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瘟疫在现代是指传染病，瘟疫通常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或者是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瘟疫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扩展资料：

传染病的特点是有病原体，传染性和流行性，感染后常有免疫性。有些传染病还有季节性或地方性。传染病的分类尚未统一，可以按病原体分类，也可以按传播途径分类。

传染病特点如下：

1．再感染、同一传染病在完全痊愈后，经过一定时间后，被同一种病原体感染。

2．重复感染。某种疾病在发病中，被同一种病原体再度侵袭而受染。血吸病、丝虫病、疟疾最为常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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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告诉你最近的肺炎有多严重。让我们一起战斗，一起加油。今天给大家讲讲这段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瘟疫是什么样的，古人遇到瘟疫是怎么做的！

48年，流行病在中国的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和安徽等省发生，造成14万至15万人死亡。

从77年到749年，君士坦丁堡的瘟疫使这座城市瘫痪，并蔓延到卡拉布里亚、希腊和西西里，造成20万人死亡。

1997年9月至12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巴勒斯坦和埃及发生瘟疫和饥荒，10万人丧生。

从1348年到1666年，一直被称为欧洲“黑死病”的黑死病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1958年，山西、河北发生疫情，死亡20多万人。

1520年，由于西班牙人的进入，墨西哥发生了天花，导致300多万人死亡。在接下来的50年里，墨西哥因天花损失了近2000万人。

530年，土耳其发生严重的斑疹伤寒疫情，10万人死亡。

544年，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斑疹伤寒疫情，杀死了围困该城的霍希姆三万皇军。

1945年，古巴发生斑疹伤寒疫情，25万人死亡。

1960年，巴西爆发天花疫情，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1575年至1577年，当时的新大陆墨西哥高原发生了一次斑疹伤寒疫情，造成约200万人死亡。

1600年，俄国发生饥荒和瘟疫，50万人死亡，另有3万人死于利沃尼亚。

从1603年到1604年，英国发生了一场瘟疫，仅在伦敦就有5万人丧生。

1611年，君士坦丁堡遭遇瘟疫，20万人丧生。

1630年，意大利文斯爆发瘟疫，向北蔓延至蒂罗尔，造成50万人死亡。

1664年，英国伦敦爆发了一场大瘟疫。为了阻止感染，烧了三天火净化空气。历史学家认为，这场疫情一直持续到1666年9月，导致10万人死亡。

167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发生淋巴腺鼠疫，40万人死亡；法国里昂6万人死于淋巴腺鼠疫。

1711年，淋巴腺鼠疫在奥地利和德国蔓延，造成50万人死亡。

760年，叙利亚发生了最严重的瘟疫，阿贝马里提有记载的死亡人数达到10万。

从1772年到1855年，鼠疫在中国31个县市流行，253万人死于鼠疫。

1792年，埃及爆发瘟疫，80万人死亡。

799年，非洲有30万人死于瘟疫流行。

1826年至1837年，欧洲发生霍乱疫情，仅1831年就有9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从1840年到1862年，世界范围内的霍乱疫情持续了20多年，数百万人死亡。

从1847年到1948年，英国伦敦有15万人死于流感；从1851年到1855年，由于肺结核的流行，一年就有5万人，总共有25万人死亡。

从1856年到1900年，鼠疫在中国86个县流行，造成73万多人死亡。

从1863年到1875年，霍乱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了10年。仅1866年，东欧就有30多万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

从1884年到1953年，中国和福建的57个县市有71万多人死于鼠疫。

从1887年到1919年，中国内蒙古东部有52万人死于鼠疫。

1889年至1890年，全球爆发流感，影响全球40%的人口，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从1892年到1899年，从1923年到1925年，第六次世界霍乱大流行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1903年1月至8月，印度大范围地区发生瘟疫，60万人死亡，其中旁遮普省13万人死亡。从1904年到1905年，孟买、西北各省和旁遮普都发生过瘟疫，平均每周有18000人死亡，几周内死亡人数超过40000人，死亡人数达100万。1906年至1907年，印度瘟疫持续蔓延，造成16727万人死亡。

