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编目分类和命名。中国古籍总目的代码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所涉及的各种古籍、经书、文献等进行编目分类和命名的一套代码体系，用于整理、保护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编码系统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古籍保护修复中心联合开发，于2006年正式发布，采用了数字、汉字组合的方式，共有三级代码，包括十大类别、五十小类别和二百五十子类别，每个代码都有其独立的含义和文化内涵。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藏文）、《劝诫亲友书注释》（藏文）、《御制表忠录》（满文）等。

《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由八邦寺噶玛才旺更却阿顿丹培整理完成于1774年6月14日，传记二十岁前部分由大司徒亲自撰写，1724—1734年间事实，根据司徒本人日记与采访事关人员进行编写。1734至1774年，又抄自大司徒的日记。为了文字结构一致，全传忠实原记录，可信度很高。

《劝诫亲友书》由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之创始人龙树著，已有藏、汉译本。龙树一生中撰写了数目惊人的阐释三藏四续密意之论典，包括以理证之道宣说趋入佛法圆满精华大乘道之圆满菩提道次第等。

《御制表忠录》，满文本，清世祖（福临）辑，顺治十三年（1656）内府刻。该书所辑为明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疏的全文，劝勉官员学做忠谏之臣。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中国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而由文化部拟定，经批准后公布的一份名录，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迄今中国共有11375部国家珍贵古籍，分别于2008年3月1日、2009年6月9日、2010年6月11日和2013年3月8日公布。2023年2月8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上线。综合应用了数字人文的多项技术，将珍贵古籍名录书目数据重构为知识库，以多维度知识图谱等多种可视化形式展示，以数字手段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他曾经亲手修补过残损的长城，以驴赶路，以羊驮砖；他几乎走遍了我国主要的古建筑遗址，参与鉴定与保护。

他是文物研究者，是建筑大师，更是一个长年与大自然接触的“户外跋涉者”：用脚丈量土地，亲临文物古迹现场。

在整整80岁那年，他健步走在楼兰的苍茫沙地上，了却了几十年的心愿。

走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的家中，简直就像进入了书的海洋，门厅里、书房中、过道里，到处摞满了齐腰高的书籍，每一本都渗透着罗老对古建筑、古遗址的研究心血；而当聆听了罗老在长城遗址上奔波劳作，在野外考察中的惊险故事后，我们佩服地发现，这位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依旧有着矫健的身手和徒步现场的心境，而2003年6月那次沿着丝绸之路寻访汉长城和楼兰遗址，不过是他传奇的健步经历中很普通的一次。

从古旧长城到楼兰遗址

在人们的印象中，楼兰总是与遥远、神秘、荒芜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

楼兰王国位于今天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以西，孔雀河道南岸7公里处。

楼兰古城，曾经是人们生息繁衍的乐园，身边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门前环绕着清澈的河流，人们在碧波上泛舟捕鱼，在茂密的胡杨林里狩猎。

然而东汉以后，河流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楼兰逐渐成为大漠中的遗址，被风干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如今，楼兰古城只剩下断壁残垣，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形之中。

这座在大漠中矗立的古城遗址一直牵动着罗哲文的心，原因仍是老人爬了一辈子、研究了一辈子、保护了一辈子的古长城。

“40多年前，我从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中知道，库尔勒一带的长城和玉门关以东的长城大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就很好奇，心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去亲眼看一看。”罗老介绍说，三年前的这次考察汇集了著名学者、作家、画家、记者以及奥运冠军，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沿着丝绸之路，寻访了汉长城遗址和楼兰古国遗址。

那年正好赶上老人的八十大寿，亲眼看到了楼兰，也算圆了心中的梦。

“当时我们一共有20多辆汽车，浩浩荡荡组成车队，行驶在湖水干涸之后留下的盐地上。

盐地看起来很壮观，如同波涛一样滚滚而来，可走进去却非常危险，一旦陷进去就很难出来。”罗老说自己非常幸运，他后面有七八辆车都陷了进去，最终没能进入罗布泊腹地，而他不但有幸见到了楼兰古城，成为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最高龄的穿越者，而且还犹如老顽童一般，一鼓作气爬上了高高的沙山，把一帮小字辈的同行者远远甩在山脚下。

“很多人爬沙山都是走一步、退两步，脚陷几次进去人就被折腾得没力气了。

这里面有个窍门，千万不能脱鞋，光脚的面积更小，一下子就陷到沙子里去了，另外就要步子快，脚伸进沙子里要迅速 。”罗老很有经验地讲述着，他说许多年前自己在敦煌进行文物考察时，再高再大的沙山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长城爬了不下几百次

1940年，只有17岁的罗哲文考入了当时中国惟一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

1948年，在八达岭罗哲文第一次见到了长城，虽然笼罩在战争烽火之中，但长城依稀可辨的雄伟气势却深深地打动了他。

此后，检修、测量、拍照，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两鬓斑白的老者，罗哲文上上下下长城数百次，直到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每个月还要去爬好几次。

年轻时有一次，罗哲文在嘉峪关烽火台上考察拍照太专心，一步步往后退时，脚下一滑，掉了下去。

幸好下面是草地，让大家虚惊一场。

而20多年前考察司马台长城，两座山峰之间仅靠40厘米宽的破旧城墙相连，底下就是悬崖峭壁，60多岁的罗老如履平地一般健步走过，更是让同行的年轻人佩服不已。

“建国初期接受修复长城的任务，那时通向长城的山路异常崎岖，我们只能从老乡家借来毛驴，冒着随时可能掉下山谷的危险，走大半天才能到山顶。

修补长城更危险，山路太陡只能用山羊驮砖，一只羊一次只能驮两块砖。”提起这些往事，罗老不无感慨地说，从17岁起干上了文物这一行，就在每天的工作中不知不觉地锻炼了身体，80岁时去楼兰也完全能适应，一点也不辛苦。

如今，罗老外出仍然保持着身背三个相机的习惯，能走路绝不坐车，更不喜欢让别人搀扶。

走进户外莫忘保护文物

今年5月中旬，罗哲文又要踏上远征的路途，这一次是沿着京杭大运河做考察，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准备。

罗老感叹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到户外，去接触大自然，尤其愿意避开人满为患的旅游景点，更喜欢到保留原始风格的大山大水之中去，像四川的九寨沟、黄龙，云南的三江并流地区、西北的丝绸之路，从敦煌到新疆，都是很好的徒步路线。

而在参与户外运动的同时，作为文物古迹研究的专家，罗老也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首先，要增强在户外运动中随时学习知识的意识，通过对自然、地理、历史等知识的了解会加深对风景的认识，旅途也会变得更有意义；其次是要特别注意安全，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危险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能一味猎奇而忽视了自身安全；最后，是要加强对文物的保护。

罗老做了这样一个对比，我国的古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易潮、易燃、易损坏，而国外的很多历史古迹都是石制的，即使在露天环境中也能历经风霜，千百年不变。

“所以，中国的古迹相对更加脆弱，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保护，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户外爱好者的支持。”(中国体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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