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热播的《国家宝藏》里，

那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是否让你惊叹不已、啧啧称奇？

古老的文物背后，

蕴含的是一段段或热血沸腾、或凄美哀婉的历史与故事。

在北师大图书馆古籍精品展室——弘文轩里，

同样陈列着一件件珍贵而神奇的宝藏，

等待着你的探索与挖掘。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籍逾40万册，其中130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宋元古椠，明清精刻，名家稿抄本、批校题跋本等，均弥足珍贵。

弘文轩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展示馆藏古籍精品的重要窗口，图书馆员定期规划主题，精选藏品，向读者展示馆藏古籍的收藏历史及历代古籍精品。

下面，就随教务老师一起，开启古籍探索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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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文轩

思古·馆藏精品

首先是“镇馆之宝”——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七卷（存卷二）。这是馆藏中年代最早的文献，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典型的八世纪唐写本。总长度超过九米，首尾完整，书法工致，同名的写经在敦煌遗书中并不多见。参照文化部公布的《敦煌遗书定级标准》、《古籍定级标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除了“镇馆之宝”，馆内还按照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发展顺序展示了经卷、文集等，透过暗黄的书页，仿佛能够看到那些默默守护着这些脆弱的纸张与卷册的书生们，因为敬畏与热爱，才得以让一卷卷古籍得以穿越兵火燹灾，渡过重重浩劫，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溯源·师大变迁

在馆藏源流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方红色的印章。这些钤印在书籍上的馆藏章，记录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历史上各时期的更名历程，见证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的历史变迁。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首任监督陈问咸的题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藏书印

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概况》（1989年）中提到本校图书馆“聚合旧师大、旧女师大、旧辅大所藏”。其中“旧师大”和“旧辅大”分别指1952年院校调整前的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旧女师大”即民国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三所学校的馆藏共同构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基础。

钤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所藏图书”

流传·经典永存

除了古籍，弘文轩还藏有许多影印本的经典书籍，包括《琵琶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在书页的翻动间，将经典流传。同时，馆内还展示了木活字、锡活字等珍贵藏品，让每一个参观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惊叹于古代人民的智慧，通过这一件件陈列的实体，穿越浩瀚的时空感受情感的共鸣。

地点：主馆地下一层弘文轩（须乘馆内东侧工作用梯前往）

开放时间：每周四上午8:30-11:30

参观办法：

1仅接待校内10人以上团体预约参观。

2填写《弘文轩展室参观申请表》，并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发送至

hongwenxuan@libbnueducn。

参观须知：

1受场地人数限制，如预约时段人数过多，可能会调整参观时间。

2进入展厅前须存包，食品饮料、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不得带入展厅。

3请勿触摸展品，请勿大声喧哗并将手机设置为静音。

4展厅内谢绝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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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本文将从下列三方面对传统文化与新课改的影响进行具体简述：一、 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二、 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三、 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正文：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一个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由于文化的不同，会产生思维模式的不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又会产生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就像两个不同的根系，会生长出两棵不同的大树一样。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而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一支。综观中国改革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儒家文化的影响无时不在。如战国时代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秦始皇、汉武帝、魏孝文帝、金世宗、元世祖、清雍正帝的改革、及现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总是在儒家思想尚末在统治阶级中确立或者在大众中尚末得到张扬的情况下获得。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清光绪帝的戊戍变法等改革之所以失败，与儒家思想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息息相关。这不由使我们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这一次新课改的影响。不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及相关的一些思想：一、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主张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深恶痛绝。儒家学派申称“利不十，不变法”，也就是说你要变法可以，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一点坏处也不能有，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遵守祖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同时，儒家强调的中庸思想，禁止竞争原则，主张认同。而这一切都跟我们新课改的精神相违背，我们新课程改革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完美。同样要实施新课程，就必须有人做出头鸟。有人为以后改革的失败来承担责任。否则，实施新课程就是一句空话。二、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两极性，才使得我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上往往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则。因此使我们在以往的教学中在对待结果上也要求是非分明，非此即彼；而新课程却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待结果要具有多面性。 三、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中国属内陆国家，中国文化就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内陆文化。中国自古以来不断遭受外族侵略，因此不断地修筑长城，闭关自守。受此影响，中国文化也演变成了保守的陆地文化，自成体系，对外来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从清朝的戊戌变法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每一次打开国门，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文化不断地同化着外来文化，却从来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了解了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一些基本思想后，我们不禁对我们的新课改出现忧虑，毕竟新课改的实质是从我们原来的中国式的科举教育向美国式的创新教育转变。新课程改革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所幸的是传统文化在经历文革和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想不断涌入的冲击下，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到牢不可破的地步。新课程改革步履艰难是肯定的，成功与否唯有看它的造化了。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传统文化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

