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

_开放时间：于2022年7月30日开馆

_位于：凤凰山麓、流溪河畔

_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Y551

广州国家版本馆采用了怎样的建筑风格

广州国家版本馆面朝流溪河，背靠凤凰山，距离广州中心城区约90公里，于年12月20日批复立项，总设计藏量2500万册(件)。

项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团队负责设计，广东省代建项目管理局负责代建，中建八局和中铁隧道局负责承建，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监理。

建筑群以“中华典藏、岭南山水、时代新韵、文明灯塔”为总体构思，整体布局依山就势，层次递进，传承中华传统礼轴形制，四周环绕人文与自然交融的岭南园林，传统形制与岭南山水高度融合，打造传世经典的中华文化殿堂形象。

中华版本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中华版本是指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各类载体及其生产、制作、传播、应用的相关设施设备、技术工艺，涵盖古籍、善本、文献、出版物，以及各种、拓片、手稿、稿抄本、印版、模板、雕版、钱币、票证、技术标准、数字资源、缩微资料等多种形态，主要包括十大类型：

(1)正式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形态及其数字版。

(2)古籍、革命文献、民国文献。

(3)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内部资料、侨刊乡讯等。

(4)有文化历史传承价值的其他印刷型版本。

(5)有文化历史传承价值的手稿及其他载体形式的创作版本、出版档案、拓片、微缩胶片、**胶片、雕版、印版、印章、木板水印作品、石印作品、陶瓷、戏剧脸谱、新闻照片、非遗技艺图谱等。

(6)有文化历史传承价值的工业品、建筑物等的设计图纸、模型。

(7)邮票、明信片、邮资封等。

(8)具有重要金融符号性质或有时代特征的钱币、布票、粮票、股票、税票、支票、汇票、国库券、外汇券等。

(9)其他有文化历史传承价值的数字版本。

(10)有文化历史思想价值的外国各类型、各语种版本。

广州国家版本馆版本征集方式和征集重点有哪些

广州国家版本馆综合运用呈缴、无偿调拨、寄存代管、资源交换、采购竞拍、社会募集、专题征集、移交、复制等方式，多方式、多渠道实施征集。

广州国家版本馆立足广东、辐射周边、放眼全球，着力构建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发展成就版本，以及岭南文化版本、港澳台版本、海外中华文化版本、外文精品版本、工业设计版本等特色版本资源体系。

广州国家版本馆藏有哪些重点版本

广州国家版本馆现收藏了“原大、原样、原色”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版本、收集了《四库全书》相关的《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正式出版物版本，“四库学”版本规模初具。征集到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影印本162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永乐大典》影印本62册，以及海外图书馆博物馆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基本收齐现存各类《永乐大典》影印本。完整收藏《中华再造善本》第二辑及第一辑的大部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等。

05广州国家版本馆藏有哪些特色版本

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现已收藏重点历史文献、岭南文化、侨批侨刊、票据票证、音响唱片、科学技术等各类特色版本20多万册(件)。

在港澳台版本方面，入藏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中华古籍版本影印本在内的港澳台版本8万多种;在海外版本方面，广泛收集到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含手稿)、海外藏“敦煌学”学术研究著作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中国流传海外汉籍珍品影印本，以及16世纪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史》、17世纪拉丁文《中国上古史》《中国植物志》、18世纪法文《尚书》、19世纪英文《红楼梦》等重点海外版本2万多种;在科技版本方面，有序推进广东科技企业版本专题征集。

06广州国家版本馆馆藏设有哪些展览

广州国家版本馆着眼“中国高度、世界广度、技术锐度”，从版本承载文化传承、支撑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出发，设置四个常设展览和三个专题展，联袂打造世界级中华版本文化展示窗口。

(1)“伟大时代的印记——改革开放以来精品出版物专题展”：以改革开放历史发展为脉络，分“大地回春”“茁壮成长”“苍翠挺拔”“欣欣向荣”4个单元，把精品出版物作为伟大改革开放的时代注脚，以小切口、大视野，集中讲述改革开放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重点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2)“千秋写印华夏有章——中华版本概览”：以中华版本形态嬗递之序，从版本源流、材质更新、技术进步等角度出发，展示中华版本的演变历史，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3)“红色印记映照初心——红色广东专题版本展”：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脉络为线索，通过红色版本讲述中国***在广东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

(4)“互鉴千年融通未来——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版本展”：以时间为经、版本为纬，分为“海路绵延”“美美与共”“走向未来”三个部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历史时期留存至今的典籍、绘画、照片等版本，呈现波澜壮阔的文明交流互鉴史，彰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伟大倡议的历史底蕴和宏伟前景。

