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八大疑案吧：

第一章　唐太宗李世民改写历史——“玄武门之变”之谜

第二章　理智与情感的两难选择——唐高宗李治继位之谜

第三章　从侍女到女皇——武则天独掌大唐江山之谜

第四章　至高皇权上的玩偶——唐中宗李显两次登基之谜

第五章　罪臣孤女的全心侍奉——上官婉儿不记武则天灭族之仇之谜

第六章　权力VS亲情——太平公主与唐玄宗李隆基争权之谜

第七章　真假罗曼史——杨贵妃与安禄山关系之谜

第八章　天子受制于家奴——唐文宗李昂时的“甘露之变”之谜

中国现存最早的案例选编。五代后晋和凝、和母子编著，共4卷 ，辑录了汉至五代的情节复杂 、争讼难决而最后获得了正确处理的案件，包括御史奏状、李崇还儿、丙吉辨影、黄霸戮乱、严遵壁听、赵和籍产、若水留狱、敏中密访等100例 。对各案例逐一进行分析 ，对司法检验方面的经验也作了详细介绍 。流行的刊本除收有原来的和氏4卷外 ，还收有明代张景所著《补疑狱集》6卷 ，清代金凤清又增辑疑案30例。

                      刘 忠 战

        尧舜时代是中华上古文明的一部分，这本是毋容置疑的，司马迁《史记》里有“五帝本纪”的文字记述，公元前五世纪，由孔子等儒家收集畄世遗篇而成的《尚书》，以“尧典”作为开篇，《春秋》、《礼记》等典籍中都不乏谈及尧舜的篇章。但近代西方学者怀疑“尧舜”乃至“夏朝”只是一个“神话传说”，国内也有学者迷疑附和。怀疑者的理由是：夏代以及与夏相连接的商代都没有夏的任何文字记载，考古资料也未找到证明“国家建制”的有力证据，“夏”充其量是一个传说中的氏族部落。所以有学者感叹：“中华史将面临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局面。目前的编年史，仅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向上溯，就成为“有王无年”的历史“故事“。

    1996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曾组织各领域170名专家进行了联合攻关，由于殷墟考古的贡献，编年史可上延至公元前17世纪的商初，但对于夏的论证仍存争议。有关疑似夏文物的鉴定，依赖碳-14同位素检测法，此法30%以上的误差率难于准确定年，且争议不断。另一种天文学鉴定法浮出水面，曾给研究者投来一缕希望，其准确度远高于碳-14，但必须依据详实的天象资料，好在中国人信奉“天人合一”，无论朝野都有连续监测天象的传统，也留下了不少天象资料。现代科学已经掌握某些天象变化规律，可以根据古代天象记录推知事件发生的年代。其中春秋墓藏竹简——《竹书纪年》，记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天文学家依据日食规律推算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黎明时的一次日食，因发生在晨曦初现时，故只见两次天亮（再旦），未见日食。由此精确定位了商懿王元年，也为推算其它年代建立了基准。然而，在“断代”工程中，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尚书·尧典》中的“四星”（下称“尧典·四星”），有关“四星”的记述遍见于《礼记》、《春秋》、《山海经》、《史记》等古典，研究者对此给予了更大的希望，也许借助“岁差原理”能解开帝尧定年之谜，由此敲定夏的存在。由于“尧典·四星”文字过于简略，所以一场年代推算方法的学术大辩论在中外学者间展开。本文将简述历史及近代四星疑案争论的来龙去脉，并提出“尧典·四星”年代的框算范围。

    中国上古以农立国，无论国君还是部落首领，要做的首件“政务”便是敬观天候、监授农时。《尚书·尧典》记述：帝尧曾命羲仲等四人分驻东方旸谷、南方的交趾、西方昧谷和北方的幽都，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黄昏出现于正南方的星宿，确定“鸟、火、虚、昴”四星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简称“两分两至”）的天象标志，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天文“四象”，也是中国产生四分历的理论基础。有部分学者认为后世盛行的周天“二十八宿”是在四星基础形成的，古人将地球绕太阳的公转看成是太阳在28宿环道上的逐日“迁移”，古称“日躔宿次”。这种表述在中西方是共通的，因便于以地球为参照物对日月五星进行观测和记录，所以一直沿用至今，发展成为现代表述日月星运动的“天球赤道坐标系”。不同的是西方采用“12宫”作标志，与中国28宿表示方法完全等价。

