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通常是指把“儒”的伦理与“商”的职业相结合的商人。中国古代历史中，子贡、范蠡、计然、白圭都堪称是儒商的典范。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儒商精神”，即是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有机结合，其核心要义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强调超越个人功利的终极目标和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当今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崇尚“儒商精神”。近年来，“新儒商”一词也应运而生。何为“新儒商”？关键在于对“新”如何界定。从时间上看，这里的“新”是与“旧”相对应的，即新儒商必须摒弃旧儒商具有的宗法性、行会性等缺陷。从空间上看，新儒商则必须超越地域的狭隘性。简言之，这个“新”应该基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来考量，即“新儒商”应指秉承儒家传统美德，具有全球化视野和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由此，“新儒商精神”应包括“志存高远，诚信为本，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等基本特征。　　从全球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世界经济秩序需要注入更多的道德基因，需要更多具有其他文化特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构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包括整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儒商文化经济圈”逐渐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纵观国内，近年来，利益驱动所形成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经济活动中有所抬头，“舍本逐利”、“舍义取利”导致商业道德失范、商业诚信缺失的现象日益严峻，这些不但会对企业自身造成巨大的信任危机，严重的将损害“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甚至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关心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培养出更多具有儒商气质的现代企业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大多数毕业生将进入商界从事商业活动的财经类高校而言，加强学生“新儒商精神”的教育，做到未雨绸缪，十分迫切和重要。　　加强财经类高校学生新儒商精神的培育应体现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综合创新的科学精神，使新儒商精神在财经类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具体可从三个层面进行培育。　　第一，思想理念层面。这一层面主要指高校为实现培育具有新儒商精神的人才而创设或使用的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形成、发展以及实践活动具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价值理念、思想观念及健全的制度体系和完整的发展思路。要做好这一层面的工作，就要统筹优质资源，调整和优化培育方案，把新儒商精神纳入大学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将新儒商精神的价值观念与大学德育的价值目标进行对接，促进新儒商精神与大学德育教育价值体系的同构。具体来说，财经类高校可从学生进校起，就引导学生学习新儒商精神和文化，并贯穿大学课程教育的始终，使学生具有“新儒商风范”。此外，学生还应学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及世界著名企业管理人员的传记等，从思想理念层面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　　第二，行为个性层面。这一层面主要指高校为实现培育具有新儒商精神的人才，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植入新儒商精神的内涵，让学生在活动中切身感受新儒商的精神特性，培育其具有“新儒商风范”的行为个性。要做好这一层面的工作，就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平台和资源，在开展活动时注意向学生灌输新儒商精神。具体来说，可每年定期举办系列活动，如举办辩论赛——让学生在论辩中明晰新时期儒商的“义利观”；设置新儒商论坛——聘请国内外著名的儒商来校为学生作讲演，介绍他们信奉的儒商理念，不断进取和回报社会的事迹；让“准”新儒商（毕业生）与学生结对——在历届毕业生中，不乏志向宏大仁爱谦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准”新儒商，让他们与在读学生结对，也是培养学生具有新儒商精神的良好举措。由于新儒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更注重通过经营活动来实现“创家立业、经世济民”等目的，对青年学子能起到很好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因此，青年学子可通过上述形式和途径将新时代儒商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以他们的价值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而使学生把新时代儒商精神内化为自身的一种个性和素质，成为具有新儒商精神的人才。此外，新儒商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通过课堂教学，还必须重视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成为新时代儒商所需要的能力和担当。　　第三，视觉感染层面。这一层面是指高校校园环境中可以让人体验其存在的有形环境和有形实体，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生态环境和实体环境。包括校园整体规划和布局、校园环境特别是人文景观，以及具有社会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等。做好这一层面的工作，就可把蕴涵儒商精神和儒商文化的人文景观与校园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使这种人文理念与校园景观的融合所产生的视觉冲击，对学生起到感染和熏陶的作用，从而达到一种无声的教育。具体来说，可以在校园内放置古往今来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儒商的雕塑；或将蕴涵新儒商精神的箴言刻在景观石上；或利用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讲述儒商的奋斗事迹；还可以在学校教学大楼的走廊和图书馆的大厅里悬挂著名儒商的相片和名言，在阅览室中展示他们的著作或者关于他们的著作等。通过这些方式方法不仅能起到优化校园育人环境的作用，更能让学生从视觉感官上受到感染和熏陶，使他们由表及里，逐渐认识和认同儒商的精神和作为，激励他们成为新时代的儒商精英