(5)“时代留声传世之音——中国黑胶唱片版本展”：以黑胶唱片为主，按内容分为经典红歌、传统戏曲、经典民歌、流行歌曲等主题进行展示，旨在让观众聆听传世之音，感受艺术的魅力，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6)“岭南风骨——广东美术名家典藏作品展”：以广东美术的近现代发展历程为线索，以诸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名家巨匠以及林墉、汤小铭、李劲_、林蓝等现代名家为重点，凸显广东美术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时代气象和创新精神，彰显新时代下广东文艺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新气象。

(7)“团圆——广式月饼文化专题版本展”：聚焦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佳节，以月饼盒、月饼票、饼模等为载体，在展示轻工业包装设计独特魅力的同时，展示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中秋佳节的习俗，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家国情怀。

广州国家版本馆的数字展馆如何让版本“活化”起来

利用多媒体和物联网技术，提供沉浸式、情景式的藏品信息展示。位于文沁阁负一楼的“千秋写印华夏有章·中华版本概览”展区。

该展区以“穿越数千年的版本变形记”为展陈概念，在四个展陈部分，提取该时期代表性的中华版本形态为元素，从甲骨、竹帛、纸书到多元的数字化媒体，风格从厚重走向现代科技，全过程、全景式呈现出一幅生动的中华版本发展概览图卷。

其中，在“传世”板块，通过实物造型与投影技术相结合，展现版本早期四阶段的形态;在“承扬”板块，地面仿活字印刷术的矩阵与仿纸卷弧幕联动，播放影片呈现印刷术的发展历程，体现印刷术的发展变迁对于传播文化的重要性;在“雅集图”板块，以“窗”为元素，设计大型LED屏，选择中国古代绘画中著名的“雅集”题材画作为创作内容，动态演绎古代文人的文化交流场景，体现书画等版本在古代文化交流传播中的作用，并从中一窥中国古代版本形态;在“中华版本荟萃”板块，采用裸眼3D技术打造中华版本数字多宝阁，栩栩如生地展示中华版本十大类型。

广州国家版本馆如何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实现智能化

智慧版本馆项目建设计划运用信息技术、数字化、虚拟现实、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整套适合用于智慧保护、智慧管理、智慧服务、“互联网+”的业务体系;实现版本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传播和管理等业务智能化，形成实体馆和数字馆相结合的智慧版本馆发展模式。

广州国家版本馆中的古树有何渊源

广州国家版本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保护项目原址中200多年的二级古树格木，对建筑空间布局进行了优化调整，并组建由省林科院专家牵头的专家工作组，对古树生长状况进行实时保护、管养，让古树与建筑相融共生。

广州国家版本馆有何未来展望

广州国家版本馆将按照“全国布局保永藏、全球布局征版本、全域布局善利用、全程布局服务新时代”的基本思路，聚焦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大国形象、推动文明对话的功能定位，围绕中华版本保藏、展示、研究、交流四大核心功能，认真做好版本资源征集保藏和特色版本资源体系建设，精心开展版本专题出版与研究，探索开展版本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打造中华版本区域典藏中心、展示中心、研究中心和交流中心，成为文化强省建设中高水平文化供给体系的重要支撑、成为新时代广东的重要文化地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1、广州市新华书店古籍书店：天河广州购书中心1楼。

　　2、广州市新华书店古旧门市：东川路东山书城4楼。

　　3、文津阁：中大西门文化街（学而优旁边）。

　　4、两脚书橱：石牌东天马通讯城三楼和石牌购物中心二楼。

　　5、东川路口东山美术馆三楼电梯口旧书店。

　　6、宝山书屋：长寿西路132号。

　　7、文昌南路名酒交易市场对面的古玩城内有10来家古旧书店（离上下九的广州酒家很近）。

广州市图书批发市场：

广州市图书批发市场于2002年4月28日开业，坐落在广州市海珠区海印桥南建基路68—82号，经营场所面积为13000多平方米，场内共进驻经营业户93家。

业户持合法证照进场，接收市场公司统一管理，自主经营。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市场已成为华南地区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二级图书批发集散地，成为南国书业一颗璀璨的明珠。

以上内容参考 ——广州市图书批发市场

　　广州的古籍旧书店列举如下：

　广州市新华书店古籍书店：天河广州购书中心1楼。广州市新华书店古旧门市：东川路东山书城4楼。文津阁：海珠区新港西路85号二楼。两脚书橱：石牌东天马通讯城二楼和石牌购物中心二楼。宝山书屋：长寿西路132号。