    由于太阳移动的黄道面与地球自传的赤道面有235°的夹角，所以太阳东西向迁移的同时，还伴随着南北移动。起初，人们以南北往返一次为“年”，称“回归年”，并下意识认为“回归年”与太阳绕行28宿一次的“恒星年”是一致的，每逢两分两至的黄昏，鸟、火、虚、昴一定会准时出现于正南天。直到公元后4世纪的东晋时代，天文学家虞喜（281-356年）发现：尧时代所说的冬至日“昴”星已东移50余度（古度制：圆周分为36525度），《宋史·律历志》载：“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这是“岁差”一词的最早来源。他推算大约每517年，冬至点西移1度，现代公认为7167年西移1°。

      图1示意尧（2400BC）、春秋(500BC)以及现代冬至日太阳位置的变化，尧时在“危”，春秋在“牛”（约退27°），现代至“箕”（再退34°）（注：虞喜所说的由“昴”至“东壁”是指黄昏时分正南方所见星，比太阳的位置偏东约90°）。西方学者喜帕恰斯（公元前190-125年）早于虞喜发现岁差现象，并推算每100年移1°，因虞喜的推算更接近现值，且实际用于修历，所以虞喜也被称为岁差的发现人之一。

    虞喜活动于公元300年（东晋），因此他认定的尧年代实际为公元前2400年。这个结论与另一位研究“四星”定年的法国科学家毕奥（1774-1862）巧合，断代工程最终拟定夏立国于公元前2146年，因尧早于夏三代人，所以公元前2400年也比较符合人们的心里认知。

    可是断代工程并未因此画上句号，一轮关于“尧典·四星”真伪以及推算方法的争论骤然又起，其中不仅涉及文史，也涉及天文科技。

    为便于理解，有必要简单叙述什么是“岁差现象”，我们的地球并非正圆，赤道略显扁平，因日月在远近两端的作用力产生一种进动力矩，使地球在自传和公转的同时，还有缓慢的“进动”现象。它类似于陀螺快要倒地时的摇头动作，使地球轴线沿公转反方向缓慢地作圆锥面旋动（见图1），约25800年画出一个顶角为47°的圆锥面，导致春分、秋分点（“黄道”与“赤道”的两个交点）每年西移5022″，即每年春分都会提前204分钟，两分两至所在的标志星宿位也相对东移5022″。虞熹所说的偏移50多度就是这样形成的。

    虞喜认为2700年后，冬至日黄昏出现在正南的“昴”已变成“壁”，相差约52度，所以他得出了517年大约移1度的结论（即2700/52）。岁差现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天文计时钟，只要获知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星宿位置，便可根据移动量求出事件发生的年代，这就是现代天文考古的理论依据。

    自晋代虞喜发现岁差现象以来，后代天文学家都饶有兴趣地推算过“尧典·四星”的年代，但结论相差甚大。根据宋、明史的记述，各代的推算如下：

①　晋代，虞喜认为冬至黄昏，正南天的“壁”代替了“昴”，认为“尧典·四星”应在公元前2400年。（虞喜的“2700年前”可能引自其它史料，他由“已知”的年差反推出岁差。）