“儒商”一词，起源何时，暂无确切考证。大体言之，晚明社会出现“富贾何负宏儒”的商儒关系新论，儒商的观念则大约因之而起。儒家思想史上，人们往往将子贡视为儒商的典型代表，而范蠡、计然也被视为儒商。

中国“重儒”的现象源远流长，大抵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有关。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中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称儒与墨、法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旨”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 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都渐趋于“独尊”。于是“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伤寒论》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事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的人称为雅儒……“儒”成为了美妙无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点文化，行为端正，也总是喜欢自我标榜或被人加冠为“儒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应该是子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子贡从学于孔子，是儒家弟子，做了一段时间的官职后，就到山东地区做起了囤积居奇的生意，成了七十二弟子中的“大款”，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儒商了。与他同时代的计然、范蠡和白圭等也都被司马迁纳入《货殖列传》中。白圭甚至被定为治生之主，即儒商之祖。从此，古代社会形成了一套“学——仕——商”的完整公式。 历代的儒商大体都是循着这样一条轨道进行活动。儒商一般经营“正统商业”，即传统意义上的货物买卖。但清初曾出现过一位扩大经营范围到游乐业的儒商李渔，后有研究者从李渔的卖文笔耕、出版经营和家班献艺三方面来为李渔定儒商之位，评价李渔：“是位文士，确已不复是纯粹的传统文士，因为他一生与商贾结缘；李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又绝不类同于普通商贾，因为他毕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异独特之所在。” 李渔确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这类例子较多，有的甚至经营为人看不起的丧葬生意以牟利，如诗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学政，告归后就“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有的因为没有达到“学而优则仕”的地步，就下海经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读书不达”，就到福建广东一带经商，很是顺手，赚了大钱，所谓“贩丝丝贵，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赢十倍”。 因为有大批儒商的出现，商的地位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原本是阀阅世家、书香门第的“儒”，也颇与“逐什一之利”的商缔交、联姻、欢宴、迎送，形成一股儒与商合为一体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很强，但负效应也很大。清初的屈大均称他们为“官贾”，即“官商”。这些“官贾”的经商行为与一般商人已经大相径庭，利用权力使自己牟取暴利，“其利尝获数倍”。 也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即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即花钱买个功名或者直接“捐”个官职。以清朝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王廷扬就以捐纳军费换取官阶。乾隆时扬州大药商陈见山开设扬州第一家大药店——青芝堂发家，捐了个同知衔，自以为已入缙绅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出入于喜庆宴会。某次宴会上，有一刻薄少年冲着陈见山那身五品补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联说：“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对曰：“六味地黄丸”，以嘲笑陈见山的“儒商”身份。中国历史上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清代杭州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更是一时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应算是儒商的极致。 近几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营商业几近消亡，“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下海”之风兴起，若干可以归为“儒”的人，如学者、文人等纷纷投身经商，而媒介重又有了“儒商”的概念炒作，于是商海翻腾，“儒商”之名再度叫响，逐渐流传并成为了另一种美称。

