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表示音乐的词语有哪些

字正腔圆

解释：形容吐字准确，唱腔圆熟。

示例：他的字正腔圆的唱功让人佩服。

抑扬顿挫

解释：抑：降低；扬：升高；顿：停顿；挫：转折。指声音的高低起伏和停顿转折。

出自：宋·张戎《岁寒堂诗话》卷上：“而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

天籁之音

解释：与地籁、人籁相比较， 天 籁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天籁就是天上传来的声音，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余音袅袅

解释：形容音乐悦耳动听，令人沉醉。

出自：宋·苏轼《前赤壁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娓娓动听

解释：形容善于讲话，使人喜欢听。

出自：清·曾朴《孽海花》第三十四回：“就把英语来对答，倒也说得清脆悠扬，娓娓动听。”

洋洋盈耳

解释：洋洋：众多；盈：充满。指宏亮而优美的声音充满双耳。形容讲话、读书的声音悦耳动听。

出自：《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袅袅余音

解释：袅袅：宛转悠扬。余音：不绝之音。形容音乐结束后悠扬悦耳的声音仍然绵延不绝，回响在耳边。同“余音袅袅” 。

出自：清·魏秀仁《花月痕》第五十一回：“诸君听小子讲书，不必就散，尚有一回袅袅余音哩。”

黄莺出谷

解释：吴侬软语 亦作“吴侬娇语”。形容操 吴 方言的人语音轻清柔美。

出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六回：“他们叫来侍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时燕语莺声，尽都是 吴 侬娇语。” 郑振铎 《苏州赞歌》：“‘ 吴 侬软语’的 苏州 人民，看起来好象很温和，但往往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呢喃细语

解释：形容小声说话。

出自：《北史·隋·房陵王勇传》：“乃向西北奋飞，喃喃细语。”

望采纳，谢谢~

2 表示音乐好听的词语

宛如阳春白雪 ，天籁之音，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啊！

绕梁三日，余音不绝

欢快洒落在心窝里，宛如一些活泼轻盈的精灵，在为心灵进行一次洗礼

歌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细细听来，一种深沉却飘然出世的感觉会理科占据认得心头，仿佛一切尘嚣都已远去，

只有这天籁之音

让人陶醉在优美的音乐旋律里而"沉醉不知归路"

宛如"又绿江南岸"的春风，悄声无息

如"随风潜入夜"的春雨，润物无声

更如朗照松间的明月，清幽明净让人深在浮世中，却有皓月当空，清风徐徐之感

这首歌声音悠扬婉转，纯洁好听

温暖明净的歌

返璞归真的童乐

优美的灵魂，优美的歌谣

拥有阳光般温暖美好的歌曲

清纯不一般的歌

天籁之音

3 关于红梅赞的文言文

在歌剧《江姐》中，作曲家运用了多样化、丰富的音乐手段，对江姐的形象作了生动、细致的刻画。在《红梅赞》中，作者采用的作曲方法是音程大跳和一字多音，这样可以使江姐崇高的气质和优美、抒情的性格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红梅赞》这首歌曲是用傲然怒放的红梅来暗喻江姐的英雄形象，用红梅傲然挺立的气质和坚忍不拔的品格来表现一个女 员的博大胸怀和视死如归的态度以及对新中国成立的坚定信心。这首优美、抒情的主题歌的音调与昆曲十分相似，同时还带有一些四川民歌的曲调特征。

《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唱段的七声徵调式作品，单二部曲式写成，全曲的结构方整对称。它用梅花不畏严寒风雪、傲然怒放的坚贞性格比拟江姐坚强不屈的革命气节，刻画出江姐崇高的革命形象。整首歌曲在作曲技巧上大量使用八度、七度的跳进音程，这样使得歌曲更加气势磅礴。在歌曲的旋律上采用了四川的民歌曲调和四川扬琴等戏曲音乐素材，并使二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演唱起来朗朗上口。在歌词上主要是以红梅来象征我们的同志。红梅的生长环境是十分险恶的，用它来象征着我们革命的艰难与不易。当时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初期 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就设在重庆，也就是在敌人的心脏。红梅生长在最险恶的地方，这就寓意着我们的同志像红梅一样也是在最危险的地方与敌人展开斗争工作的。红梅开在最危险的地方，但同时也象征着是凝聚了党的巨大革命精神的地方。正是因为生长在特殊的环境下才使红梅具有了坚忍不拔、不畏艰险、傲雪凌霜的品质。

