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录后序的注释译文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21浏览:2收藏

金石录后序的注释译文,第1张

(1)这是李清照为其夫赵明诚所著《金石录》一书所写的后序。当作于绍兴四年。

(2)右:以上。后序在书末故云。  (3)赵侯德父:唐:时以州、府长官称侯,赵明诚曾任莱州、淄州、建康府及湖州长官。德父,赵明诚之字。  (4)三代:夏、商、周三朝。  (5)五季:即五代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6)钟:青铜铸乐器。

鼎:青铜铸炊具。

甗([yǎn]音衍):陶制炊具。鬲(音利)陶制炊具。

匜([yí]音仪):青铜制盛水器。

敦([duì]音对):青铜制食器。

款识([zhì]音志):铭刻在金石器物上的文字。  (7)丰碑、大碣([jié]音洁):古以长方形刻石为碑,圆形刻石为碣。丰:大。  (8)晦士:犹隐士。  (9)是正:订正。  (10)王播:唐文宗时人。李清照笔误应是王涯:王涯字广律亦唐文宗时人。酷爱收藏。甘露之变,为宦官所杀家产被抄没所藏书画,尽弃于道。元载:唐代宗时宰相,为官贪横,好聚敛:后获罪赐死抄没其家产时。仅胡椒即有八百石。(均见(析店书))  (11)“长舆、元叙”句:《晋书·杜预传》:“预常称(王)济:马癖,(和)峤[qiáo]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日:‘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和峤字长舆;杜预字元凯。  (12)建中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  (13)归:嫁。  (14)先君:指作者父亲李格非。旧:过世的父亲为先君、先父。礼部员外郎:礼部分曹办事官员。  (15)丞相:指赵明诚父:挺之,曾官至尚书右仆射(相当于丞相)。吏部侍郎:吏部副长官。  (16)太学:古代国家的最高学府。