“中原”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般指狭义的中原，即专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是以河南为中心，向河南临近省份的部分地区渗透的一个广阔区域。《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主导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是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中原一般专指河南省。河南又名“中原”和“中州”，在历史上还曾被称为“中国”、“中土”、“华夏”和“神州”，历中原河南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原河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发展起到最主要决定性作用。现在我们说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实中原指河南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而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4000多年前，河南为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故简称“豫”，且有“中州”和“中原”之称。河南是华夏民族早期主要居住的地方，也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南建都起，先后有夏、商、西周（成周洛邑）、东周、西汉（初期）、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五代、北宋和金等20多个朝代在河南定都。 中国八大古都，河南一省就占了四个，分别为夏商故都郑州、商都安阳、十三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不过河南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和灾难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大批大批的河南人为了逃避战乱而迁往异域他乡，这极大地促进了祖国很多地方的开发和中华文明的传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编辑本段]二、中原地区概念的形成

中原地区的概念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原”一词由过去没有特殊意义的原野之意，转向了专指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地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出现这一转变的呢？根据现存的史料分析，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中原一词已经成为一个专有的中原地形图地区名词。因为从相关的史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原一词在这一时间开始，有时指原野，有时指中原地区，而到后期已经是专指河南地区了。

我们先来看先秦古籍中非地域概念的“中原”词语。《诗经·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这里的“中原”是指“原中”，作者在这里描述原野之中野兽的数量之多。《诗经·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描写民众在原野中采摘豆子。春秋时期，中原一词仍有原野之意，越王勾践在会稽之围解除后，向百姓谢罪时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国语·越语上》）这里是说因战争使百姓死后尸骨暴露在原野。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以后，越国逐渐强大起来，在与吴国作战时，面对吴军一日五次挑战，越王准备答应时，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这里的中原仍然有野外之意。战国末年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在《荀子·王制》中有“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於府库”之语。这里虽然是教统治者如何治国，但观作者之意“中原”在这里显然是原野之意。

也就是在春秋时期，中原一词开始有中原地区的意思出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了楚国，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当问及如何报答楚国时，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里的中原就有地区的含义在内。《国语·晋语三》记载，在是否纳晋君问题上，有人主张杀之，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这里的中原有中原诸侯国之意。公元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在黄池盟会后，吴王取得了诸侯国的霸主地位，吴王令“王孙苟告劳于周”，其中有一句话说“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追述先人事迹中所提到的中原，指的就是今日的河南省。

大约到汉代，“中原”一词较多指河南地区。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徐乐在上书汉武帝时曾经对“瓦解”作解释时提到中原，“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汉书·徐乐传》）这里是说吴楚诸王在中原被擒。

当然汉代及其以后，“中原”一词指原野者史书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说：为了传土于子孙，名扬后世，“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在进攻南越之前，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晁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汉书·严助传》）新莽末年，王莽命令廉丹进攻山东的赤眉军，廉丹征求冯衍的意见时，冯衍要他静观时变，并劝说：“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后汉书·冯衍传》）在《后汉书·马融传》、《后汉书·皇甫规传》等卷中所提到的中原还保留着原始的意义。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里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区。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如“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死亡漫于中原”、“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中原向化”、“中原无所请命”等，这些词语既透露出东晋人的中原情结，也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原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是后，偏居江南地区的宋、齐、梁、陈等王朝都沿用了东晋以来关于中原的地理概念，其中自然包括着浓厚的中原情结。

上述论证表明从东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沿用了中原地区的地理范畴。如宋代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就蕴含了南宋人对中原念念不忘的情结，可以与六朝人相比。中华书局影印1936年版的《辞海》释“中原”一词云：“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P84）可能就是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

[编辑本段]三、中原风水

中原主要是指河南省，这是学术界最普遍的共识，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必备的常识。 中原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

风水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龙脉，也就是“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前还有像屏风一样的“暗山”、“朝山”，这就是“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中原大地完全符合好风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描述：洛阳、郑州位于龙尾位置的吉祥地，“左青龙”是太行山，“右白虎”是大别山，泰山如同吉祥地前方的暗山，远方的朝鲜半岛与中原隔海相望，恰好与“朝山”的位置对应起来；在“吉祥地”的身后，龙脉就是中国最大、最宏伟的山脉：秦岭和昆仑山。

