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铭文 经过春秋中晚期按时间的动荡、分化，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发生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的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这种形势反映到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生一定的变化，铜器铭文的内涵相对春秋时期亦有很大的改革。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仍存在的在铜容器上铭有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自战国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现在所见到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时间，在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容器上多只较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铭文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札记 月令》)的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等。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战国铜容器中的酒、食器上的铭文，因资料较少，其字体变化的情况不能作系统说明。仅可对几个国家(或地区)的金文之特点作概括的介绍。 齐国在战国早期时的金文带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已有所改造，如陈曼簠铭文，虽保存着春秋中晚期齐金文中那种瘦长而工整的形式，可是那种故意拖长、迂曲婉挺的笔划已很少见，且行笔多方折。至战国中期后，齐金文在书体上已较春秋中晚期有较大的改观。铜酒、食器上的金文排列虽较规整，字体作长方形，但书体近于手写体(一般流行的俗体)，笔划厚重而简约，且不少文字在字形上已带有此一时期浓厚的地方色彩。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为战国中晚期齐国铜礼器上的典型字体。像陈纯釜、子禾子釜等，铭文均与此铭相近同。 战国时期，从原晋国分化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在金文的字形与书写风格上仍具有较多的共性。铜容器铭文中字形规整的一类，以洛阳金村东周墓葬出土的骉羌钟铭文最著名，从铭文内容可知，钟是韩器，作于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22年)。铭文铸成，结体长方匀称，笔画圆转、细劲，郭沫若曾谓之“规旋矩折，而逼近小篆，是有道理的。其端庄、舒朗的风格亦与上述凝重的齐国金文形成一定的差异，较之春秋晚期晋器中之赵孟疥壶的那种故作修长的字体显得较为稳重、匀称，确有可能受了当时西方秦国文字的影响。洛阳金村墓出土的器物中尚有令瓜(狐)君嗣子壶，是战国时魏器，其铸铭与骉羌钟相近，但可能偏近于手写俗体，在规整程度上稍差。 与三晋相邻近的中山国之青铜器有着极优美的铭文，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王墓中出土的“平山三器”(包括中山王臖鼎与方壶，倿螆壶)之刻铭，其字形修长，细劲而又潇洒,点画之间或具修饰性的点缀，堪称战国铜礼器铭文中最具艺术性的美术体。其中方壶铭文长达四百五十字，也是战国时期最长的金文。 南方的楚国，在战国早期、中期时，金文字体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春秋时期南方金文那种硕长的形体特征而较为宽阔，笔画迂曲、流畅，如楚王醔章镈，与同时期的北方金文相径庭。至战国晚期，楚国金文形体多已变 得扁平。笔面较短多弧笔，显得松散、草率，同早、中期楚国金文已形成明显反差。 关于本阶段新出现的且比较常见的“物勒工名”形式的铭文、纪量铭文，多数是在铜器铸成后用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且多出自工匠之手，随手刻成，故形体不规整，笔画细如芒发，字迹较潦草，俗体字亦较多。 战国中、晚期金文除了上述特征外，区域性较之春秋时期并未减弱而更有所强化，文字之字形亦因地区不同，在字形与结构上有不少差异。在列国金义中，旧存的西周春秋文字形体在此时已被地方性俗体取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形声字于此一阶段金文中繁生，长篇铭文中还大量使用假借字，这种情况亦为前代历来见。 战国金文中兵器铭文是一大宗，据古文字学家多年研究，列国兵器刻辞之内容与形式已可大致得知。如三晋战国中晚期兵器刻辞往往在开首纪年后依次记三级职名、人名。 三晋兵器中的“工师”多数作合文。