1908年，印度持续已久的瘟疫开始平息，1487万人因此丧生。

1910年至1913年，中国和印度发生了淋巴腺鼠疫。在疫情期间，数百万人死亡。

从1914年到1924年，俄罗斯有2000万人死于饥荒和流感。

1915年，斑疹伤寒在塞尔维亚流行，半年内15万人死亡。

1917年10月革命前后，斑疹伤寒在俄罗斯非常流行，大约有300万人死亡。

从1917年到1919年，世界流感导致印度1300万人死亡，美洲50多万人死亡，非洲和欧洲不计其数，死亡总数达2500万人。

1921年，印度霍乱疫情造成50万人死亡。在同一时期，黑死病发生，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1924年，印度再次爆发霍乱，30万人死亡。

从1926年到1930年，天花在印度引发了惊人的疾病和灾难，造成50万人死亡。

1、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应该是一些急性传染病

2、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3、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4、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5、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6、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_、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7、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8、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9、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10、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11、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2、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13、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14、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即使到了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有各种疾病发生，但人类从来也没有因为疾病停下发展的脚步，而是利用一切聪明才智阻止疾病的蔓延，消除疾病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被大规模记载在史书上的疾病是发生于东汉时期的大瘟疫，从史书上的各种记载来看，东汉大瘟疫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没有之一，东汉大瘟疫一共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发生了7次大瘟疫，另一次是在汉灵帝时期，发生了5次大瘟疫，之后一直延续到汉献帝时期的整个建安年间。

汉灵帝

一、汉灵帝时期的瘟疫

本文主要说的是发生于东汉晚期的大瘟疫，这场瘟疫首次记载于史书中，是在公元171年，是东汉灵帝时期，《后汉书孝灵帝纪》中记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熹平二年）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光和二年）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光和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二年春正月，大疫。

汉灵帝在位仅21年，仅仅汉灵帝一朝，关于瘟疫记载的次数就有5次，分别是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而且每次记载的都是“大疫”，死了多少人没有记载，但以东汉时期的医疗条件来看，病人除了自身用免疫能力来抵抗大疫外，绝大多数人对瘟疫是束手无策的，就连医生这个职业在当时也是地位比较低的职业，在当时被称为方术。

汉灵帝时期平均四年一次大疫，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持续了，这种大疫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传染性极强的疾病之外，而且疾病全部发生在一年之中的春季正月到三月之间，大概率就是流感之类的病毒，要知道在当时可没有抗生素，完全靠中药及病人自身的免疫能力抵抗疾病，而且以汉灵帝那种昏庸的水平，除了前三次记载了派出使者派送医药外，后两次干脆连药也不送了，让百姓听天由命，再加上当时整个国家四处都有战乱，因此而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汉献帝

发生于汉灵帝时期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是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领导起义的是张角三兄弟，以宗教的道义，靠着当时全国各地发生瘟疫的情况，利用传道和无偿给人治病，从而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张角能够发动聚集几十万农民发动起义，靠的就是免费给人治病拉拢了大量的百姓，这个病自然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大疫”。

汉灵帝公元189年去世后，天下更加乱了，先是大将军何进杀了宦官蹇硕，接着何进又被宦官张让等人设计杀害，再就是袁绍、袁术等人率军冲进皇宫杀尽了所有宦官，最后军阀董卓进京控制了朝廷，由此拉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大乱世的开端。

二、汉献帝建安年间的瘟疫

混战虽然开始了，但是瘟疫仍然没有消失，一直如影随形。东汉晚期汉献帝建安年间有三位著名的医生，分别是张仲景、华佗和董奉，这三人被人称为“建安三大神医”，其中张仲景写过一篇文章叫《伤寒论杂病论》，文章序言中就指明了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开始，十年间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百分之七十是伤寒病，可见伤寒病也是当时一种极为严重的传染病，在十年间让整个东汉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

黄巾起义

建安三大神医中只有张仲景是专著于研究传染病，华佗精于外科，董承医术不详，张仲景在世期间正是传染病大爆发的时期，除了建安前十年之外，其实瘟疫贯穿于整个建安年间，比如《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发生于赤壁之战时的瘟疫：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赤壁之战发生地就是今天湖北省的赤壁市，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除了战争造成伤亡外，也能看出因为瘟疫而死了大量的士卒和官吏，这也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从《三国志蒋济传》中也能印证曹操的军队当时感染了大规模的传染病：

