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至清，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注释家及注本，兹将两汉到宋代的著名注释家及有关注本介绍如下： 两汉时期的注释家主要有毛亨、孔安国、马融、郑玄、何休、赵歧，服虔、高诱、王逸等。

毛亨：鲁人，或云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汉景帝时为河间献王博士，其学传自子夏，著作有《毛诗古训传》，简称《毛诗》。时人称毛亨为大毛公，称其学生赵人毛苌的小毛公。

孔安国：西汉曲阜人，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曾向申公学习《诗经》，向伏生学习《尚书》。武帝时因研究《尚书》成为博士，官谏议大夫，临淮太守。著作有《尚书传》、《尚书音》《古文孝径传》等。今本《古文尚书孔氏传》为晋梅赜所献，题孔安国作，实为托名之作。

马融：东汉扶风茂陵（今兴平县人），汉安帝时为校书郎，桓帝时官南郡太守。后回朝为议郎。马融博学多才，为汉时通儒，有学生数千人，郑玄即出其门下。曾注《孝径》、《论语》、《诗》、《易》、《尚书》、《三礼》、《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书，均失传，清人马国翰《王函山房辑佚书》有辑录。

郑玄：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字康成。曾从马融学古文径，回乡后聚徒讲学。晚年因党锢之祸被囚禁，建安初获释。官任大司农，世称郑大司农。郑氏治学以古文经为主，遍注群径，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其著作有《论语注》、《孟子注》、《尚书注》、《三礼图》、《毛诗谱》、《六艺论》、《三礼目录》等，今仅存《三礼注》和《毛诗笺》。

何休：东汉樊（今山东济宁市东北）人，董仲舒四传弟子。为人质朴口讷，终生精研六经，尤好《公羊传》，闲门十七年撰成《春秋公羊解诂》。后拜议郎，再迁为谏议大夫。著作尚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育》、《谷梁废疾》，宣扬《公羊》，驳斥《左传》、《谷梁》，除《解诂》传于世外，余皆佚。

赵岐：东汉京兆长陵（今咸阳市东北）人。曾为并州刺史，后任议郎、太常等职。撰《孟子章句》一书，传于世。

服虔：东汉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人，曾任九江太守。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谊》一书。据传郑玄欲注《春秋》，听说服注之意多与己同，遂尽以所注与服。唐孔颖达撰《左传正义》时独用杜注，服注遂亡。

高诱：东汉涿郡涿（今河北涿县）人，少从卢植学，曾任司空掾、东郡濮阳令之职。著作有《孟子章句》、《孝经解》（均佚）、《战国策注》（今残）、《淮南子注》（与许慎注相杂）、《吕氏春秋注》等。

王逸：东汉南郡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南）人。曾为校书郎，汉顺帝时官至侍中。著《楚辞章句》一书，为后世所重，是《楚辞》现存最早的注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注释家主要有何晏、王弼、韩康伯、韦昭、杜预、范宁、郭璞、郭象、裴松之等。

何晏：三国魏时南阳宛邑（今河南南阳市）人，玄学家，何进之孙。曾随母为曹操收养，娶魏公主，官散骑侍郎，迁待中、尚书。其仪表“美姿仪，面至白”。后因依附曹爽为司马懿所杀。著作有《道德论》、《周易解》及各种文赋数十篇，多不传；主编《论语集解》二十卷，流传至今。

王弼（公元226-249）：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人，笃好老庄之学。与何晏、夏侯玄同开魏晋后玄学的先声。由何晏荐为尚书郎，著作有《道德论》、《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等。

韩康伯：魏人，著《周易注》，余不详。

韦昭：三国吴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人，曾任尚书郎、太史令、中书仆射等职，被孙晧所杀。平生好学不倦，精通经史，著有《孝经解赞》、《论语注》、《汉音音义》《国语注》等书。除《国语注》传于今外，余皆佚。

杜预：晋时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字元凯。官河南尹、度支尚书，后拜镇南大将军，镇襄阳，太康元年率兵灭吴，有功，封阳县侯。杜预博学多才，长于谋略，时人称为“杜武库”。一生耽思经籍，酷好《左传》，自称有《左传》癖。著有《春秋长历》、《春秋释例》、《春秋左氏传集解》等书，皆传于世，其中《春秋左氏传集解》是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左传》注本。