西方汉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关注，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的神话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多中心的多元文明。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但不存在优劣。我们不能把以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评价强加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头上，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随意否定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或许，在我们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有缺陷，有糟粕，有些东西曾经一度成为阻碍发展的因素。但是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在世界格局中，文化的优势就在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我们所拥有的，恰恰是别人不具备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孔子的学说重新引起重视，是与全球的政治多极化的形式有关。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寻求另一种价值观来求取平衡，片面强调发展个人的一面，形成极端的个人取向，对社会就会有威胁。中国的文化体系向来不主张过于伸张个人的意志、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主张考虑对方，是相对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要有一个相对格局，可以“换位思考”，和睦地处理问题。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不无裨益。

1988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人类如何面向21世纪”讨论会上，再次提到孔子思想对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瑞士197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说明到了世界文明进入后工业时代，人类祈求平等和谐的愿望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被工业化所忽视的人性和亲情，也被重新召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被认为非理性人际关系的血缘亲情，也许会对家庭和社会稳定的维系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记得2003年抗“非典”的时候，“分食制”被广为提倡。不少人以为，中国人会就此改变传统的饮食方式，大家不再在一个碗里夹菜吃。但是，如今你到饭店看看，大家还是围着圆桌，在一个碗里夹菜。这种饮食方式卫生吗？当然不卫生。但是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分食，分食制是卫生了，但是热闹和亲密也随之消失。许多外国朋友到了中国，也喜欢和我们一起“扎堆”吃饭，尤其是过节的时候，这是一种亲热和睦的气氛，此时此刻，吃和吃的方式已经不重要，而是升华为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彼此认同的亲密。这个简单的生活现象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说明事物的两面性，鱼与熊掌往往不能兼得；但是如果处理得当，把握好“度”，就可以“双赢”。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传统文化似乎也是一把双刃剑，就看你怎么用。曾经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提倡温良恭俭让，是缺乏进取、缺乏竞争意识的表现，不符合今天的发展要求。但是，中国文化中还倡导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所谓“以柔克刚”，所谓“四两拨千斤”，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以退为进，不作正面的交锋。这些战略主张早已被现代管理学所吸纳，当强硬的专制主义命令的管理风格已经不再成为主流，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处世的方法便再次闪现出智慧的光芒，比如管理更看重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人与人彼此的尊重和诚信等等。

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甚至是多种文化互相发现、互相借鉴的历史，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一种思维的方法，启发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地看问题。反思我们的研究便会发现，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传统文化的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研究，本质上是丢弃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传统文化任何时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说，现代文化的构成不可能与传统完全割裂，大众对传统的认同要远远胜于对新兴文化的认同，这是宝藏可利用的前提；与此同时，文化的接纳是有选择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一种梳理和发掘，这种梳理和发掘可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应当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转换成有效的资源和力量，使它重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当前文化传承和建设的重要任务。

引言：我国传来了非常重报的消息，就是在国内又一个剧情的宝藏被发现了就是储量高达上千一吨立方米的油田，这个消息已经发出就引发了国际人士的高度关注，这个发现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发现了大片的油田，这意味着我国的能源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并且这对于改变世界能源格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我国发现巨大的宝藏

  石油在各行各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比如说飞机的起飞，汽车的行使都是需要石油作为能源的，而石油在工业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每个国家对于石油能源的需求都是非常高的。我国一直都是一个工业大国，所以对于石油的消耗量非常的巨大，但是在以往每年都需要从沙特阿拉伯引进大量的石油。而美国为了占有更多的石油，所以说他就不断的向沙特阿拉伯发起战争，所以导致这些年石油的储存量和生产量都在不断的下降。

二、对于我国工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以很多人都担心石油的储存量和生产量都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就会对每个国家的工业生产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可喜的是，在我国勘测出了一个超大型的油田，这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巨型的宝藏。这个石油的储量可以高达上千亿吨立方米，也就是说这些石油足够我国用上100多年。但是这一巨型宝藏并不是可以直接用的石油，它是大型的页岩气田，页岩气是一种储存在岩层中的一种天然气，所以页岩气的经济价值和可利用价值都是非常的高的。

    页岩气的发现对于我国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不仅能够实现能源独立，而且还有助于我国工业发展。但是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页岩气开采出来，因为页岩气的开采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能够将页岩气开采出来，那么不仅对我国的工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甚至会改变世界能源的格局。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