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以后有哪些古籍书目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著录版本特征内容齐备。以往
书录,多只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著校辑者人名、刻本堂名、年代等,本书则尽量录齐各项特
征,除上述各项外,更详记其版框尺寸、行款字数、残存卷数、版藏处所、原书款识序跋、刻字铺
号、刻工姓名等,凡有助于鉴定古籍刊刻年代之特征者,都尽量录入,以帮助读者对版刻情况进行
判断和对源流加以考订。此外,本书对《四库提要》、《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颇多纠谬补阙之
功,因此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善本书录。本书基本上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略加变
更。书后附有索引4种:“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到书铺号
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2)。
(5)《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本书是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续编。计有史部提要770余篇 ,
涉及纪传、编年 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九类;子部提要近 10篇。编
辑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类目、书名、版本、册数、撰者、序跋等清晰明白,具有很高的资料
价值,其中所收地方志提要最多。全书目录为:《补编》前言、编例、补编提要目录、中国善本书
提要补编、后记、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正补编联合索引
字头笔书检字表(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6)《古籍版本题记索引》
罗伟国、胡平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著录有关古籍版本的书目、题跋、读书志、书影
等102种。全书包括《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两部分,均用四角号码法排列。《书名索引》著录
书名、编著者、版本和出处等4项。这里所谓的“出处”就是版本题记的出处。这部分索引提供给
读者的就是什么古籍有什么人的题记,有多少题记。为了节省篇幅,引用书目都编制了代号,查阅
时可查检《采用书目及其代号表》。书名代号是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卷数是中文数字,页码是阿
拉伯数字,特殊者另外注明。《著者索引》著录编著者姓名及其著作两项。从中我们可以查检到某
人著有哪些版本题记。本书对古籍的版本题记,收罗宏富,编排科学,为我们查检善本右籍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线索。
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人姚觐元撰,邓实补遗。姚氏收禁毁书
目4种,即《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其中《抽毁书目》部分
在每书之下均说明抽毁原因.其余三种都仅记书名和人名。邓氏补遗三种,每书之下均说明禁毁之
故。姚氏四种,加上邓氏的补遗,收录清代禁毁书3100种151000余部。《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
起辑。孙氏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专售古旧书籍:他嫌姚氏所撰的几种禁书目录著录简赂,于是
在收书过程中遇见禁书,便洋记卷数、著者、刊刻年代,然后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编成此书。孙氏
还将一部分不见于禁书目录而似在禁毁范围的古书,作为外编附于书后。商务印书馆将姚氏和孙氏
的禁书目录(包括邓实的补遗)合印在一起,并另编书名索引附后,检索方便。
(2)《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本书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
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220种禁书作
了举例性的介绍,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本书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禁书总貌获
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特别是前两部分具有较好的知识性和可读
性。第三部分《中国历代禁书目录》把历代禁书分为秦及汉初、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
排列,各书目均以书名笔画顺序排列。查检时可与第一部分《中国禁书简史》参照。
(3)《伪书通考》(上、下)
近人张心澄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三版修订本。本书1939年初版时,辨书1059部,修订本
