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坑是当时陵墓常见陪葬，东周时期很多诸侯墓附近都有。东周25个天子，共有三个陵区，此外还有三位天子陵墓分散在洛阳附近县区。

1王城陵区

洛阳市中心繁华地带修建广场，车马坑中发现为六马拉一车。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王度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王城在西周初期兴建，供周天子居住。洛阳市区内发现多处亚字形大墓，出土有“王作宝尊彝”铜鼎等文物。

这一片王陵，南起九都路，北至纱厂东路，西起纱厂南路，东抵市邮政局的范围内。这里解放前是一片田野，现在是楼房林立的市区。

2周山陵区

周山，又名秦岭或小秦岭，位于王城西南近五公里处。这个陵区有大冢陵四个，处于高山之上，东西排列。其南为洛水，北畔为平坦园地，三山村即坐落在这块园地的东边。另三面青峦叠嶂，环绕周山，风景秀丽，确为建陵的理想之地。

据专家考证，这一带王陵最早在春秋战国之际，这时诸侯建冢陵之风已经兴起，作为周天子，当然也想选择地势高爽的地方，建造耸立的王陵。

周灵王二十二年，王城之北谷水暴涨，王城被水冲坏，不宜再造陵墓，灵王踏勘了一些地方，最后看上了这里。其后，周景王、周悼王、周敬王三位天子埋葬在周山。

3金村陵区

周敬王时期，因王子朝在王城势力很大大，他迁都到成周城(王城东20公里)。这一时期王陵在狄泉附近，即金村陵区(今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翟泉一带)。

1982年考古研究所在汉魏故城东北侧探出了一座甲字形大墓。墓道长六十米，墓坑边长九米，宽十四米，深十二米。自周元王、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到慎靓王，共10代周王都葬在这里。

4其它王陵

西周第四代国君昭王，曾亲自统帅六师军队伐楚，全军覆没，昭王死于汉水之滨，死后葬于洛邑东南少室山。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云：“阳城西谷名季室，亦曰少室，山巅有白玉膏，服之仙。山有周昭王陵。”

东周第二代国君桓王，根据《渑池县志》记载，渑池桓王陵位于今渑池县城北35公里南村乡南村村南桓王山(原名凤凰山)上。《渑池县志》载：“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知县甘扬声饬巡检沈守纯查明陵地四至，东西以大沟为界，南北以山根为界，绘图具详存档。”

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陵位于河南省汝州市蟒川镇寺上村附近的天子坟，墓冢位于虎头山下。秦灭周后，以梁城(即杨楼乡的古梁城)封赧王，降为周公，比于附庸。赧王年老，往来周秦，不胜老苦，既至梁城，不逾月病死。(汝州民间相传秦王在赧王献地投降之后，发兵前来剿灭赧王，双方血战蜈蚣山，最后赧王战死)，葬于汝州市蟒川镇寺上村。

1928年，一场大雨后金村大墓露出洞口，引起了加拿大人怀履光、美国人华尔纳等所谓的学者和传教士疯狂盗挖，8座王陵被盗，几千件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文物精品，如今被法国巴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美国坎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美国佛利亚艺术馆等博物馆收藏，有的在日本大阪佳友男爵、日本东京细川侯爵等人手中。

两千多年历史风霜，20多个周王陵保存完整的已经为数不多了。

年代久远加上历史文献记载少。

在新中国成立后，商周考古为了配合国家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才迎来了它的春天。

我们现如今所最熟悉商周墓主要都是建国后的成果：像在二里头遗址我们发现了宫殿附近的道路系统和夯土建筑基址，还有在安阳殷墟，又出土甲骨卜辞，而在郑州发掘的小双桥遗址，则是迄今为止商代早期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遗址。但商周王墓被发现的屈指可数，远不及其他朝代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原因：

年代久远

不谈商代，仅仅是周代就距今有大约3000年-2000余年，历史上几次超大规模的盗墓事件，像比较著名的东汉曹操的盗墓军队筹集军资，西晋时期泛滥的盗墓团伙等等，商周王墓估计难逃狠手。