　　古今藏书，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

　钤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区分为四类，这就是：①名章，②鉴赏章，③训诫章，④闲章。

　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

　凡是官方藏书机构，如清代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均称作公章;属于个人姓名、表字、楼阁、斋堂的，则称作私章。

　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如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多用“毛晋”、“毛氏子晋”、“毛晋之印”、“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阁”、“东吴毛氏图书”等，有时亦单用“毛”或“晋”两个单字连钤。另一著名藏书

　家黄虞稷，也多用“黄虞稷印”、“俞邰”这一名一字的印章。

　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共九个字。徐乾学的一印章为“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亦九个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共十二个字。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否则，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如《天琳琅书目》卷七的《六经图》，仅钤有“汉阳太守印”。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名字，而读印章的文字，却能悟出其名。如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大禹的儿子是启，故“禹下”自然是寓“启”字，而“功”又在其下，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

　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如“项墨林鉴赏章”、“莫云卿赏识”、“谨上斋鉴赏章”等，都是直云“鉴赏”或“赏识”，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鉴赏”，如“毛晋秘箧”、“毛晋秘玩”、“晋宝”之类，也应属鉴赏章，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如“墨妙笔精”、“天葩云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

　等印章，都属此类。

　古籍上的训诫章，对于官书来说，所刻是对读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上有训诫章云：“鄂泮官书，带去准盗!”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而对于私书来说，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孙永保”、“鬻及借人为不孝”之类。

　也有文字较多的训诫章，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的《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上有一训诫章，共七行，每行八字，共五十六字：赵文敏公书卷末云：五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

　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古籍的印章，常见的还有一种闲章。所谓闲章，即这种印章只是抒发一下个人心迹，而对图书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即有一闲章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再如同书卷九著录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上有一闲章为：“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这种印章，就其寓意来说，亦难说不闲雅，但钤在书上，毕竟可有可无，没有实在的意义。近人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或三字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闲章，浸*至于士大夫，相习而不知其俗……”足见在书上加盖闲章并不受人欢迎，甚至以为这是件粗俗之事。

　古籍上的印章，尤其是名人印章，可大大提高该书的身价，因而，常有伪造，

　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四库全书》的规模最大。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永乐大典》：编撰于大明永乐年间，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93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但《永乐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外，永乐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另一种观点：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至于那些奴才走狗们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这个《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校(够他校一辈子的)，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后，明成祖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篡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誊写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两处。全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1360年（永乐元年）：明成祖下令修书

1404年（永乐二年）：首次成书，当时叫《文献大成》

1405年（永乐三年）：重修

1410年（永乐六年）：正式成书

嘉靖年间：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原稿毁於火灾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令人抄写一本副本，耗时六年。

明末清初：正本下落不明，疑毁於此时的战火

雍正年间：副本收藏在翰林院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有千余册不知所踪

1875年（光绪元年）：仅存五千余册

1894年（光绪二十年）：仅存八百余册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翰林院遭纵火，《永乐大典》所余无几，到1959年为止，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今天国内所幸存者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730卷，加上后来从世界各地征集的65卷，共计795卷。

《永乐大典》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每韵下列单字，每字下列各项文史记载，保存了宋元以前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

现状

《大典》残本星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之手，目前散落在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大约400册。单位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奈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拥有221册（包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册），居世界各处收藏之首。

春秋讲义

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开禧中，溪为资善堂说书，累转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各为说以进。此即其《春秋》说也。书中如以齐襄迫纪侯去国为讬复雠以欺诸侯，以秦与楚灭庸为由巴、蜀通道，以屡书“公如晋至河乃复”为晋人启季氏出君之渐，以定公戊辰即位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时当韩侂胄北伐败衄，和议再成，故於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类，并阙而不释。考宋代於丧服之制，避忌颇深。如“何居”“居字”语出《檀弓》，《礼部韵略》即不载，其他可知。溪之不释此类，盖当时讲幄之体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长子桷锓本金陵学舍，沈光序之。宝庆丙戌，牛大年复刻於泰州。其《序》称是书期於启沃君德，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盖非经生训诂家言，故流传未广。陈氏《书录解题》不著於录，殆以是欤？《宋史·艺文志》作十卷。王瓒《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今外间绝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采，尚散见《经》文各条之下。今谨为裒辑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所阙，则取黄震《日抄》所引补之。仍从《宋史》厘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释《经》文，多从《左氏》，故其间从《公》、《谷》者并附案语於下方焉。

所以<四库全书>规模更大 ,但<永乐大典>资料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