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助于鉴定的其他旁证

印章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批校题跋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文献资料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网上资料良莠不齐，真实程度的确很难说。

不过的确有正史记载了很多我们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

《安士全书》第三部分，《欲海回狂》最后的章节有很多古代资料的引证。

《欲海回狂》节选

现存的《二十一史》中，所记载的三世轮回的事例也是数不胜数。别的不用多说，仅就众所周知的事情略举一二：

如羊祜前身是邻居李氏家的儿子，见《晋书羊祜传》。梁元帝前身是一位眇目僧，见《南史梁本纪下》。刘氏女前身是李庶，见《北史李谐传》。刘沆前身是唐代宰相牛僧孺，见《宋史刘沆传》。范祖禹前身是东汉大将军邓禹，见《宋史范祖禹传》。郭祥正前身是唐代诗人李白，见《宋史郭祥正传》。夏原吉前身为屈原，见《皇明通纪》。类似记载不胜枚举。

关于天仙星宿降生人间的事例，如天帝子降生为齐高祖萧道成，见《南齐书祥瑞志》。神人降生投胎为唐代宗，见《新唐书章敬皇后传》。来和天尊降生为宋真宗，见《宋史杨砺传》。南岳真人降生为虞伯生，见《元史虞集传》。文昌星降生为吕仲实，见《元史吕思诚传》。这些在史书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考证。

还有死后多日复活，有几年后复活，有讲述阴间的事情出奇灵验，略举数则：如长沙人桓某，武陵女子李娥，见《后汉书五行志》。干宝父亲墓中殉葬的婢女，见《晋书干宝传》。魏明帝时墓内女子，吴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晋惠帝时杜锡的婢女，晋安帝时东阳黄氏家的女婴，见《宋书五行志》。南宋淳熙十三年的行都人，见《宋史五行志》。一一可以查考。

至于男子活着变为动物的事例，如公牛哀变为虎，见《后汉书张衡列传》，详见《淮南子俶真训》。隋开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为猛兽，见《隋书五行志》。南宋乾道五年，衡湘间有人变为虎，见《宋史五行志》。等等。

女人活着变为动物的事例，如东汉灵帝时，江夏黄氏的母亲变为鼋，见《后汉书五行志》。魏文帝时，清河宋士宗的母亲变成鳖，见《宋书五行志》。等等。

隔世仍作夫妻的事例，如晋惠帝时梁国女子，见《宋书五行志》。南宋末年王姓男子的妻子梁氏，见《宋史列女传》。以上这些都是史书中特别明显的案例。

更有天女生下北魏始祖，见《魏书序纪》。韩擒去世后作冥府的阎罗王，见《隋书韩擒传》）。辛彦之于潞州城内建造两座十五层的佛塔，以此功德生于天宫，见《隋书辛彦之传》。庾彦宝念佛诵经，往生弥陀净土，见《梁书庾诜传》。王宾重修古寺，掘地挖得前世之碑，见《宋史王宾传》。北魏京兆王太兴，设散生斋供养众僧，感得神僧赴会，见《北史景穆十二王传》。徐孝克临终正坐念佛，异香满室，见《陈书徐孝克传》。陆法和临终坐化，棺敛时身体缩小为三尺左右，北齐文宣帝令开棺查验，只是空棺而已，见《北史陆法和传》。卢景裕在晋阳狱中至心诵经，身上枷锁自然脱落，见《北史卢景裕传》。张孝始设斋请僧礼诵《药师经》，祖父的眼睛因此复明，见《北史张元传》。如上所举事例，都是名儒史官的真实记录，岂是无稽之谈？

天地之外，奇事固多。六合之内，异闻不少。今天人们不过生活在天地间一个偏远的角落，见到的无非都是庸碌之人，读过的不过只是世俗之书。长大后情窦初开，就要忙着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儿女们尚未婚嫁，便已经夕阳斜照，暮年将至。也难怪生不知来，死不知去，日日在轮回之中，却不信有因果轮回的道理，真是太可悲了！

铜器的作伪与鉴定

　　青铜器收藏是我国传统收藏中的一个大项，虽说国之重器大都在国家馆藏之列，但民用青铜器锅、盆以及素鼎和戈、剑之类的收藏者不少，带钩、先秦钱币等从材质上也属于青铜大类。

