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蔬菜来自野生植物的采集，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蔬菜栽培逐步兴起，野生蔬菜逐步向栽培种变化，种类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内外交往的增加，也促进了蔬菜的引入。中国最早比较详细地记载蔬菜的数据是在2500年前的《诗经》中，列出的蔬菜种类有蒲、荇菜、芹（水芹）、芣苢（车前草）、卷耳、蘩（白蒿）、蕨、薇、苹（田字草）、藻、瓠（葫芦）、葑（芜菁等）、菲（萝卜）、荼（苦菜类）、荠、荷（莲藕）、蒿、瓜（甜瓜、菜瓜）、苹（扫帚草）、杞（枸杞）、莱（藜）、菽（豆类）或荏菽（大豆）、莪（抱娘蒿）、堇、笋（竹笋）、茆（莼菜）葵（冬寒菜）、蓼等。此后的古籍如：《山海经》（战国时期）、《论语》（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吕氏春秋》（公元前3世纪）、《尔雅》（公元前2世纪）等记载，先秦时期的蔬菜还有葱、薤、小蒜（泽蒜）、芸、芋、薯蓣（山药）、姜、蘘荷等。以上蔬菜大多处于野生状态，栽培的蔬菜仅有韭菜、冬寒菜、瓠、瓜、大豆等几种；其他如葑、菲、莲藕、水芹、竹笋等可能还处于半野生状态；有些蔬菜如荠菜、莼菜等直到现在也只有局部地区有少量栽培；有些则一直处于野生状态。记载华南蔬菜植物较为详尽的文献是《南方草木状》（晋嵇含撰，公元314年）此书记载当地栽培的蔬菜种类有赤小豆、刀豆、越瓜、冬寒菜、白菜、芥菜、芜菁、荠菜、苋菜、蕹菜、茼蒿、紫苏、甘露子、芋、蘘荷、薯蓣、姜、萱草、百合、黄花菜、丝葱、韭菜、薤、莼菜、菱、莲藕、慈姑、荸荠、水芹、茭白、竹笋、食用菌等，这些蔬菜多属于中国原产。

北魏时期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533—544）中，记述了1500年前在黄河流域栽培的蔬菜只有32种，包括种及变种，有瓜（甜瓜）、冬瓜、越瓜、胡瓜、茄子、瓠、芋、蔓菁、菘、芦菔、泽蒜、薤、葱、韭、蜀芥、芸薹、芥子、胡荽、兰香（罗勒）、荏、蓼、蘘荷、芹、白蘧、马芹、姜、堇、胡葸子（即枲耳）、苜蓿、葵、蒜及大豆等。

此后，中国经“丝绸之路”沟通了与阿富汗、伊朗、非洲、欧洲的交往，从而使中亚西亚、近东、埃塞俄比亚和地中海4个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蔬菜传入中国。继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于汉、晋、唐、宋各代，又先后开辟了与越南、缅甸、泰国、印度、南洋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海路及陆路交通，从而使印度、缅甸、马来西亚中心起源的蔬菜传入中国。美洲大陆被发现后（1492），通过海路又间接地经欧洲引入了北美中心和中、南美中心起源的蔬菜。因此，从汉代以来，中国蔬菜的来源越来越丰富。

由中亚西亚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蔬菜，在秦汉时期有大蒜、芫荽、黄瓜、苜蓿、甜瓜、豌豆、蚕豆；菠菜于唐代传入。莴苣在唐代以前无文献记载，宋（960—1297）时始见于《东京梦华录》（南宋孟元老撰）和《梦粱录》（吴自牧撰），两书记述当时河南开封及浙江杭州市场中已有莴苣销售；由《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宋代绍兴年间校定）的名录推断，胡萝卜传入年代应在宋代或宋代以前。