而且我们姑且认为商周王墓都逃此一劫，又有多少能够保存下来，不会所有的墓穴都像长沙马王堆一样有超越现代的技术，墓穴在时间的冲击下消失殆尽是最可能的原因。

2现实原因

商周时期连封建社会都没有进入，还处在生产力低下的奴隶社会，而且应该属于部落，村落，城镇并存的一种社会状态。古人靠天吃饭，通常情况下，一些部落村落迁移不断，导致我们现如今很难找到正确的发掘地。还有当时的生产力极其低下，金属类用品还很少生产，所以大多是木质，陶瓷一类的居多，而这些又极难保存，所以我们即便发现了遗址，估计也弄不出什么东西来。

3文献记载少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国外不承认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是因为确实没有相关文物来证明，而历史文献记载遗失，破坏则更是雪上加霜，对商周王墓的发现造成了阻力。

周陵位于咸阳市北郊的渭城区周陵镇,镇因陵得名。 据陵内碑文可考，周陵是文武成康四王之陵及周公太公墓，是陕西省人民政府1956年8月公布的陕西省等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风雨侵袭，周陵现遗存有文王坊、献殿、东配殿、西配殿、周文王陵、周武王陵，保存完好的四十余通历代帝王祭祀周陵的碑石。陵园以东有周公墓、姜太公墓、周毕公墓、鲁公伯禽墓，形成西周墓葬群。

东周建都洛阳，历24王，共515年。周王陵分周山、王城、金村三个陵区，其中金村陵区即位于孟津县平乐镇境内金村、翟泉一带。 金村位于汉魏故城北端，南临伊洛平原，北有邙山屏障，《水经注》记：“翟泉在洛阳东北，周之墓地，悼王葬景王于翟泉，今洛阳太包中大冢是也。”太包位于汉魏故城东北角，1962年，考古工作者钻探一座长19米，宽14米，深12米的大墓，墓道长达60米，大墓周围又有20余座大小墓葬、车马坑等，这座大墓可能是周景王墓。《水经注洛水》有记：“洛水有东北经三王陵东北出。”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载：“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敬王也，悼、敬二王与景王俱葬于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史书有记周威烈王陵也在金村一带。1928年，金村发现周代大墓8座，被盗掘出数以千计的金银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加拿大怀履光、日本梅原末治分别将所盗文物编入《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二书。 金村周王陵出土文物之丰，大多精美富丽，形制特殊，堪称绝无仅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两周时期，列国文化丰富多彩，周王室的地位从早期比较稳固，到后期名实存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列国争雄，会盟、征战，诸侯强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然而，作为王室所在地的天子之都，从先周时期的周原，到西周的丰镐，及至东周王城，其文化及其发展却始终是诸侯国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是诸侯国文化的渊源，如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宫室制度、丧葬制度、祭祀制度、婚姻制度，等等，诸侯国是唯王室马首是瞻的，尽管说后期周代礼制在诸侯国那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僭越。因此，提及两周列国文化，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都城与文化。