范宁：晋时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南）人。少笃学，治经严谨，不尚玄学。历官余杭令、临淮太守、中书侍郎、豫章太守等，封遂乡侯。著有《春秋谷梁传集解》，为今存《谷梁传》最早的注本。另有《公羊传例》、《论语注》、《礼杂问》等书 ，皆佚。

郭璞：晋时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字景纯。曾为著作佐郎、尚书郎。后因劝阻王敦起兵作乱而为敦所杀。其所注文献很多，诸如《尔雅注》、《三苍注》、《方言注》、《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楚辞注》、《子虚赋注》、《上林赋注》等。其中《尔雅注》费时最久，用功最多，是《尔雅》流传至今最早最好的注本。

郭象：晋时河内（今河南泌阳县）人。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为人好老、庄，善清谈。曾参考向秀《庄子注》撰成《庄子注》一书，三十三卷，阐释老、庄思想。后向本佚，郭本独传于世，唐时成玄英曾为之作疏。

裴松之：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先仕晋，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令、尚书侍郎等职，入宋后累官中散大夫、国子博士、大中大夫等。奉诏注《三国志》，博采群书一百四十余种，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辨”为宗旨，注文多出正文三倍，开创了注释的新例。

裴骃：裴松之之子。官至南中郎参军，著《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传于今。另有《史记音义》八十卷，已佚。 唐代的重要注释家主要有孔颖达、贾公彦、徐彦、杨土勋、李善、司马贞、张守节、颜师古等。

孔颖达：隋未唐初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时举第，授河内郡博士，继补太学助教。入唐后李世民引为文学馆博士，封曲阜县男，转迁给事中，官至国子祭酒。曾师从刘焯，博通群径，名重一时。奉太宗诏主编《五径正义》，兼采南北经学家之长，成为一代训诂名著，唐时以其书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

贾公彦：唐洛州永年（今河北永年县）人。官至太常博士，博通群经。著《周礼义疏》六十卷，《仪礼义疏》三十卷，为后人所重。其解说《周礼》参考郑玄注，能改郑氏好引纬书，好改经字之弊。解说《仪礼》，亦取郑说，然精审不及《周礼注》。《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均流传至今，收入《十三经注疏》。

徐彦：唐人，著《春秋公羊传疏》一书，后收入《十三经注疏》，余不详。

杨土勋：唐人，曾任四门助教，著《春秋谷梁传疏》一书，后收入《十三经注疏》，余不详。

李善：唐扬州江都（今扬州市）人，曾任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等职，后为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又出为经城令。其学有师承，意多存古，于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完成《文选注》六十卷，旁征博引，是唐初文选学的集大成之作。

杨倞：唐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南）人，与元稹、白居易同时，官东川节度使、刑部尚书。著《荀子注》一书，是流传至今《荀子》的最早注本。

司马贞：唐河内（今河南泌阳县）人，官至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著《史记索隐》一书，并补作《三皇本纪》，有小司马《史记》之称。

张守节：唐开元、天宝间人，官诸王侍读。其学长于地理，著有《史记正义》一书。余不详。

颜师古：唐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祖籍临沂，颜之推之孙。太宗时拜中书侍郎，官至弘文馆学士，精通文字训诂，著有《汉书注》、《急就章注》等书，为世所重。 宋代的重要注释家主要有邢昺、孙奭、朱熹、洪兴祖等。

邢昺：北宋曹州济阳（今山东菏泽市）人。一生多在东宫及内庭讲授经书 ，著书很多，其中《孝经注疏》、《论语注疏》、《尔雅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

孙奭：北宋博州博平（今山东茌平县）人。官至工部尚书，以太子少傅致仕。曾奉敕校定赵歧《孟子注》，并撰《孟子正义》十四卷，收入《十三经注疏》。另著有《孟子音义》、《尔雅释文》等书，均传于世。

朱熹：南宋著名注释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十九岁中进士，历仕四朝。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聚徒讲学，研究学问，广注经籍，著作主要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

洪兴祖：南宋丹阳（今江苏丹阳县）人，官至太常博士。博学好古，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楚辞补注》等书。 孙诒让《墨子闲诂》。