　　青铜器辨伪的方法

　　青铜器收藏是我国传统收藏中的一个大项，虽说国之重器大都在国家馆藏之列，但民用青铜器锅、盆以及素鼎和戈、剑之类的收藏者不少，带钩、先秦钱币等从材质上也属于青铜大类。

　　困扰收藏者的主要问题是辨伪，当前这方面的书籍文章不少，但大都文字冗长，读后难得要领，不便操作现根据个人经验，且支几招，仅供参考。

　　第一招 闻味、手搓

　　真正的千年古铜无论传世或出土品，均无刺鼻的酸、臭、呛等异味，出土生坑品稍带土腥味，但因千年以上的时间，土层与铜器的氧化物已牢结一体，青铜本身和锈蚀的气息已被基本吸收如仔细闻辨似乎有一种接近甜味的感觉过去的老古董商有的用舌舔，此法看来不会被讲卫生的今人所取其实更好的办法，是用手在器物上反复快速搓磨，待搓得指头发热时，再闻手上的气味，老东西有陈旧器物那种类似发霉的甜味，新货则有酸、呛之气。

　　第二招 看锈色

　　（1）疙瘩锈可疑：疙瘩锈色深浅不一，成较均匀的小块状，布于器物之某一部位，虽不能将有疙瘩锈的器物一概视为赝品，但作伪者用涂料、油漆和乳胶所作的假锈，多呈此状。

　　（2）粉绿色锈可疑：粉绿色锈多为浮锈，除特殊环境如土层潮湿、过分接近地表等原因，少数真器有此情况外，一般粉锈多半为急于求成的作伪者用酸、碱腐蚀而成有的真器，出土后保管条件不好，染上有害锈也偶尔呈粉绿色，但购藏青铜器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以防上当。

　　（3）单一锈色可疑：一件历经千年标准的青铜器，其包浆锈色应当层次丰富，斑斓可人正像宋元时期的古画一样，除了总的基调色彩因陈旧显得单一外，观其细部色彩也是各有千秋，其感觉是和谐而不单调，多彩而不刺目，就是一枚小小的秦汉时期的青铜带钩，也可体现出这种特色凡锈色过分单一，缺乏变化与对比通体硬绿锈者，一般都是“速成“赝品，不可取也。

　　再一招 辨声

　　（1）伪器敲击声亮而有转音（转音即频率较高而较悠长向上），真器声音较低沈短促。

　　（2）破音可疑：有的作伪者为了模仿真器的“哑音“，有意将器物弄出裂痕，这样做虽然消除了亮音，但却呈现出破裂之音。

　　又一招 细察材质

　　作伪者为省事，常用新铜（黄铜）制作赝品，选好后涂以假锈色包浆，或腐蚀后埋入地下，使人看不出器物材质购藏者用20倍以上放大镜，通体仔细观察，如发现有**晶体状亮点，即可能为新铜所造。

　　铜器的作伪:

　　第一，器物整体均伪。作伪者利用真铜器翻模铸造新器，或以某件器物的图形为蓝本，来作伪器。如旧时常仿《博古图》上的鸟兽尊。这些伪器作好后，先埋于地下，使其生锈，二三年后再取出。

　　第二，器物是拼凑改造的，即过去古董商人称的“捣撤货“。拼凑器基本上可分成两种情况，其一，是器物的每一部分都是古代残器，而将残器重新配合在一起，使成为一件完整的铜器。例如甑的下部配以鼎，以成甗，这与甑下应是鬲则大相径庭；其二，由真器的残体和伪作的一部分相陪，成为一件完整器物。例如利用缺三足的鼎体，下面再配以校和圈足，使成为豆。以上伪作情况，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拼凑之器。还有一种情况，是在真器内嵌入别的的真器的真铭，使之成为有铭器。这里需要谈一个问题，即在出土或传世的铜器中，常有这种情况，即器物整体颜色不一致。如湖南前些年出土的戈卣，提梁与器身不同，在传世的铜器中也见有这种情况，因此亦不能绝对认为，一件器物的某一部分与其它部分铜色不同就一定是拼凑器。

