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贵粟疏》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挨饿受冻，并不是他能种出粮食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给老百姓穿，而是他有能替老百姓开辟财源的办法。所以尧、禹的时候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可是国家没有被遗弃和因为饥饿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候，加上没有几年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禹、汤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土地还有利用的潜力，老百姓中还有未被开发出来的劳动力，可以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出来，山林水泽的资源没有完全利用起来，社会上还有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人民还没有全部去从事耕种。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老百姓生活贫困，就会出现作坏事的。他们生活贫困是由于口粮不够，口粮不够是由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便不会在农村安家。不在农村安家，便会轻易离开家乡。老百姓象鸟兽一样四处谋生，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一定是轻暖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不一定是美好的食物才吃。人在饥寒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添做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弄不到吃的，身子冷弄不到衣服穿，就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用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老百姓的去留，在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朝低处流一样，东南西北，不选择方向。珠宝、玉石、金银，饿了是不能吃的，冷了是不能当衣穿的，但是很多人都把它看得很珍贵，这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财物，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走遍全国也不担心受冻挨饿。这样便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使老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家乡，使盗贼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可以很轻便地带着生活费用。粟米布帛出产在地里，在一定的时候生长，积聚在一起，要依靠人力，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这些几石重的东西，一般人拿不动，不是坏人所贪图的，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把金玉看得很贱。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很多,最著名的有：谏逐客书（李斯）,治安策（贾谊）,论贵粟疏（晁错),出师表（诸葛亮）,陈情表（李密）,谏太宗十思疏（魏征）,泷冈阡表(欧阳修）

因为原文太长,不录了,可以直接进入百科,搜文名即可,有解释有鉴赏有作者介绍,总之很详细

1 有一篇文言文,讲的是朝廷颁布政策很频繁

汉·晁错《论贵粟疏》：”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这“朝令夕改”这个成语语义的最早出处。

《论贵粟疏》出自《汉书·食货志》，作者晁错，是当时给汉文帝的奏疏，文章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笃诚，强志成务。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罢兵归家、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连年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2 夫为国家者出于哪篇文言文

出自《资治通鉴·秦纪·秦纪二》。这一段原文是：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 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意思是：

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任命有才能的人为官，按照礼制确立法律政策，以仁爱之心安抚百姓，凭借信义结交邻邦。因此官员由有才干的人担任，政事得到礼教的节制，百姓人心归向他的德行，四邻亲附他的恪守信义。这样，国家则会安如磐石，炽如火焰，触犯它的一定被撞得粉碎，冒犯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即便是有 的敌国存在，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太子丹放弃这条路不走，反而用万辆战车的大国去排解个人的私愤、炫耀盗贼式的谋略，结果是功名被毁坏、身命遭杀戮，江山社稷化作废墟，不是很令人悲痛的事吗！‍

3 强调规矩制度的重要性的文言文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原文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 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 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经》 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 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 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 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 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 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 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 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 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 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

译文

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 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 旷样好的审音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 舜的学说，如果不实施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 虽然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不 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仁政的 缘故。所以说，只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只有好办法，好办 法不能够自己实行起来。《诗经》说：‘不要偏高啊不要遗忘，一 切遵循原来的规章。’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来 没有过的。圣人既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绳墨等 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 人既用尽了听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 了；圣人既用尽了脑力，又施行不忍人的仁政，他的仁爱之德便 覆盖于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深池一定要 凭借山沟沼泽；如果执政不凭借前代圣王的办法，能够说是明智 吗？所以只有仁慈的人才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不仁慈的人占 据了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恶行败德传播给老百姓。在上的没 有道德规范，在下的人没有法规制度；朝廷不信道义，工匠不信 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如此下去，国家还能生存 就真是太侥幸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武器不充足，这不是国 家的灾难；田野没开辟，物资不富裕，这不是国家的祸害；如果 在上位的人没有礼义，在下位的人没有教育，违法乱纪的人越来 越多，国家的灭亡也就快了。《诗经》说：‘上天正在降骚乱，不 要多嘴又多言。’多嘴多言就是拖沓啰嗦。侍奉君主不讲忠义，行 为进退不讲礼仪，说话便诋毁前代圣王之道，这就是拖沓啰嗦。所 以说，用高标准来要求君王就叫做‘恭’，向君王出好主意而堵塞 坏主意就叫做‘敬’，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行仁政就叫做‘贼’。”