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张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建安十三年就是赤壁之战发生的公元208年，当时孙权攻合肥，曹操从荆州派出将军张喜率领一千人救援合肥，结果连这一千人也感染了瘟疫，可见当时的瘟疫在曹军中是大规模感染，感染了相当多的士卒，让曹军战斗力直线下降。

赤壁之战

几年以后，曹操的儿子曹植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当时的瘟疫，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说疫气》，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

翻译：建安22年（公元217年），致病的恶气流行。家家都有死人的悲痛，户户传出哭泣的哀声。有的全家病死，有的一族皆亡。有人认为这疫气，是鬼神所兴作的。而遭遇这场灾难的人，都是粗衣陋食、荜户蓬门的贫苦百姓而已！像那些华屋鼎食、貂衣厚褥的贵族之家，则很少有像这样染病的。这是由于阴阳二气失调，寒暑分布失常，因此而产生了疫气。而愚昧的人家却在门上插桃符来驱鬼，也是挺可笑的。

曹植的这篇文章说明瘟疫到了公元217年仍然很流行，就连曹植这个文学家都看出来瘟疫是因为染了传染性疾病而发生的，而不是鬼神导致的，从曹植的说法来看，这个瘟疫似乎是可以医治的，曹植归结为瘟疫产生的原因是阴阳失调、寒暑失常，按照曹植的描述，其实这场瘟疫就是现在的流行性感冒，俗称流感。

神医张仲景与华佗

流感的死亡率按现在的数据是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六左右，并不高，但在没有抗生素的东汉时期，应该是很高的，按曹植的描述每家每户都有因为瘟疫而死去的人，甚至有的一个家族全部死亡，但这种瘟疫多发生在穷苦百姓的家里，像家庭富裕的贵族之家就很少得这种病，所以你看赤壁之战虽然曹操大军染了瘟疫，但是主要的将领和高官一个也没有死，道理很简单，贵族之家和将领高官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

三、东汉时期的大瘟疫到底死了多少，死了哪些名人

东汉在公元157年曾经进行过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是5600多万人，离瘟疫开始发生的公元171年，不过14年时间，人口变化应该不会太大，就算公元171年有5600多万人口，到公元220年前后，整个国家全部人口加起来不到800万人，人口减少了七分之六，损失人口合计4800万，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从公元171年到公元220年将近50年的时间里，死了4800万人，包括战争、自然灾害、瘟疫以及其他各种正常死亡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但是相对来说，瘟疫死亡人数最多，其次是战争，再次是自然灾害，最后才是正常死亡，比较来看，瘟疫至少死亡了七分之五的人口，也就是3400万人左右，当然了这里说的瘟疫应该就是流感或者各种传染病。

当时因为瘟疫去世的名人有建安七子中的四个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这四个人都在公元217年的大瘟疫中去世中的，死于同一年的还有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也是死于217年，司马朗是在军营为士兵治病因而染病去世，这是明确记载死于瘟疫的。

张仲景与医学著作伤寒论

另外没有明确记载死于瘟疫，而是死于病逝的人则太多了，而且不乏年轻力壮之人，比如曹冲死于公元208年，年仅13岁；郭嘉死于公元207年，时年38年；周瑜死于公元210年，时年36年；鲁肃死于公元217年，时年45年；吕蒙死于公元220年，时年41岁；法正死于公元220年，时年45岁。

当然了，这些人没有明确记载是死于瘟疫的，只是说去世，有可能是瘟疫，有可能不是，不能确定，但里面肯定有人去世和瘟疫有关。

其实瘟疫并不可怕，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张仲景已经研究并治愈了大量的瘟疫，并为后世写出了《伤寒杂病论》这样的医学著作，让后世的医生对于伤寒病这样的传染病有了诸多的了解，但是人类与疾病的战争永远都没有结束，并且人类一定会战胜疾病。

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应该是一些急性传染病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