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读到马克思把中国人比喻成“袋子里的马铃薯”的文字之后，我就一直注意“外国人怎么看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外国人论中国”主题的论著已经汗牛充栋了。每每读到其中论述时，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起初，抑制不住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外国人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不过，当联系到古代、近代的中国是何等的闭关锁国，何等的道德专制，何等的自我欣赏，何等的愚昧落后（当然也有我们的优势或优点，在此存而不论）时，我的自尊心便无法安静下来。“老外看中国”肯定“老外”吗？他们的“偏见”中是否也有“正见”甚至是切中要害处？下面只列几条，请你思考——

孟德斯鸠：“他们（中国的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实行。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他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

艾森斯塔德：“即使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话，那它也是国家的宗教，而不是个人的信仰体系。它没有发展出专门化的角色或宗教组织，但是它贯透于国家组织之中，把中国变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会国家。”

利玛窦：“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之中只有中国值得赞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

艾斯卡拉：“从远古一直到19世纪终了，中国知道并且使用一种非常独特的、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所接受的希腊、罗马观念极不相同的法的概念。这一中国的概念虽然不是儒者们的创造，但至少是为他们异常精确地表述出来的。或许可以说，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是靠‘儒家的玄想’来维持的，靠着它关于人类秩序与自然秩序相互作用的理论，关于君主对社会和宇宙之间和谐负责的理论，关于依靠对礼仪的示范和遵守而非法律和惩罚而达于和谐的理论。中国实在法所特有的近代法典编纂之前的表征，就浸*于这种玄想之中。”

艾尔曼：“儒家系统化的社会、历史、政治观点都是围绕祖先崇拜展开的，宗族关系被奉为道德行为的文化基础。忠孝等宗法观念又被外化到国家层面。因此，宗族秩序的道德影响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性基石，被国家认为是有益的。”“引自经典的政治语言是晚期帝国意识形态主张的体现。皇帝、朝臣、军官和士绅都借经典为他们对公共及私人事务的垄断辩护。经学研究被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政治话语，成为一种为国家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具有意识形态封闭性、排他性的系统。晚期帝国的政治权力通过儒家道德、政治哲学反射到令人仰慕的制度和符号系统之中。”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考试，并不像我们我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某种专业资格……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皇权由巫术的神性中发展出来，世俗的权威与神灵的权威统一于一人之手——皇帝为了获得神性必须具有的个人品质，被仪式主义者与哲学家加以仪式化，继而加以伦理化。皇帝必须依据古典经书上的仪式和伦理规则生活与行事。这样，中国的君主首先是一位大祭司。”

个体差异很明显，不好概论所有老外，只能通过现在流传比较广的老外了解中国历史的高中世界历史课渠道来看下。毕竟外国人在大学选历史专业的是少数。

首先！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上的角色是零啊！

二三百页的篇幅都集中在文艺复兴和大航海！

但是讲完启蒙运动，视角就立刻投到中国上，各种黑，各种使清见闻啊，喷火兽⋯⋯之後太平天国这种放在世界上毫不起眼的时间段，都可以大书特书，然後就是各种殖民战争，义和团，最後来一个甲午中日海战⋯⋯但是！好不容易马上捱到辛亥革命，我们首创全亚洲第一共和国体的时候！视角马上又转回欧洲讲民族主义的崛起，之後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戏份就是二战中的一张啊！然後就是冷战，你懂得，不能说出名字的十年，各种黑⋯⋯

我觉得外国人对中国的很多误解，高中历史课要负极大的责任。

西方人承认中国在商朝前有二里头文化，但不承认二里头就是夏朝文化，因为没有类似于文字的发掘证据能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城市。 这一点对希腊人来说也是一样的，西方人只承认希腊有克里特岛文明，而不认为克里特岛文化就是传说中的米诺斯王朝，也是因为缺乏诸多能证明两者为同一物的证据。

但我认为，没有物证不代表文明不在，中华文明注重传承，注重故乡故土味道。一块耕耘了几千的土地，一个“小文明”逐步变成“大文明”，是一代代，一层层连接下去，覆盖上去，要不然中华文明怎么会延续至今呢？

有些外国学者不承认夏的存在，是什么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治学更严谨。他们对中国古籍是不熟悉的，且不熟悉就容易产生偏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其经验。

外国人在研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文明曾取得了极大成绩，其研究的基础是考古成果，及乎没有可依据的历史文字记载，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神话传说。当他们转过来看东亚文明时，不熟悉浩如烟海的汉字文献，很自然的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上古历史研究。

比如在我们看来，甲骨文的发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证实了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文明的记载，而在欧美学者看来，殷墟的发掘发现了一个新文明——商文明。“证实”和“发现”两个词，表征了学者对待中国历史记录的态度的区别。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历史记录的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在大关节上，如夏商周并列为三代这在事，是不能乱说的。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上古史学研究中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而欧美学者则只能有一重证据——考古。 欧美的学者们对于自己的观点，通常是要坚持到最后的。

我在国外曾和物理学方面的学者有所接触，他们确是这样。这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原来的观点并不正确，我们当然没必要因为他们坚持就盲从。 所以，不要迷信所谓“主流”。作为主流学者，他们曾认为水稻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中国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代，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中亚传过来的等，现在来看这些都是错误的。

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接触中华古文化时，他们对于北非中亚的古文明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了，满脑子都是西方考古成就，当时中国又没有足够的田野考古成果，他们对于中国古文献的又是那样生疏，掌握起来又是那样困难，所以，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有权力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权不去下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我们却完全没有必要盲从。 但是，迷信盲从外国人的总是有的。有人就在没有任何证据条件下，硬说夏朝的存在是周人为了推翻殷商师出有名而编造的。这种说法真有些滑稽。

如果当初根本没有夏朝，周人凭空捏造一个夏朝来哄殷商人，一定会起反作用的，殷商人对自己祖先有没有取代夏朝而成为中原共主当然是知道的，捏造其历史只能弄巧成拙。 统观中国历史，一群人为推翻一个王朝时，不会拿它曾推翻更早的王朝为理由的(除非冒充更早一朝皇族后裔)。

因为，如果以此为理由，按逻辑说,新建立的王朝就应该把统治权交给前面被推翻的王朝的后裔。比如，如果周推翻殷商的原因是因为殷商曾推翻夏，那么周在推翻商后，就应把统治权交给夏人后裔才最合逻辑。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编造一个夏朝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