增至1105部。张氏把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鳞《四部正讹》及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部书
拼合起来,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以书名为纲,再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辨伪材料
汇编而成。张氏本人的意见,加括号注以“澄按”字。每书题下所注的“伪”、“疑伪”、“非
伪”“误认撰人”等,是编者对某部书真伪的结论。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伪书通考书名及
著者索引”供查检。书前有“总论”一篇,论述了辨伪的意义、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
发现、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和条件等,值得一读。
(4)《续伪书通考》
郑良树编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据著者在“凡例”中说:散
见学报、学术期刊之辨伪沦文,新刊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辫伪之序跋等,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
书通考所未搜集者.皆尽可能悉为编入;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
结论,或略为裁剪编入。本书内容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辨伪资料
(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本书是根据梁启超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分“总论”与
“分类”两卷。“总论”共5章,论述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
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6章,依次讨论十三经的真
伪。书后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间》、《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
书的真伪。
5、古籍地方志目录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目录著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
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
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本书所收方
志的年代截止于1949年。本书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书后
附有“书名索引”供查俭。本书是中国目前最完备的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本书初版于1935年,解放后重行修订,共著录我国
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7413种.用表格的方式依行政区划排列。后附书名和人名索引供查
检。
(3)《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
来新夏主编,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全国性地方志资料的综合汇编与著述。其
中“新志简介”部分著录了新编纂的地方志119种。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是编者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的,共著录
中国方志2939种。
(5)《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
崔建英编,书目文献出版社l 986年出版。本书著录日本所藏方志140种,其中除两部是明代方
志的抄本外,其余全部是清乾隆以前刻本,大多是第一代方志和不同内容体系的始修忘,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6)《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所录方志,起自秦汉,止于元代,存佚皆录,是一部古
代地方志综录。每书的考证,除辑录旧著的分析论断外,编者的论述则附于按语之中。全书共考各
代方志2271种,元以前的方志可以说是收录殆尽了。
(7)《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发行。本书著录台湾各学术文化
机关及党政机构图书馆(室〕或档案室所藏地方志568部。
(8)《(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
(清)谢启昆修。艺文略在该志第205~214卷,它收录了后汉至清嘉庆间广西地方文献259
种,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广西人著述,下编录外省人有关广西著述,可供查找广西古代地方文献之用。
(9)《广西近代经籍志》
近人蒙启鹏编纂。民国十六年(1928)出版,收嘉庆以来广西地方文献478部,分经史子集四
