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医古文的根源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当中。这其间有数不清的名医为这个理论添砖加，有无数医案与这些理论相互辉映。近代中医除了在药物药理研究有所创新外，其他的关于理论方面可以说是原地踏步，没有大的建树。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民科看不起师承，师承看不起学院这一鄙视链的来由。某种角度来说，这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当然这并不表明这是对的，我本身也不赞成这个观点）

如果不懂文言文，这个巨大的资料库就相当于锁了起来，没办法引用，没办法参考，只能靠别人的发掘、整理、引用、注释，而无法自己亲自去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这对于有志学习中医，并以中医为终身事业的中医人来说，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

以我自己来说，治儿科，死守钱乙和薛立斋；妇科，当仁不让傅青主；内科，张熟地张景岳；温病，吴又可、吴鞠通、叶天士等大家非读不可，伤寒就不说了，一千多年大家不计其数。更不说像中医四大经典，内经、难经、伤寒、本草等，中间注释无数，但要真正吃透这些经典的核心精神，还真地靠自己追根溯源，去读一读原文才能感受得到。

更加不用的说的，中医作为一种传统医术，其核心的方法论跟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息息相关。没有了文言文这个有力的工具，就根本没办法直接理解传统哲学的文字工具，就没办法打开传统哲学的大门。没有文言文，对于更进一步理解、掌握和精通中医核心精神就没有方法，没有工具。这些内容，不管现代文的注释和讲解再怎么清晰，都是别人吃进肚子再吐出来的东西，已经带有非常鲜明的注者思想，对于想理解并掌握传统哲学的人来说，无异多了一层染色的玻璃，隔了一层迷雾，离古贤的精神就更远了。

中医学是我国古代科技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以博大精深的医理，神验奇效的医术济世救人，传承数千载。

而中医古籍即是蕴藏、保存、传播这份珍贵遗产的知识载体，它记载了祖国医学深厚的理论体系，历朝历代医学家防病治病的临床经验和方药研究成果

现在中医变得越来越流行了，也慢慢的被人们所接受了，很多人都会通过中医中药来调理身体，也会通过中医疗法来治病，中医治病的方法都是来自于这些古籍中。

中医古籍是用来传统中医知识的关键，很多古代的一些知识、经验都经过记载最后传到我们现在人的手里。

中医古籍不仅是中医学术的载体，还包含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综上所述，翻译中医古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古籍，是指1911年以前产生的内容为反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资料;版本学,是一门研究图书在制作过程中的形态特征和流传过程中的递变演化，考辨其真伪优劣的专门科学。作为版本学的一-个分支，古籍版本学在古籍文献的整理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订正、修缮古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特别是其中可能有藏书家进行修改、删订，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而古籍版本学就是让我们研究这些古籍的流传与递变，教会我们分清优劣、辨明真伪的一门学问。古今伪书极多,情况比较复杂,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古籍版本形式多样，鉴定版本，研究版刻流传情况，可以帮助我们鉴别伪赝古本，去伪存真，保护真正的宋元善本，也为古代的文史研究提供可信的文献资料。甄选出其中的优秀版本，剔除其中的伪书、讹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开宝四年(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太平兴国六年(981)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公元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多地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他们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面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于公元1057年由政府正式下令在京城设立了“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我国人民创造出了辉煌的文化，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都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水平。因此，传统文化是我国人民拥有的巨大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我国古代创造了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其中，纸的发明即创造了文化传统的载体，从而使得古籍成为我国人民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代，随着古文化热的出现和出版业的繁荣，传统文化的出版成为出版界的重要现象，而古代书籍的出版更是对图书出版业之发展产生积极意义。本文立足于“传统文化热”的时代背景，对传统文化之于图书出版的积极意义予以分析和探讨，进而提出充分实现此种积极意义之途径和机制。

1　传统文化的出版诉求

传统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辉煌的文化成就。我国劳动人民不仅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也创造了丰富的人文成果。由于传统文化为我国劳动人民所创造，其体现了本民族之特性和习俗，能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因此，近年来，我国兴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热”。例如，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三国》等节目都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媒体的普遍好评。而广大人文社科研究人员更是注重从历史文化中寻求积极因素，进而为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文化习俗上的依据。对传统文化的好评和热爱俨然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现象。

“古代文化热”的浪潮即催生了传统文化出版产业。近年来，出版界兴起了古代书籍出版的浪潮。例如，就国学经典书籍而言，近年来我国出版界推出了样式繁多的传统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老子》、《大学》等书籍；就医学类书籍而言，《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书籍也获得了读者的青睐；就小说类书籍而言，《水浒传》，《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书籍更是经久不衰。这些书籍一旦出版，往往可以成为各个类别中的“畅销书”。以《黄帝内经》的出版为例，该书一经出版即为养生人士所追捧，一度成为“养生宝典”，其销量也位列前茅。古籍出版能够成为畅销书，其一方面由古籍之吸引力而决定，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传统文化的出版诉求。

2　传统文化对图书出版的意义

对于传统文化出版之重要性，学界已就此问题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古籍图书之出版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其对出版业之发展亦具有积极意义：

21丰富图书出版之内容

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对图书出版之发展的积极意义首先体现在其可以丰富图书出版的内容。应该说，当前我国文化行业是较为繁荣的，各种文化作品层出不穷，其内容也基本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卫生等方面，然而，当前文化行业也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形，好的作品并不多，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版业即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大量出版发行古代书籍。古代书籍的出版丰富了图书出版的内容，许多传统元素得以通过出版业而投放到市场中，因此亦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22提升图书出版之品味和价值

