通常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初三、初六举行。在苗族聚居的每一个县，这几天都要竖起花杆，举行盛大的活动踩花山。这不仅是苗族青年男女谈恋爱的好时机，也是苗族人民开展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苗族一家人，男女老少，穿金戴银，从四面八方赶到花杆脚下，吹芦笙，玩弹，跳鼎，耍大刀，斗牛，摔跤，打画眉，爬花杆。

古籍既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同胞的集体记忆。中华古籍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和相对性的概念，在不同的系统中有不同的概括形式。一般地，就普遍意义来说，相对于主流文化、强势文化或者精英文化而言，是指具有历史传统的、地域性的、非主流的文化。在我国，民族文化通常有二种表达意思：其一是具有历史传统的、民族民间的、非主流的文化。这是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其中主流与非主流也是相对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其二是指我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本文在没有特别指出的情况下，民族文化均指后一种意思。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文化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新形势下民族文化新的内涵、新的特征，就成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 民族文化的内涵

1、 文化的界定

“文”的本义是“错画”，也就是花纹。一般地说，古汉语中其意义引申有三：一是因花纹总是画在载体上的，“文”则引申为后天形成的品德、修养，与表示先天素质的“质”相对。如《论语•雍也》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二是政治领域里，“文”引申为“文治教化”，文治也就是礼治，即利用礼乐教化提高人们的修养而使国家安定，与诉诸军事征服他国的“武功”相对。三是古代对“文”的认识反映在对天文和人文的区分上。如《易•贲卦》说：“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化”的本义是改易。这种改易亦有三层意思：其一，许慎《说文解字》的第一个字是“一”，解释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其中“造分”和“化成”就是造化，指宇宙之发生。其二，《易•系词》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指宇宙发生之后的自然演化。其三，《荀子•不苟》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注释说：“化谓迁善也”，又说：“驯至天善谓之化”，这些都是指人文的教化，这一意义在古籍中情况最多。

在中国典籍中，“文化”很早就已合成，《说苑•指武》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把“文”和“化”意义的内涵合成后，其意义为人的后天修养与精神、物质的创造。修养属改造主观世界的范畴，创造属改造客观世界的范畴。这是“文化”概念的传统解释。

关于“文化”的概念，据有人统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角度，约有一百多种。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性的，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人类社会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出发，笔者比较赞同王宁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关于“文化”的定义。该书以人类与非人类为分野来作为文化定义的立论依据，认为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是以人和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的概念，注重不同民族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

2、 文化和民族的相互关系

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的日益增多，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战争不断扩大。为了加强实力，亲属部落或邻近部落结成地域联盟，对立的阶级与国家逐步形成。在这一长期过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逐步发展成以地缘关系结合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就产生了。同样地，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思想意识外化为物质、精神和行为方式的结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其中人类社会和民族是决定性因素，一切事物只有加上人类的自觉意识，才能涂上文化的色彩；文化则为人类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从文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本质来看，其外在表现即人类社会和民族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全部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这是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活动方式。正是这一基本活动，创造了民族自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的内在本质，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文化就是人化”。世界上的凡经过人加工改造，经过人化的非自然物，都涵括在文化领域之内。客观世界只有渗入了人的意识，才能称之为文化，离开了人，就无所谓文化。因此，是人、人类社会和民族创造和发展了文化。

从民族的两个属性来看，其自然属性即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其中，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与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物质条件。民族的社会属性即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和民族发展的文明成果，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居第一位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等更是典型意义上的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原理中可推导出民族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人类社会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了文明，形成了自已的文化；与此同时，文化在人类社会和民族的发展中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文化与人类社会和民族的发展相适应时，文化就推动其发展，反之，则阻碍其发展；这时，人类社会和民族又会创造新的文明、新的文化。

3、 民族文化的定义

与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一样，民族文化的定义也有许多不同的表述形式。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两类。