即使是“三九严寒”和“千里冰霜”的恶劣环境，红梅也不会畏惧，也暗示出我们党的同志不畏惧环境的艰险，与敌人斗争在第一线，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了革命的胜利甘愿把生命献出的伟大精神。《红梅赞》非常具有歌唱性，并且根据《江姐》这部歌剧剧情的发展变化贯穿于整部歌剧的音乐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成为盛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此曲在整部歌剧中一共出现了四次，每一次的出现都很恰当的根据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刻画的需要而加以变化，不拘以简单和一般的旋律重复，可以称得上是歌剧主题曲创作的典范。《红梅赞》旋律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一场江姐要奔赴川北时，在朝天门码头与孙明霞一起唱的；第二次是在第二场中由男声伴唱唱出的，江姐正痛苦悲伤的回忆自己的丈夫老彭；第三次出现是在第七场江姐在刑场就义前，这时二胡独奏《红梅赞》主题出现；第四次是在剧终，江姐在准备就义时昂首挺立，面带笑容，视死如归，眼里充满了对新中国成立的向往，这时雄壮的合唱又一次将《红梅赞》主题曲引出。《红梅赞》曲调的每一次出现，都是作曲家根据剧情发展精心别致设计的，它会恰到好处地以不同的演唱形式来表现出江姐当时的内心感受与心理活动是怎样的。所以说《红梅赞》从主题思想上及音乐主题风格上都是全剧的集中体现者。

4 说到音乐 阅读答案

说到音乐

忆明珠

说到音乐，我没有听西洋音乐的福分，一窍不通。至于中国音乐，也弄不清什么是“阳春白雪”，什么是“下里巴人”。不过只要是中国音乐总还可以听得进去的，而且，很喜欢，我是十分醉心于“西北风的”。那回荡在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的激越清亮而忧伤的旋律，就像是从我自己的心头升起的，是发自我肺腑最深处的声音，是我的灵魂的闪爆，生命的升华。而江南丝竹则将我带入另一个世界，不，也许这本来就是我生性中所固有的。如听瞎子阿炳的琴音，听他的《二泉映月》，听着听着就会情不由己地泪流满面。听这支曲子要闭上眼睛用心去听，眼睛是多余的。在阿炳的乐典声中只有心儿在跳动，在低昂，在徘徊，那是一支心之舞曲，是高山流水，是《广陵散》。当我第一次听到阿炳的琴曲，就像瞥见了情人的眼波，七魂六魄一下被摄走了①。从此我失去了故我，忘却了故我，我自身已化入了盲琴师的乐曲，已化入了情人的眼波，缠绵婉转，难分难舍，欲绝而不可绝，欲了而难能了②，一往情深，不可自拔，人生之无可奈何，有至于此者。

然而使我猛醒，使我警悟，使我奋发，燃起我同仇敌忾之义愤的却是抗日救亡的歌曲，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小小年纪，一听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便不由热血沸腾，恨不能立时杀上疆场，马革裹尸，为国捐躯。抗日战争掀起了中华民族亘古无二的全民歌曲运动，男女老幼哪个不会唱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发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发自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最后的呼声，真足以使贪夫廉，懦夫立，惊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大雅久不作”矣，现在，除被定为国歌的那支《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的青少年有几人还能唱上几支抗日救亡的歌曲呢？学校的音乐课上还教唱这些歌曲吗？那些歌手们、歌星们为什么对自己这一行最辉煌的一页历史丢得这样快，忘得这样干净呢？

……

我在想，在今天，在抗日救亡运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也需要再爆发一次精神的、灵魂的救亡运动？

1、第①段加横线的“江南丝竹”中“丝竹”作“音乐”解，在你读过的文言课文中出现过两次，请任举一例（2分）

2、给第①段中两个标红的“了”字分别注上拼音（2分）

3、解释第②段中加横线的句子“使贪夫廉，懦夫立”（2分）

4、细读原文，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概括：“信天游”具有激越清亮而忧伤的旋律；“抗日歌曲”具有激昂、催人奋进的旋律。“江南丝竹”具有什么样的旋律？请你也用一句话进行概括（2分）

5、评价一首歌曲的好坏，不仅要看它的旋律是否和谐自然，还要看它的歌词是否健康优美。请根据括号里的要求简评下列歌词，每条在15个字以内（4分）

①（简评思想内容）

“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节自《爱江山更爱美人》）

②（简评语言特点）

“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节自《真心英雄》）

6、作者在谈到当今音乐的现状后，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需要再爆发一次精神的、灵魂的救亡运动”。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这个观点？请简述理由（字数在50个左右）（4分）