周族是活动在今中国西部陕西、甘肃一带的古老部落。据记载，公元前12世纪末或前11世纪初，周族首领古公亶父自邠迁都于周原，因此，营建于周原的城郭歧邑成为周人的发祥地和灭商以前的都城，至西周时期这里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西周末年因西戎入侵而成废墟。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出西周大型宫殿群和墓葬、作坊遗址。周原以出土大量的青铜器而闻名于世。周原出土青铜器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相传，著名的大木尔 簋、盂鼎、毛公鼎等均于清末出自岐山。此后又陆续有所发现。如1890年在扶风任家村出土克组铜器和中义父组铜器等120余件；1933 年在扶风上康村发现函皇父组 、白鲜组铜器等100余件 ；1940 年在任家村发现梁其组铜器等 100余件 ；1960 年在扶风齐家发现铜器39件等 。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出土包括裘卫四器在内的铜器37件，铭文涉及土地交换与赔偿，是研究当时土地关系的重要资料。1976年在扶风庄白出土铜器 103 件，有铭文的74件，主要是以史墙盘为代表的微史家族的铜器。据研究这些铜器可能是西周末年犬戎入侵贵族外逃时掩埋的。此外，在凤雏建筑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 17万余片卜甲和卜骨，其中 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 ，最多的一片达30字，为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史称为西周。周兴之初，文王作丰，武王作镐。因此位于沣河的两岸丰、镐二京成为西周时期周人的都邑，建都时间约300年，一直到周平王东迁后才废弃。通过考古发掘，现已探明丰京遗址在客省庄、马王村和新旺村一带，发现有大建筑群遗址，且发现有一套完整的地下排水管道。镐京遗址在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至落水村、眉乌岭一带的高冈地带。发现有大型宫室遗址，南北还有规模相当的对称分布的两组附属建筑群。还发现数以百计的西周墓葬。另在张家坡发现4座殉葬车马坑，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内部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戎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各一辆，戎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作饰，轺车驾马大部用海贝填饰，工艺考究，造型精美。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这里的发现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探讨西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西周初年，武王在定都镐京的同时，为了便于控制东方，于是考虑在今洛阳市区一带营建洛邑。洛邑，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中，又称为新邑、新大邑、新邑洛和成周等，实际上当时是西周王室的陪都。《逸周书·度邑》载武王对周公旦曰：“旦，予克制天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三鄙，顾瞻过于河，宛瞻过于伊洛，无远天室。”说明武王时已有了建都洛邑的计划。可惜武王灭纣不久即已去世，接着是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周公东征之后，即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尚书·康诰》：“周公初基新作大邑于东国洛。”根据《尚书·洛诰》所记载，周公在营建洛邑前召公来洛阳相宅，将洛邑选定在涧水以东至瀍水两岸的区域内：“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成王时期，洛邑最后建成。《周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新建的洛邑成周，“方千百二十丈，乳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汲冢周书·作雒解》）洛邑建成后，成为丰镐之外的一个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

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周公营建的洛邑分为王城和城周两个城邑。1950年代汉河南县城的发现，王城的位置被确定为位于今洛阳市区的涧、洛两河交汇处的洛河北岸和涧水东岸一带。成周的位置则据《后汉书》的记载，被认定在汉魏故城遗址，也就是在今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以东的偃师、孟津县境内。然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的大量资料，使一些学者对西周洛邑“王城”、“成周”两城说提出了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根据文献记载找到的涧河东岸的王城遗址，只是东周王城而非西周城址。于是有学者提出了西周洛邑一城说，并推测城址可能就在瀍河两岸。（叶万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目前西周的洛邑城址虽然说还没有发现，但在瀍河两岸，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寻找洛邑古城了解西周时期周王室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的陪都洛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其中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瀍河两岸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西周墓葬，其中以瀍河西岸的北窑西周墓地尤为重要。在北窑墓地发现西周墓葬475座，发掘348座，包括大中小型不同等级的墓，个别大型墓带有南北墓道。墓地之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殉马坑，殉马数少者数匹，多者数十匹。这一处墓地，绝大部分在建国前已被盗掘，所出土的青铜器大量的被流失国外。原传出自洛阳马坡的一些重要的西周青铜器，有可能就出自这一墓地。这一墓地所出的青铜器，著录散见于刘体智《善斋吉金录》、容庚《善斋彝器图录》、《颂斋吉金续录》、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等图书著作中。洛阳博物馆尚藏有一件1947年盗出的重器“王姒方彝”。尽管如此，墓地中还是出土的随葬品达数万件之多。随葬品大部分是青铜礼器，其中食器有鼎、簋、甗、鬲；酒器有方彝、爵、斝、斛、盉、提梁卣、尊；水器有壶、盘、匜等。同时，还出土有不少较为罕见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带流觯、双面人座器、兽面纹方座簋、人形车辖等。北窑出土的许多青铜器还铸有铭文，如王妊簋、太保冓戈、康伯壶盖、白懋父簋、丰伯剑、师只卣盖、叔造尊、召伯虎盨等，这些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均系西周王室的高级贵族，说明该墓地是一处西周贵族的墓地。(洛阳市文物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从著录以及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洛阳一带是出土西周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这也反映了成周洛邑与宗周镐京作为西周王室的两个重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该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多达350余件，其中202号墓出土的青瓷罍，堪称为中国已发现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图·青瓷四系罍）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达200多件，种类丰富，其中以璋、璧、璜、圭为代表礼玉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礼玉在西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瀍河以东的摆驾路口、下窑村、东大寺、白马寺以及洛阳东关、东花坛、塔湾等一些地方发现的西周墓达百余座。这些墓最突出的特征是墓内多设有腰坑，有的在长方形土坑墓穴的一端带有曲尺形墓道，随葬品多有觚、爵、觯等铜质或陶质的酒器，其埋葬俗颇具殷人墓的特点，一些随葬铜器还带有殷族族徽的铭文，被认为是殷遗民的墓葬。联系到《逸周书·作雒》有周公“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晁注：“献民，士大夫也，。九毕，成周之地。”的记载，周初确曾有一大批殷顽民迁于成周。这些墓当为他们及其后裔的墓。