古注的内容 古书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释词注音到点明章旨，从说明典故出处到考辨名物制度，从分析句读到提示语法，凡是注释者认为有可能产生阅读障碍或理解困难的地方，无不进行注释或疏解。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解释词义 词义是理解语意的基础。因此，古人注释古书一般都是从注解词义开始的，解释词义也就成了古书注解的基础工作。古书的旧注对词义的解释与字典辞书的解词释义不同，它对词义的解释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它所解释的是词在某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即词的具体义或临时义。古书旧注的释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释词，二是在串讲句意中释词。另外，古注在解释词义时，还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1、直接释词 就是直接拿出原文中的词语进行解释。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的毛传：“泚(zǐ)，鲜明貌；沵(nǐ)沵，盛貌。”郑笺：“鲜，善也。”都是直接释词。有时，古注中对同一字词有不同的解释，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对“殄(tiǎn)”字的解释就有两种：毛传：“殄，绝也。”郑笺：“殄当作腆(tiǎn)，腆，善也。”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取舍。 2、串讲中释词 有时古注并不对某词直接注释意义，而是在串讲句意中注释词义。例如《诗经·鄘风·相鼠》“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中的“仪”字，毛传并没有单独拿出来注释，而是在串讲句意中解释“无礼义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仪”解释为“礼仪”。 3．辨析同义词 古注在注释单词时，还注意同义词的辨析。例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4．注释虚词 古注主要是注释实词，有时也注释虚词。例如 《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孙诒让注：“焉犹于是也。”就是对虚词“焉”的注释。 （二）古书的注解，常常在解释词义以外，还要串讲一下文句的大意。 文意赖词义而显，词义在文意串讲中而明，二者互为补充。例如《诗经·邶风·新台》毛传：“水所以洁污垢，反于河上而为*昏之行。”郑笺：“伋之妻齐女来嫁于卫，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谓伋(jí)也，反得籧篨不善，谓宣公也。籧(qú)篨(chú)，口柔，常观人颜色而为之辞，故不能俯也。”都是串讲文意。“疏”以下内容更是以串讲文意为主。或串讲正文之意，如疏解“新台至不鲜”；或串讲注文之意，如疏解“传：‘籧篨不能俯者。'” 古注串讲文意，有时相当于对上文的翻译或改写，有时则是点明或阐发正文的言外之意。如《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秋往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前一“言”字之后的注文就是对原文的翻译，而后一“言”字之后的话则是点明诗句的含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的学者（特别是宋代学者），在串讲文意的过程中寄寓或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一类的古注，我们在参阅时须细心体察，这里不再举例。 （三）正字注音 “正字”即纠正错别字。古书在历代的传抄、刻印过程中，文字往往有讹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意，古注常纠正这些错误。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郑笺“殄(tiǎn)当作腆”，即是正字例。 古注中注音的方式很多。早期的注音除用读若法外，多采用直音法。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泚(zǐ)，音此”、“污，音乌”等都是采用的直音注音法。后来的注音多采用反切注音法，或直音、反切并用。上例《诗经·邶风·新台》中就是直音、反切并用，不复举例。 （四）分析篇章 古汉语中篇、章的含意与今天不同，“篇”大于“章”。如《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下面分许多章。而每一章又是独立的，并无关联，所以“章”又不同于今天的“段”。篇章结构是文章的组织形式，是文章表达思想的脉胳。因此古书的注解在解词释句之外，有的还解说章旨，分析篇章结构。尤其是东汉出现的章句体注释，在串讲文意中往往夹有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并且每章之后有“章旨”来点明此章的主要内容。例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 （五）补证史实 补证史实也是古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补证史实的目的是为使人能更清晰、更完整地了解文章内容。例如《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预注：“昭王，成王之孙。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孔颖达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 （六）指明典故出处 用典是古人写文章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汉代以后的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典成风。注解这些作品时，有必要注明典故出处。唐代李善给梁萧统编撰的《文选》作注时，就是以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为主。例如：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是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词来自《礼记》（见《礼记·中庸》，原文是：“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转引郑玄对这个词的注释。对“列”字，则转引《说文》的解释。 （七）说明名物制度 古代文献反映着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其中自然有许多关于社会制度、民间习俗、器物工具等等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切也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前代的名物制度等，后人势必越来越感到生疏以至于很难弄懂了。因此解释名物制度也就成了古书注释的内容之一。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注文把古代的兵车制度交代得很清楚。 《左传·成公二年》：“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帅，御者皆在中，将在左。”孔疏：“韩厥为司马，亦是军之诸将也。以梦之故，乃居中为御，明其本不当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须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帅，其余军之诸将，皆御者在中，将在左。” 又“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下孔疏：“若君亲在军，则君当车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了解古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有关名物制度，实际上是读懂古书更高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还只能说粗知古书。因此古注中比较详细的部分，往往是补充史实或考辨名物制度。