四、品读《雨的随想》，然后答题（14分）

有：俞伯牙、师旷、李延年、李龟年、姜夔等。

1、俞伯牙

伯牙，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虽为楚人，却任职晋国上大夫，且精通琴艺。伯牙抚琴遇知音就是他在探亲回国途中发生的故事。

这个故事最早是从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在古籍中，最早见于战国郑人列御寇著《列子》一书中有关于伯牙抚琴的故事。

伯牙是当时著名的琴师，善弹七弦琴，技艺高超。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被人尊为“琴仙”。最早见于《列子·汤问》篇。《荀子·劝学篇》亦曾讲“伯牙鼓琴而六马仰斜”，可见他弹琴技术之高超。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有伯牙鼓琴遇知音，钟子期领会琴曲志在高山、流水的故事。《琴操》记载：伯牙学琴三年不成，他的老师成连把他带到东海蓬莱山去听海水澎湃、群鸟悲鸣之音，于是他有感而作《水仙操》。

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是传说中伯牙的作品。后人以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为题材还创作了琴歌《伯牙吊子期》。

2、师旷

师旷，字子野，今河北省南和县迓祜村人（《庄子·骈拇》陆德明释文），春秋时著名乐师、道家。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臣。为晋大夫，亦称晋野，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

《说苑·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此人君之操也。”他艺术造诣极高，民间附会出许多师旷奏乐的神异故事。洪洞县曲亭镇师村师旷墓遗址。

3、李延年

李延年，西汉音乐家，生年不详，前112年春天为武帝所用。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家世代为倡，李延年与其妹李夫人皆出自倡门，能歌善舞，容貌喜人。

李延年原本因犯法而受到腐刑，负责饲养宫中的狗，后因擅长音律，故颇得武帝宠爱。一日为武帝献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的妹妹由此得幸，后来封为李夫人，汉武死后李夫人被追封为汉武皇后。

后李夫人生下了昌邑王刘髆，产后不久病逝。李延年也得以被封“协律都尉”，负责管理皇宫的乐器，极得武帝幸爱，“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成为汉武帝的男宠。

李延年对后世音律作词起着深刻的影响。礼教不分家，他的音乐著述无一不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在文化上，他的代表作《佳人曲》对五言诗起着一个开端的作用 。

4、李龟年

李龟年（696年-762年），邢州柏仁(今河北隆尧县西部)人，李景伯之子，唐朝音乐家。李龟年善歌，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和李彭年、李鹤年兄弟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

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此处指唐朝的江南，唐朝的江南在今湖南省；唐朝的江左在今江南地区），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李龟年作为梨园弟子，多年受到唐玄宗的恩宠，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

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表达了希望唐玄宗南幸的心愿。唱完后他突然昏倒，四天后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后忧郁而死。

5、姜夔

姜夔(kuí) （1154-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汉族，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南宋文学家、音乐家。

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

姜夔词题材广泛，有感时、抒怀、咏物、恋情、写景、记游、节序、交游、酬赠等。他在词中抒发了自己虽然流落江湖，但不忘君国的感时伤世的思想，描写了自己漂泊的羁旅生活，抒发自己不得用世及情场失意的苦闷心情，以及超凡脱俗、飘然不群，有如孤云野鹤般的个性。

姜夔晚居西湖，卒葬西马塍。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续书谱》《绛帖平》等书传世。

-姜夔

-李龟年

-李延年

-师旷

-俞伯牙

　　讲歌声的古籍，这个以古代的乐府比较出名。

　　例如：《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歌诗28家，314篇，基本都是乐府诗。现在所能确定的西汉乐府诗的作品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铙歌》18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其他乐府诗都作于东汉。

C《高山流水》

出自《汤子-汤问》典故。历史记载，俞伯牙在汉江边鼓琴，钟子期感叹说：“巍巍乎若高山，荡荡乎若流水。”，于是两人成了知己至交。钟子期病故后，俞伯牙感叹自己世上再无知音，于是伯牙摔断了琴，终身不再弹琴。

高山流水遇知音，人之交情，贵在交心。

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的《诗经》被称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的大雅、小雅已成为我国古代艺术歌曲的源头。诗歌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唐代诗人的作品入乐歌唱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到了宋代，曲子词发展至鼎盛时期，这种长短句易唱而文词高雅，使之与音乐的结合较诗句更为自由。而元曲是可以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具有时代标志的文学艺术形式，它是利用音乐曲牌来抒情、写景、叙事的一种清唱形式，在语言方面大量使用口语，倾向于通俗化，因而有着鲜明的民间风格和地方色彩，保持了民间歌曲质朴自然的特色。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与中国古代歌曲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就发展时间上看，中国古代歌曲指的是民国之前的中国歌曲，而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产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从体裁上看，它仍然属于“艺术歌曲”，但在具体手法上与艺术歌曲有很大的出入。 