自1973年以来，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瀍河两岸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遗址面积近20余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的西周文化层堆积普遍在130--200米，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基、烧窑、灰坑和百余座殷遗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铜炉壁残块。从陶范看，大部分外范，有青铜礼器鼎、簋、尊、觚、卣、罍、爵、觯等礼器，还有少量的车马器和兵器。也有少量的内范和母范。有些礼器的内范还带有铭文或刻镂精细的饕餮纹、云雷纹、回涡纹、夔龙纹、凤鸟纹、蝉纹、四叶纹、乳钉纹等。从碎陶范的结构成分分析，当时制陶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成周洛邑作为与宗周并列的国都，在西周时期，兼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在政治上是“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也就是何尊铭文所云“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在军事上则又是一座监视殷顽民，控制东方及南方的军事重镇；在经济上以成周为中心，便于向四方征贡赋，也就是所谓的“四方入贡道里均”。成王时的《名兽鼎》铭云：“尹命史兽立工于成周。十又二月癸未。史兽献工于尹。”立工就是建立各种手工业，献工就是呈现各种手工业产品，反映了成周王室手工业的发达。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会获得更多有关成周洛邑的信息，以不断丰富和加深对这一都城文化的认识。

东周时期，随着平王迁都洛邑，现今的洛阳一带成为名符其实的王室所在地。文献记载，从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到景王，历12世，周敬王时曾迁都于成周，至于周赧王又迁回于王城，近300年皆以王城为都。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对东周王城的内涵和布局已基本了解。东周王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长约3700米，东西宽约2890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护城壕。西城墙从东干沟东北的土冢向南，至东干沟村附近，沿涧河东岸在王城公园跨过涧河向西，在七里河村折向南，南段城墙稍向外弧，至兴隆寨。南城墙从兴隆寨西拐角处向东跨涧河经瞿家屯村北。北城墙从东干沟村北土冢处沿干渠东行，至唐城西墙北200米处。西汉时期在周王城内建有河南县城，但城址的范围已缩小。

在东周王城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城内西南部发现了两组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的周围出土有大量的东周时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等，根据《国语·周语》“榖、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推测这里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7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在城址的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粮仓群。已探出的粮仓74座，整齐排列在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的范围内。从粮仓废弃后倾入和各种质料的制品、半成品及铜料、铅料、炼渣、木炭等遗物分析，粮仓的附近可能是一个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区。城址的北部，尤其是在小屯村北、东干沟东北，发现有一片窑场，生产各类生活用品、建筑材料以及随葬用的明器等，可知这里是城内另一处手工业作坊区，生产的产品专门用来供城内居民消费。

迄今为止，在王城的东部、东北部及其附近发现和发掘了数千座东周墓葬、车马坑等。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阳中州路发掘的260座东周墓葬。对中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具有标尺作用。这260座墓葬，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和组合，可以分为七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其中随葬青铜礼器和车马器的墓，主要集中春秋时期的墓葬，反映了东周王室在战国时期衰微至极，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城址的东北部是王城内的一处重要墓葬区。发现的墓葬中不仅随葬青铜礼器和铜剑的比例比较大，而且多出带墓道的战国大墓。如1957年在王城中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相毗连的甲字形大墓，其中一号墓虽被严重盗扰，但在墓道两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绘痕迹，为红、黑、黄、白四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书“天子”二字，显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1974年在洛阳西工我凯旋路北侧清两年一座战国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同样是被严重盗扰，残存的遗物发现有359件，其中“繁阳之金”剑为难得的珍品。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位于洛阳市中心的河洛文化广场施工现场，即东周王城东城墙以内，紧挨东城墙陆续发现了279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陪葬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发现了由6匹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对研究东周历史和探索东周王室墓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王城内的重要发现外，在东周王城以东、以西的也发现有大批的东周墓。尤其是在位于洛阳市以东10公里汉魏故城东北隅的金村，发现有9座特大型的东周墓葬，其中Ⅳ号墓出土的一件石圭置放于铜盘内，口沿上有“国君”二字。这些墓葬早在民国年间就已被盗，曾出土大批的青铜器、漆木器、玉器、金银器等。《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收录金村出土的文物328件，其中错金银器85件，无论是从制作造型上，还是工艺水平上，都可称作是上乘之作，遗憾的是这些器物均流失国外。但从已知资料推测，这里很可很是战国时时期的东周王室墓地。