　　第三，旧时一些铜器在出土后，破损残缺严重，作伪者利用其技能，将破损器进行修补，使成为一件完整器，并作假地子和假锈，如有花纹并补配花纹等。对于这种修补器，应辩明哪部分是原器残件，哪部分是后补的。

　　第四，器物与铭文皆伪，或器真铭伪，或器伪铭真，也有的是真器上已有铭文，作伪者画蛇添足，再添补铭文。铭文的辩伪很重要，铜器伪铭的选材和制作情况也较多样，有的是依据古籍著录的拓本内容为蓝本，刻在真器或新铸的铜器上，有的伪作铭文是利用真铭的一部分铭文，与古籍记载的铭文相拼凑，例如现存英国的晋侯盘，铭辞主要取材于散氏盘铭、石古铭，以及《尚书》、《左传》的词语。

　　第五，器真，花纹是后刻的，或在真器残存的一部分花纹上再增添假花纹。

　　第六，铜器辩伪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某一件铜器上，器物、花纹、铭文的真伪共存，这就需要逐一地认真进行辩伪，切不可只顾一点，而忘记其余。

　　以上简略地将伪作铜器制作的一些情况进行了归纳，下面再谈一下铜器辩伪的主要方法与依据。

　　第一，掌握先秦以至两汉青铜器的铸造、种类、造型、花纹、铭文等一些基本知识，了解青铜器的发展演变规律，是辨别青铜器真伪的基础。

　　第二，在辩伪工作中，对铜器的第与锈的辨别是很重要的一环。由于先秦两汉的青铜器年代久远，各时期各地铸造的铜器铜质不同，入土或入水的地区土质不同，铜器表层形成了不同颜色的地（皮色）和锈。无论是第还是锈都在一二十种以上，主要有绿、蓝、黄、白、红、黑等等。真器由于制作年代久远，形成的地子一般是发光亮的，而伪作的假地子则发暗。在铜锈上，真锈由于时间久远，锈块结实坚硬，锈不是浮在铜器表面，而是渗透到了内部，假锈是浮在铜器表面，锈块较软，弄下来易搓成粉末状，又因是假锈，锈一下来，就会露出新锈。

　　第三，在伪造技术上，伪造的铜器外形没有真器那么有生气。假花、假铭也没有真器雄伟浑厚的气韵。真器花纹一般层次分明而平整，而伪花则软而凸散，且没有铸造真花时常出现的铸瘤。真铭文，商周时代一般为铸字，字体匀整，深浅如一；而伪铭则有刀凿痕，字体呆板无神韵。在真器上补刻的伪铭，常有将铭文刻在垫片上，这就大露破绽。在真器上补刻伪铭时也常将器物的锈斑与氧化层破坏，字口内光亮干净，辩者常可一目了然。

　　第四，真器在一件器物上所表现出的造型、花纹、铭文等方面风格是一致的，而伪器在一件器物上常常出现风格矛盾，这就特别需要加以注意。比如在汉代铜器上补刻商周文字，对青铜器稍有常识的人都可辨别出。 第五，在铜器辩伪上要多利用考古发掘品和专家们公认的器物进行对照，又增强可靠性。

文/江寒园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司马迁所作。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之同州韩城县。

两汉时并未有“史记”之名，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司马迁为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自序有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就是说我本有救世之志，但如果只是干巴巴的讲道理，你们看了也没多大印象，倒不如借诸多人物史实说个历史故事，之后再抒发议论，这样你们便能更加深刻的体悟到这些兴亡治乱的道理了。

所以其著书的最大目的，也就是借这史事为手段，而抒发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这其实和《春秋》之旨趣相同——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但其中实在有很多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

司马迁也私下将其所作《史记》自作《春秋》。在其《自序》中有言“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注：汉武帝获麟在元授元年冬十月，即公元前122年），而孔子作《春秋》，也是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为之。

刚才虽说司马迁借诸多列传而抒发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不能说《史记》就毫无历史价值了。古代史官大都世袭，积攒了不少史料，司马迁早年足迹几遍至天下。所述秦汉间事，因年代相差不远，更是有幸亲自听当地老人谈及古事，是以其史料之真实性应有一定保证。且其《自序》有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可见司马迁是很有职业情操的，只是“整齐其世传”，而并非凭空创作。