(17)朔望:阴历每月之初一为朔日,十五日为望日。

谒[yè]告:谒见。  (18)质:典当。半千:五百。  (19)相国寺:北宋时汴京(今河南开封)最大的寺庙,也是当时著名的集市。  (20)市:购买。  (21)葛天氏: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帝王,其时民风淳朴,安居:业。  (22)饭蔬衣练:吃穿简单随意。蔬,蔬菜。练,粗帛。  (23)遐([xiá]音霞)方绝域:远荒僻之地。  (24)古文奇字:指秦汉碑版刻石之文字。  (25)日就月将:日积月累。  (26)馆阁:掌管国家图、编修国史的机构。  (27)亡诗逸史:泛指散失的历史文化资料。亡诗,《诗经》305篇之外的周诗。鲁壁汲冢:泛指出土文物。《汉书·艺文》:“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古字也。”《晋书·武帝纪》:“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冢:墓。  (28)浸:渐渐。  (29)祟:宋徽宗年号(1102-1106年)。  (30)徐熙:五代时南唐著名画家。  (31)信宿:两夜。  (32)屏([bǐng]音丙)居:退职闲居。赵挺之罢相后不久死去,亲旧多遭迫害。赵明诚去官后携李清照回到青州故里。  (33)仰取俯拾:指多方谋求衣食。  (34)连守两郡:赵明诚自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先后知莱州、淄州。  (35)铅椠([qiàn]音欠):书写用具,这里指校勘、刻写。  (36)彝([yí]音夷):青铜制祭器。  (37)摩玩舒卷:反复观赏,爱不释手。  (38)率([lǜ]音律):限度。  (39)归来堂:赵李二人退居青州时住宅名,取陶渊明《归去来辞》意。  (40)叶:同“页”。·  (41)角([jué]音决):较量。  (42)簿甲乙:分类登记。  (43)请钥:取钥匙。上簿:登记。  (44)关出:检出。  (45)坦夷:随意无所谓的样子。  (46)憀傈([liáo][lì]音聊利):不安貌。  (47)不耐:无能,缺乏持家的本事。  (48)重肉:两样荤菜。  (49)重采:两件绸衣。  (50)刓 ([wán]音完)缺:缺落。  (51)枕藉:堆积。  (52)神授:神往。  (53)声色狗马:指富贵子弟喜好的歌儿舞女、斗鸡走狗之娱。  (54)靖康丙午岁: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  (55)淄川:即淄州,今山东淄博。  (56)箧([qiè]音切):小箱子。  (57)建炎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  (58)太夫人:指赵明诚之母。  (59)长([zhǎng]音障)物:多余之物。  (60)监本:国子监刻印的版本。  (61)东海:即海州,今江:连云港一带。  (64)青州:今山东青州。  (65)煨([wēi]音威)烬:灰烬。煨,热灰。  (66)建炎戊申:建炎二年((1128年)。  (67)起复:居丧未满期而被任用。  (68)己酉:建炎三年((1129年)。  (69)芜湖:今安徽芜湖。  (70:姑孰:今安徽当涂。  (71)赣水:即赣江。  (72)池阳:今安徽贵池。  (73)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  (74)过阙上殿:指朝见皇帝。  (75)葛衣岸巾:穿葛布衣,戴露额头巾。  (76)目光烂烂射人:《世说新语·容止》“裴令公目王安丰:目烂烂如岩下电。”形容目光富于神采。  (77)意甚恶:情绪很不好。  (78)缓急:偏义复词,指危急。  (79)戟手:举手屈肘如戟状。  (80)宗器:宗庙所用的祭、乐器。这里指最为贵重之物。  (81)行在:皇帝出外居留之所。这里指建康。  (82)痁([shān]音山:疟疾。  (83)柴胡、黄芩([qín]音勤):两味退热的中药。  (84)膏肓([gāo] [huāng]):《左传·成公十年》:“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85)分香卖屦([jù]音句):指就家事留遗嘱。曹操《遗令》:“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屦,麻鞋。  (86)分遗六宫:疏散宫中妃子、宫女人等。  (87)茵褥:枕席、被子之类。  (88)他长物称是:其余用物与此数相当。  (89)兵部侍郎:兵部副长官:  (90)从卫:担任皇帝的侍从、警卫。洪州:今江西南昌。  (91)部送:押送。  (92)李、杜、韩、柳集:唐代著名文学家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作品集。  (93)世说:即《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著。《盐铁论》:汉桓宽著。  (94)鼐([nài]音耐):大鼎。十数事:十余种。  (95)岿然独存:指遭劫难而得幸存者。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huī]坏,而灵光岿然独存。”  (96)上江:指今安徽一带,以其在今江苏上游故名。  (97)叵([pǒ]音颇上)测:不可测度。  (98)敕[chì]局删定官:负责编辑皇上诏令的官员。  (99)台:台州,今浙江临海。  (100)剡[shàn]:剡溪,著名的风景胜地,在今浙江嵊县。  (101)出陆:走陆路。  (102)黄岩:今浙江黄岩。  (103)行朝:同“行在”。  (104)驻跸([bì]音毕):指皇帝停留。章安:属台州,在今浙江临海东南。  (105)温:温州,治所在今浙江温州。  (106)越: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  (107)庚戌:建炎四年(1130年)。  (108)衢[qú: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县。  (109)绍兴辛亥: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  (110)壬[rén]子:绍兴二年(1132年)。  (111)杭:杭州,今浙江杭州。  (112)疾亟[jí]:病危。  (113)珉([mín]音民):似玉的石头。  (114)颁金:分取金银财物。  (115)密论列:秘密举报。  (116)外廷:同“行朝”。投进:进献。  (117)幸:皇帝光临称“幸”。四明:即明州,今浙江宁波。  (118)无虑:大约。  (119)簏[lù]:竹箱。  (120)会稽:今浙江绍兴。  (121)穴壁:在墙上打洞。  (122)吴说([yuè]音悦):宋代著名书法家。时任福建路转运判官,故称运使。  (123)如护头目:好像保护头与眼睛一样。  (124)东莱:即莱州。静治堂:当为赵、李之书斋名。  (125)芸签缥([piāo]音漂)带:芸签,用芸草制成的书签。缥带,用来束扎卷轴的丝带。  (126)吏散:犹今之“下班”。  (127)手泽:亲手书写之墨迹。  (128)墓木已拱:指死已多时。《左传·傅公三十二年》:秦穆公派人对赛叔说:“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拱,两手合围。  (129)“萧绎”句:梁元帝,名绎字世诚,自号金缕子。西魏伐梁,江陵陷没,他“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见《南史·梁元帝纪》)  (130)“杨广”句:唐颜师古撰传奇《南部烟花录》载,其死后显灵将生前所珍爱的书卷尽数据为己有。

(131)菲薄:指命薄。  (132)尤物:特异之物  (133)少陆机作斌之二年:指十八岁。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斌。”  (134)过蘧[qú]瑗知非之两岁:指五十二岁。《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蘧瑗,字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  (135)“人亡弓”句:《孔子家语·好生》:“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136)“绍兴”句:绍兴二年,即1132年。玄黓(音亦),《尔雅:释天》:“太岁……在壬曰玄黓。绍兴二年适为壬子年。壮月,八月。按,此署年或有误。 《金石录》三十多卷是谁的著作呢?是先夫郡候赵德甫所撰的(注:宋代称知州为候)。内容远至自夏、商、周,近至不远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凡是铸在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上的铭记,以及刻在长方形石碑和圆形碑上的知名人物和山林隐士的事迹,只要是刻在这些金石之物上的文字共整理了二千卷,全都校正了谬误,进行了汰选和品评,所有的都符合圣人的道德标准,还能够帮助史官修订失误,这里都记载了,可以称得上内容丰富了!