　　20世纪20年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全部为青主所作，他一生共创作艺术歌曲19首，其中运用古诗词创作的艺术歌曲有14首，在其整个艺术歌曲创作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主要作品有：《大江东去》（宋・苏轼词）、《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词）、《红满枝》（南唐・冯延巳词）、《脸如花》（宋・杜安世）、《走去走来三百里》（宋・辛弃疾）、《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忆江南》（唐・白居易）、《击壤歌》与《醉妆词》（五代后蜀国君王衍）等。 

　　纵观青主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可以看出他在歌词体裁的选择上喜用古人创作的词或者是民谣；在题材上选择内容为借古讽今的、表达思念的情感、反映爱情、亲情的等；在旋律手法上，善于把握古诗词的韵辙、节奏和格律，依据“依字行腔”和“依义行腔”两种方法，使古诗词的风格特征与旋律风格特征完美结合；在曲式结构上，作曲家根据古诗词的结构或内容需要来选择与内容相得益彰的曲式结构，而没有套用西方传统艺术歌曲的曲式结构（分节歌、通谱歌等），这种曲式结构的安排也正是青主音乐创作观的重要体现；同时，作曲家运用民族化的和声手法以及形象化的钢琴伴奏写作，使西洋传统的作曲技法与中国古诗词达到完美结合。同时，也体现了作曲家自觉的民族化手法。 

　　青主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后来作曲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大江东去》的创作，它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首艺术歌曲，也是我国第一首古诗词艺术歌曲，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它的产生奠定了我国早期艺术歌曲的风格特征，同时也是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典范。 

　　30年代是我国艺术歌曲创作逐渐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堪称我国艺术歌曲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在古诗词音乐歌曲创作方面不仅具有很重要的分量，在创作人数上较20年代也有重大突破，如黄自、陈田鹤、刘雪庵、谭小麟、冼星海、江定仙等等。 

　　黄自是这一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作品有《花非花》（唐・白居易）、《南乡子》（宋・辛弃疾）、《卜算子》（宋・苏轼）、《点绛唇》（宋・王灼）等。在创作手法上主要表现为： 

　　首先，注重歌词韵律与旋律、节奏的紧密结合。如在《花非花》中，歌曲的开头歌词是“花非花，雾非雾”，其韵律为“平平平，仄平仄”，前半句是平声，后半句是仄声，黄自将前半句保持在Sol音上，将后半句的曲调提高四度保持在Do音上，这样的旋律与韵律紧密相连。 

　　其次，注重旋律与和声的民族化。如在《花非花》中使用了D宫五声调式，在《卜算子》中用了羽、商、角三种调式的综合进行，通过调式的变化为听众勾画出一个缥缈悠远的境界。在和声上作曲家努力探求民族化的和声，采用四、五度叠置和弦、附加音和弦、省略三音的和弦等。 

　　最后，注重钢琴伴奏的写作。作曲家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伴奏写作上，不仅做到与歌曲旋律很好的配合，更注重与歌曲情感的把握。如在《点绛唇》中，左手以八分音符节奏为主，并带有装饰性的一个短小优美的音型作为背景展开，右手则带有切分、交错的节奏；在第10与第24小节处，作曲家通过加大节奏密度和和声密度的手法，将歌曲中内心激昂的情绪表现出来。 

　　黄自不但在自身的音乐创作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教学中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如他的四大弟子刘雪庵、陈田鹤、贺绿汀、江定仙，对其创作理念的传播及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推动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刘雪庵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有4首，《枫桥夜泊》（唐・张继）、《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红豆词》（清・曹雪芹）和古词《淮南民谣》。作曲家在艺术歌曲的歌词选择方面，注重歌词的文学性，这些诗词具有潜在的音乐性。如在《枫桥夜泊》这首歌曲中，作曲家根据诗词“月落―乌啼―霜满天”这样的句读，将音调的节奏设计为XXXX―XXX―，这与诗词的格律也是紧密相连的。在和声手法上也注重民族化的尝试，如在《红豆词》中他运用了bE羽七声雅乐音阶等。 

　　陈田鹤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主要有《枫桥夜泊》（唐・张继）、《春归何处》（宋・黄庭坚）、《江城子》（宋・秦观词）、《采桑曲》（古诗）等。此外，30年代较有影响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还有江定仙的《棉花》（古诗）、应尚能的《无衣》（诗经・秦风）、张肖虎的《声声慢》（宋・李清照）等。 