部编排,可续《广西通志·艺文略》供检索广西近代人著述(清·嘉庆至民国十七年)之用。
(10)《广西省著述目录》
广西统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收录广西籍或纯广西人团体论著、译述、纂辑、笺
注,按杜威十进分类法分十大类编排,书末附作品分类、作品时代、作品分县比较表,可作检索民
国二十三年以前广西地方著述之用。
(11)《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
广西通志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合编。全套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图书资料部分:收录了广
西十个收藏地方文献最多的大型图书馆(室)的地方文献;二是地方志部分:收录现存解放前广西
地方志245种;三是报纸杂志部分:收录区内外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1911—1949年广西各地出版的
报纸296种,区内外38个大型图书馆所藏1898—1949年出版的广西地方期刊和广西籍人士在外地编
辑出版的期刊832种。该目录是一部综合性的解放前广西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是著录广西地方文献
较完全的书目工具,可作了解广西地方文献收藏全貌和馆际互借的主要工具。
(12)《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
该馆编辑,1986年出版。本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广西地方志总目录”;二是“馆藏地方志目
录”(略):三是“馆藏广西地方文献目录”,部分介绍广西通志馆所藏解放前地方文献541种,
期刊51种,族谱复印本12种,按广西行政区划编排,可了解广西大部分地方文史文献。
(13)《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广西地方志总目录部分》
广西通志馆编,收录区内外146个大、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县(市)修志办所
藏解放前广西地方志230种,按地方行政区域编排。
(14)《广西地方志提要》
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1949以前广西历代纂修的通志、府、
州、厅、县志、乡土志、寺庙志250种,书末附《广西方志佚书目录》.与别的广西方志书目相
比,本书有篇目和内容,作者简介, 可供读者了解每部志书概貌;有附录佚志274种,据此研究者
可窥见历史上广西各地志书编纂全貌:所收录方志虽多,但未录馆藏情况,检索时需与《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地方志部分合用。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小字
乳名,也是原本小名的一种。
古人往往既有小字又有小名,而且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比如:
文天祥 表字宋瑞 小名云孙 小字从龙 这是祈成才的
方师尹 表字民瞻 小名彭老 小字元寿 这是祝长寿的
像楼主问的东汉的 刘秀。。同时代的 曹操 小字阿瞒 吕蒙 小字阿蒙等。。就是小名用的。。一般家人或亲近的人称呼用
古人有名 有字 有号。。。还有姓 有氏。。发展到现在 名字是一个整体 姓氏是一个整体。。
小名 小字也是被名字取代了
曹雪芹的原稿是买不到的,只能根据各种资料来研究总结,从现有资料来看,迄今为止发现的《红楼梦》抄本共有十多种(其中靖藏本正文遗失)。按底本形成时间抄列如下:
1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乾隆十九年(1754)
今残存十六回,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十六回,第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共十六回,无目录。四回一册,共四册。乾隆竹纸抄成。甲戌本于各册首回首页首行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第一回楔子部分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语,故名“甲戌本”,又称“脂铨本”。
上有刘铨福内有他在同治二年(1863),同治七年(1868)所作跋语,青土、椿馀跋语。后归孙桐生所有。1927年夏由胡适从地摊上购得,胡适根据上述第一回中文字称此本为“甲戌本”,且认为“甲戌本”为世间最古的钞本。1949年胡适去往台湾,随身带走了甲戌本和他藏的一部程乙本。1962年胡适去世后,将此书捐赠给美国Cornell大学,现藏美国康乃尔(Cornell)大学图书馆。
1961年5月,始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为朱墨两色套版印刷。另有友联出版社影印本(香港)、金坛古籍印刷厂影印本。国内有1962年中华书局翻印本、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本、2004年04上海古籍出版社16开双色影印本和2004年10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6开影印本。
此本开卷有“凡例”,附七律一首,第一回正文前有“凡例” 五则,题诗一首其中从开头至“不得为其不备”一段及题诗,共四百一十四字,为它本所无。“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 一段后来本子仅存此段作为引言,与正文混同,遂成了正文开始。此本第一回有僧道与石头的一段谈话计429字,后出各本皆缺。