工师前所加之“某库”，如韩器中所见之国都与地方之“左库”、“右库”，国都之“至（襄)库”、“武库”，赵器中所见国都之“邦左库”、“邦右库”与地方“左库”、“右库”、“上库”、“下库”，魏国的“上库”（可能仅设于国都）、“右库”、“左库”，这些库均是当时各国制 造与存储兵器的处所。纪年用“王立事”，冶尹或治名后有“执齐(剂)”(即执掌青铜之合金成分)字样者多属赵器。冶尹或冶名后有“鼓(造)”字者为韩器。这类字形与文辞的特点亦可作为识别三晋兵器的参考。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的兵器刻铭亦记有上下几级铸造负责者职名、人名，也是先纪年，然后记职名、人名。秦兵器铸作分中央与地方两类，中央铸作兵器铭文所记负责者依次为相邦、工师(或有工大人)、工，相邦、诏事、亟、工，或相邦、寺工、丞、工。最高负责者由丞相担任，作丞相、师、工、丞相、丞、库、工。地方铸造兵器之铭文所记负责者则为守(郡守)、工师、丞、工(工的身份亦有为工鬼薪、工隶臣、城旦等类刑徒者)。秦兵器铭文中的“工师”不作合文，写成“工币”或“工师”，后者较晚。 燕国兵器铭文中，有少数可见刻有二级或三级督造者名。三级为郾王某、攻(工)尹、攻(工),二级仅有工尹与工。但燕国兵器铭文更多的是铸铭。不记一般监造者与工名，仅标明燕国君之名，即以国君为器主，此兵器类只有戟、戈、矛，铭文形式为“郾(燕)侯某”或“郾(燕)王某“造(或作)某器”。已见燕侯名有载，王名有职（或称侯）、戎人、喜。对这些燕王名所指各为史载何王，学者们作过研究，但尚未有定论。燕国有少数器铭则 记监造者为将军或其他官吏。旧有有“子之戈”拓本流传，已有学者指出其实为赝品。除以上形式外，燕兵器铭文中亦有仅署明兵器所属军事部门名称的，如“左军戈”、”右军矛”，都很有特点，为它国兵器所未见。 齐国兵器铭文主要是铸铭，文字较粗犷。未见“物勒工名”形式，不记监造者与工名，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标明铸造兵器地点之地名，作“某地戈”之形式，地名如“平险(阴)”，“珲”、“阿武”、“平阿”等。地名下有的注明里名，如“平阳高马里戈”。也有在地名下加“造戈”二字的，如“高密造戈”，或在地名下加“左戈”“右戈”(亦有简化为“左”、“右”的)如“平阿左戈”。第二类是标明兵器之器主，实亦即使用兵器之军事武装的统帅者。多为陈侯(即田齐国君)及诸卿大夫贵族，言“某某戈”、“某某造戈”，戈名或称“徒戈”或“散戈”、“车戈”。如“陈侯因咨戈”，陈侯因咨即齐威王因齐，又如“陈子翼告(造)戈”、“陈子翼徒戈”。陈皆作堕，即史书所见之齐田氏。齐国兵器铭文中“戈”常写成“钱”，“造”写成“锆”或“戨”，为其特点。 战国时的楚国兵器铭文较少见。战国早期时楚兵器仍有鸟虫书字体，前文已提到，不再赘述。春秋中晚期流行的另外两种金文字体，此时仍存在，仍是铸铭，其内容主要是标明器主之名，采用“某”之器，或“某”之郜(造)的形式，如江陵雨台山三期墓(战国早期墓)M100出土戈(M100：15)所铭“周驿之戈”，字体延袭春秋晚期之硕长艺术体，但笔画变短，迂曲笔道不多。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析君墨启戈，字体虽仍近于春晚期南方流行的俗体的形式，显得较瘦长，但笔画拉长已不明显，风格简略而随意。至战国中晚期，楚兵器铭文在内容上没有大的变化，惟或在铭前加上纪年词句，常作“××之岁”的形式，即是大事纪年，但已由铸铭转向以刻铭为主 ，且在结构上变得松散，甚至草率。这种字体上的变化与整个楚器铭文的演变过程是相符的。

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套用的年代，上自西周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8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总计3722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基本介绍 中文名 ：金文 外文名 ：Bronze Inscriptions 又名 ：钟鼎文 起源 ：青铜时代 已识别 ：2420字 类型 ：篆书 领域 ：文化 性质 ：文字 读写 ：从右往左、从上到下 习惯 ：从右上到下左 分类,制作,铸模,刻字,内容,发展,研究,书法, 分类 金文是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型的总称。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商朝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 （前221年～前219年）。 金文 商朝金文 纵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金文之始，实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初时只有寥寥数字，及至周初，已达千二百余字。商末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多，然所述仍十分简略，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至商亡时，方有文章出现，然其时最长之文，仍仅有四十余字。