②　南朝宋，何承天（公元300年）测得“尧典·四星”平均移动275度，按现代岁差率推算，尧应在公元前1670年。

③　宋代，《宋史·志》记：尧时冬至日躔“虚”，汉永元年（公元100年）在“斗”，虚-斗相差41°，按现代岁差率推算，尧应在公元前2838年。

另外，历代天文学家也对尧时代冬至日太阳的真实位置（日躔）进行了推算，《明史·志》记：“尧时冬至日躔宿次，何承天推在须、女十度左右，一行（唐代）推在女、虚间，元人历议亦云在女、虚之交。而《授时历》（元代）考之，乃在牛宿二度。《大统历》（明代）考之，乃在危宿一度。” 为什么各代结论不同，其一是可能是采用不同的岁差率进行计算，其二是《尚书·尧典》文字简引起的歧义。以明代为例，明天文学吸纳了汤若望、利玛窦等西方学者较新的天文知识，度制改为圆周360°，1°为60′，1′分为60″，岁差推算采用新法。《明史·志》载：“尝以新法岁差，上考《尧典》中星，则所谓四仲月，盖自节气之始至于中气之中，三十日内之中星耳，后世执者二分二至，是亦误矣。”意为尧典中星是30天内的大致天象，不能理解为两分两至日的精确星位。《明史·志》认为：“璇玑玉衡为仪象之权舆，然不见用于三代。《周礼》有圭表，壶漏，而无玑衡，其制遂不可考。汉人创造浑天仪，谓即玑衡遗制，其或然欤。”认为“浑天仪”是汉代才出现的，夏商周没有这种仪表，所以帝尧时代不可能有精确的星位记录。这种说法代表了低估尧舜技术能力的一派看法。而近代人则纠缠在“黄昏”这种模糊不清的时间概念里，对黄昏，有晚18时和20时两种理解，更加模糊的是尧令四人分赴东西南北四地观测，更难统一观测时间。观测时间每差1小时，星位差15°，岁差推算将错位千多年!以上各种猜疑，使“尧典·四星”定年，成为无解的疑案。

    我们现在比古人优越的是，可以采用现代精确观测记录以及岁差推算的方法，对尧时代的日躔宿度进行复原，让我们回到尧当年天文环境里，分析尧确定“鸟火虚昴”理由。

现代（2000年）的两分两至太阳所在经度为：春分0°、夏至90°、秋分180°、冬至270°，查现代星表得到，两分两至点的星宿分别是：壁、参、轸、箕（表1）。按现代岁差率，4400年前四点分别东移至614°、1514°、2404°、3314°。这是尧时代两分两至日太阳的真实位置，若尧在晚18时观正南天星，需要等太阳西偏90度（落地）时刻，所以四点位置还需再东移90°，即：1514°、2414°、3304°、614°，我们再查星表可以发现：紧邻这四个角度的星分别是：星-张、房-心、虚-危、昴-毕。因“星”古称“星鸟”；“心”宿之2古称“火”，所以“尧典·四星”所称的“鸟、火、虚、昴”正好全都出现在正南点的或左或右，8个（4对）星都有被尧命名的可能，因“鸟、火、虚、昴”较近或较亮，因而被命名为标志星。

    表1 根据当代星位反推推尧代            （2400BC）星位

图3示意尧时代夏至和冬至黄昏时√南天星象。

    可以看到夏至日的“心”（偏东39°）和冬至日的“昴”（偏西45°）分别位于正南向的左右两侧，两星限定了尧年代的确定范围大致为：2400BC±300年。因为如果正南点超出两星范围，则“四星”的命名可能没有“火”、“昴”，如果考虑到春、秋星宿的限定，“四星”命名“限定”年代在2400BC-300和2400BC+100的范围之间。

    《尚书·尧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观星时间，但后代学者认为观测时间只能“黄昏”，如汉代著名儒家古典解读学者马融（79-166年）解释：“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虚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 实际上“黄昏”观星也是唯一选项，因为如果是夜半或清晨，尧年代相差±6000余年，是极不合理的。我们复原“尧典·四星”时，假定了“黄昏”为日偏西90°，但“黄昏”究竟是何时，是古今学者的争论焦点。如果按“尧典”说法，派四人分驻东南西北分管四季观测，观测时间是无法统一的。晋后各代天文学家，都将尧时代冬至日躔由“危”前推至虚、女甚或牛、斗之间，是因他们不怀疑尧生活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但怀疑观星时间可能会晚于18时之后。据现代对山西平阳（疑是尧都）的实地考察，地处北纬36°，日落时间分别为：春分18:12；秋分17:55；冬至17:21；夏至19:20。四季日落时差2小时，如果没有计时工具，很难统一四季观测时间。夏至落日最晚，只能在19:20之后观星，这样，尧年代将被推算到公元前1000年。国内竺可桢等学者正是基于这一猜想，推定《尧典·四星》为殷末周初（1000BC），这种推定等于否定了《尚书·尧典》说法，或者否定了尧的存在。若按冬至17:21之后观星，则尧年代可能推算为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如此大的差异，是“尧典· 四星”成为无解之悬案。