每半页十二行,行十八字。残阙严重。书口下部每页都有脂砚斋的署名。保存的脂批多于其余各本,此本有眉批,侧批,双行批,回前回后批多种。所存各回脂批远多于其他脂本,尤有一些重要批语为他本所无。
2乙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乾隆二十四年冬(1759)
又称脂怡本,脂馆本。
题“石头记”,见于封面。每回卷端题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字样。第二册封面书名下注云“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三册书名下复注云“己卯冬月定本”,故名己卯本。己卯年,红学家们认为是乾隆廿四年(1959年)。 己卯本残存四十一回零两个半回。即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其中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原缺,由清代嘉道时人抄补)。十回一册,共四册,面十行,行二十七至三十字左右。其中第一回 开始缺三页半约 1800字,十回末尾缺一页半约900字,七十回末缺一又四分之一页约700字。 由于它们均在每十回的尾页,故知系在流传过程中残缺。
此本五十五回下半回至59回上半回原与此本分离,五十年代初由历史博物馆购藏。1975年经吴恩裕和冯其庸研究,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三回又两个半回(五十五回下半回至五59回上半回)的《石头记》残抄本是今己卯本的散失部分,因为里面同样避“祥”字讳。故今己卯本共存四十一回零两个半回。
此本三十四回末题“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为脂本石头记第一个出现“红楼梦”标名的本子,说明曹雪芹生前一度使用“红楼梦”为书名。第十七与十八回尚未分开,共用一个回目,第19回无回目,第六十四及六十七回原缺,与庚辰本同。此本中六十四及六十七两回系据另一种钞本钞配,见第六十七回末注云“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此本中的“祥”、“晓”等字缺笔,明显是避讳。经吴恩裕、冯其庸先生考证,此乃怡亲王府抄本。因为老怡亲王叫允祥,小怡亲王名弘晓。别人家是不可能这样避讳的。与《怡府书目》相对照,正相符合。因为(怡府书目)同样避“祥”、“晓”之讳。此本避怡亲王允祥和弘晓的家讳,故论者以为是从怡亲王府抄本所过录。此本无复杂的眉批夹批,前十一回是一个白文本(后抄录它本批语十五条)。回前总评单占一页,有双行批注,没有眉批和旁批。批语绝大多数在正文内双行书写,计七百一十七条,与庚辰本全同(除多一条单字批外)。只有十二处写在正文右侧。这些侧批为别本所无,见于第六回和第十回。此本讹夺字很少,文字有多于庚辰本的地方,语意较庚辰本确切。底本可能早于庚辰本,为庚辰本祖本。
此本中夹有四张笺条,补此书批注不足。第一张为第一回正文“昌明隆盛之邦“批注“伏长安大都”;第二张为第四回“护官符小注”;第三张为第五回题诗一首;第四张为第六回题诗一首。
今本为武进董康旧藏,约在1936年归陶洙(亦武进人)。陶洙于丁亥年(1947)己丑年(1949)据甲戌本庚辰本分别用朱蓝二笔加以校改,有校记二则。
1949年后,藏于北京图书馆。所残存之三回又两个半回于1959年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出现,中国历史博物馆购藏。1980年五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时,对于陶洙校改之朱文蓝笔进行了清理和删削。 另有里仁影印本(台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
3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乾隆二十五年秋(1760)
又称脂京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各册卷首标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五至八册封面书名下注云“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故名庚辰本。庚辰年,是乾隆廿五年(一七六○)。存七十八回。即一至八十回,中缺第六十四及六十七回两回,第六十八回脱去约六百余字,估计失去一页。十回一册,共八册,每半叶十行,行三十字。 庚辰本 有不同于甲戌本的2000多条批语,十分珍贵。
庚辰本底本年代相当早,面貌最为完整,保存曹雪芹原文《红楼梦》及脂砚斋批语最多,脂批中署年月名号的几乎都存在于庚辰本。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末惜春谜后缺文,并记曰“此后破失,俟再补。”另页写明“暂记宝钗制谜云:朝罢谁携两袖香……”“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等文字。后人续补了宝玉及宝钗两首谜诗,就将此谜错改属了黛玉。第七十五回缺中秋诗,回前单页记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第19回“小书房名”下空五字,“想那里自然”下空大半行。这些残缺可用以鉴定他本后人补缀之处。
庚辰本有眉批、侧批、双行夹批及回前回后批多种。批语之多为各本之最,总计两千余条,包括了己卯本双行夹批的全部(除一条单字批外)。其中有一批非常重要的批语,如第二十回朱笔眉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庚辰本第十一回之前,除偶将回前总评与正文抄在一处外,都无批语,为白文本。朱笔批语全集中在第十二回到第二十八回。
庚辰本抄手不止一人,其文化水平与认真态度都很低。全书讹文脱字,触目皆是。最后一册质量尤差,几难卒读。