（1）广义的民族文化定义

广义的民族文化定义即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定义，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其中，物质方面的成果实质上就是民族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方法等，包括人的衣、食、住、行、用所属的多种物品，以及制造这些物品的物品。如食物、服装、日用器物、交通工具、建筑物、道路、桥梁、通讯设备、劳动工具等等。精神方面的成果是观念性的东西，通常以心理、观念、理论的形态存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心态、心理、观念、思想等。如伦理道德、价值标准、宗教信仰等。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制度方面的成果是精神成果的外显，是人们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包括政权体系、法律法规等。如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寨老头人制、合款制、各种规约等。又如党和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狭义的民族文化定义

狭义的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其实，人类文化很难将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截然分开。所有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创造物，都凝聚着创造者的观念、智慧、意志，这些都属于精神的因素。之所以提出狭义民族文化概念，就是要排除纯粹的物化自然世界，集中研究人类自身的心理状态。因此，狭义的民族文化也可以说是民族人文文化，是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积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的总和， 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间工艺等等。

（3）民族事务工作意义上的民族文化

在我国，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党和国家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法律法规，还专门成立了管理民族事务的工作部门。为了管理好民族事务特别是民族文化事务，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民族事务工作意义上对民族文化的内涵和范围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国务院管理民族事务工作的职能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也有相应的省级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其中都设置了专门管理民族文化事务的文化宣传司（处），其主要工作任务和职责就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卫生、体育和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由此可知，民族事务工作意义上的民族文化是指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主要表现形式是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戏剧、文学艺术、民族医药、传统体育等。

4、 民族文化与其他相关文化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文化”一词使用相当频繁，其中有许多是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或者内涵相近，或者内容交叉，或者关系密切。在此，就几个主要的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概念及其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

（1）国别文化：国别文化是以国家为划分文化的社会依据，以国家特有的历史与国情为基础，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我国的国别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也称中华文化。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中华文化具有多维性的特点，是由境内56个各自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构成的共同体文化，即多元一体的文化。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有二个重要的内涵，这其中也体现了中华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其一，多元的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互相交流，互相吸纳，互相浸透，互相促进，多角度地交融，全方位地契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其二，汉民族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引导、团结和凝聚各民族文化的主导作用。

（2）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我国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发展的人文精神的总和。民族文化是一个不以时代划分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历史范畴。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每个民族都因区域和发展程度的差异而形成了自已的传统文化；第二，任何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引进和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成分，这些被引进和吸纳的外来文化一旦与自身的文化相结合，它便也就成为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第三，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离开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族文化就不成其为民族文化，就会失去民族特色，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3）主流文化（强势文化）：在同一文化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共同体文化发展方向、起着团结和凝聚其他文化作用的文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流文化或者说是强势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认为，在事物由多种矛盾所构成的矛盾体系里，各种矛盾力量发展是不平衡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复杂矛盾体系中的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非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中华文化这个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文化中，汉族文化毫无疑义地处于主导地位，是主流文化，其他55个少数民族文化处于从属地位，是非主流文化。汉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就是主流与非主流关系，就是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辩证的。第一，由于历史发展条件和文化本身的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中，在这一或那一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有比较昌盛、发达、普及的；也有昌盛、发达、普及的程度稍差一些的。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会因此而失去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独特的，所以作为一种价值而言，它们均处于平等的地位，对于这一或那一民族本身说来，都是同样重要的，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第二，在中国历史上，汉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与这种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就决定了其文化的发展也处于领先，在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影响、团结和凝聚着各民族的文化。第三，多元的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汉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浸透、相互促进。

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远古文化时期的神农氏 时代以前，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 ，经历了有巢氏 、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 黄帝轩辕氏  、尧、舜、禹等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

扩展资料：

剪纸在中国农村是历史悠久，并且流传很广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剪纸，就是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这种民俗艺术的产生和流传与中国农村的节日风俗有着密切关系，逢年过节亦或新婚喜庆，常常会贴“囍”这个字，

人们把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雪白的墙上或明亮的玻璃窗上、门上、灯笼上等，节日的气氛便被渲染得非常浓郁喜庆。剪纸艺术是汉族传统的民间工艺，它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已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种珍藏。

那质朴、生动有趣的艺术造型，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其特点主要表现在空间观念的二维性，刀味纸感，线条与装饰，写意与寓意等许多方面。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