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避讳”，指的是古人在言谈和书写时要避免君父尊亲的名字，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避讳起源于周朝，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避讳制度日趋完备。

一、避讳的种类：中国古代避讳主要有三种：“国讳”、“家讳”和“圣讳”三种。

“国讳”主要是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有的朝代延伸至避讳皇帝的姓、字、生肖以及陵名等等。封建帝王出于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要求其统治下的臣民都必须遵守“国讳”，一旦犯讳，就是“大逆不道”，将受到严厉处罚。如，为了避讳汉文帝刘恒的“恒”，春秋时的田恒被改为田常，北岳恒山被改为“常山”，当然后又改了回来；为避讳汉景帝刘启的“启”，古都启封改为“开封”，倒是沿用至今。因为唐太宗叫李世民，观世音菩萨也被迫改名为“观音菩萨”。

“家讳”指避讳父祖之名，仅限于亲属内部，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精神。诗鬼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避讳“晋”，李贺终身没有参加科举进士考试，虽少年英发，才华横溢，却终不得志，郁郁寡欢，27岁就英年早逝。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成了千古名句，后来有人将其作为对联，来征集求对下联，直到北宋才被大文学家石延年对出了下联：月如无恨月长圆。当然，这是后话。

李贺死后，韩愈很是惋惜，义愤之中写下了《讳辩》一文。文中说，因父亲名为“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科考，如果父亲名为“人肃”，难道儿子终身不能为人？

因“家讳”也闹出了许多笑话。宋时有个大臣名“良臣”，其子在读《孟子》中的“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时，改作“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

“圣讳”多数情况下指避孔子的名讳“丘”。如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广东蕉岭) 。因在清雍正年间，不少"丘姓"者因避讳孔子之名，改成了现在常见的"邱姓"，故丘逢甲宗族姓"丘"或"邱"者皆有。丘逢甲先生后来主修家谱，又改“邱”为“丘”。

另外，还存在一种“宪讳”，是古代官场下级官员为了巴结讨好上司，主动避长官的名讳。如：五代时期的著名宰相冯道，字可道，被称为“十朝元老”，据考证实际为十三朝元老。他的门客在给他讲《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时，只能读作“不敢讲可不敢讲，非常不敢讲”。

二、避讳的方法。对于封建社会避讳，往往有以下几种方法进行应付：

“改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改用音近或义同的字来代替。如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将序改作“叙”。唐祖讳虎，故凡称“虎”的地方均改作“武”或“猛兽”。还如前所述的“恒”改“常”，“启”改“开”。

“空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书，或作“口”，或作“某”，或直书“讳”，如唐人撰《隋书》时，因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王世充”为“王 充”。

“缺笔法”。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如将孔子的名讳“丘”缺笔作“ 斤 ”。此外，还一种在口语中避正呼的避讳法。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如讳字属入声，则在口语中不可出现此音，而其他三声仍可照念，但有时也会出现因避一字而四声皆讳的情况。

避讳作为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之一，目的为了强化国人尊祖敬宗的意识，但是在具体过程中，造成许多麻烦和文化史集的混乱。后来的皇室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起名时故意用一些生僻字，以减少平时老百姓交流过程中的麻烦。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讳”指的是帝王、“圣人”、长官及尊者的名字，平时用到这些字必须设法避开或改写，叫“避讳”。有“国讳”、“家讳”、“圣人讳”三种。避讳方法大致有四种：a．改字法，如唐改“钱唐”为“钱塘”；b．空字法，(例略)； C．缺字法，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例略)；d．在口语中称呼别人的读音避讳法，如林黛玉把其母贾敏的“敏”读作“密”。

你知道邱姓是怎么来的吗？邱姓在清代以前为丘，雍正皇帝为笼络人心，颁诏“尊师重道”，认为丘姓犯了孔丘圣讳，一律改为带耳旁的邱。这就是文字讳中的一种，叫圣讳。

避讳圣人的姓名，叫圣讳。宋代，朝廷规定为圣人避讳。圣人名册除始祖黄帝外，还包括孔子、孟子，老子，周公。凡地名、人名都不能有圣人的名和字。从宋代到清代，保持有则必纠的强制性措施和习惯。

避讳皇帝的姓名，叫国讳。秦代，已经有了法律性质的避讳制度-国讳。规定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讳，前代年号讳，帝后谥号讳，陵墓及帝王生肖讳。宋朝还专门制定了《礼部韵略》，详细规定了需要避讳皇帝的字，总共是325个，其中宋高宗赵构的“构”字需要避讳的最多，达55个。