庚辰本原出北城旗人家中,徐星署1933年初以八银币购于北京东城隆福寺地摊。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朱墨两色套版影印出版,是首次影印行世的早期脂本,所缺二回据己卯本补入。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换用蒙府本文字补入。
4王府本《石头记》
存百二十回,十回一卷,共十二卷。分装四函,函八册,共三十二册。面十八行,行二十字。粉色连史纸钞写。目录页和版心题名《石头记》。赵万里云出自清代某蒙古王府之后人,故称“蒙古王府本”,简称脂蒙本或蒙本。因其第七十一回末总评一页的背面有“柒爷王爷”之草书,一栗《红楼梦书录》疑出清王府旧藏,故称“清某王府旧藏本”,简称王府本或府本。
王府本前八十回大体同戚本,版式相近,为同祖之本,但无戚序。其前八十回总目及正文用印就的朱丝栏粉色连史纸钞写,每版十八行,行二十字。补配部份系素白纸,每页十八行,行二十四字。书口印有朱色《石头记》书名,下手有手写墨色卷×、×回及每回页码。行款版式均同戚序本。缺第五十七回至第六十二回。后人以程甲本抄配了这六回及后四十回目录、正文,并在全书之首冠以程伟元序。有总目,十回为一卷。然而,每册四回。
王府本也是一个附有脂砚斋批语的本子,回前回后总评亦单占一页,然而从此本开始,各本一律删去所有脂砚斋的名字。它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特有八百三十四条不见于早期脂砚斋评本的评语。这些批语补齐了回前回后总批,又有侧批和双行批。有散文,还有诗、词、曲等韵文。在第四十一回前的那首七言绝句之下,署名立松轩。立松轩把他的批语写入双行批注,可证王府本的底本为立松轩手抄本。松轩本的底本则有三个,依次为庚辰本、己卯本和杨藏本(皆非今本)。此本前五回文字属于庚辰本。第十六回末,都判与小鬼的调侃世情,己卯本有残文。此本正是己卯本残文的连缀。第五十六回改“时宝钗”为“识宝钗”,即从杨藏本。诸底本经过立松轩的整理和修改。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已分开,第19回有了回目,第二十二回末已补齐,第六十四回,补入一个有批语的稿子,第六十七回亦补入,第八十回也有了回目。——凡此种种,以下各本皆大同小异。如无特殊情况,即不再赘述。王府本的抄写时间颇晚。它的第六十七回据程甲本抄补,用预留纸张,由前八十回抄手之一书写。在总目中,该回与其它各回似为一色笔墨。这说明王府本的过录时间是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之后。
王府本1960、61年间出现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即由北京图书馆购藏。1988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5列藏本《石头记》
6戚序本《石头记》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乙丑)
全名为“戚蓼生序本”,简称戚序本或戚本, 原由乾隆进德清戚蓼生所藏并序,约在光绪年间桐城张开模得到它的一个过录本,后归俞明震,俞以之赠上海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据以照相石印,题为《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以其卷首有戚蓼生的一篇序 ,故称“戚序本”。但是,卷首有戚序的共有四个本子。一是1911至1912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的石印“大字本”。 二是1920,用大字本剪贴缩印了一种“小字本”,小字本又于1927年再版。大字本与小字本文字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所以一般也就不提小字本。三是有正书局据以石印的底本,过去一直说是毁于兵火,但1975年上海古籍书店发现了十册(前四十回)。 故称“戚沪本”。由于有正书局据此本石印时,个别地方有贴改,而且还用贴条加上眉批,因此,底本与印本之间也有小差异。由于这个本子钤有几方张开模的印章,一度系张氏收藏,故称此本为戚张本或张本。三、南京图书馆藏戚序本,本子的面貌文字大同于张本,可能系张本的过录本。但这个本子与其他戚序本亦有小异。故称此本为戚宁本或宁本。
“戚沪本”,又称“戚张本”存第一至四十回,分装十册,每册四回。书口中缝从上至下题《石头记》、卷×、×回及每回页码,以十回为一卷。第一册卷首有署“德清戚蓼生晓堂氏”的石头记序,其后为八十回目录和正文。全书用乌丝栏木板水印连史纸抄写,每页9行,行二十字。除第六十七回外,有另页抄写的会前后总评(第一二回前总评误入正文),正文内有双行批注,无旁批和眉批。抄写年代约在乾隆末期。抄本上有张开模的印章六处,印文为“桐城张氏珍藏”、“ 桐城守诠子珍藏印”、“翁珠室”、“狼藉画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据有正石印大字本影印出版,改题《戚蓼生序本石头记》,1988年又重印一次。藏上海图书馆。
有正“大字本”,上海有正书局1911至1912年出版,据“戚沪本”照相石印,题为《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八十回全,前四十回帖加了书局老板狄葆贤的眉批。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古籍刊印社、学生书局(台湾)、广文书局(台北)、线装书局影印本,题作《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故又正本也称“戚序本”
本文2023-08-04 23:54:0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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