传统文化的出版不仅丰富了图书出版的内容，亦提升了图书出版的品味和价值。具体而言，就图书出版之品味而言，我国劳动人们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创造了优秀的文化。写就了诸多史诗般的著作。如《红楼梦》，《水浒传》以及一些唐诗，宋词达到了世界文学史的高峰，其具有高雅的文化格调。笔者从事图书编辑工作数十年，参与编辑过多部古典图书的出版工作，深深体会古代文化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如《孙子兵法详解》、《三十六计详解》，《诸葛亮兵法详解》等书，将古代兵法运用到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在图书市场也是常销书籍。

因此，现代出版业对这些图书的出版是有利于提高图书出版之品味的。就图书出版之价值而言，古代书籍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辉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成果以纸质的形式流传下来。而古代书籍出版则是传承传统文化成果的重要形式，从这个角度而言，古籍的出版有利于使图书出版具备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因而可以提升图书出版之价值。

3　传统文化对图书出版之意义的实现

由于传统文化之出版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丰富图书出版之内容，提升图书出版之品味和价值，因此我国应当建立起完善的机制，促使传统文化对图书出版之意义能够得到完全的实现。

31鼓励古典书籍的出版

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古典书籍出版之重要性，中共中央在其下发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基于此，我国政府应当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鼓励古典书籍的出版。就其财政手段而言，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付对出版古籍的出版社予以补助：就税收手段而言，政府可以对流通中的古籍减免税赋。通过这两种形式，古籍出版将会得到鼓励。

32创新出版形式

出版界应当创新古籍出版的形式。具体而言，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就文化传播而言，网络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电子图书的出现即实现了无纸化的图书出版。笔者认为，我国出版界应当抢抓互联网兴起的机遇，创新古籍出版的形式，将古籍转化为电子书籍而予以出版，进而提高出版的效率及其经济效益。

33创新版权保护机制

就古籍而言，其产生于古代。往往过了著作权保护期，因而古籍的出版有可能不能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这种情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出版人的出版热情。因此，我国应当创新古籍著作权保护机制。具体而言，著作权法应当规定，对于那些在内容编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需要出版人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出版古籍，则应当认定出版对其编排和创新享有知识产权，他人不得依其编排版式，出版样式进行再版，否则认定其构成侵权。通过对著作权进行保护是可以提升古籍出版之积极性的。

因此，我国应当保护创新古籍出版形式和古籍著作权保护，鼓励古籍的出版。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弘扬我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使之古为今用。

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简称辑佚。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辑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辑佚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书尚存，但有短缺，从其他记载中辑录补充；二是原书已佚，而在他书中尚有全书或片段保存，可据以钩沉重现或辑录复原。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到天灾人祸以及书籍本身的内容质量、传播方式、载体性能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国西汉所编《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用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加以核对，已经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后各代书籍亡佚失传的情况与此相类，为了保存文献，充实史料，辑佚工作便应运而生。

中国较早从事辑佚工作的是宋代的黄伯思（～1118）和王应麟（1223～1296）。黄伯思曾从马总《意林》及李善注鲍照《舞鹤赋》中辑出已佚的《相鹤经》。王应麟则有感于《易》学独传王弼，《尚书》只存《伪孔传》，便从群书中辑出有关郑玄《易注》、《书注》的资料编成《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他又感到四家之《诗》只有《毛传》流传，便从群书中采集有关其他三家诗说的资料，编成《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写有一篇《 书有名亡实不亡说》，是最早提倡和研究辑佚理论与方法的文献，标志着辑佚学的发端。明代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补充了郑樵的观点。辑佚在清代最为兴盛，成为专门的学术事业。有专辑某学科著作的，如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30卷，辑存了唐代以前的群经训诂；有专辑某书注解的，如臧庸的《尔雅汉注》3卷，辑存了汉代各家注释《尔雅》的文字；有专辑某人著述的，如袁钧的《郑玄佚书》79卷，辑存了郑玄的一些著作。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 385种，4946卷。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大规模辑集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佚书的宏举，如马国翰辑成经部书444种，史部书8种，子部书 178种共630种，印成《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辑成“经解”86种，“道纬”56种，“子史钩沉”74种，印成《汉字堂丛书》 （又名《黄氏逸书考》）。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广泛收集唐代以前的文章，共得3519名作者的文献746卷，分 15集印行。清代的辑佚实践大大丰富了古籍的品类和种数。尽管如此，辑佚工作仍需要开展，不仅原有的古籍可以继续作为辑佚的对象，古文献的不断出土和发现也为辑佚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开展辑佚工作需要根据目录著作了解古书的存佚残缺，需要通过辨伪来考证辑录文献的真假是非，需要通过版本和校勘来审订所辑字句的异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辨伪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多方面的知识。用以辑佚的资源很多，主要有类书、总集、方志、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献等。刘咸炘在《辑佚书纠缪》中提出辑佚中“漏、滥、误、陋”四大弊端：辑录而不遍检全书称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称为滥；不审时代，据误本、俗本称为误；不辨体例，不考源流称为陋。可见，辑佚工作需要有广博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

古籍既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同胞的集体记忆。中华古籍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