呜呼!自从唐代的王播(原文:王播,但应该是王涯,是李清照记录错误。)与元载遭到杀身之祸以后,书画跟胡椒都是他们取杀身之祸的原凶;而和峤、杜预所患的“病”,一个是贪财病、一个是《左传》病,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听起来不相同,但痴迷其中都是一样的。

我在建中靖国元年(注:宋徽宗年号,即公元1101年),出嫁从此属赵氏的人。当时先父是礼部员外郎,明诚的父亲是礼部侍郎。丈夫赵明诚年方二十一岁,正在太学当学生。赵、李两家本是寒门,向来清贫俭朴。每月初一、十五,明诚都请假出去,把衣服押在当铺里,取五百铜钱,走进大相国寺,购买碑文和果实。两人对着买回来的碑文一起欣赏着,反复研究,自认为夫妻二人像远古时代葛天氏的臣民那样自由和快乐。两年以后,明诚出仕做官,便立下即使节衣缩食,要走遍四方,把天下的古文奇字全部搜集起来的志愿。日积月累,碑文也越积越多。因为赵明诚的父亲在政府工作,其中还亲戚和老朋友掌管国家图书和编修史志,常常可以看到像《诗经》以外的佚诗、正史以外的逸史,以及从鲁国孔子旧壁中、汲郡魏安釐王墓中发掘出来的古文经传和竹简文字,于是就尽力抄写,渐渐感到趣味无穷,到了难以自控的地步。从那以后如果看到古今名人的书画和夏、商、周三代的奇器,也还是脱下衣服去当了也要把它买下来。曾记得崇宁年间,有一个人拿来一幅徐熙所画的《牡丹图》,要价二十万钱才肯卖。当时虽是官宦子弟,但要筹备二十万铜钱,谈何容易啊!夫妻二人把玩了它两夜,想尽办法也筹不到钱,只有还给了卖家。夫妇二人互叹可惜,为此不开心了好几天。

后来明诚罢官,带我回青州故乡闲居了十年。夫妇勤俭持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明诚复官后,又接连做了莱州和淄州的知州,把他的全部俸禄拿出来,从事书籍的校勘、刻写。每得一本书,我们就一起校勘,整理成类,题上书名。得到书画和彝、鼎古玩,也摩挲把玩或摊开来欣赏,指出存在的不足。每次等到蜡烛为烧完才去睡觉。因此所收藏的古籍,在精致和完整上超过许多收藏家。我天性博闻强记,每次吃完饭,和明诚坐在归来堂上烹茶,指着堆积的书史,说某一典故出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二人以猜中与否来定胜负,然后以胜负作为饮茶的先后。猜中了的便举杯大笑,常常把茶不小心倒在胸前衣襟上,反而饮不到一口。真愿意这样过一辈子!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中,但理想从没有被忘记。收集的书籍达到了要求,就在归来堂中建起书库,把大橱编上了甲乙丙丁的号码,中间放上书册。如需讲读,就拿来钥匙开橱,在簿子上登记,然后取出所要的书籍。如果谁把书籍损坏或弄脏了一点,定要责令此人揩干净涂改正确,改掉以前那种随便很不在意书籍的作风。所以想求得舒心反而心生不安。我性子实在忍耐不住,就想办法不吃第二道荤菜,不穿第二件绣有文彩的衣裳,头上没有明珠翡翠的首饰,室内没有镀金刺绣的家具。节省下来的钱遇到想要的书籍,只要字不残缺、正规版本,就马上买下,储存起来作为副本。向来家传的《周易》和《左传》,原有两个版本源流,文字最为完备。于是罗列在几案上,堆积在枕席间,我们意会心谋,目往神授,这种乐趣远远超过那些追逐歌舞女色斗狗走马的低级趣味的人。