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 东周金文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等青铜乐亦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秦汉金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制作 铸模 殷周金文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所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如下： 1、利用粘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另外再用粘土包裹着模型，待干透后切开外层的粘土，作为外模。 2、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3、将已溶化的铜注入，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刻字 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由于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加上这些凸出来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 商周金文 1、将溶成泥状的粘土，逐渐贴上。此为清朝金石学权威阮元提出的假设，但没有实证实验。 2、在内模贴上薄粘土，再削去多余部份。这是民国以前被提出的假设。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而青铜器上亦必然有之，然实际上并没有。 3、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粘土填满后，再将粘土移印至内模上。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作假设。金文与甲骨文十分相似。 内容 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金文大字典》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型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型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发展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钟鼎文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于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 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后，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研究 相较于甲骨文研究而言，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据《说文解字·序》、《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郊祀志》、《后汉书·明帝纪》等传世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之世，已有青铜器陆续出土。自那时起，人们对青铜器及其上铭文的关注也拉开了序幕。但研究者大多认为汉至唐这一时期所出青铜器多被视为祥瑞之物，且缺乏专门著作，并因此忽略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毛公鼎 自清代学者阮元提出“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以来，学者多从其说，言金文研究必从宋始。然而，考之典籍所载，此说恐非全部事实。 自汉到唐末的1000多年时间内，陆续被发现的青铜器见于史书记载者，确实数量有限。据晚清学者方濬益所举，汉至唐间史书记载古器之事者有20多次。其中，所涉青铜器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据史书记载的大致情形推测，其绝对数量或应在50件以上。这些青铜器有被视为祥瑞之物而荐宗庙，甚或因之改元、因之立祀者，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时曾“得鼎汾水上”，由此更年号为元鼎。《汉书·郊祀志》亦载，“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但是，最后因“此鼎细小，又有款识”而“不宜荐见于宗庙”。