由东南亚经陆路或经海路传入中国的蔬菜，从汉晋至明清前后有茄子、丝瓜、冬瓜、苦瓜、矮生菜豆、扁豆、小豆、绿豆、饭豆、龙爪豆等。茄子在北魏（386—534）之前，不具重要地位。如在《齐民要术》中茄子无专篇而附于《种瓜》篇之后。晋嵇含撰《南方草木状》提到“茄树。交、广草木，经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种茄”；唐代段成式撰《酉阳杂俎》（803—863）记载：“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只有西明寺僧造玄中，有其种。”说明茄子来自越南、泰国，南方栽培较早而普遍。但到了宋代，已成为南北重要蔬菜。扁豆始见于梁代（502—551）陶弘景着《名医别录》写作藊豆，其传入当更早。丝瓜的传入在南宋之前，陆游著《老学庵笔记》（1125—1210）提到用丝瓜瓤“涤砚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豇豆的传入，是在东汉或三国之际，在张揖撰《广雅》（227）中称为：

明清两代（1368—1911）由海路传入的蔬菜很多，计有菜豆、红花菜豆、西葫芦、南瓜、笋瓜、佛手瓜、豆薯、辣椒、番茄、菊芋、甘薯、马铃薯、结球甘蓝、芜菁甘蓝、香芹、豆瓣菜、四季萝卜、菜蓟、洋葱、根菾菜、芦笋等。20世纪以来又传入结球莴苣、花椰菜、青花菜、球茎甘蓝、菜用豌豆、软荚豌豆、莱豆、甜玉米、西芹、蛇丝瓜、硬皮甜瓜、甜椒、韭葱、黄秋葵、草莓、双孢蘑菇、番杏（洋菠菜）等。

由国外引进的蔬菜，自汉唐至宋元时期经“丝绸之路”引进的其名称一般都冠以胡字，如胡萝卜、胡豆（蚕豆）、胡瓜（黄瓜）、胡荽（芫荽）等；明清以后引进的除少数从陆路引入者外，绝大多数从海外传入，其名称大多分冠以“番”字，或“洋”字，或“倭”字，如番椒（辣椒）、倭瓜（南瓜）、洋芋（马铃薯）、洋葱、洋白菜（结球甘蓝）等。

中国地域辽阔，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地形多种多样，自然条件复杂，这些因素加速了蔬菜种质资源的繁衍和变异，逐渐形成了蔬菜植物种类和类型的多样性。如葱分化出了分蘖性强的分葱，以及分蘖性弱、葱白发达的大葱。山药地下部根状块茎在南方形成脚板状、短筒状；在北方形成长柱状。菱的果形经过演化，发生少角和无角的变异。茭白在汉代以前食其籽粒，即“雕胡”，汉以后逐渐演变成花茎肥大柔嫩的茭白。

另外，从国外引入的许多蔬菜，在驯化栽培过程中发生变异，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原产地的独特的亚种、变种和类型，甚至成为第二起源中心。如芸薹属的芸薹在欧洲和其他国家一直作为油料作物，而传到中国后在南方演变成白菜亚种，进而形成普通白菜、乌塌菜、菜薹等变种，以及适应于不同季节的许多生态类型；在北方则演变成大白菜亚种，进而形成散叶、半结球、花心、结球等变种，其中结球变种又形成了卵圆、平头和直筒等生态型。再如芥菜，染色体x=8的黑芥（原产小亚细亚、伊朗）和染色体x=10的芸薹或芜菁等（原产地中海及近东中心）在中亚、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杂交而形成的异源四倍体〔2n=2（8＋10）=36〕，成为油料及香料作物；其后朝三个方向即印度、高加索和中国传播，在前两个地区始终作为油料作物、香料作物栽培，但在中国则演变成茎用、根用、叶用、薹用等变种。原产地中海地区的莴苣在中国则演变成茎部肥大的莴笋。另外，还有茄子、萝卜、黄瓜、冬瓜、大蒜、长豇豆等蔬菜，在中国自然环境和栽培条件的影响下，发生各种特性的相应变化，形成了适应于不同地区和季节生长的各种生态类型和品种（《中国蔬菜栽培学》，1987；《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蔬菜卷》，1990）。