除此之外，《史记》开创了以个人列传而入史的先例，《史记》凡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其余都是个人传记，这不仅是在中国，即使是在外国史及过去的古籍中也没有过这种体例。

另外，以前的史书要么是一件事情的关系文书（尚书），要么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像《国语》、《战国策》）要么是一个时代的记载（春秋、左传）。而《史记》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永久相续的（梁启超语）。《史记》实际上是整个中国通史的第一个开创造，而班固以下，基本就都是断代史，跟不上司马迁的精神了。

第三、《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本纪及世家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

列传则以人为主体，贯彻历史及其时代风貌精神；

八书则描写自然现象及社会制度，与列传当中“人的历史”相互协调

十表仿效《周谱》，表法确立好后，各个事件的脉络也都清楚了。

《史记》以这四个部分而成书，互相调和，脉络交织，体例谨严，共筑成一个总的整体。其影响力可谓笼罩千古，后世作史者，虽有增减，但总的体例组织概莫能出。

四、《史记》虽然说是史，但仅就文学来看，依然有很大的价值。其叙列扼要美妙。后世列传，多藉史以传人，而《史记》之列传，唯藉人以明史，所以和社会没太多关系的、对历史进程没多少影响的这些，滥竽的也少。

另一方面，《史记》也有颇多后人误入补续之作。读史时需对其加以甄别剖析，还太史公以本来面目。

首先，《史记》就不一定是全本，就像《红楼梦》等很多名著都有后人续作，《汉书·司马迁传》说:“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说：“十篇缺焉”。但现存《史记》一百三十篇具足，不亦怪哉？

而且前面说过，太史公《自序》说，史记也就写到武帝获麟为止，这个时候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然而《史记》中记载元狩元年以后事甚多。

但是这个年限并非铁证，另还有“讫太初说”“讫天汉说”“讫武帝末说”，后两者是后人所附加，且不必理会。但第一个也是出自《太史公自序》，不过是在序言后的一小段字。太史公以史记自比春秋，衡以情理，应该以武帝西狩获麟为止，但太初、天汉间，太史公也还在世（天汉元年，太史公才46岁，其卒年据考证应该和武帝相仿佛，大约58，59左右），如果记录下这时候的事，也可以理解。但在公元前88年之后（也就是太史公卒后），《史记》中所述之事，绝非子长亲笔，必为后人补续伪窜。

严格甄别的话，还是应该以元狩元年为分界点。即使稍微放宽一点，也最多到太初末年。这之后的，必是后人附会（有褚少孙之补作、有刘歆等故意窜乱）。

比较明显的如《滑稽列传》、《田叔列传》、《张丞相》传篇末皆有“褚先生曰”

全篇皆伪的，已经考证出来的有《武帝记》、《日者传》、《龟策传》

而刘歆故意窜乱的，要分辨出来难度比较大。

据此，诸君读史时，必得对其加以甄别，还太史公以真面目。

但是除此之外，如《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信陵君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皆是千古名篇。如班固所言史公之“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史相衬，良史之才”。

作者姓名不可靠

在传统的文献学家眼中，古人有很多制造伪书的动机，例如某人对自己的著作没有信心，要借助古人的大名来壮声势；又例如某人在与别人进行学术论争时，为了要胜过对方，于是假托古人之名伪撰图书，或是直接窜改古书，再利用这部书来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而伪书的特征则主要有两点：一、作者姓名不可靠。例如说某部古书标明由某人所作，但从书的内容看，这个人不可能是作者。二、著作年代不可靠。例如说某部古书号称作于某时，但书中记载的事物只出现于较后的时代，这部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是不真实的。传统的文献学家也把这类古书划为伪书。而清代的学者，更归纳出许多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好象根据书的来历是否明确、书的流传过程是否清晰、不同时代的书籍目录记录某书的卷数是否一致等，作为判别古书真伪的标准。有了这些严格的准则，很多“身世不明”或“品质不纯”的古书，便也难逃学人的法眼。清末的著名大臣张之洞即曾说过：“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