可见，并非所有青铜器都被视为神瑞而获荐宗庙，汉时已然。事实上，自汉至唐青铜器已被视为玩好，进入了私人收藏领域，此风并非自宋才有。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就藏有古铜器。如今，在发掘的汉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商代的青铜器物，也证明了早在当时，青铜器已经成为私人收藏的重要器物。汉之后亦然。如《南史·宋武帝纪》载，元熙二年“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余枚……于是归诸瑞物，藏于相府”。 汉至唐1000多年间虽未留下青铜器的器物图和铭文，整体上看以金文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氛围亦极其淡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对金 过大致正确释读者不乏其人。比较突出的如前文所述《汉书·郊祀志》记汉时“美阳得鼎”之事，当时好古文字者张敞对此鼎（即尸臣鼎）进行了大致准确的释读。他据该鼎所出之地而断定其为周器，并据铭文指出此鼎是周王为褒赐大臣，大臣的子孙铭刻其祖先之功而作，并将其藏于宫庙。他的断代方法和铭文释读基本是正确的，并对后世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事实上已进入了金文的研究范畴。另外，在金文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且有典籍可考者，除汉代张敞外，还有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南北朝时期的刘显、刘杳和刘之遴、江淹，以及唐代的封演和陆广微等。尽管对他们具体释读方法未有详载，但其释读结果的正确，也反映了其研究方法应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在五代梁朝时期，曾盛行收藏和考证古器之风。《梁书·刘杳传》曾记刘杳考证郑玄所谓象尊之事，结果虽不准确，但证明了当时考证之风已然兴起。梁时已经有对古器物的辑录，如江淹的《铜剑赞》等，其中所论与史实相合者亦较多。可见这时金石之学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 汉唐间的金文研究尽管是零星进行的，带有一定偶然性，尤其无专著问世，但这些零星研究及其贡献在学术史上不应该被忽略。宋代金石之学大兴，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正是汉唐间青铜器的陆续发现和被收藏，以及部分研究者释读、考证金文的尝试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为北宋初期金文研究最终正式形成专门学问作了学术上的积累和铺垫，是长期积淀而致的必然创获。 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 ，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 。 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 ， 不断出现专家 ，如吴大膞《 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 古籀拾遗 》、《 古籀余论》、《名原》等，皆有创见， 突过前人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总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书法 金文书法，是以金文笔意创作的书法。 《淮南子说山训一则》窦中亮作品 金文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认为的，谈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 3000 多年前。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字数不多，字型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 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洪运凯金文《登岳阳楼》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优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型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利簋仅用短短 32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后期的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成王时的令■、保卣，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书法家称之为“波磔体”。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 19 行，291 字，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伟绩，其文字端庄典雅，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