    尧时代是否有计时工具，或者是否有对不同观测时间进行换算的方法？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答案。

1）农时的要求：尧时代的观星，目的在于确定农时，观星时间错位会直接导致农时季节的错乱，我国北方有“麦种一月收三天，秋种三天收一月”的农谚，就是说有些农时是不可以错失三天的。观星误12分钟就会错判3°，历法会错位三天。以农立国的古代，一定对定时观星有所惊示，不会允许错乱发生。

2）观象台与圭表：《史记正义》有引述：“尧都平阳”，即认为山西平阳是尧政治中心，近年考古发现襄汾县陶寺“古观象台”以及观测日影的“圭表”，印证了《史记》的说法。同时也证明了尧时代观天的技能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观象台设计有13柱、12个观察缝的观象台（图4），

    可根据清晨日出方位精确划分24节气，可见当时对太阳回归移动与季节的关系已深谙熟知，两分两至的确定可依赖观象台的日出方位，而“四星”有可能是两分两至日的伴随天象。在没有“历书”和“通信”的尧代，散布各地的民众不可能远赴观象台查看，只能在住地观星推算农时。陶寺观象台被鉴定为公元前2100年左右，也在本文（上节）关于日躔宿度的估算范围之内。

3）周天历度：《尚书·尧典》说：“帝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可见尧时代已熟悉周天历度，知一年有366天，据《周髀算经》之“商高”篇：“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是说早在尧之前的伏羲时代，1）已建立了观测太阳周天运动的度规。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的贾湖遗址中有表达周天28宿的“盖天模型”陶釜（图5），据测定为公元前7000年。

    陶釜拱盖象征“天如盖笠”，4个对称短柱象征四季等分（两分两至），四柱间匀布4x7=28凸丁，象征周天28宿。另据中科院天文台赵永恒等研究论文称，28宿形成最符合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的天象，与陶釜上的28宿互相印证。说明早在“尧典·四星”之前已有28宿，人们知道环天28宿的历度（星宿之间相差的天数）。“尧典· 四星”是数千年技术积累的成果，知道“日躔宿度”与“时差”的关系，根据冬至天象可推知全年任意日期的正南星位。

《尚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它不是一部记载天文数据的专著，在“尧典“篇中附带的四星文句，表述简略，难免引起各种歧义，但自然科学的规律却是唯一的，不允许有任何多义性解读，必须依据自然规律给出确切答案，所以尧舜的定年只能有一个结论。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丰富，一定会有更加详尽的天文观测数据出现，尧舜时代以及夏的历史会被最终确定。西方近百年对古巴比伦泥板书的发现不断地改写着西方科技、文化史，将重大科学、文化事件的定年不断前推，正在改变人们对古人智力的评价。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随着地下、文史资料、天文考古的新发现，会不断补实华夏古文明史。

　　名伶杨月楼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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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十一~十二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 ，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张汶祥刺马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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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太原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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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有个富人叫张百万，因嫌弃穷女婿曹文璜，将二女儿玉珠许给一家姓姚的， 但他女儿玉珠喜欢小白脸不爱钱，与曹文璜私奔，准备投靠曹家故交交城县令的陈砥节。

　　二人出城前在一家豆腐店歇息，豆腐店莫老汉父女同情他们的遭遇而将自家毛驴借了他们。第二天，张百万找不到人就认为跑到了大女儿家，带领家人前往大女儿金珠家找人，怀疑她藏身于衣柜中，谁知道衣柜里有个和尚，他们把衣柜抬走，和尚却闷晕了。为了找台阶，张百万谎称二女儿暴病身亡，为和尚穿上嫁衣置于灵房。半夜，和尚醒了，逃走了，也到了豆腐店，在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衣服走了，途中下半身再度兴奋，又调戏一早起的妇女，被其丈夫吴屠户杀死，尸体被扔到井里。和尚命案和张家走尸案，一下轰动全城，阳曲县令杨重民开堂公审，有多管闲事的人指认和尚所穿为莫老汉衣物，急欲结案立功的杨重民不管三七二十一认定莫老汉为凶犯，莫老汉屈打成招，案情上报刑部。