身世不明品质不纯

《孔子家语》这部古籍，是中国图书史上其中一部最著名、也最受人关注的“伪书”。在古代，经、史、子、集这四个古书大类，一直以经部的书籍最受古代学人重视，因为这些经典都跟孔子有关：有的曾经由孔子亲自整理、作为教导学生的教材，有的记载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言论和事迹，有的则阐释孔子或后世儒家学派的思想学说。《孔子家语》所记载的，正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说话和故事。我们知道，位列《十三经》的《论语》，就是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言行记录；而由于内容相类，《孔子家语》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被归入《六艺略》的“论语”类。不过，因为《孔子家语》在汉代曾经一度失传，当汉末的经学大师王肃，声称自己从孔子的后人孔猛那里获得这部古籍，并为它作了批注时，它的来历便开始遭到世人质疑。此外，《孔子家语》的大部分内容，又跟若干先秦和汉代古籍记载的孔子事迹大致相同。符合了“身世不明”和“品质不纯”这两大条件，到了宋代，《孔子家语》便被明确挂上了“伪书”的卷标，它在史志目录的地位，也由“经部”下降至“子部”。

湖北男子查古籍找到古墓群后进行盗墓，其实类似的盗墓案件还有许多，山西省最高院就发布了三起典型的盗墓案例，分别破坏了古文化遗址，盗掘汉代古墓以及疯狂挖掘古墓葬。

湖北的这名男子可以说是十分厉害的，49岁的他整日游手好闲，于是在网上购买了金属探测仪来勘测地下的金属物质，谁知道某一天他竟然发现金属探测仪显示某个地方存在疑似古墓，于是他回去之后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且四处进行打听。最终锁定了周边三处古墓群，但是他知道如果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进行挖掘的话，肯定会被警方抓获的，于是他以承包土地种植农作物打掩护，勾结挖掘机司机以及包工头一起挖掘古墓，最终成立了一个七人小队对古墓进行盗窃，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被公安机关给抓捕归案，类似的盗墓案件还有许多。

湖北男子查阅古书定位古墓群进行盗窃，以种植农作物打掩护但最终还是被抓获，类似的案件还有许多，赵某某就因为破坏古文化遗址被抓捕。

时间回到2020年9月4号，赵某某带领着五人小队在小白乡的某个遗址进行盗墓。接到群众举报之后关机关，先后将这五人全部抓获，涉案的地点其实是政府已经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白燕遗址，按照法律这四个人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被判处了四年的游戏徒刑，并且一共处罚金1万块钱。关于盗墓的类似案件还有李某盗掘汉代古墓以及吕某疯狂挖掘古墓群。

其实盗墓的性质都差不多，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且他们的共同目标就只有一个，将古墓当中的文物**出来进行转卖换取钱财，**古墓不仅破坏了国家文化遗址，还对里边的文物造成了破坏，在法律上面是严厉惩戒的。盗墓是违法犯罪行为，当我们发现有人盗墓，一定要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因为保护国家文物人人有责。

前人考辨古籍真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项：

①利用各种书目和提要，从文献的流传线索上去发现问题和寻找区别真伪的佐证。对文献的真伪产生疑问，是辨伪工作的起点，而这些疑问有很大部分是从流传上发现和提出的。至于区别真伪的佐证，更离不开查考作者生平和从目录学、版本学角度对文献形成、流传过程的考察。

②根据其他文献对一书的引证来核实该书真伪。任何一部真实存在的文献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流传过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内容的踪迹，特别是当时能见到这部书的人对它的引证，这些资料可以作为鉴别真伪的有力佐证。例如当发现“后人谓某书出现某时，而彼时人未见此书”，或“甲书未佚之前，乙书有引用，而甲书今本无乙书所引之文”(以上梁启超语)，则可基本断定此书系出于伪造。

③从文献的内容和文体上鉴别其是否与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从作品所表现的史实、学术思想、文体、文法、语言文字(包括特定时代的方言)以及称谓、提法等方面去寻找佐证。如书中引及了后代的史事和学说，出现了与特定时代环境不符的语言现象，则至少可确定其书在著作年代上存在问题。前人对《列子》真伪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一方法。为了更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还要求人们对古书的著作体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献，有其独特体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增补才定型的。这和严格意义上的伪书有所区别，张心说：“大抵战国及战国以后之伪书，由于后人之伪造者居多,其过多在作伪者;战国及战国以前之伪书，有由于读者之误会，其过或在于读者，此又辨伪者所宜知也”(《伪书通考·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