到了钦宗靖康元年,明诚做了淄州知州,听说金军进犯京师汴梁,一时间很茫然,满箱满笼的书籍,即恋恋不舍,又怅惘不已,心知这些东西必将不为己有了。高宗建炎元年三月间,我的婆婆太夫人郭氏死于建康,明诚到南边奔丧。所有的物品不能全部载去,便先把书籍中重而且大的印本去掉,又把藏画中重复的几幅去掉,再把古器中没有款识的去掉。后来又去掉书籍中的国子监刻本、画卷中的平平之作及古器中又重又大的几件。经多次削减,还装了十五车书籍。到了海州,雇了好几艘船渡过淮河,又渡过长江,到达建康。这时青州老家,还锁着书册什物,占用了十多间房屋,希望来春再备船把它装走。到了十二月,金兵攻下青州,这十几屋东西,一下子化为灰烬了。

高宗建炎二年秋九月,明诚夺情被任命为建康府知府,三年春三月罢官,搭船上芜湖。到了当涂,打算在赣江一带找个住处。夏五月,到贵池,皇帝有旨任命他为湖州知州,需上殿朝见。于是我们把家暂时安置在贵池,他一人奉旨入朝。六月十三日,开始挑起行李,舍舟登岸。他穿着一身夏布衣服,翻起覆在前额的头巾,坐在岸上,精神如虎,明亮的目光直向人射来,向船上告别。此刻我的情绪很不好,大喊道:“假如听说城里局势紧急,怎么办呀?”他伸出两个手指,远远地答应道:“跟随众人吧。实在万不得已,先丢掉包裹箱笼,再丢掉衣服被褥,再丢掉书册卷轴,再丢掉古董,只是那些宗庙祭器和礼乐之器,必须抱着背着,与自身共存亡,别忘了!”说罢策马而去。一路上不停地奔驰,冒着炎暑,感染成疾。到达皇帝驻跸的建康,患了疟疾。七月底,有信到家,说是病倒了。我又惊又怕,想到明诚向来性子很急,无奈生了疟疾,有时发烧起来,他一定会服凉药,病就令人担忧了。于是我乘船东下,一昼夜赶了三百里。到达以后,方知他果然服了大量的柴胡、黄芩等凉药,疟疾加上痢疾,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我不禁悲伤地流泪,不忍心问及后事。八月十八日,他便不再起来,取笔做诗,绝笔而终,此外更没有“分香卖屦”之类的遗嘱。

把他安葬完毕,我茫茫然不知到什么地方是好。建炎三年七月,皇上把后宫的嫔妃全部分散出去,又听说长江就要禁渡。当时家里还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所有的器皿、被褥,可以供百人所用;其他物品,数量与此相当。我又生了一场大病,只剩下一口气。时局越来越紧张,想到明诚有个做兵部侍郎的妹婿,此刻正作后宫的护卫在南昌。我马上派两个老管家,先将行李分批送到他那里去。谁知到了冬十二月,金人又攻下南昌,于是这些东西便全数失去。所谓一艘接着一艘运过长江的书籍,又象云烟一般消失了,只剩下少数分量轻、体积小的卷轴书帖,以及写本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诗文集,《世说新语》,《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几件,南唐写本书几箱。偶尔病中欣赏,把它们搬在卧室之内,这些可谓岿然独存的了。

长江上游既不能去,加之敌人的动态难以预料,我有个兄弟叫李迒,在朝任勅局删定官,便去投靠他。我赶到台州,台州太守已经逃走;回头到剡县,出睦州,又丢掉衣被急奔黄岩,雇船入海,追随出行中的朝廷。这时高宗皇帝正驻跸在台州的章安镇。于是我跟随御舟从海道往温州,又往越州。建炎四年十二月,皇上有旨命郎官以下官吏分散出去,我就到了衢州。绍兴元年春三月,复赴越州;二年,又到杭州。

先夫病重时,有一个张飞卿学士,带着玉壶来看望他,随即携去,其实那是用一块形状似玉的美石雕成的。不知是谁传出去,于是谣言中便有分赐金人的话语。还传说有人暗中上表,进行检举和弹劾。事涉通敌之嫌,我非常惶惧恐怖,不敢讲话,也不敢就此算了,把家里所有的青铜器等古物全部拿出来,准备向掌管国家符宝的外庭投进。我赶到越州,皇上已驾幸四明。我不敢把东西留在身边,连写本书一起寄放在剡县。后来官军搜捕叛逃的士兵时把它取去,听说全部归入前李将军家中。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无疑又去掉十分之五六了。惟有书画砚墨,还剩下五六筐,再也舍不得放在别处,常常藏在床榻下,亲手保管。在越州时,我借居在当地居民钟氏家里。冷不防一天夜里,有人掘壁洞背了五筐去。我伤心极了,决心重金悬赏收赎回来。过了两天,邻人钟复皓拿出十八轴书画来求赏,因此知道那盗贼离我不远了。我千方百计求他,其余的东西再也不肯拿出来。今天我才知道被福建转运判官吴说贱价买去了。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这时已去掉十分之七八。剩下一二件残余零碎的,有不成部帙的书册三五种。平平庸庸的书帖,我还象保护头脑和眼珠一样爱惜它,多么愚蠢呀!