东周王城内外发现的数千座东周墓葬以及多座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周时期洛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盛况。除以上介绍的外，又如1981年在西工区八一路战国墓出土鼎、豆、壶等青铜礼器15件，乐器铜甬钟一套 16件，铅跪俑4件，石磬6件，其中的4件铜壶颈腹部均以红铜嵌成狩猎纹图案；1982年在中州路战国陪葬坑中出土青铜器达147件之多，另有石编磬一套23件和部分精致的玉石器。这些出土的文物，足可以显示天子之都的风度和气派。在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多有大型器，错金银器富丽堂皇、纹样繁缛，表现出高超的铸造工艺；在出土的玉器中，常见有璧、环、璜、带钩、片饰、玉佩及棒、柱、珠等，反映东周时期礼玉向佩玉发展的时代特征；出土的陶器，多有精美的彩绘陶，同样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与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两周时期王室都城与文化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它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窥知两周文明之一斑，同时还可以寻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轨迹。

商周王墓较少发现的原因，不在乎两点，一是年代久远，大多无文献（或者说较为准确的文献）可考；二是葬俗所致，商周时期的墓葬不封不树，缺乏地面标志，所以难以被发现，墓上封土的流行是在春秋以后开始兴起的，这以后的王陵才开始修筑大型封土，最著名的就是秦始皇帝陵。当年在岐山发现周公庙遗址时，都期望那里是周天子的墓地，后来在神禾原发现“天子驾六”时，开始认为是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甚至推测过那里会不会是所有西周天子的墓地，但最终都没能得到认定。

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商代及西周的史料记载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以至于直到今天，能够确凿无疑被认定为真正的周天子墓，目前一个都还没找到。而商代王陵遗址除了河南殷墟外，也没有任何踪影。当时可以基本确定，商周时期的王陵主要集中在二里岗和殷墟，目前除了妇好墓的墓主人妇好被确认是商王武丁的妃子外，并无有确切信息证明的王墓。目前在西汉丰镐遗址和洛阳东周王城高等级贵族的墓葬有一些，但没有发现确定的王陵，商周王陵妇好墓的发现即为一例。

据说早在西周的一次朝代更迭时，失败的帝王将史料全部带走或焚毁，导致后世对西周及之前的商代历史、文化及墓葬等信息一无所知。仅根据解放后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竹简等出土文物上零星发现的文字及史料，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填充，但可以获得的有价值的信息极少，而且很多因残缺不全不能得到正确的识别。商周时期实行“陵随都移”，一般来说陵墓和都城距离得不远。但由于当时的陵墓不建封土，不树立明显的标志，地面上没有任何标志，给后世的发现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历朝历代疯狂的盗墓行为太多，可以说既有民间盗贼，也有官方的盗掘。尤其在在战乱年代非常猖獗。在曹操时期最著名的摸金校尉就是专门用来盗掘的官职，这是由于当时冶炼技术有限，青铜这种用来制造武器、钱币的金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的是国家的武力和财富，所以每逢乱世，总会有帝王、诸侯靠盗掘前朝墓葬来获取青铜资源，用于铸造兵器和钱币，墓室内的其它金银财物则被冲抵军费。而商周等大型王陵、墓葬正是这些盗墓贼的首选目标，这也是商周王陵目前没有找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被盗掘一空了。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缺乏确切的文字、文物佐证，导致很多帝王特征明显的王陵，不能得到清晰认定。清朝末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残存的商周大墓在那时候被疯狂盗掘，文物被掠夺出境，造成文物、史料的永远灭失。如著名的河南金村东周王陵墓葬群，在1928年曾出土过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玉器，但却被英法美日等国侵略者盗掘一空，无法获得准确的文字资料，因此无法清晰认定其墓主人确切的身份。