不避讳会怎么样呢？比如，唐代为避讳皇族李姓，鲤鱼被尊称为“赤鲟公”。禁止捕鲤鱼，凡不放生或出售者打60大板；为避讳唐高祖李渊，将晋朝《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改成了“陶泉明”。武则天称帝后造新字给自己取名为“曌”，则是一种智慧，喻示日月当空，普照大地，又没有任何犯忌。

又比如，乾隆年间江西举人王锡侯为弥补《康熙字典》不足，自费编撰《字贯》一书。谁知书中对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没有避讳，被皇帝下令满门抄斩。

再比如，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大肆实行避讳，下令将元宵改为“汤圆”，就怕“袁消”。还下令将煤铺的“元煤”商号字样涂掉，就担心“袁没”。

在封建社会，不仅有圣讳、国讳，还有官讳、家讳、恶人讳。文字忌讳带有封建社会的敬畏色彩，其伦理道德一定程度得到封建礼法的承认，受法律保护。有的在封建礼法上有规定，有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官场上、民间上自行避其名讳。

在墓碑上，我们常常见到为回避父祖、长辈的名字而以讳字相称，这是保留下来的家讳，在于敬祖。如今我们不再有“入门而问讳”的礼仪套路，但总还有一份尊重和敬畏。

人该有所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就是敬，畏天命，就是尊重宗教信仰或宗教哲学，于心中自觉行善避恶；畏大人，就是敬畏父母、长辈和有道德学问之人。畏圣人之言，就是要学思践悟，怕违背圣人的教诲。

在古代，中华文化圈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避讳。这指的是必须回避君主、尊长的“名讳”的一种要求，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主尊长的名讳一律要回避，可以用其他字代换，或是刻意将该字缺笔；取名时，不能取他们的名讳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则，可能触犯大不敬之罪。

现代人看来这是莫名其妙，但是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是很严明的，为了维护上级的权威，这个规矩还是立起来了，但是，维护等级制度按理说有很多方式，怎么会出现“避讳”这么一种怪异的规则呢。

至今，中国人仍然极不习惯直接叫尊长的名字，认为这不礼貌。

其实，大家也不要太奇怪，虽然现在已经不存在成体系的“避讳”规则了，但事实上“避讳”这一习俗至今仍对整个东亚社会有一定影响，有吗？有的，虽然文字上的禁忌现在不多了，但是至今东亚人还是认为直呼长辈的名字为不敬，所以会特别注意亲属称谓，起名的时候，有些人也会尽量不取同父辈或祖辈同名或同音的字作为名字，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还规定了：与三亲等以内直系尊亲属名字完全相同者，得以申请改名及消极资格法源。

关于“避讳”这种规则起源于何时，观点不一，有周代说（最传统观点）、秦代说、汉代说甚至先秦说等各种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习俗出现是非常古老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习俗，这很可能和是源于远古时期人类的禁忌，法国学者列维一不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说“原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成是某种具体的、实在的和常常是神圣的东西。”这不仅是出现在中土，其实世界各地的原始部族一开始都有类似习俗。然而在中国，“避讳”竟发展成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化体系。

一开始，“避讳”的方氏只是改字、改称呼，后来逐渐发展到改音、标讳、缺笔、析字、空字等各种方法。周代在《尚书·金滕》记载的唯一避讳实例中，是将所避之字改为“某”。秦汉时期，改字仍然是避讳的主要方式，而且，从古至今的各种“避讳”手段，有些至今都对汉语产生了重大影响。

“缺笔”的例子，这是避康熙皇帝的名讳

到了汉代，避讳的方法就更多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对于汉代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五帝的名字—秀、庄、坦、肇、枯五字皆不书,只标曰“上讳”，亦不作任何说解；而且避讳方式还出现了变体，就是在字上面加减笔画，这种情况导致有些汉字有很多写法。

大家看汉代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很多皇帝名字都是单字，甚至是有双字名都要改成单字，比如汉昭帝初名“弗陵”，汉宣帝初名“病已”，初名“箕子”，但后来都分别改成了单名“弗”“询”和“衎”。这其实就是为了方便百姓，因为如果皇帝起两个字的名，老百姓避讳就更麻烦了，

而且这些皇帝不仅起单字名，还特意用一些生僻的怪字，方便百姓。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近百姓多上书触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