　　当日吴屠户杀人后，迁居晋祠，曹文璜回太原时途经吴屠户的酒店，酒后失言的吴屠户吐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几天后，曹文璜从交城回太原还驴，知道老汉被抓为莫老汉申诉，杨重民对冤情有所察觉，但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璜冤为同谋。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悉全部案情之后，一方面请求晋祠保长监视吴屠户，另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珠。玉珠事又找刚从交城县令提升为山西提刑按察司陈砥节，赴任太原。于是，真相大白，老汉和公子哥无罪释放。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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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小大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她本是葛家童养媳，曾在杨家帮佣，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份，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和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判定死罪，并详文刑部。詹氏也因上告失败而获罪被拘，幸同科举人汪士屏联合士绅上书刑部辨冤，刑部侍郎夏同善驳回详文，并请得谕旨命浙江三大宪会审。杨淑英为救弟弟，怀抱侄儿去省城探监，求秀姑据实翻供，毕秀姑深觉愧疚，当即应允。谁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保住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顶戴，依仗拥兵边疆左宗棠之势，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毕秀姑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上奏。杨昌浚此举激起浙江士绅公愤，杨淑英在他们支持下，至狱中让杨乃武写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告状。光绪帝生父醇亲王痛恨杨昌浚蔑视朝廷，又怕各省督抚仿效，决意替杨乃武翻案，以示警饬。正当杨乃武看透黑暗吏治，与秀姑欲以鲜血、头颅祭告天下“大清百姓盼望青天”之际，得到了醇亲王“大清有青天”的回答。出狱之日，杨乃武目击毕秀姑奉懿旨，被押解尼庵削发为尼，自己虽保住了命，却已一身伤残，几为废人，连举人功名也不准恢复，不禁黯然自问：“我这冤案是昭雪了么？大清真有青天么……一曲冤歌传百年，长伴遗恨说青天”

顺治出家 太后下嫁 雍正夺嫡 同治天花

清宫四大谜案”(应该就是你说的“满清四大疑案”)一般指的是：

太后下嫁——孝庄皇太后是否下嫁睿亲王多尔衮。

顺治出家——顺治帝福临是否在五台山清凉寺出家，还是得天花而驾崩。

雍正之死——雍正帝胤禛是否被吕四娘刺杀而死，还是服丹药死亡。

乾隆身世——乾隆帝弘历是否出身海宁陈家，还是胤禛嫡。

还有说法，没有“乾隆身世”，而有

雍正夺嫡——雍正帝胤禛是否篡位夺嫡，还是正常继承皇位

比如建文帝朱允炆在朱棣攻破皇宫后不知所踪，这就是一个迷案，还有顺治帝出家这件事也难辨真伪。历史上有很有悬而未解的疑案，主要是年代过于久远，已经无据可查了。

建文帝朱允炆相传在南京被攻破之时曾经纵火自杀

当然了这个事情的真伪还是值得推敲的，比如如果建文帝朱允炆真的纵火自杀了，为何在朱棣攻进皇宫以后，大火扑灭了却找不到朱允炆的遗骸，要知道其他人葬身火海都能找到尸骨，偏偏就是找不到朱允炆的。

而且这场大火是不是朱允炆为了自杀而放都很难确定，毕竟朱允炆后来确实是下落不明。好像朱允炆长了翅膀凭空消失了一样。后期朱棣也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寻找，但都没有结果。

顺治帝到底是出家了还是真的身染重病而亡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情种帝王顺治帝，他的下落也是一个不解之谜。根据史料记载顺治帝应该是身染重病而亡，但是为何他的儿子在当上帝王之后会一直暗暗寻访自己父亲的下落。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产生一个联想了，当时顺治帝的宠妃董鄂妃得了不治之症，顺治帝接受不了自己爱妃的死亡，于是看破红尘想遁入空门。但是这却是皇家的一个丑闻，作为一位帝王怎么能如此的不负责任。

于是太后一人力挽狂澜，决定宣布自己儿子的死亡，让自己的孙子登上帝位。但到底顺治帝是当时真的染了重病而亡还是后期出家这些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