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通行的文体，它在近现代的名声很臭，是思维陈腐，文风呆板的各类文章代名词。其实，八股文未必有那么坏，在作为「 ”时文”的明清时期，八股文及八股取士制度对政治和文化也起到过积极作用。 所谓八股文，其含义有三个方面。首先，八股文的文体包含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要素，后四个要素是文章的四大段正文。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中，每一股都包含两小股，即由两小段既排比又对仗的句子组成，四股合起来就是八小股，简称八股。其次，八股文的题目必须取自四书五经，正文阐释题目时其思想性也不能偏离四书五经。第三，在行文过程中，作者要模仿孔子、孟子的口气，所谓「 ”代圣人立言”。 八股文起源于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初步形成于元朝时期，在明清时期成为固定的文体。在八股文逐渐定型的宋、元、明清这三个历史时期，八股文都曾有过积极作用，当然，它在明清时期所产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这里，我就分三个历史阶段分别阐述八股文和它的前世到底怎样影响了该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一、宋代的经义和诗赋取士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代，成熟于唐代。隋唐的进士科考主要是诗赋和帖经。诗赋大家都明白，无需解释；帖经，就是把四书五经的某一页蒙上，只留出某一行文字，让考试者阐释其上下文的意思，帖经考的是考试者强记博诵的能力。唐代前半期国力强盛，朝廷控制着庞大的军队，地方上也实行节度使的军事威权统治，官员的诗赋写作能力和五经记诵能力虽然派不上实际用场，但是却不妨碍军事统治。 北宋的国情不同于唐代。北宋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萌芽，下层人民的思想变得「 ”复杂”起来了，这就要求地方官员具备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的能力。北宋先后长期面临辽、西夏和吐蕃的军事压力，而北宋却主要奉行对外「 ”和约”的政策，这就要求朝廷官员具备处理复杂的内政和外交的能力。北宋立国后延续了唐代的科举考试体例，一大批只会吟诗做赋和死记五经的读书人成为进士，但是他们根本不能胜任各层级的管理工作，这是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宋英宗时期，特别宋神宗继位后，北宋已享国祚近百年，但其积贫积弱的形势已经令皇帝和一部分上层统治者惊惧，于是，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项目之一就是改革科举制度。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的出发点是选拔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所以他废除了诗赋考试，改考经义。王安石的具体措施是：把四书五经和王安石自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必读书，考试的题目出自必读书，考试者依据必读书的内容，依据自己的理解，结合现实的社会问题，写一篇一千多字的论文。王安石的科举考试改革，迫使考试者不仅要学透四书五经，还要活学活用，这与王安石「 ”适用”的政治观是相吻合的。 王安石废除诗赋考试，是其「 ”矫枉”必须「 ”过正”思想的表现，但是这有割断传统文化的风险，受到苏轼等人的激烈批评。后来朝廷恢复了诗赋考试，也取消了王安石有自我标榜之嫌的《三经新义》，但是经义考试却延续了下来。注重声韵的诗赋考试和注重理解四书五经内涵的经义考试，为元代的经术和骈赋取士制度，以及明清八股取士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二、元代的经术和骈赋取士 蒙元以弓马取天下，重武轻文，蒙元虽然在元太祖时期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但此后竟废除科举制度长达七十多年。在这段历史时期，朝廷任用官员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由地方州县推荐德才兼备的人；二是由皇帝在贵族子弟中挑选人才；三是卖官售爵。废除科举考试，中断了汉族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地主阶级进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但是由于有强大国家军队的威慑，社会上敢怒而不敢言。 元成宗、元武宗时期（1294-1311年），元朝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贸活动也非常热络，东南亚、南亚，甚至欧洲的大批商人来到中国，甚至定居中国，也有大批中国人远赴上述地区经商。