疏：古书的注释体制之一起源于南北朝，内容为疏通原书和旧注的文意阐述原书的思想,或广罗材料,对旧注进行考核,补充辨证如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论语义疏》是现今完整流传下来的南北朝时期的唯一义疏体著作，此书亡佚于南宋，清乾隆年间又由日本传入。

传：替经书作注的著作。一般由他人记述，例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它属于古籍注释体例之一，其它的还有注、笺、正义、诠、义疏、义训。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详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子枢，博雅有胆识，为户部郎，别有传。”

笺：本指狭条形小竹片，古代无纸，用简策，有所表识，削竹为小笺，系之于简。《毛诗》篇首“郑氏笺”孔颖达疏：“郑於诸经皆谓之'注'。此言'笺'者，吕忱《字林》云：'笺者，表也，识也。'郑以毛学审备，遵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后因以称注释古书，以显明作者之意为笺。

古书的注解最早开始为汉代。

注释是指解释字句的文字，也指用文字解释字句。可以是文字符号等多种形式。注释，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

中国古代分得较细，分别称之为注、释、传、笺、疏、章句等。包含的内容很广。诸凡字词音义、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典故出处、时代背景都是注释对象。有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形式。

古籍注释列在正文之中，有双行夹注和夹注。现代书籍注释列于正文当页之下，称脚注，亦称本面注；列于文章之后或列于书籍之后者称篇末注。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全书注文的编排一般要求统一，以便于读者查考。注释在教科书中应用广泛，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条件。

现代学术作品中的注释一般分内容解释和来源解释两种。前者多指对文章或书籍中某一部分词句作进一步说明，但为了防止冗杂而把它放在段落之外（文末或页边）。

后者一般是为了保障原作者的著作权，注明某此语句、词语、观点的来源，以便读者的查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和劳动。

　古书注音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多音多义词注音的方法常用反切和直音,有时也以“读若”、“读如”、“如字”等用语指出读音例如：

《诗秦风黄鸟》：“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郑笺：“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针虎从死,自杀以从死”音义：“行,户郎反,下皆同针,其廉反,徐又音针从死,上才容反”

上面的注文中陆德明给“行、针”、“从”的注音释用反切方法“行,户郎反”说明这里的“行”读háng,不读xíng“下皆同”是说下文中的“行”的读音与此相同“从死,上才容反”,是说“从死”的上字“从”读才容反“针其廉反”,说明“针”在这里读作qián“徐又音针”,这是陆德明引用东晋徐邈的注音,说明“针“还读作zhēn徐邈在这里注音用的是直音法《礼记玉藻》：“君羔幦虎犆”郑注：“读如‘直道而行’之直”

《仪礼士丧礼》：“幎目用缁”郑注：“幎,读若《诗》曰‘葛藟萦之’之萦”

这两得分别用“读如”、“读若”来注音古书中在某字下注以“如字”,这是又一种注音方法,说明此字在这里应读本音,用本义如：

《礼义大学》：“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音义：“其恶恶,上如字,下乌路反”

这段注音是说“恶恶”的上字要读本音è,用本义,当缺点、毛病讲；下字读wù,当讨厌、憎恨讲

古书注音,有时隐含着释义例如：

《左传昭公三年》：“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音义：“朝,如字难,乃旦反”

这野对“朝”、“难”的注音,实际上已指出“朝”当“早”讲；“难”当“危难”讲,是名词,不是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