三国时期，魏朝出现以“讳”代避讳之字，比如《三国志魏书·后妃传》，甄后曰“讳等自随夫人，我当何忧”，这里的讳字其实就是避魏明帝曹叡的讳，原文就是这么写的，但现代出版的书一般都会在“讳”后加个括号，把“叡”字补进去。

再到后来，避讳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缺笔的，有空字的甚至把一个字拆成两个的，唐高宗显庆五年正月诏曰：“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连皇帝都亲自干预此事，所谓缺笔，就是将避讳的字缺写尾一笔，比如《于志宁碑》中“世武”把唐太宗的名字李世民中的“世”少写一划，作“卅武”，宋朝还出现了将避讳之字覆以黄纸的办法。

但是，大家知道，有字不能用毕竟是很不方便的事情，所以就要折中，明代有请人填讳之法，就是碰到需要避讳的情况（比如写的字和自己父母名字一样），这个字自己不写，请别人帮忙写。

现在看来，这种事情真的是莫名其妙，真的是难为这些古人了。

其实，历朝历代避讳的程度也不一样，周朝时避讳情况较为宽松，只有完全相同的字才要避讳，同音或近音字大致上不用。周秦之变后，大一统局面形成，避讳开始形成比较严密的体系，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当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都需要避讳，发展到了唐朝，有一个字相同甚至是同音，也必须回避了。

因避讳而无法正常科举的倒霉蛋——大才子李贺

对了，唐朝出现一个著名的倒霉蛋，诗鬼李贺，此人父亲叫“晋肃”，有个“晋”字，所以他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其实也没有规定他不能考，但很多人嫉妒他的才华，以此为由阻止他参加科举考试，这种舆论压力搞得李贺很苦恼，也给了朝堂很大压力），这气得韩愈写了《讳辩》驳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能为人乎！”，不过没用，李贺还是落榜了，后面再也没去科举。

而且除了文字外，还有其它怪异的避讳，比如唐朝避讳李姓，禁食鲤鱼，抓到鲤鱼必须放掉，贩卖鲤鱼责打60杖。

到了宋代，讳法大兴，需要避讳的字数量急剧增多，元朝因为相对特殊，蒙古人不太讲究这个，所以官方层面的避讳比较特殊，即使是忽必烈行汉法之后，曾下令避讳，但终元一代讳法不严，明朝也相对好一些，规矩是二字之名在用到其中某一字时不避讳，音近而有称名之嫌，亦不需避讳（其实本来就不需要避偏讳，但宋朝规定很严，两字名也要避讳）；这其实可以理解：发展到明朝，人口数量太多了，要是都避讳那实在是麻烦。清代，满人早期亦不避讳，后来汉化加深，从玄烨开始，才跟着汉人那样有了避讳之事，而且避讳的程度比明朝又加深了很多。

太平天国避讳也很严格，大家看上图的湖北省府“武玱”，这就是避北王韦昌辉的名讳

关于“避讳”规则的发展，总体有这么一个规律，首先是避讳的对象要增加，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君主；但后来，君主的父亲，皇后的名字，甚至扩大到曾祖，宋代更是登峰造极，宋统治者追讳先祖至远祖，还有什么孔子的名字也是忌讳，所谓“圣人讳”（这个统治者很喜欢，所以一直延续到清朝），宋代讳法大兴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除了中国，古代中华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越南也一样，上图是阮朝年间《大南实录》中的避讳举例

宋代《容斋三笔•十一》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

看来，宋朝的读书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写个字都小心翼翼。

当然，你规矩这么严，自然也要成文，要不然不就乱了套，所以宋朝在《庆元条法事类》、《淳熙重修文书式》、《绍熙重修文书令》等书中将改避讳的字都罗列出来了，不服从呢？当然，刑法（《宋刑统》）规定好了。

明清也是一样，关于避讳有相关法律规定的。

不过，避讳有时候会很麻烦，所以也有例外，清代入关后第一任皇帝名汉名福临（顺治），当时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诏曰：“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这一方面是一种缓和民族矛盾的举措，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福”字太广了，要避讳实在是麻烦。