4 求古文翻译

孔子说：“腐烂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一样的墙头不能粉刷。

孔子说：“腐烂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一样的墙头无法装饰。”如今汉在秦之后立国，国家的现状就象烂木头、粪墙头，（陛下）虽然有治理好的愿望，却没达到目的的办法。

朝廷的法令一下达，违法犯罪的案件反而出现了；陛下的诏令一颁布，弄虚作假的现象反而发生了。这就像用热汤为沸水降温，抱柴去救烈火，只能使沸水更加沸腾、烈火更加旺盛而没有一点益处。

微臣有一个比喻，琴瑟之间不协调（就不能奏出好的音乐），严重的必须重新调试才能演奏；政策因脱离实际而不能推行，严重的必须认真纠正才可使国家得到治理。琴瑟应当重新调试而不去调试，纵然有技艺高超的乐工也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政策应当变更而不去变更，任你是多么贤明的君主也不能将国家治理好。

所以说，汉得天下以来，（陛下）时刻想着将国家治理好而至今没有达到目的，失误就在于应当变更过去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而没有变更啊。古人有这样一句话：“站在水边感叹鱼儿肥美可食，不如回去结网前来捕捞。”

现在大汉朝建立大统希望将国家治理好已经七十多年了，（与其在旧制度的基础上惨淡经营、维持现状）不如重新制定新的政策取代过时的旧政策；有了这种变革，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国家治理好了，自然灾害就会一天一天减少，福禄祯祥就会一天一天增多。

5 文言文翻译《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网上有啊，张居正的文章您来信说苏州和松江的田赋不均衡，存在着侵害欺凌和拖欠的现象，读了让人对此感到愤慨您凭着非凡的才智和勇气，真诚地做事，（此时）正当英明的皇上开始综合考核的时候，您不在这个时候清除这些陈旧的弊端，为国家建立更长远的政策，那还能等什么人呢？至于那些诽谤议论都不值得忧虑（再说，）即使是我最近的一些做法，也有人评论办事过于急躁严刻然而，我这样做的考虑是很周密的：孔子对于政治，也说先要让百姓吃饱饭；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也说礼义是从富足中产生出来的从嘉靖以来，掌管国家的人行政，不行贿就办不成事，官吏搜刮民脂民膏来讨好有权力的人而接着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却又实行一律无原则地宽容的政治，造成拖欠税赋汇聚（的局面），而变成为豪强兼并的私产权贵一天天地发富，王侯一天天地贪婪，国家匮乏、百姓穷困，毛病确实在此我私自认为不行贿就办不成事的弊端，容易治理；而无原则地宽容的政治的弊病，难以治理为什么呢？行贿办事的现象，只须惩处贪腐即可；至于无原则地宽容的政治，依仗法律的权威为自己谋取私利，割剥国家的财富以肥私，就是如您说的那个样子地位高、权势大的人，田地多至七万顷，粮食多至二万石，又可以不按时交纳赋税在古代，大的诸侯国的公田有三万亩，现如今有些王侯的田地比古代大诸侯国多出数百倍，能达到几万顷，国家哪里还不贫穷呢？所以，我现在约束和勉励自己朴素，杜绝贿赂，彻底地惩治贪财好贿，这都是用来救治贿政弊病的举措清除旧的弊病，清理拖欠税赋，严厉治理欺凌百姓、包揽代纳赋税的邪恶行为，这都是用来救治无原则地宽容的政治的举措贪财好贿的贪官减少了，那么百姓的收入就增加了，个人侵占的渠道封闭了，那么公家就会强盛所以惩治贪官是用来使百姓富足的，清理拖欠是用来使国库充足的国家和百姓两边都富足了，上面和下面都得到好处，这就是用来壮大根本的谋略，建立安定国家的策略，倡导节俭的社会风气，兴起礼义的教化，大明天子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治理好天下（这样一来，）即使让孔子当国相，又由子路和冉求来辅佐，恐怕也不会比这做得更好！现在有言官轻率地说：“（清理拖欠）翻老底求取太急，百姓将要逃亡，与朝廷为敌的大概就会是这些人”这都是奸人在摇唇鼓舌企图动摇皇上的决心这种说法可以愚惑不明事理的人，却不能用以欺骗明白通达的人（他们所说的）百姓逃亡将要作乱，都是因为贪官盘剥下面而上面却不加以体恤，豪强对土地加以兼并让百姓贫穷而流离失所所造成的现在那些侵夺欺侮他人暗地占有土地的都是权贵豪强，不是平民；而我制定的法律所施加的对象是奸人，而不是良民清除暗地占有（土地），那么百姓可以免除担保赔偿的拖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业；惩处贪财好贿，那么民间就没有剥削的侵扰，百姓就可以在田里安心耕作像这样，百姓将会立尸而祝祷，他们为什么要逃亡呢？您博通书籍，探究古往今来国家安定作乱与兴盛灭亡的原因，哪里有为官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田赋均匀公平而招致作乱的呢？所以，所有这些话，都是奸人的鼓舌用来动摇皇上的希望您能够坚持当初的心志，不要被流言所迷惑从前宰相不为忠于君国计虑，顺从私情纵容私利，甚至用车运送千万金到自己的家里，（当然）就会被人任意摆布了现在皇上幼小，我以一身担当天下的重任，只要有利于国家，革除弊政，能够成功，即使家庭破败，肝脑涂地，我也决不退让，我的决心哪里是这些毫无意义的没有根据的议论可以动摇或夺去的呢？您只管按照法律行事，如果有敢于阻扰国家法律、伤害担任大事臣子的人，国家法律制度都很完备，一定不会（对他们）宽容饶恕。