今天无意之中翻阅这本《金石录》,好像见到了死去的亲人。因此又想起明诚在莱州静治堂上,把它刚刚装订成册,插以芸签,束以缥带,每十卷作一帙。每天晚上属吏散了,他便校勘两卷,题跋一卷。这二千卷中,有题跋的就有五百零二卷啊。如今他的手迹还象新的一样,可是墓前的树木已能两手合抱了。悲伤啊!

从前梁元帝萧绎当都城江陵陷落的时候,他不去痛惜国家的灭亡,而去焚毁十四万册图书;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到覆灭,不以身死为可悲,反而在死后把唐人载去的图书重新夺回来。难道人性之所专注的东西,能够逾越生死而念念不忘吗?或者天意认为我资质菲薄,不足以享有这些珍奇的物件吗?抑或明诚死而有知,对这些东西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吗?为什么得来非常艰难而失去又是如此容易啊!

唉!陆机二十作《文赋》,我在比他小两岁的时候嫁到赵家;蘧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岁之非,如今我已比他大两岁:在这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啊!然而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这是人间的常理。有人丢了弓,总有人得到弓,又何必计较。因此我以区区之心记述这本书的始末,也想为后世好古博雅之士留下一点鉴戒。

绍兴二年,太岁在壬,八月初一甲寅,易安室题 。

1 裴松之是哪个朝代的历史人物

裴松之生活的朝代使:南朝·宋,当时正是南北朝。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南朝宋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作注。与儿子裴骃、曾孙裴子野被称为史学三裴。

裴松之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注释《三国志》。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然宋文帝认为太过简略,故诏令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清代《四库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一百四十余种,较《三国志》原书多出三倍。宋文帝惊叹为“不朽”之业。从唐代开始,有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2 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的翻译

◎ 裴松之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晋太元中拜殿中将军,除新野太守。

不行,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为故鄣令,入为尚书祠部郎,武帝领司州,以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召为世子洗马,除零陵内史,征国子博士。

元嘉初为冗从仆射,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出为永嘉太守,入补通直常侍,复出为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封西乡侯,卒年八十。有《三国志》注六十五卷,集二十一卷。

◇ 请禁私碑表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动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

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

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

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於仰止,道孚於来叶。

(《宋书·裴松之传》,又《礼志》二,义熙中,尚书祠部郎裴松之又议禁断。)◇ 上三国志注表臣松之言,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

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於绪馀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

畜德之厚,在於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

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於略,时有所脱漏,臣奉诏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案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阔汉晋。

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分错,每多舛互。

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钞内以备异闻。

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写校始讫,谨对上呈。

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臣实顽乏,顾惭二物。

虽自罄厉,分绝藻缋,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淹留无成,秽翰墨,不足以上酬圣旨,少塞愆责。

愧惧之深,若坠渊谷。谨拜表以闻,随用流汗。

臣松之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谨言,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书侍郎西乡侯臣裴松之上。(明监本三国志。)

◇ 奉使巡行反奏事臣闻天道以下济光明,君德以广运为极,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则时雍自洽,礼行江汉,而美化斯远。故能垂大哉之休咏,廓造周之盛则。

伏惟陛下,神睿玄通,道契旷代,冕旋华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绝,虑明扬之靡畅。

清问下民,哀此鳏寡,涣焉大号,周爰四达。远猷形於《雅诰》,惠训播乎遐陬。

是故率土仰咏,重译咸说,莫不讴吟踊跃,式铭皇风。或有扶老携幼,称欢路左,诚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载一时,於是乎在。

臣谬蒙铨任,忝厕显列,猥以短乏,思纯八表,无以宣畅圣旨,肃明风化,黜陟无序,搜扬寡闻,惭惧屏营,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条,谨随事为牒。

伏见癸卯诏书,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依事为书,以系之后。

(《宋书·裴松之传》。)◇ 庾炳之府公礼敬议(炳之,《南史》作「仲文」。)

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纪。《公羊传》曰:「女在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

」推此而言,则炳之为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辞已成在无外,名器既正,则礼亦从之。