　　邙山下的24位帝王

　　陵墓位置已初步明确

　　邙山，地势起伏平缓，高敞而空旷，中间高而四周低，黄土土层深厚，黏结性好，坚固致密，渗水率低，周围河流潺潺，是理想的营茔之所。历代达官贵人以能在此安葬为荣。邙山古墓葬有数十万之多，号称“无卧牛之地”，其分布之密、数量之多、延续年代之久，堪称中国之最。这其中的陵墓群又是全国最大的陵墓群遗址之一，是中国帝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5月，国家文物局批准“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立项。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承担了此项任务，该文物队队长史家珍说，经过文物工作人员五年的艰苦工作，已初步确定“洛阳邙山陵墓群”埋葬着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六代共计24座帝王的陵墓及其陪葬墓群。

　　史家珍说，陵墓群包括东周时期的王墓8座，东汉帝陵5座，曹魏帝陵1座，西晋帝陵5座，北魏帝陵4座，五代后唐帝陵1座。东汉帝陵分别是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曹魏帝陵为文帝首阳陵；西晋帝陵分别是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惠帝太阳陵；北魏帝陵分别是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孝明帝定陵、孝庄帝静陵；后唐帝陵为明宗徽陵。

　　这24位帝王有的在历史上曾叱咤风云，其中有大名鼎鼎的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以迁都促进民族大融合而青史留名的北魏孝文帝；也有的一闪而过，仅在历史中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如汉冲帝刘炳，他2岁即位，3岁即崩，在位还不到一年。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研究室主任严辉介绍说，整个陵墓群占地面积750余平方公里，所在区域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20公里，包括了孟津和偃师以及洛阳市的西工区、老城区、洛龙区等5个区，涵盖了20多个乡镇，360多个自然村。陵墓群西至孟津县常袋乡酒流凹村—洛阳市郊红山乡杨冢村一线，东至偃师山化乡南游殿村—山化乡忠义村一线，大致呈东西向长条形分布。

　　陵墓位置已初步明确

　　历史上洛阳13朝为都，邙山又是风水极佳之地，除了帝王，无数的文臣武将也埋藏在这里，曾有“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的形容。这也造成了陵墓群和古墓群集中在一起，相互交叉，难以分辨的麻烦。尽管24位帝王的陵墓都有历史记载，但真正找起来并不太容易。

　　严辉说，经过此次调查，邙山陵墓群可分为4个区：西段（北魏陵区）、中段（东周、东汉、后唐陵区）、东段（西晋、曹魏陵区）和夹河段（东汉、西晋墓群）。

　　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出居成周，子朝居于王城，敬王以后11王均居于成周，这些周王的葬地应在成周附近。其陵墓区位于洛阳市郊白马寺镇金村附近。

　　公元25年，刘秀定都洛阳，东汉5帝葬于邙山。东汉陵区主要位于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及其附近地域，汉魏故城的西北方。面积近40平方公里，墓冢的年代和规模与《帝王世纪》、《古今注》等文献记载的邙山五陵的方位一致。

　　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265年，西晋代魏，仍以洛阳为国都。曹魏、西晋陵区，位于东汉陵区以东，汉魏故城的东北方，邙山东段首阳山南北两侧。据文献记载，曹文帝首阳陵、西晋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惠帝太阳陵分布在这里。198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发现了位于偃师市南蔡庄北的晋武帝峻阳陵和位于后杜楼西北的文帝崇阳陵，并对两处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目前其余帝陵的准确方位还没找到。

　　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北魏陵区位于东汉陵区的西侧，洛阳瀍河东西两岸，汉魏故城的西北方，分布在孟津县朝阳乡、洛阳市郊的红山乡等7个乡镇的50余个村庄。

　　公元907年至960年为五代时期，其中后梁、后唐、后晋均曾建都于洛阳。孟津县送庄乡的护庄村西南有一座覆斗形大冢，地望和文献记载相符，覆斗式封土又是唐以来帝陵通常采用的形制，可以确定此即后唐明宗徽陵。