　　纵观30年代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其特点表现为：首先，古诗词体裁多样、内涵丰富，有唐诗、宋词、诗经等各个历史时期多位诗词名家的诗词体裁，其中，唐诗、宋词占的比例最大，体现出作曲家自身所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其次，注重歌曲创作的民族化，作曲家们注重如何运用西方作曲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最后，都受到专业音乐教育的影响，这一时期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主要作品基本上出自学院派作曲家之手，如黄自、刘学庵、陈田鹤、应尚能、贺绿汀等。这与我国专业音乐院校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可见专业音乐教育在我国艺术歌曲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40年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主要有黄永熙的《阳关三叠》（唐・王维）、冼星海的《忆秦娥》（唐・李白）、《竹枝词》（唐・刘禹锡），以及马思聪于1943年作曲的《残阳》（唐・李商隐）、《相见难》（唐・李商隐）、贺绿汀《菩萨蛮》（唐・李白）、江文也《江村即事》（宋・司空曙）、《春景》（宋・欧阳修）等。 

　　在这一时期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成就最大的应属谭小麟。他的主要作品有《自君之出矣》（唐・张九龄）、《彭浪矶》（宋・朱希真）、《清平调》（唐・李白）等。在谭小麟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运用了20世纪作曲技法，同时注重同我国民族音乐素材想结合，如《彭浪矶》中旋律开始与结束均结束在g小调上，而中间部分找不到主音所在，并且大量运用三级、四级和弦，使作品更具清新典雅的中国风格,将作者背井离乡、思念故人的复杂心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40年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一、突出时代性的题材特征；二、民族化的旋律创作进一步得到发展；三、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以谭小麟为代表）。 

　　纵观中国近代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自青主创作第一首古诗词艺术歌曲以来，古诗词艺术歌曲先后经历了20年代作曲家――30年代的作曲家――40年代的作曲的创作，在他们的创作中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是继承并创新的创作手法。这些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成功创作，不仅丰富了我国近代的声乐作品，更为我们研究近代作曲家的创作手法提供了可考的资料。 

　　中国十大古曲及背后的故事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

　　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聂政所在的时代大约过了六百多年，西晋一位才智超绝、旷迈不群的人物，使《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响。这个人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抵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斩首。

　　嵇康曾被钟会指责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独立不羁，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记载，"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司马昭也不允。为了铲除异己，司马氏早已族灭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门望族，如何会对嵇康这个名士下不了手呢？

　　《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批评《广陵散》"最不和平"，"愤怒躁急"，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 "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

　　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

　　三、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 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横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箫曲，后被改编为琴曲。 "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晋书·列传五十一》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都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在岸上过，王徽之与桓伊并不相识。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晋人之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后来晋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发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晋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桓伊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 流言。"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使晋武帝甚有愧色。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超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超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后来，宋代陆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据说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几乎成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妓们的必修科目。桨声灯影里传来阵阵清笛声，为当时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诞生了"停艇听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观。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姜玉恒演唱过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

　　五、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操干戚以舞。”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诗句。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超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项羽。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做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巨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使秦军的全部主力丧失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了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而刘邦，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巨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汉高祖二年，项羽还支使手下杀了“义帝”。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项羽烹杀。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没并有发兵。最终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楚实际上为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虽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前，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楚歌声”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有“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虽然反映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出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沉雄悲壮，又凄楚宛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象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但杜诗表现了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

错误。《乐记》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著作之一，但不是最早的。

《乐记》之所以不是中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是因为中国历史上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古人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音乐活动，因此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音乐书籍《武丁乐》和《颂德》等。

而到了《乐记》出现的战国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并且在这个时期，许多音乐家和哲学家开始将音乐与阴阳五行、人性、政治和宇宙哲学等方面联系起来，发展出了更为深刻的音乐理论。

因此，《乐记》成为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虽然不是最早的，但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和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最早的音乐书籍

据考古学家和音乐学家的研究，中国最早的音乐书籍应该是《武丁乐》和《颂德》这两部殷商时期的古籍，它们的出现时间约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也不断丰富，梅文鼎所撰写的《乐律论》、吕钦的《声律启蒙》等著作都是音乐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

据古籍记载，在黄帝时期我国音乐就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雅乐。雅乐内容大多属于歌功颂德之声，黄帝时雅乐叫“咸池”，是大德无不施行的意思；尧时雅乐叫“大章”，是大德彰明的意思。

舜、禹、夏、商、周各有雅乐。如舜的雅乐是韶，周武王的雅乐是武，春秋战国时期很流行。孔子对当时的音乐非常欣赏，他曾经评论说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