通行于西周时期，铸在青铜上的文字，后世称为什么？有什么意义？

金文，通行于西周时期，在青铜上的文字，后世称为金文。金文比口碑更规范。其他三个要素：甲骨文是商代甲骨文和兽骨；西周末年，出现了统一的铭文，也被称为金文和中鼎铭文，指的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与甲骨文一样，它也是一个古老的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不仅是判断青铜器时代最重要的标准，而且是工具的形状和装饰。

辉煌的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第一个也是最亮的亮点，不仅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而且在融合技术、材料特性、文字形式、，将熔化的铜水注入通风机腔中。铜器上刻得最多的是金文，金文是指殷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时期是青铜器时代。青铜仪式花瓶以三脚架为代表，乐器被钟所取代。

当下列工具形成时，青铜器上的铭文自然出现。书法家们也把它称为“中鼎书”，因为铜器上刻有文字。西周第一王朝的青铜。关于西周书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范围内。由于铭文与青铜相似，因此被称为“金文”，也称为“铭文”。金文比口碑好。甲骨文；西周末年，有些人把人物统一成一种风格。这个字被称为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总称。

又名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时代。所谓的青铜是铜和锡合金。由于铜在周代以前也被称为金，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是金的，这是指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称为钟定文。青铜器也叫钟鼎文。古人称之为铜金，所以青铜铭文。西周以后，青铜器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性质、内容、形式、字数、风格等方面都出现了“金”字。金文是指殷周时期的青铜，也被称为钟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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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纹略说 ●龙胆纹 龙胆纹是源家的代表性家纹。 说起来，龙胆原是中国传来的讹名，把草根煎了当药喝，苦而有效。 ●葵纹ο最初的葵纹 葵纹本来是京都贺茂神社的神纹。每年五月中旬，加茂神社都要举行“加茂祭”，祭祀者将葵装饰于冠上，是以这一神事别名为“葵祭”。 信仰加茂明神的豪族把葵纹用到了自己的家纹上，《见闻诸家纹》中，丹波国船井郡豪族西田家使用“二叶立葵”。三河地方的土豪如松平、本多、伊奈、岛田等很多家族在战国前期就已使用葵纹，但具体图案不明。庆长八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葵纹的时代自此开始。庆长十六年以后，成为德川（松平）家的专用纹章。 准确地说，德川将军家的家纹是“三ツ叶葵”，有时也称为“三ツ葵”。《德川实纪》里把“御纹”叫作“葵鞆绘”。 ●三星纹 毛利家的一文字三星是战国最出名的家纹之一，三星指大将军星、左右将军星，代表对三武神的信仰；一文字发音为“カツ”，读起来据说有种凛然武威。《见闻诸家纹》载，本乡氏、渡边氏、飨庭氏——“三つ星”，长井、毛利、竹藤、萩、绮氏——“一文字三つ星”，毛利——“三つ星に吉の字”，渡边、曾祢崎氏——“三星に一文字”。吉文字、一文字是石见、备后等地广泛流行的家纹。 ●六连钱 六连钱的意义与佛教有关。 本来，信州滋野氏流的武将家如海野、望月、祢津、真田家都使用雁纹，与信州的豪族井上、赤井、上林、山口氏同纹。真田家最初的家纹是“结び雁金”。 海野幸隆改姓真田，此后臣从武田家，数立军功，受信玄赐以“六文钱”旗印，沿用数十年。关原决战，真田昌幸、幸村父子参加西军，但昌幸长子信幸加入东军。西军战败，信幸一系受封松代，改名信之，家纹也因而改成了“一つ洲滨纹”。庆长末年两度大阪之阵后，真田六连钱彻底销声匿迹。 使用与钱有关的家纹的，还有户次川大败后被没收领地的仙石秀久，用的是一个方孔圆形的制钱，铭文是战国时大量流入日本的“永乐通宝”——独特得出奇了。 ●桔梗纹 “土岐的桔梗一揆”并不是一向宗的一揆，而是指以桔梗为家纹的土岐一族协力团结，重振了美浓威势。《见闻诸家纹》中记载了土岐氏的存在： “桔梗。