[编辑本段]四、中原文化

1、史前文化

中原的史前文化，时间久远、内容丰富、领域广泛。8000年前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和陶器，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以及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出土文物近5000件，特别是出土的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的酿酒遗物，被美国人配方复制后，生产出来了9000年前的古酒，引起世界轰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磨光石器，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我们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河南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文化遗存。由此可以看出，史前文化在河南发现不只一处，也不只是少数、若干处的几件历史遗存，而是连续的、有规模的历史遗存。这些都充分表明河南在整个史前文明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也足以说明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起步的地方之一。

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其历史的基本框架、社会大事以及社会性质是可信的；并已被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初步证实，约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我们认为，应当依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称这个时期为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特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是多元的、在中原首先形成并成为全国性的中心。

2，神龙文化

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里。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河南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我省发现的龙文物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最为正宗。濮阳蚌龙距今6400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中原和全国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少与龙有关，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吃龙须面，端午节赛龙舟等。这些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就是龙。从中原大地产生并完善的龙形象，目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后以洛阳为中心和重心扩展到河南的豫东和豫南。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的历史真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已经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确立了中华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3、圣贤文化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各种文化背景不一样，崇拜也不一样，印度崇尚动物，希腊和埃及崇尚神，中国非常崇尚圣贤。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中原河南，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圣人，而且名气很大。比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律圣朱载瘫等，他们不仅以其伟岸的人格为人们所敬仰，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维，创制了一大批经典著作，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阐述了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韩非子提出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思想，都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也在普通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

4、思想文化

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也是百家思想集大成者。孔子是儒学的开山人物，虽然出生在山东，但祖籍是河南，而且孔子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洛阳人程颢、程颐开创的宋代理学，又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峰，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家思想的老祖宗老子，是河南鹿邑人，长期生活与活动在河南，《道德经》就是在河南写的。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是河南人。总的来看，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许多杰出人物如伏尔泰、狄德罗、托尔斯泰、布莱希特都曾受到《道德经》的影响。托尔斯泰直至暮年还在阅读《道德经》，他说孔子、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5、名流文化

名流是一个以圣人为顶峰的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圣人肯定是名流，但名流未必是圣人，名流的外延要远大于圣人。名流以其文化素养、文化格调和文化创造影响着社会，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效应和文化风尚。中原历史名人辈出。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历史人物5700余人，其中河南籍的历史名人为912人，占总数的15．8％。唐代留名的2000多名作家，河南居两成。在中原名流中，既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也有社会贤达和社会名士，如纵横家张仪、苏秦，兵家吴起，政治家子产、李斯、张良、晁错、司马懿、姚崇、赵普等等。尧舜时代的贤士许由，坚辞帝尧的禅让，被奉为隐士的鼻祖。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主要在河南焦作一带活动，其中阮籍、阮咸、山涛、向秀都是河南人。这些名流对社会历史进程或者社会风尚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

6、英雄文化

河南是一片仰慕英雄、产生英雄的土地，也是热爱英雄、造就英雄的热土。中原儿女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的英雄谱，如灿烂画卷，光耀神州。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歌颂英雄的神话传说，都产生流传在河南。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是河南登封人。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河南虞城人，其义举令世人赞叹不已，甚至美国人也将其英雄故事搬上银幕，全球传播。河南邓州人、唐代名将张巡在抵御叛军中，坚守睢阳，“守一城，捍天下”，被后人奉为神灵。宋代的包拯权知开封府，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惩恶扬善，成为世人景仰、万代传颂的“包青天”。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是河南汤阴人，其“精忠报国”的壮志、“还我河山”的呐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情，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抵御外侮、报效祖国。这些英雄们，历来都是人们尊崇、歌颂的对象。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

7、农耕文化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8、商业文化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就是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远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时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唐代洛阳城内的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最早的“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