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位老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两年间里，奔走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让收藏在此的文化古籍可以通过技术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经过这名老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奔走，终于20万页古籍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回归并且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定是有着非凡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并且有这么一项技术能够运用在这20万页古籍上，使之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那么在未来肯定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文物或文化典籍的恢复和回归上。这不仅是对文化典籍恢复有重要影响，对于科技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进步。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和这项技术，我更想呼吁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位教授一样的学者出现，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目前古书典籍的修复现状其实是不容乐观的，专业人才的缺失，修复的难度系数高都让这项事业难以前进，我们应该惋惜但更应该珍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

1900年，在甘肃敦煌市（如今酒泉下辖县级市）的莫高窟里，道士王园箓发现了一个藏经洞，里面藏有大量唐代人手写的古籍，总数约三万余件，后来（1944年和1965年的考古发现）又陆续发现一系列唐代遗书，这些遗书被统称为敦煌文书！

在敦煌文书中，除了经史子集这些传统书籍之外，还有不少唐朝法律方面的史料，为了解唐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西北地区社会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研究价值非常高。

而且，在敦煌文书中，有不少内容改写了历史，甚至具有颠覆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敦煌这一个偏僻又彪悍（民族成分复杂）的地方，却有着让人难以想象的两性关系开放现象，而当地当时人们对此却还非常包容。所以，有学者研究之后感慨：难怪唐朝被称为“脏唐”！

随着历史知识的普及，人们慢慢开始知道，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属于“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男人可以纳妾，但妻妾之间嫡庶分明，正妻只有一个。无论是礼教还是法律，都不允许有多个妻子存在。

唐高宗李治御批的《唐律疏议》解释说：“妻者，齐也，一夫一妻，不刊之制”。所谓“不刊”，“刊”就是古代竹简书写有误时的削除，不刊就是不准削除，不准更改之意。换言之，从法律层面强制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并且有“有妻更娶”、“以妻为妾”的惩处律文。

然而敦煌文书的出现，却颠覆了历史。在敦煌文书中，有一部分官方户籍的记载，比如《唐天宝（唐玄宗年号）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中记载，47岁户主程思楚有“妻马”“妻常”“妻郑”，两个弟弟也各有两个妻子，还有4户人家双妻并存。

总之，通过敦煌文书可以看到，当时一夫多妻的现象极为普遍，早已突破了法律界限，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可以想象一下，连偏僻的西北都普遍一夫多妻了，那么唐朝其他地方呢？

以上是不遵守唐朝婚姻法律的现象，但也有遵守的，比如在离婚这件事上。大家都知道，古代女人没有权力离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有男人才有权利离婚的“休妻”。但《唐律疏议·户婚》中却有“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核心就是夫妻可以“和离”，协商离婚。

唐朝这一条法律执行的如何呢？让人汗颜的是，即便在偏僻的西北敦煌农村，唐朝离婚法律也能得到执行。

《年代不详留盈放妻书》：先是“生前相守抱白头，死后要同于黄土”，再说“何期二情称怨，互角憎多”，最后“夫则任娶贤女”“妻则再嫁良媒”。

婚前海誓山盟，死后要“同于黄土”，但结婚之后抱怨太多，互相讨厌，所以就在村老的见证之下，夫妻双方同意离婚，各走各的阳关道，互不干扰，和如今恋爱、结婚、离婚的感情过程差不多。

其实，从“二情称怨，互角憎多”，“妻则再嫁良媒”的介绍来看，唐朝女性也不是省油的灯，并非简单的男人附庸，在婚姻中敢于表达，不像后来王朝的女性几乎完全听命于丈夫。

学者陈丽萍认为：“婚姻关系的自由度，往往折射出社会风气与两性关系的自由度！”敦煌文书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敦煌乡百姓康汉君状》：康汉君的弟弟，竟是他父亲死后“阿娘不知共谁相逢”。显然，康汉君的母亲“不守妇道”。

更为有趣的是，敦煌文书中还记载了一段：通过解梦，判断妻子是否出轨，或者诱导妻子自吐真言的秘籍，犹如现在的网络情感文章一般。

《解梦书》《单方》等书中记载：“知妇人造事有外夫者，取牛足下土，着饮食中与妇人吃，时令夜间唤外夫名字”，“妇人别意，取白马蹄中土，安妇人枕下，勿使人知，睡中自道姓名”！

另外还有“妻妾如何获取丈夫欢心，男子如何取悦妇人，男女如何私通”的妙招。

“凡男欲求女妇私通，以庚子日，书女姓名封腹，不经旬日，必得”；“凡男欲求女私通，以庚子日书女姓名烧作灰，和酒服之，立即效验”

可见，敦煌男人的情感世界是何等精彩，不仅想着勾引别人，还要防备妻子出轨。看到这一幕，大家有没有熟悉感？

在西北偏僻之地敦煌，唐朝两性关系就如此自由开放，放眼整个唐朝又是什么样呢？所以有学者认为，说唐朝“脏”一点都没错，古代王朝没有能与之相比者。

或许，唐朝百姓是上行下效吧，看一看李世民、武则天、太平公主等人的“*乱”行为，就不难理解唐朝百姓在这方面的态度了！

　　一年有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有二十四个小时。每个小时有六十分钟，而每分钟有六十秒。这套来自西方的时间制度，我们都早已习惯了。时间就在我们身边。天上飞的飞机，地上跑的火车，大街上所有匆匆来去的人们，都走在时间的刻度上。但是，在西方的时间制度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前，我们中国古代的先民们依靠的是怎样的时间体系？他们究竟是根据什么安排自己的时间生活？

