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显示，基督教于635年传播到唐朝的首都长安。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阿罗本属于基督教景教，被东正教视为异端。但在中国，它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朝廷出资在长安建立了一座名为波斯神庙的神庙，后来更名为大秦神庙。

什么是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代被称为景教。由于唐初几位皇帝支持景教的传播，景教一度兴盛。古籍上说“庙宇遍布百城”和“十法流淌”。据说唐朝著名将领郭子怡也是景教的信徒。

景教在中国传播210年后，在唐武宗的“会昌灭佛运动”中受到沉重打击。2000多名牧师被驱逐，京郊寺庙被摧毁，京郊的传播也被禁止。随后在唐朝后期发生的农民起义再次打击了在中国大陆消失的景教。

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传入的

直到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西征，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景教才再次在中国复兴，但它与唐代的景教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当时，许多京派被并入蒙古军队。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蒙古官兵也信仰京教。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在西征期间也引入了罗马天主教。它是基督教的另一个分支，通常被称为“耶里科维奇宗教”，带有景教。后来，随着元朝的灭亡，伊犁科文宗教也随之消亡。

基督教

直到6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教。十六世纪中旬，葡萄牙殖民者强行占领澳门后，牧师也进入了澳门。1582年，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播他的教义，甚至吸引了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加入教会。

清朝初年，清政府重视传教士，推动天主教的传播。康熙皇帝在全国28个城市建立了天主教会，有11万信徒。

引起东方亚述教会的分裂与教士聂斯脱里有关，他就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结合”的神学问题提出“基督二性连接说”（英语：conjunction；希腊语：sunapheia），指耶稣为“二位二性的结合”（即具人神之性﹚，并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因而产生对“天主之母”，“神的母亲”等称谓的质疑。

428年，聂斯脱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历山大宗主教奚利尔猛烈抨击。431年，以弗所公会议召开后，多个派别的冲突虽被调解，但聂氏被裁定为异端，被革除主教职务，驱逐出教会。四年后，聂氏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逐出国境，最终客死埃及。然而追随者并不因此而轻易放弃，遂往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等地区宣教。此后，聂斯脱里派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重用，盛极一时。498年，聂斯脱里派正式脱离正统教会，更名为“迦尔底教会”，又称“阿述教会”，以中亚地区为中心进行宣教。

632年，伊斯兰教指引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吞并波斯。在762年前后，聂斯脱里派主教得阿拉伯哈里发信任和保护，遂将聂派根据地从波斯移到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盛极一时。至六世纪末时，聂派流行于康居及突厥等地。 1539年宗教改革时，神学家马丁·路德在他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十分明确的否定聂斯脱里为异端。

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的状况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聂氏本人的著作《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被一名叙利亚教士发现后，它的学说再次重新被神学家广为探讨。1994年东方亚述教会和天主教会签署《在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共同基督论声明》，达成解除两派彼此之间的嫌隙。 景教在中国演化时，大量参考佛教概念。其中较有趣的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玛窦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尔谷是摩距辞法王、若望唤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天主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道教规则以“天尊”称之者。

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有发展成综合主教（Syncretism）的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著有《志玄安乐经》，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经文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经文曰：“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净能净，则能晤能正。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在最开始的几段剧情当中，张小敬追着狼卫来到了一个全都是红衣人的地方，这些人的装束看起来像是一种教徒的装扮，而且还被狼卫威胁要赶走张小敬，却没想到狼卫被程参给放倒了，鱼肠也藏身其中。这些教徒究竟是做什么的，他们当时聚在一出又是要怎么样，他们是什么宗教呢祆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派

最近国产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吸睛无数，画面制作精良，在展现盛世繁华下的长安美景时，也引得观众探究唐朝的历史。其中一集出现的红衣教徒在唐朝势力强大，人数众多，连靖安司掌权人都要礼让三分。这些狂热的红衣教徒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在唐朝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长安十二时辰》里的红衣教其实是祆教，它是世界五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之一，源于琐罗亚斯德教，经由中亚地区传入中国，最迟在公元6世纪时已由粟特商人传入中国，到了唐朝祆教有了相当的影响，以致国人特别为其取了汉名、造出“祆”字(念xian，第一声)。

历史上著名的三夷教——摩尼教、景教、祆教，都曾有大量教徒在中国境内活动的记录，其中学者对摩尼教和景教的研究已证明，这两大教被不少中国人所接受，然而同源于波斯的祆教，却并不为中国人所重视，自古以来，人们多把祆教与摩尼教、景教甚至 相互混淆。

一、祆教的特点

祆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变体，在中国又称为波斯教、火祆教、拜火教等，该教主张圣火崇拜。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末6世纪初，在波斯萨珊王朝时被定为国教，是伊朗最早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以波斯古经《阿维斯塔》(Avesta)为经典。

祭礼的主要特点就是在露天的祭台上燃放圣火，认为通过崇拜圣火可以与神沟通，故又称拜火教。传入中国之后，保留了这一圣火崇拜的形式。根据中亚考古发现，祆神Weshparkar是三头六臂，披着甲胄，一手执山型叉，口中喷火的形象。

琐罗亚斯德教是典型的二元论宗教，信奉善、恶二宗。它所崇奉的恶端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其最高代表为阿赫里曼。善端是火、光明、创造、生活，其最高神为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原文写作dhyaksiya或dryaksiya,

相当于梵语tryaksa。这位主神是一位三眼神，“面孔为浅蓝色，头发、眼眉和样式奇特的唇须皆为红砖色，其中唇须以朱红色描边，上唇和眼窝也为朱红色;眼球为白色，以红色描边;瞳孔为黑色”。