但幕者无纹水色。土岐。赖光四世孙国房之末。国房者赖政之叔父也，童名文珠丸。正四位下、摄津守，镇守府将军。土岐氏，本出于源姓，故其为纹者，一变白色，乃以为水色，昔时唯用焉。是又所以贵其先也。后也，有野战时，取桔梗花插于其胄以大得利窝矣，因为之例。遂置之水色之中，以为之定纹也。然不记其年月，又其不知何人始为之也。源赖光为纹，末裔用之。故不得坚取其说，暂依其所闻，以书写而已。” 出自多田一族的相模太田家使用桔梗纹，这一家中有名的人物是太田道灌。其末裔重正出仕家康，领有远江挂川五万二千石。 ●梅钵纹 以前田家的纹章出名，之前是六曜星纹与天神纹，利家晚年时才画成大和菅原氏发祥地天满宫的纹章梅钵纹。三代利常时，为了分别本支旁系弄出了剑梅钵、丁字梅钵等等花样。大和筒井、井户、今井、辰市氏因信仰天神、自称为菅原氏后裔等各种原因也使用梅钵纹。 ●鳞纹 镰仓幕府执权北条家的家纹。镰仓中期，《蒙古袭来绘词》中有鳞纹出现。前北条家灭亡后，伊势新九郎占据小田原，其子氏纲冒姓北条，顺理成章借用了北条家的三阶鳞，称后北条家或小田原北条家，以后一直袭用之。 ●引两纹 “二つ引两”是足利家的代表性家纹。引两纹本来用于幔幕，其后被画到旗帜上。《见闻诸家纹》中，足利一族及阁僚如吉良、涩川、石桥、斯波、细川、畠山、上野、一色、山名、新田、大馆、仁木、今川、桃井、吉见等都以引两为家纹。把引两与其它纹样组合的有三浦介、赤松、远山、富永、长野、庄、吉川、波多野、神保、三渊、蜷川、川原、中泽、饭川、安木、大和、绮（Kawata）、黑坂、平尾、金山、物部、矶谷、三木、西面家等武将。 战国武将要是碰上我这样的家臣合该倒楣，因为我曾经把桔梗和木瓜混淆……引两、大中黑、井桁、直违之类的家纹，实在是没有任何艺术性，但在战场上却一目了然，易于辨识，因此也广为流传。 ●藤纹 一般是藤原家庶流武将的家纹，有“下り藤”等变化，如加藤、佐藤、斋藤、近藤、首藤、进藤、武藤、尾藤、后藤…… 据《见闻诸家纹》，赞岐大野氏、摄津伊丹氏、河内由佐氏、美浓伊贺氏、播磨小寺氏、近江箕浦氏也使用藤纹。《永仓追罚记》记有越中神保氏、三河铃木氏。 ●巴纹 古代自海之彼方传来的纹样。《见闻诸家纹》记载的家纹中有：宗我氏——“云に左三つ巴”，赤松兵部少辅——“二つ引两に左三つ巴”，宇都宫氏——“右巴”，小山氏——“左巴”，杉原氏——“角巴”，香河五郎次郎和景、越后长尾氏——“九曜巴”，山田道祖千代丸——鳞巴，丸丰前七郎朝达——三つ盛巴，芝山三河守持嗣——“三つ积み巴”，山下左京亮——“桝形に右三つ巴”，金山氏——“一つ引两に并び巴”等等。其他如严岛、大野、温科家，用的是右三つ巴家纹。 巴纹原本是祭拜武神的八幡宫神纹，而后流行于武家社会。山阳道赤松家家纹为“二つ引两三つ巴”，势力最盛时曾经东及摄津、西至美作、备前，所以赤松氏灭亡后，中国地方仍然有许多氏族使用“二つ引两巴”家纹。 联盟马羽大藏的家纹是右三つ巴，据说自藤原秀乡和蒲生氏乡而来。 ●酢浆草（方食）纹 《见闻诸家纹》所载小田又次郎知宪、肥田助太郎政秀、中泽、多贺、赤田、平尾、长宗我部氏家纹。战国时期，武家常喜欢以其三叶装饰在剑间，称之为“剑酢浆草”。与德川家有关的战国大名如酒井、森川家也有使用。 ●柏纹 《见闻诸家纹》所载热田大宫司千秋氏、宗像大宫司氏乡、神谷、雀部、尾林、竹内、山内、水原、朝日氏家纹。山内一丰之父盛丰从织田家参加丹波合战，以柏枝作旗指物奋战，胜利后，柏枝上仅剩三枚残叶。在下使用的三枚并柏家纹就来源于此。 一丰后来封于土佐，《土佐山内系图》载其家纹为“三つ叶柏”。事实上，山内一门使用柏纹的历史甚长，别本山内系图载其远祖山内猪右卫门与足利义满交战时，旗指就是柏纹。此外，奥羽葛西一族也使用三つ叶柏纹。 ●竹、竹雀纹 伊达家的家纹是“竹に二羽飞雀”。 《见闻诸家纹》记载，朝仓下野守——“竹の丸龟に甲”，粟饭原氏——“三本竹”，上杉氏——“竹の丸に雀”，河村氏——“箸尾藤德丸、违い竹”，明石越前守、上神氏、大鸟氏——“竹の丸に桐”。 使用竹雀纹的大名有上杉（长尾）家、伊达家。此外，伊达家曾允许与之联姻的最上家使用此家纹。 ●橘纹 山中鹿之介的家纹。 《见闻诸家纹》著于应仁末年（1468）到文明二年（1470）间，当时有不少武家使用橘纹，记载中有药师寺扫部助元隆——“三つ橘纹”，小寺藤兵卫尉——“三つ橘に藤巴”。战国末期出现的井伊家也用过橘纹。 ●鹤纹 《见闻诸家纹》载，楢叶左京亮——“对い立鹤”，佐胁五郎明房——“云月に舞鹤”，波波伯部彦次郎贤丰——“松食い鹤”，大和氏、远江蒲生氏——“二つ引两に对い立鹤”，石川氏——“飞び鹤”。 《永仓追罚记》载，高井左卫门尉——“松に鹤”，南部氏——“菱鹤”，近江御门的后裔葛山备中——“庵の内对い鹤”。 战国末期，诹访家与森家使用“鹤の丸”。 ●目结纹 近江佐佐木一族有名的代表家纹。《见闻诸家纹》记佐佐木大膳大夫入道生观的家纹为“四つ目结”。各家所使用的家纹中，二松、饭田——“三つ目结”，本庄氏——“九つ目结”，武藤左京亮信用——“寄挂り目结”，椎屋氏——“四つ目结”，本间氏——“十六目结”，能势氏——“丸に十二目结纹”。 此外，佐佐木氏流的宇多源氏武将如京极、建部、龟井家使用“四つ目结”。出自近江的尼子家为“七つ割り平四つ目结”。越中佐佐氏用“滋目结”为家纹。 ●军配团扇纹 《见闻诸家纹》载粟生田次郎左卫门尉经行、矢岛、真下、富田家使用军配团扇纹。 军配团扇纹主要为以武藏国为中心的儿玉党武将家所用。三河奥平家属于儿玉党一族，同样用的是军配团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