6 文言文翻译39篇

1荀巨伯以德退敌 荀巨伯到远方探望生病的朋友，正好遇上胡人来攻城。

友人对巨伯说：“我是快死的人了，你赶快走吧！”荀巨伯说：“我远道而来探望你，你却要我离开；这种为了贪生怕死而败坏道义的行径，难道是我荀巨伯所能做得出来的吗？” 等到贼兵来了，问荀巨伯说：“大军一到，全城的人都逃走了，你是什么人，竟敢独自停留在这里？”荀巨伯回答说：“友人有病，不忍心抛下他，宁愿用我的身体来换取朋友的生命！”贼兵听了相互说道：“我们这些无义的人，竟然攻入这个讲究道义的国家！”于是整个军队撤离小城，全城因而得以保全。2蔡洪赴洛 蔡洪来到洛阳，洛阳当地的人对他说：“官署刚刚成立，百官都在招募下属，在出身卑微中求英才，于山野隐士中征俊杰。

你是吴楚之地的读书人，亡国之人，有什么特殊才华来参加征召呢？”蔡洪回答：“ 夜明珠不一定出产在孟津河里；满握的壁玉也不一定非要采自昆仑山中。大禹生在东夷，文王生在西羌。

圣贤的诞生地，不必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从前武王讨伐纣王，，把商朝愚顽的百姓迁到了洛阳，难道诸位就是那些百姓的后代吗？”3石崇与王恺争豪 石崇和王恺争比阔绰，两人都用尽最鲜艳华丽的东西来装饰车马、服装。

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常常帮助王恺。他曾经把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送给王恺，这棵珊瑚树枝条繁茂，世上很少有和它相当的。

王恺拿来给石崇看，石崇看后，拿铁如意敲它，随手就打碎了。王恺既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说话时声音和脸色都非常严厉。

石崇说：“不值得遗憾，现在就赔给你。”于是就叫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都拿出来，有三尺、四尺高的，树干、枝条举世无双而且光彩夺目的有六七棵，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