祆教徒有自己独特的葬俗，死后实行天葬或瓮棺葬，这种丧葬的习俗是由粟特人带到中原的。在粟特、花剌子模、七河流域等地发现了大批的殓葬死者(拜火教徒)烧余之骸骨的小棺材。这种小棺材，亦称“盛骨瓮”(或称纳骨器)，王室用金瓮。

《隋书》卷93《石国传》云：“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制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华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而民间则流行陶制盛骨瓮，其形状不一，主要是长方形和椭圆形瓮状，内装死者骨殖，外饰各种人、动物、植物或其他图案。

在今天中国新疆焉耆、吉木萨尔等地也曾发现与七河流域类似的盛骨瓮，但多为素面，而且没有装饰。前苏联学者根据在萨马尔罕发现的陶制骨灰盒认为这种用专门的棺材盛置尸骨的安葬方法与波斯地区不同，波斯的拜火教信徒是将尸骨安葬于一种圆形的无顶盖的石塔上，以便让其自然风化。

二、祆教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的古籍《说文解字》中并没有

“祆”这个字，“祆”字大致是在南北朝时期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后，最迟在隋末唐初才出现的。《说文新附》对“祆”字作这样解释：“祆，胡神也。从示，天声。”这是全面对“祆”字的说明，有形有音，十分清楚。

《长安十二时辰》里红衣教徒到底是何人为何祆教在唐朝影响力大

徐铉的弟弟徐锴，在其《说文系传》中，又作了补充：“祆，胡神也。从示从天。”希麟在《续一切经义》中已指明了这一点：“方言云，本胡地多事于天，谓天为祆，因以作字”，说明了“祆”字这个在汉语史上新造的汉字，是当时中国人对古波斯及祆教的理解，并用民族化了的汉字加以表达。

最迟在北魏时期，也就是公元6世纪初祆教传入中国。在北朝和隋朝时期，以“胡天”、“胡天神”称呼，到了唐朝则以祆教、火祆教著称。《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制·祠部》记载：“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岁再祀，而禁民祈祭。”意思就是朝廷禁止本地百姓参加祭祀火祆神的活动，这正好说明了唐朝人有崇拜祆神的习惯。

唐代时期，祆教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不但在中国地区信徒众多，而且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例如在唐之前的北魏的吴太后就带头奉祀，《魏书》中如此记载，“灵太后幸嵩高山，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祠，而胡天神不在其列”。灵太后还曾与肃宗游华林园时，在都亭曲水大摆筵席请群臣赋诗。她自己说了一句，“化光造物含气贞”。“光”，光明也，“贞”，纯洁也。

三、祆教的管理机构——萨宝府

由于信仰祆教的人数不断增多，管理信徒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隋唐两代，都设专门的官员来管理，并且将其隶属于祠部，又在东西两京建立祆祠，祠内有萨宝府官，主持祭祀祆神。“萨宝”这个名词，有说是回鹘语商队首领的意思;也有说是叙利亚语“Saba”的译音，即“长老”的意思，笔者认为“长老”的说法较为可信。

《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中记载：“后齐制官，多循后魏。鸿胪寺掌藩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在谈及隋代的官阶时，说道：“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

《旧唐书》记载唐代的职官时，也提到了萨宝：“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已上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今唯有萨宝、袄正二官而已。又有流外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渴、亭长、掌固等品。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开元初唯留萨宝袄祝及府史，徐亦罢之。”

《通典》也提到了唐代的这一称衔：“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符袄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袚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萨宝府官分为多个等级，有萨宝府祓祝、萨宝率府、萨宝府史等官，由四品到七品。并且祀官——萨宝，似多由来自西域，尤其是昭武九姓的胡人担任。以外国祭师担任这一官职，是为了便于领导以波斯人为主体的信徒从事祭祀。这是唐朝尊重外国侨民的宗教信仰的表示，也是唐朝力图与西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一种积极措施。

“萨宝”该头衔的确切含义一直都有争议，原因在于留下的唯一材料只能证明萨宝在唐朝 中的宗教作用。杜佑在《通典》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萨宝府，萨宝是萨宝府的负责人，也是总祆正。很明显，萨宝府的职务范围在不断扩大。如果不把组织机构从未提及的初级人员计算在内的话，它还有其他三个官职：主祭(祓祝，显系祆祝之误)——可能是袄正的助手，各项仪式的具体负责人——事务官(率)和书吏(史)。尽管这些头衔有很强的宗教性，但它可能会误导我们得出错误结论，即萨宝主要掌管外邦祭祀，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些官吏被赋予了更大的职责。

唐朝时期，祆教的发展正方兴未艾，据陈垣、向达二先生的考证，当时长安有五处有“祆祠”，分别在布政坊、崇化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然而对唐代长安城祆祠的具体数目，学术界不同的学者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林悟殊先生则认为有六座，除上述五座之外，还应加上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的波斯胡寺。

四、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笔者认为唐朝时期的祆教与波斯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不同的，唐朝人信奉祆教更多是在民俗层面接受了这一西域来的风俗。而中古时期祆教的发展，和它在华势力的扩大历程，可以反映出中西交通的繁荣发展和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并从侧面反映出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盛世。

佛教的第一部典籍，是《华严经》，《华严经》的开头几句话证明，佛祖在这个世界说的第一部经典是《华严经》。

道教的第一部典籍，是《道德经》，《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李聃，道教奉为太上老君，即道德天尊。道观的三清殿都有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