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经济繁荣增强了汉族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地主阶级跻身统治集团的愿望，而长期的穷奢极欲弱化了元朝军队的管理能力和战斗力。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以化解开始出现的统治危机，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 元朝的科举取士原则如同元仁宗所言：「 ”经术为先，词章次之。”虽然效法宋朝的经义取士，但又重大改进。元朝的进士考试要考三场：第一场是五条经问和经论一篇，经问，就是从四书中出五道题目，要求考试者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解释含义；经论，就是从五经中出一道题目，要求考试者依据朱氏的《诗》注、蔡氏的《尚书》注、程氏的《周易》注、《礼记》古注及「 ”春秋三传”写一篇五百字左右的小论文。第二场是策一道，就是事先以时务出题，要求考试者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时事论文，要求直陈观点，反对浮华。第三场是古赋和章表各一道，考试者要依据楚辞和汉赋的格式来写古赋，以骈文的格式来写章表。 经问和经论，考的是考试者死记硬背典籍的能力，这是王安石经义取士政策的倒退；策紧扣时务，题目不再出自四书五经，这是对王安石经义取士政策的发展；古赋和四六文不仅考查了考试者的诗歌及楹联的创作能力，还考查了考试者的古文功底，是对策的有力补充。由此可以看出，元代的经术取士在延续了宋代经义和诗赋考试的前提下，强化了考试者经世致用的能力和诗赋创作的能力，同时补充了对死记硬背能力的考查，显然在难度上远远超过宋代。 三、明清的八股文和八股取士 明代立国伊始就延续了元朝后期的科举制度，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1487年），经王鳌、谢迁等人的倡导，八股文定型并成为进士考试的唯一文体。清代延续了明代的做法。 明清两代通过写一篇八股文来取士，只有一场考试，简化了程序，但是八股取士又是对元代各个考试项目的汇总和深化，难度空前加大。首先，文题出自四书五经，阐释不得偏离四书五经，这就是元代的经问和经论，考查考试者的死记硬背能力；其次，正文是四组排比兼对偶的句子，类似于元代的古赋和章表，不仅考查了考试者辞赋创作能力，也考查了考试者诗歌的创作能力。第三，要求文章的语言风格是孔子、孟子的原文风格，考试者如果不把四书五经背熟并消化，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这就考查了考试者超越上两个方面的深入考查。 八股取士取消了宋代、元代的时事方面的考核项目，也不允许考试者发表自己的见解，考试者完全成为「 ”书虫”，朝廷自然难以获得治理江山的人才，但是这符合明清闭关锁国的需要。让一大批只会循经解经和吟诗作赋的文人做官，上层社会便充斥着俯首听命的臣子，地方官吏也将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这有助于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这些官员的思想被牢牢拴在四书五经中，他们不懂民情，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这些官员又都是文人，他们的思想僵化，缺乏创作能力，难以在学术上有所发展。这是八股取士制度的主要弊端。 但是，八股取士制度也有其积极的地方。首先，虽然八股文对四书五经的高度依赖虽然使许多文人难以产生超越时代的新思想，但是八股文综合了诗赋和古文对创作者的要求，作者的古文学功底一般都很扎实，这些文人根据自己所长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编篡了一大批古代总集，比如《永乐大典》、《全唐诗》、《全唐文》等。其次，许多文人用研究四书五经的方法研究各个时代的典籍，出现了《诸子玄言评苑》、《新锲翰林三状元会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庄子南华真经评》、《老子文归》等一大批学术成果。第三，清乾嘉时期兴起的考据学至今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考据学的第一个大师戴震声称其考据目的是为了「 ”通经”，但是他考据的范围却不限于四书五经，显然这也是拜八股取士文化所赐。 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们是宋代经义和诗赋取士制度经由元代经术和骈赋取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八股文钳制作者的思想，不利于文化发展，通过八股文录取的官员也缺乏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但是，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有其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在古籍整理、总集编篡、典籍释评和考据等学术领域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说明正文插图来自网络。 （编辑：董尧）