王恺看了，惘然若失。4王羲之机智 王羲之十岁的时候，大将军十分喜爱他。

常让他在帐中睡觉。王敦曾经先起身出帐，王羲之还没有起来。

一会儿，钱凤进来了，商量大事，都忘了王羲之还在帐中，就谈背叛朝廷的计划。王羲之醒来后，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惊骇之余，知道自己没有性命了，于是吐口水污秽自己头脸和被褥，假装睡着。

王敦他们刚刚密谋到一半，才想起了王羲之还没有起，两人十分惊慌，生怕小孩泄露出去，都说：“不得不除掉他 ！”等到揭开帐子，却见王羲之吐的唾沫满脸，相信他确实是睡着，于是得以保全。在当时称赞他聪明。

5班超投笔从戎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县县令班彪的儿子。班超为人有远大的志向，不计较一些小事情。

然而在家中孝顺勤谨，过日子常常辛苦操劳，不以劳动为耻辱。他能言善辩，粗览了许多历史典籍。

公元62年（永平五年），哥哥班固被征召做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也随同班罟到了洛阳。因为家庭贫穷，班超常为官府抄书挣钱来养家。

他长期抄写，劳苦不堪，有一次，他停下的手中的活儿，扔了笔感叹道：“大丈夫如果没有更好的志向谋略，也应像昭帝时期的傅介子、武帝时期的张骞那样，在异地他乡立下大功，以得到封侯，怎么能长期地在笔、砚之间忙忙碌碌呢？”旁边的人都嘲笑他，班超说：“小子怎么能了解壮士的志向呢！”6陆绩怀橘 陆绩，是三国时期吴国人。他的父亲名叫陆康，曾经做过庐江地方的知府，和袁术关系很好。

陆绩六岁那年，在九江见到袁术，袁术叫人拿了橘子给他吃。陆绩偷藏三只，临走告辞袁术，橘子掉在地上。

袁术笑着说：“陆郎做客却带着橘子，为什么呢？”陆绩跪着回答说：“是橘子甜，想拿回去给母亲吃！”袁术说：“陆郎这么小就知道孝顺，长大后必然成大才！”袁术感到惊奇，后来常常称道此事。 现在有人在席间在怀里藏果，想逗弄小孩。

同样藏到怀里回去，为什么不把爱孩子的心转化爱父母的爱心呢。奇才呀陆郎，可以作为典范了。

7苏武牧羊 卫律知道苏武终究不可胁迫投降，报告了单于。单于越发想要使他投降，就把苏武囚禁起来，放在大地窖里面，不给他喝的吃的。

天下雪，苏武卧着嚼雪，同毡毛一起吞下充饥，几日不死。匈奴以为神奇，就把苏武迁移到北海边没有人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说等到公羊生了小羊才得归汉。

同时把他的部下及其随从人员常惠等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 苏武迁移到北海后，粮食运不到，只能掘取野鼠所储藏的野生果实来吃。

他拄着汉廷的符节牧羊，睡觉、起来都拿着，以致系在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部脱尽。8楚襄王问于宋玉 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也许有不检点的行为吧？为什么士人百姓都那么不称赞你呢？” 宋玉回答说：“是的，是这样，有这种情况。

希望大王宽恕我的罪过，允许我把话说完。” “有个客人在都城里唱歌，起初他唱《下里》、《巴人》，都城里跟着他唱的有几千人；后来唱《阳阿》、《薤露》，都城里跟着他唱的有几百人；等到唱《阳春》、《白雪》的时候，都城里跟着他唱的不过几十人；最后引用商声，刻画羽声，夹杂运用流动的徵声时，都城里跟着他应和的不过几个人罢了。

这样看来，歌曲越是高雅，和唱的人也就越少。9范仲淹有志于天下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死了父亲。

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长山的朱家。

他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

7 急求出现国强民富、国富民强、民富国强这类词语的古文,越多越好,

儒家

儒家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 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的财政思想。孔丘的富民思想在中国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梁惠王上》），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他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富国》），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他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大略》）。他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 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富国》）。荀况把民富与国富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对儒家的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性的阐发。