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职,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则成君民之义故也。

吏之被敕,犹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见,阙其被礼,吏安可以未到,废其节乎。愚怀所见,宜执吏礼。

(《宋书·庾炳之传》。)◇ 答江氏问大功嫁妹江氏问裴松之曰:「从兄女先克此六月,与庾长史弟婚,其姊蔡氏先三月亡,葬送已毕,从兄无嗣,兄子简为后。

今与从妹同服大功,大功末可以嫁子,不知无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复嫁妹不?」答曰:「意谓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无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与本服九月者同不?见宗涛答范超伯问,娶妇之与嫁子,轻重有一等之差。

己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为不可以嫁。

谓此言为是,但其论降在大功者,如为不尽,吾以为聘纳礼重,故探其本情,适人差轻,故以见服为断。《礼》无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应於外生疑,且有小功下殇之丧,过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过三月而后嫁,计其日月,亦一等之谓也。

」(《通典》六十。)◇ 答何承天书论次孙持重礼:嫡不传重,传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孙本无三年之道」,若应为服后,次孙宜为丧主终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

(《通典》八十八。)◇ 难郭冲条诸葛亮五事王隐《蜀记》云,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

3 裴松之 & 陈寿是同一朝代吗﹖

裴松之和陈寿不是同一朝代。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南朝宋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作注。与儿子裴骃、曾孙裴子野被称为史学三裴。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元康七年(297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4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小题1:C、昧爽:天将明,黎明。

小题1:B、A项,前一个是代词,“他的”,后一个是副词,表示猜测。B项,均为代词,相当于“之”,可译为“他”。

C项,前 个是代词,“他”,后一个是助词,“的”。D项,前一个是介词,“用”,后一个是介词,“因为”。

小题1:D、该项对“遗命俭约,务在节制”的理解有误,裴子野并不是提醒君王及同僚要节俭,而是说自己死后丧事要一切从简。小题1:(1)他守丧时充分尽到了礼节,每次到墓地,他哭泣的地方连草木都为之枯萎了。

(关键词:尽礼,之)(2)子野的曾祖松之接受皇帝诏书续修《宋史》,没等到完成就死了,子野常想接着完成曾祖的事业。(关键词:受诏,卒,继成)(3)当天夜里接到命令,子野认为可以等到天亮后再回奏,就没有写这篇文书。

(关键词:谓,侍) 译文:裴子野,字几原,河东郡闻喜县人。子野刚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被祖母抚养。

他九岁时,祖母去世了。子野出仕后,做了齐武陵王封国的左常侍,因父丧离职。

他守丧时充分尽到了礼节,每次到墓地,他哭泣的地方连草木都为之枯萎了。天监初年,尚书仆射范云很欣赏子野的品行,要上表向皇帝启奏,恰逢范云死了,没有结果。

当时中书令范缜听说了子野的德行和业绩,认为他很好。不久,范缜升任国子博士,于是上表推让说:“河东裴子野,自幼学习圣人的品行,常严格遵守国中才能突出的人的风范。

并且家传儒学,世代学习儒史。滞留在下层位置,身份低贱,名声微薄,却不贪求名利,没有急切的样子。

我一一查看了古今君王,他们爱慕 用户 2017-10-02 举报 扫描下载二维码 ©2020  ****:service@zuoyebang  协议 var userCity = "\u5f20\u5bb6\u53e3", userProvince = "\u6cb3\u5317", zuowenSmall = "0";。

5 谁给我解释一下裴松之此人

裴松之 (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他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 《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

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郎。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3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年)七月写成《三国志注》。裴注之前注史一般注释文意,大都专门注意文辞训诂,而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於原文的音切和解释不多辞费。在《三国志注》中他完全贯彻了自己“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作注的指导思想。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牞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史实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驳正。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史著达150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陈志的3倍。

针对当时史书 “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缺陷,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作为注史的重点。凡陈志所不载,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对于陈志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志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仅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330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

“备异”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裴注“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记载。裴注加以比较鉴别,能够作出较客观的判断,但对那些不易辩明是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录,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辨。此外,裴注还把可以认同却又把握不大的论说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针对陈志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注引举事实进行纠谬,是谓“惩妄”。“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志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论辩”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即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注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也体现出他的别具慧眼,具有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进步史观。 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该书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生动的史实,具有独特的价值,他开创的这种更加完备的史注新法体例,为后世的史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典范。

  如果是指24史的话:

  《二十四史》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二十四史》以统一的纪传体裁,完整、系统地记录了明亡以前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历史,是中国惟一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官修史(有几部为私修而为官方所认可)总集。它规模宏大、卷帙浩繁,是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的一部最重要的传世文献,是我国史书中的泰山昆仑。长期以来,学习、研究《二十四史》,已是无数中国人一生追求的一项极限运动。

  《二十四史》以帝王纪传为纲,贯穿历史事件,辅以“表”连接时空、人物,用“志”补以典章制度与天文历法等内容,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中国历史全貌。其中记载的人物,举凡帝王、贵族、官吏、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经学家、说客、策士、游侠、隐士、商贾、医者、卜者、俳优等,无所不有;记载的社会生活,则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科技、外交、文学、艺术、农商、财税、天文、地理、历法,乃至道德、宗教、民族、民俗等,无所不包。《二十四史》是诸多学科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历来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来、治国安邦,士族文人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

  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不但改变着中国自身的面貌,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重新唤起世界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对记载中华文明的《二十四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十四史》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中华文化的基因深植其躯体之中。读中国不可不读《二十四史》。

  举凡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尼罗河、印度河、幼、底两河与黄河流域四大源地,只有中华硕果仅存,其三中道夭折,早已花凋脉断。

  中国文明由古到今延绵传承已是人类奇迹,完整记述这一过程更是全球列国特例。一部二十四史勾勒了上下五千年中华疆域内,以黄河文化为核各种文化碰撞融汇的主线,录入中原汉族为核各地各族冲突磨合溶炼中华民族的全景式扫描。

  二十四史由《史记》开篇到《明史》压轴,合二十四部史书而成,计三千余卷,四千多万字。系统记述从中华始祖黄帝起始(前二十六世纪)至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公元一六四四年)间,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由乾隆帝钦定典名《二十四史》。此后即以国史流传后世。

  二十四史以帝王纪传为纲,贯穿相关事件,辅以“表”联接时空、人物,用“志”补以典章制度与天文历法等其它内容,全方位、大视角、多层面、立体化地展示中国历史全貌。记载社会各层人物几无遗漏:举凡帝、王、公、侯、将、相、官、吏、文、哲、兵、策、僧、道、士、子、侠、隐、经、说、医、卜、商、贾、妇、孺、优、妓,无所不有。涉及财、政、经、军、法、科、教、文、艺乃至道德、宗教、民族、民俗、社会、生活无所不备。

  《二十四史》作为官修“正史”与其它记史有着其不同寻常的政治内涵。史记背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任务,始终是围绕着各朝统治者的作为而立论,这其中折射出大量的历史嬗变的信息,不容各历史阶段的各界领袖人物所忽视。因此《二十四史》文化现象在中国也是非常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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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治史即由“国家开局,宰相监修,董事而成”。各史中主持修本的唐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宋曾知全、欧阳修、元脱脱,明宋濂,清张廷玉等都是当朝名重一时的权臣兼学者。其中更有“御撰”之说—开中国官修国史之先河的一代圣主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亲自为《晋书》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四篇史论,中有评司马炎“居冶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的议论,对前朝治乱兴亡进行探讨。“天命靡常”,使政治家们不敢无视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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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丰富的内容,已经使每部“正史”不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记史,而是使之具有了百科全书的性质。加之“国家开局”的严肃性,以及“近古易悉,情伪可求”的可靠性,成为后代研究各种专门学科、各类专史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正史”的教化功能,也为历代政治家们认可。对“正史”的校注整理也就成了历朝与纂史同等重要的传统选题。如今可见就有自从雕版印刷技术成熟的宋代以来,国子监主持校勘、翻刻的宋监本(17史)、明监本(21史)直至清乾隆帝“宸断”,《二十四史》由此定篇。当今世界上公认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曾有二十四年时间间断研读《二十四史》,并批注颇多。早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的50年代,他就指示中华书局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人才,对二十四史进行整理校点。从1958年到1978年历时二十年,终于出齐点校本《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不仅对于政治家是如此重要,它同样在民间也至深人心。

  二十四史

  序号 书名 作者 卷数

  1 史记 西汉·司马迁 130

  2 汉书 东汉·班固 100

  3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 120

  4 三国志 西晋·陈寿 65

  5 晋书 唐·房玄龄等 130

  6 宋书 南朝梁·沈约 100

  7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 59

  8 梁书 唐·姚思廉 56

  9 陈书 唐·姚思廉 36

  10 魏书 北齐·魏收 114

  11 北齐书 唐·李百药 50

  12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 50

  13 隋书 唐·魏徵等 85

  14 南史 唐·李延寿 80

  15 北史 唐·李延寿 100

  16 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 200

  17 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 225

  18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 150

  19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74

  20 宋史 元·脱脱等 496

  21 辽史 元·脱脱等 116

  22 金史 元·脱脱等 135

  23 元史 明·宋濂等 210

  24 明史 清·张廷玉等 332

  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921年,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的历史