　　循环是时间生活最重要的特征。昼往夜来，月升月落，春夏秋冬，时间的脚步循环往复永不停歇。而先民们对时间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早被发现的时间刻度单位应当是“日”。太阳是全世界人认识时间的第一个标志物。先秦时代的《击壤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的升与落是一日劳作和休息的标志。由昼与夜组成的一天，则是一年的基本单位。汉字中，“旦”字表示太阳刚刚升起，把“旦”倒过来就是古体字的“昏”。随着先民们认识的深入，白天和黑夜又被细分。《左传》记载“日之数十，故有十时”，这种划分一日为十时的方法，应当和古代传说羲和生了十个太阳相关。但后来普遍流行的是一日为十二时辰的分法。一日分为十二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两个小时。比日大一号的刻度是月。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月亮定期的循环变化。王国维在释读殷商时代青铜器上的文字后指出，殷商时代已经分一月为四：自一日至七八日曰初吉，自八九日已降至十四五日曰既生霸，自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曰既望，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日曰既死霸。可知当时已经对月亮的变化周期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

　　认识日和月相对容易，因为太阳和月亮的循环变化直接看得到，但认识季节就有一定的难度。四季中古人最先认识的是春天和秋天。这是由于对农业生产来说，春种和秋收是最重要的。甲骨文中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夏”字。“冬”字虽然有，但表达的是“终”字的意思。大概因为古人长时期熟悉了“春”和“秋”的划分，即便“夏”“冬”被发明后，有些古籍说起四时，依旧把春秋连起来，把四季说成“春秋冬夏”，这就是习惯的力量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被命名为《春秋》，应当就和这一古老的习惯有关。

　　“年”是我们时间生活中最大的单位，认识它就更需要对于自然加以整体把握的思考能力。典籍记载北宋时女真族记年龄用自己看过几度草青为标志。这种以草木枯荣为一年的习惯很多民族都有。不过汉民族很早就发现了白天用立木测日影的方法。古人用这样简单的方法发现了冬至和夏至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由此延伸出春分和秋分。在两分两至之上，又发展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最后发展成二十四节气。中国古人认识一年的另一个途径来自于夜晚对于星星的观察。经过精密的观测，古人发现了头顶的星空上，北极星永远安定地挂在北方，而北斗七星按照季节不断地旋转，斗勺柄春天指东，夏天指南，秋天指西，冬天指北。聪明的古人于是把星空分成了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个星区，又在每个星区选出代表性的七颗星，这就是二十八星宿。如果把一年的时间比喻为一个钟表表盘，那么北极星就是钟表的表芯，北斗七星就是指针，而二十八星宿则是周围的时间刻度。遥想古人第一次发现这片星空就是一个巨大时钟的瞬间，他们的心情该是怎样的激动啊。遥望神秘的宇宙，发现时间秘密，曾给他们的思想带来过怎样的冲击呢？

　　依靠对于日、月、星的观测，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古人已经建立了对日、月、四季和年的基本认识。实际上除了天文，古人还在身边的自然变化中发现了无数时间的刻度。他们发现到了一个季节鹿会生角，到另一个季节鹿角会脱落，发现大雁、伯劳等候鸟总是按照季节飞来，又按照季节飞去，发现花开花落、雷雨风霜都是和时间的循环密切相关。所有这一切，后来被一点点编组到古代时间的谱系中。其中最体系化最有代表性的是“七十二候”。“七十二候”把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节气一分为三，并按时序分别选取三种物候编成。每一种物候都是可以作为时间变化标志的自然现象。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人已经通过对天文地理的观察，完全地掌握了大自然时间变化的秘密。这些有关时间的知识，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意义重大。因为一旦清楚了时间循环的链条，古人就可以预先知道大自然即将发生的许多变化。人们可以按照历法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年的生产和生活，未来由未知变成可知。古代中国人由此依循大自然变化规律生产和生活，并从中抽象出敬天顺时、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观念。这些观念构成了我们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理念，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决定顺应世界潮流使用西历。但因为中国的传统历法生于中华这块土地，并已深深融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直到今天依旧是我们时间生活非常重要的部分。要理解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元旦和春节在我们生活中的分量就足够了。

当年秦始皇为了更好的管理统一之后的六国，于是选择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实施郡县制，又或者是这里的焚书坑儒。可是我们知道，虽然经过了焚书坑儒，但是也有一些先秦的典籍成功的流传了下来。而这些先秦典籍能够流传下来的方法也是很多，大多都是当时的书生们将典籍藏了起来。

当时焚书坑儒之后，并没有将天下的典籍都给烧完，秦始皇的目标都只针对民间，还有很多的珍贵典籍都是藏在了秦朝的秦王宫之中。可是后来项羽攻下了咸阳，于是用一把大火将整个咸阳宫给烧掉了，而秦朝内部保存的典籍基本上都因此被烧光的。

当然，也不是全部都被烧了，毕竟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先秦时期的书籍，它们能够流传下来也是相当的幸运。当时应该叫做伏生的博士，当他知道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之时他也是非常的焦急，面对秦始皇的挟书令，他选择了私自将书保留下来，保留的方法就是将一些重要的书藏在自家的墙壁之中，但是墙壁藏不了多少书，他也就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书，其中就有《尚书》。

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之后，就将这个挟书令给废除了。而此时这位伏生还活着，只是年纪非常的大了。于是他将墙壁给挖开，将里面的书拿了出来。但是因为时间久远的原因，里面的书损坏还是比较的严重。

而此时汉朝也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就让晁错来到伏生这里，让他来整理并且学习一下这些典籍。于是就这样，包括《尚书》在内的许多典籍就被整理了出来。而伏生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非常常见的，民间很多文人都选择了用类似的方法来保存那些古代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