墨家

墨家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下》）。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但墨家在富民与富国关系上，不同于儒家，他们主张“官府实而财不散”（《尚贤中》），要求充实官府而不是藏富于民。认为国家“仓有备粟”（《七患》），就能“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人民生活才有保障，所谓“官府实则万民富”。墨家把小生产者的幸福，寄托于王公大人的雨露阳光，幻想统治者能节用去侈，“爱利万民”（《尚贤中》），“加于民利”（《节用》），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条件。

道家

道家倡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让人民自由牟取财富。但道家在根本上是反对人们追求财富的，认为“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因而要求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使人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过俭朴的生活。道家认为，虽然客观上财富不多，但只要主观上自我满足，就算是富足，所谓“知足者富也”（《老子》第三十三章）。道家的富民以寡欲知足为前提，实质上是在生产很不发达状态下相对于普遍贫困而言的。

法家

法家以富国立论，但早期法家亦多重视富民。如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是富国与富民兼重。《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至商鞅，虽有“令贫者富”（《商君书·去强》）之说，但富民并非其目的。及至韩非，提出“足民何可以为治”（《韩非子·六反》），从理论上否定富民的必要。从根本上说法家并不认为富民是可取的，"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国蓄》），“甚富不可使”（《侈靡》），认为民太富，不利于统治。因此主张“民富则不如贫”（《山权数》），“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把富民看作只是从属于富国所需的一种手段。

1①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复：再次。使：让。 ） ②其事未究，固试往（究：明白。固：同姑，姑且。）③行先生之言也（行：执行。） ④罢围解，则父子俱视（视：能看见。）

2①以问先生（拿。） ②此吉祥，复以飨鬼神（用。）

③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 （因为）

3①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待了一年，他父亲毫无原因地瞎了。

②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城被攻破，所有守城的都被杀了。

4好的事情会变成坏的，坏事物也会向好的方面转化。与“塞翁失马”寓意相同。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晁错 主要成就

政治贡献

重农贵粟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帝接受了。

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利民欲，即满足人民的欲望，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移民实边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 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 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

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即《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被文帝所采纳。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募民实塞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坚定削藩

继承子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打击“父兄大臣”的思想，赞扬“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的政策，坚决主张“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态度坚决。同时，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削吴会稽、豫章郡。

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并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学成就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被后世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正因如此，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不发空论。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立论犀利，措施亦切实可行，所以被文帝所采纳。

内容上更为正大，意境上更为壮阔。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

人物生平

太子智囊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晁错出生于颍川（今河南禹县），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 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

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献策御边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文帝发兵征讨，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精通军事，君主要选择良将。文帝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于是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汉廷策问

汉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即《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此后，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未采纳，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持反对态度。

景帝宠信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报请景帝处死晁错，晁错提前得到讯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谢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

进言削藩

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奏章送上去，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因景帝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

景帝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服毒自尽。

七国之乱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闻知讯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腰斩东市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后世评价

学问大家

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所以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智慧之人

晁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著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他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时常研究国家大事，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论贵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汉景帝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汉景帝还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兴了。

能言善辩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著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

第一个被惹毛的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个岔子就要杀晁错，找了个什么岔子呢？晁错不是当内史吗？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长，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就南边开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南边开一个门就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不知道这个讯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错得到讯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就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这个事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儿朕知道了，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那是外墙。那我们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宫、太庙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墙，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没戳到里面去，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没有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错一上台就气死一个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定晁错，还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这个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叫“门不受私谒”，什么叫“门不受私谒”？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有事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袁公有什么事吗？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嘛，所以这件事情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是法务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就是他拿了这个判决来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发现如果这个案子有疑点，比方说证据不足，程式不对，发回去重审，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确实是证据确凿，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能赦免他，他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流着眼泪，一边哭，一边读，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这么一个人，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你说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想而知了。

性情耿直

从政的晁错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然而他的性格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性格不好，性情耿直，比较认死理。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 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颍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必须这样做呀!不这样做，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为自己一点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你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晁错的诗文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 大富乐矣。——两汉·晁错《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

两汉 ： 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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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古文观止 ， 议论 ， 农业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