其实本来两个名字是可以不用避讳的，《礼记．曲礼上》就指出：“二名不偏讳”，就是说对尊长的双字名，不可两字同说，但两字分说可以不避，因为要不然确实麻烦，但具体实行的时候，还是经常会避讳的，毕竟这个东西，从严不从宽嘛，大家都怕给自己找麻烦。而宋代之后，这个规定更严格了，基本还是要避讳，比过明朝除外，管的比较宽，故亲王可与皇帝共用字辈。但清朝又严格了，皇帝一等级，兄弟们都改名，比如雍正名胤禛，他当上皇帝，兄弟们的名字中表示字辈的“胤”全改成了“允”，和他关系极好的十三弟胤祥除外，他死后雍正特别下旨将“允”字变回“胤”字，于是胤祥成为雍正朝唯一位最终得以在名字中保留“胤”字的皇帝兄弟。不过乾隆朝又不一样，乾隆前期宽松，没有要求他的兄弟们改名字；乾隆之后的皇帝为了方便，自己改名字，比如道光帝，名字由绵宁改为旻宁，免众兄弟避讳，这还算是厚道。

十三皇子胤祥

避讳造成了什么影响吗？其实至今汉语中很多情况都是由于“避讳”导致的

比如秦代，为了避秦始皇嬴政讳，“政月”改“正月”，“正”字改念平声，甚至改称“端月”，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

“秦始皇讳政，呼正月为征月。”——王愚《野客丛书》

现代汉语用“不”来表示否定，也汉代避汉昭帝刘弗陵讳，一开始否定词是“弗”，后来成了习惯（也有改回来的，避汉光武帝刘秀讳，东汉孝廉“秀才”改“茂才”）；还有很多地名也是一样，比如浙江的宁波，之前叫明州，明朝为了避国号讳，改叫“宁波”，韩国今天的大邱也是一样，这里本来叫大丘，1750年，为了避免在文庙祭祀中冲犯孔子的讳（孔子名丘），朝鲜英祖下令将“大丘郡”改名为“大邱郡”；还有些物品也是一样，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山药”，这本来是叫“薯药”，宋代为了避宋英宗的名字（曙），改叫“山药”；汉时因避女强人吕后之讳（雉），雉改称野鸡，这个叫法也延续下来了。

宁波古称“明州”，在明朝因为需要避国号讳所以改名

本来避讳对象虽然越来越广，总体还是有限的，除了孔子这种特殊人物一般都是皇族，但有些特殊时期，比如魏忠贤乱政的时候，虽然没有规定，但是地方官吏阿诀奉承的时候，也避他的讳，这当然不是律法规定的。所以说，“避讳”有时候也是个谄媚的手段。所以有时候就会闹笑话，举两例：

据称五代十国时的名臣冯道喜欢听人诵读《老子》，而诵书的侍从为了避冯道的名讳，而将“道”这个字给读成“不可说”，于是他便将《老子》的开头给读成了“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道可道，非常道），你说这叫什么事。

明末有个官员叫宋一鹤，当了湖广巡抚，然而他为了谄媚他的上司、当时的崇祯宠臣杨嗣昌的时候，避他父亲名讳（杨鹤），他在名帖上给自己的署名是：宋一鸟。这实在是谄媚过分了，于是此人成了官场一个大笑柄。当然，他本人是一个忠臣。

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很多人为了谄媚也避其名讳

总的来说，避讳就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一种礼教手段，在今天是被大力批判的，而且这种习俗也加大了现在学者理解古文献的难度，但是呢？有时候它也为今天提供了一些方面，因为避讳本身提供了一种文献断代方法，如果某书中避某字讳，则可以断定该书是相对应的某位皇帝继位后著述的。

我国的避讳习俗还广泛影响了周边的汉文化圈其它国家，比如，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 日本一直到二战后的1947年（昭和22年）10月26日，才在宪法废除了对皇室不敬的罪名，不再将避讳列入法律条文之内。

避讳是一种反映封建礼法的忌讳。避讳大体可分三类：一是国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也叫“公讳”；二是圣讳，即避圣贤之名，如孔孟之名；三是私讳，即避长辈之名。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秦代避讳的办法初步确立。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有严格的规定，但在具体的情况下也有某些特殊的要求。如：皇帝已故五世的祖宗不讳，但也有照讳的。在唐代，人们一直避李世民的讳，五世以后出于保险、尊敬、习惯等人们还照讳不误。

避讳的方法有四种：

改字法：就是把帝王及所尊者之名改用其他同义字或同音字来代替。

空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口”。

缺笔法：即对所避之字少写一笔。但少写的一笔在什么地方是有严格规定的。

改音法：就是读书时遇到讳字，应改变声调或读别的字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