  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正史”这个名称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地位。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

眉山七史

[color=darkslateblue] [/color][size=3][color=black]史书,在三国时即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称“三史”。后《东观汉记》失传,又把《史记》、《汉书》、《后汉书》称“三史”。唐代科举考试设有“三史科”,可知这已成为一组文献。唐初修“五代史”,指《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结果五代史的“志”最后成,都放到《隋书》中。其他四史没有志。宋代形成《十七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当时四川眉山尝刻南北朝七史,称“眉山七史”,也是一组正史。到元代,曾有十路儒学合刻《十七史》,实际仅刻《十史》,眉山七史仍用宋版修补。明代南京国子监有《二十一史》,初用宋、元、明初旧版修补,万历间又大量重刻,至清初犹补版刷印,世称“南监本”。北京国子监又重刻《二十一史》,称“北监本”。明末毛氏汲古阁重刻《十七史》。清乾隆武英殿重刻《二十一史》,加上《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为《二十四史》。民国间开明书店加上柯绍忞《新元史》成《二十五史》,近又有以《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而成《二十五史》者。或有以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成《二十六史》者。[/color][/size]

王重九,字重光,男,汉族,1915年10月出生。陕西省大荔县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荔县委员会委员,大荔县人民代表,陕

西省旧志整理委员会委员。1984年9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被誉为“陕西省四大文人之一”。

王重九出生于农家。1938年从陕西省立同州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书记员。1939年起人朝邑县高城村小学、赵渡镇小学、合阳县中学、周至县武城中学、渭

南县固市中学、大荔县中学、大荔师范学校,大荔县朝邑中学教师。1960年9月至1964年7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函授部学习,完成了大学中文本科学业。

1975年退休。

王重九献身教育事业近40年,所教学子万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他长于史学研究,曾在胡适主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北师大《史学史

研究》、《历史地理》、《陕西日报》的曾刊《星期天》、《陕西文史研究论丛》等报刊上发表过《清初关中学者生卒述考》、《杜甫弱冠西游考》、《关于史记的

断限问题》、《关于史记的原名问题》、《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等学术论文20余篇,为史学界所关注。他与张青山合作校注了明代韩邦靖主编的《朝邑县志》、

完成了《司马迁祠墓诗文的选注工作。曾将家藏明朝文鹏刻得印章、《秦汉印章》、《日本国宝集》等数件文物捐献给陕西历史博物馆,又为陕西省图书馆代购过明

南监本《十七史》、《墨苑》等珍贵图书,被当时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称赞为“不易多得”。由于爱国有为,成绩突出,曾出席中共渭南地委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

党派成员和工商联成员对四化做出贡献的先进表彰大会”和“陕西省先进文化艺术工作者会议”,受到大会表彰,并获奖章,奖牌以及物质奖励。1995年2月病

逝于大荔县高城村,享年80岁。

二十四史的形成,有其历史过程。最初人们把《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称为“三史”,三国时的孙权就劝导他的将军吕蒙要读“三史”。刘宋范哗的《后汉书》问世后,人们又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称为“四史”。这四部史书都是私人修撰,没有官修史书的某些弊病,再加上历久成书,千锤百炼,无论是史笔还是文采,都堪称一流,在“二十四史”中水平最高。“四史”之后,唐代有“十史”的说法,宋代有“十三史”的说法,而尤以南宋文天祥回答元丞相的那句话:“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为著名。“十七史”即“前四史”加上唐代房玄龄的《晋书》、梁代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唐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唐李百药的《北齐书》、唐令狐德蔡《周书》、唐李延寿《南史》和《北史》、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到了明代,国子监在“十七史”的基础上再加元代脱脱主编的《宋史》、《金史》、《辽史》和宋濂主编的《元史》,刊刻为“二十一史”,世称“监本”。清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完成后,乾隆皇帝语命刊行“二十二史”;不久,又令将后晋刘晌《旧唐书》补入,形成“二十三史”;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代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乾隆又诏令将它刊人正史,于是形成了“二十四史”。

金石录后序的注释译文

(1)这是李清照为其夫赵明诚所著《金石录》一书所写的后序。当作于绍兴四年。(2)右:以上。后序在书末故云。  (3)赵侯德父: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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