明清两代皇帝脾气秉性不同，兴趣爱好亦不同，所以日常生活的情趣各异。明成祖朱棣是个有作为的帝王。他在位时忙的都是大事：建北京，筑明陵，修《永乐大典》，主持郑和出洋，营造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征战漠北，最后死在征战途中，不曾见到史籍上有什么关于他个人爱好的记述。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瓷，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工艺精品。

明宣宗朱瞻基是个围棋迷，而且书画俱佳，今北京故宫、台北故宫、美国的博物馆都有他的绘画藏品。今所谓宣德炉是宣德年间用东南亚进贡的十批精铜冶炼制成的铜器，以香炉居多，器形色泽精绝，真品传世极少。

明宪宗朱见深只是宠妃万氏的傀儡。但他也是个画家，有作品传世。他在位期间出产的成化斗彩瓷器是历代瓷器中的精品。

明武宗朱厚照是个不负责任的皇帝，天天声色犬马，斗鸡走狗，没有正经主持过朝政。厌烦了，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又自己命令自己出征打仗。仗没打成，每每抢回不**女，成日在豹房鬼混。乾清宫失火，望着大火赞叹“好一棚大焰火也”的就是这位皇帝。

明世宗朱厚熜笃信道教，整日修身炼丹，妄想长生久视，飞升成仙。明神宗朱翊钧时人称他擅长书法，“运笔之妙有颜柳所不逮者，真可谓天纵多能”。但他当政48年，近30年不上朝，除了喜欢书法，世人对他别无所知。明熹宗朱由校是个不知世事的痴皇帝，他的兴趣是干木匠活，“膳饮可忘，寒暑罔觉”，“日于庭院中盖小宫殿，高四尺许，玲珑巧妙”。所做木工“虽巧匠不能及也”。

清代皇帝的志趣较明朝皇帝高雅，昏庸腐朽的不多。清代帝王的主要兴趣是两件事。一是喜欢养鹰犬马匹，经常会去狩猎。“木兰秋狝”是清代帝王生活中的大事。尤其是清初的帝王，其中康熙一生猎虎135只、熊200只、豹25只、猞猁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鹿数百只，其余不可计数。他曾在一天内射兔318只，令人惊讶。清代皇帝的另一大爱好便是培育、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国粹——京剧。各代皇帝都爱唱、爱听京剧。包括慈禧在内，个个都是京剧的行家里手。皇宫、园林中总少不了大小不同的戏台便是证明。除此之外，清代帝王还有各自不同的爱好。

顺治帝喜欢看书，学问很好，而且绘画水平很高，汉文化修养也很深。

康熙帝则是下朝之后“唯读书写字而已”。他热衷于各种学科的学习，精通算学、音律、制图、天文等学科，没有不良嗜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勤政负责的皇帝。

雍正帝是个工作狂，批写奏章动辄数千、上万字，每每工作起来通宵达旦。

乾隆帝则是兴趣广泛的皇帝，他学养深厚，爱题字、写诗，一生写诗4万余首，每年平均约500首。同时他好收藏，嗜文玩，精鉴赏，收藏天下文玩字画、古籍善本、古董文物不计其数。

其余清代帝王修养不错，情趣不高，只是守成而已。逊帝溥仪喜欢养狗，有名犬百余只。慈禧也喜欢养狗养猫，太监还在颐和园为慈禧养了许多珍稀的鸽子品种，今已绝种。

楼主问的有问题吧！明朝哪有太守一职呀！zhxr63 回答的是张允伸《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记载的一个历史人物，是范阳人。

张允伸，字逢昌，范阳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岩，纳降军使。父朝掖，

赠太尉。允申世仕幽州军门，累职至押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大中四年，戎帅周

綝寝疾，表允伸为留后，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骑常侍。其年冬，诏赐旌节，迁检校

工部尚书。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燕国公。

十年，徐人作乱，请以弟允皋领兵伐叛，懿宗不允。进助军米五十万石，盐二

万石。诏嘉之，赐以锦彩、玉带、金银器等。冬，又加特进，兼侍中。十二年，以

风恙拜章请就医药，诏许之。以子简会检校工部尚书，充节度副大使。十三年，允

伸再上表进纳所赐旌节。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再赠太尉，

谥曰忠烈。

允伸领镇凡二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军民用乂。至今谈者

美之。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