　　和此前依靠文献文字记载陵墓位置不同，此次考古调查采取了很多现代科学技术，如GPS卫星定位、RS遥感技术、GIS地理信息系统等，调查人员实地探查发现墓冢，然后利用卫星定位，将调查地点的坐标标注在电子地图上，同时进行现场考古考察、测绘、照相、录像等。严辉说，这样的调查一劳永逸，陵墓在哪儿一目了然，不会再出现仅仅知道大致范围而难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问题。

　　光武帝原陵的新发现

　　在已知晓的24位帝王陵中，光武帝刘秀无疑是名气最大的一个。刘秀从王莽手中夺回了汉家天下，开创了东汉的基业。长期以来，刘秀的埋葬地一直被认为在孟津县白河乡铁榭村，那里有一座人称“刘秀坟”的陵墓，并已经开发成了颇具规模的旅游景点，该陵因枕河蹬山的墓葬方式还被赋予了很多神奇的传说。但事实上，考古界和史学界对光武帝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有争议。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研究室主任严辉认为，邙山东汉陵区的核心区域是在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及其附近地域。其间的古代墓冢不仅密集，而且大小冢结合，要件齐全。墓冢的年代绝大部分为东汉时期，其形制规模也相对较大。整个邙山地区别无第二个如此规模庞大而又布局结构完整的汉墓区，所以此即东汉帝陵核心区域无疑。“光武帝刘秀的陵墓也应该在这里。”严辉说。

　　该陵区现存有5座独立大冢。其中有4座大致成南北一线，它们是三十里铺村的大汉冢、平乐村的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另外还有1座位于上述4座的西侧，即东山头村东南的玉冢。从清代开始，人们虽然对它们的归属、年代一直存在着分歧，但均认为是帝陵。5座大冢中无论封土直径还是规模，都要数大汉冢，因此严辉认为，大汉冢极有可能是光武帝原陵。

　　严辉说：“光武帝原陵为东汉的祖陵，构建宏大的陵园和陵冢乃情理之中，陵区内唯有大汉冢能与之匹配。我们在大汉冢封土附近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和建筑遗址群，另外还采集到了一些重要的汉代碑刻，上面有‘汉室中兴’字样，这些证据表明大汉冢极有可能就是光武帝原陵。”

　　如今的大汉冢前竖立一通今人的碑刻，上写该陵墓为安帝恭陵。经过这一次的调查，这个碑刻可能要重写，光武帝原陵的字样要刻到这里。

　　邙山帝陵曾普遭盗毁

　　一般认为，帝王陵不但规模宏大，而且陪葬品价值连城，如秦始皇陵打开后出土的随葬品轰动世界。那邙山上的24位帝王陵的价值有多大呢？

　　严辉说，邙山上的帝王陵不可能像秦始皇陵那样，一是这些帝王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倾全国之力来造陵墓；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邙山上陵墓盗毁严重。

　　从历史上的记载看，由于各种原因，邙山陵墓群破坏甚重，墓冢数量减少，墓室被盗掘，封土和陵园遗址遭毁坏。东汉末年社会混乱，军阀饥民发掘帝陵及其陪葬，掠夺财宝。对皇室新陵旧冢的大规模盗掘，起于董卓，他八月入洛阳，九月即趁丧葬之际，打开位于城北的文陵，墓中珍物一扫而光。后曹操设置机构与官员，专司刨坟挖金，可谓空前绝后，洛阳城外的皇家陵园也难以幸免。

　　唐末五代战乱之际，洛阳的帝王陵墓普遭盗挖。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在中国搜刮古物，洛阳首当其冲。1904年汴洛铁路动工经过邙山南麓，毁坏了一批古墓，出土的随葬品使欧美竞相购求。最痛心的一段是1928年～1932年间，位于邙山脚下的东周金村大墓曾遭到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胁迫当地村民的疯狂盗掘，出土珍贵文物数以千计，后来大都流失海外。

　　洛阳数十年来曾发掘大量古墓,后以北魏宣武帝陵为依托,再选出26座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墓葬建起了洛阳古墓博物馆，并于1987年建成对外开放。

　　北魏宣武帝是孝文帝的儿子,陵墓地面上保存有高大的封冢，草木萋萋，雄浑肃穆，地下幽宫深邃，气象森森。虽历经千年，仍依稀可见帝王生前的威仪与身后的排场。上世纪80年代,北魏宣武帝景陵经国家批准后进行了科学发掘,但墓室中基本被盗空。考古人员发现了两个盗洞，其中一个大约开凿于宋金年间的盗洞准确地打在石门内。

　　严辉说，目前对帝陵的考古调查，主要是为了了解帝陵、陪葬墓的布局、墓葬形制、埋葬制度以及保存状况和各个时期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情况等。如2004年2月28日～5月26日，该队先期对北魏孝文帝长陵进行了重点调查和钻探，基本清楚了长陵陵园遗址的布局、机构、文化内涵和保存状况。2006年3月，他们还对孟津县东山头村的玉冢进行了调查和勘探，这个墓冢的直径94米，属于帝陵级别的墓冢，处于东汉陵区和北魏陵区的结合点，其性质对于解决邙山东汉和北魏陵墓的布局至关重要。

　　“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的任务繁重，无论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还是考古工作本身需要，真正发掘帝陵的时机还不成熟。”严辉说。但这不代表邙山帝陵不存在震惊的新发现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根据相关的考古材料来看，商周王陵有所区别：

商代王陵早期和中期的确没有发现，而晚期王陵虽然发现了但是被多次盗掘，无法判断陵主身份；至于周代王陵，西周的暂时还未发现，但东周的洛阳金村8座墓，可以确定是周王陵，但也遭受了严重的盗掘。

（一）商代王陵

早商文化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例，早商的墓葬虽然有明显的等级差异，但是大多都是中小型墓葬，墓主也多是城中居民，而高等级的墓葬迄今没有发现，一般认为早商的王墓也应该是在都城附近；

中商时期，在盘龙城李家嘴倒是发掘了三座规格比较高的墓葬，随葬有青铜器、腰坑殉狗和棺椁，但等级也到不了商王一级，应该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而已经发现的这些中下层墓葬也只是零星分布于城中各个角落，还没有一个单独成片的墓地去埋葬死者，也就是说早商和中商，尚未形成一个非常完善的埋葬制度。

商代晚期，以安阳殷墟遗址为例，文献中殷墟作为王都是从盘庚开始，但从考古材料看却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在殷墟二期的时候，位于西北岗的侯家庄王陵区已经建了起来，这片陵园一共有带墓道的大墓14座。可以说，这是了解商代各个王陵最好的机会，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大墓全部遭到了多次盗掘，墓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参考的材料。

（二）周代王陵

在西周都城遗址内，的确迄今也没有发现过西周时期的周王陵墓，但在都城遗址之内大都发现有较大的墓地，比如丰镐遗址的张家坡墓地，已经探明和发掘的西周墓葬便有1500多座。而其中等级最早的唯一一做双墓道大墓，则被认为是井叔家族墓地的第一代井叔之墓。

而东周洛阳王城东北约10公里、汉魏洛阳城北部偏西的金村墓地，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了单墓道大墓8座，分为南北两列，可能是周王及附葬的大臣之墓。后来根据研究，洛阳金村的八座大墓，应该是属于四位周王和其王后的，这四代周王应该是周威烈王、周安王、周烈王、周显王4人。

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这些墓葬中的大量精美文物在1928年发现之初到1932年期间，就遭到了疯狂的盗掘。据不完全统计，金村大墓被盗文物流散在10多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仅日本人梅原末治搜集资料编成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就收入文物238件。 

而这些盗掘活动，根据文献来看，这场文化浩劫是以帝国资本主义为首的文化侵略者干的，有两个人比较突出，一个是怀履光，另一个是华尔纳。“从1928年至1932年的五年间，他们荷枪守卫，搭棚立灶，共掘开八座大墓，出土文物数千件，大部分被运往国外卖掉”。

总结一下就是：的确有一些没有发现的商周王陵，但已经发现的也基本上被盗掘一空，至于原因可能与先秦时期“不封不树”的埋葬习俗有关，客观上增加了寻找王陵的难度；另外我们遵循“不主动发掘”的原则，所以在很多古墓未被破坏的前提下，主观上是不会主动去找寻王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