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好是商王武丁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即祖庚、祖甲的母辈“母辛”，生活于前12世纪前半叶武丁重整商王朝时期，是我国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据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曾多次主持各种类型和名目的祭祀和占卜活动，利用神权为商王朝统治服务。此外，妇好还多次受武丁派遣带兵打仗，北讨土方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武丁对她十分宠爱，授与她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鬼神祈祷她健康长寿。然而，妇好还是先于武丁辞世。武丁十分痛心，把她葬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约100米处。墓葬在1976年发掘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西北，保存完好。其中所出玉器共755件，是商代玉器出土最多、最集中的墓，另有63件石器，47件宝石器。妇好墓所出玉石雕刻种类很多，形态各异，展示了当时很高的制玉水平，这些玉石雕刻品中的人像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了解研究商代雕塑艺术、商代人种、服饰制度、阶级关系、生活情态等方面的宝贵资料。这些雕刻作品供佩戴、插嵌装饰而用，非独立的雕塑，但所反映出的商代雕塑创作中已具备较准确地掌握头部五官位置和身体比例，并能在小型器上有意放大头部的写实能力；注重发式、冠式的服饰等已显示人物不同社会地位的观察能力，表现能力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而其中人物面部无表情、双目突出的特点又正是当时流行的雕刻装饰手法的体现（这在许多青铜器的兽面纹饰中较普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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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 ”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 ”正史”所传承。除此之外，《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被鲁迅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书的可信度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有信史可以相互佐证，一个是以考古实物为证据。后世的考古发掘出了司母戊大方鼎、中国第一女将军妇好墓和甲骨文。但史记中根本没有记载这些重要的文物和人物。 《史记》没有记载的科技文物--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大方鼎是中国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朝留给中国人的重要的科技文物，证明商朝的青铜铸造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青铜器是人类最初的生产工具。史记没有记载后母戊大方鼎这一惊世核俗的文物，确实令人对史记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妇好墓 妇好墓中繁多的陪葬品，后母辛大方鼎即从妇好墓中出土。 《史记》没有记载的真实人物--妇好 妇好墓出土的玉凤 商朝的传奇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英雄、女将军。殷墟妇好墓发掘50年以来，我国考古学家从15万篇甲骨文卜辞中，摘录出200多关于妇好的记载。证明在武丁时期，妇好的地位仅次于商王。但是，专家们又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司马迁的《史记》连夏朝都记载了，为何都没有记载商朝奇女子妇好呢？ 《史记》没有记载的科技文物--甲骨文 文字是人类「 ”现代文明”开始的标志，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以文字的最早出现为标志的。当然，文字文明并不否定非文字文明。人类在发明文字之前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就是青铜器。而且，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已经完成了阶级分化，出现了奴隶和奴隶主。 其实，人类出现的时候，人类文明已经开始了，已经有180万年的历史了。但是，文字是一条杠。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文明只能叫氏族和部落文明，文字出现后，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现代文明”。 请记住，人类「 ”现代文明”是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的。没有发现任何和夏朝有关的都城遗址、青铜器，因为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商朝之前必然已经形成阶级分化，出现奴隶和奴隶主，但是，因为没有文字，不能视为「 ”国家”或者「 ”朝代”，只能视为氏族或者部落。 因此，所谓的夏朝，因为没有文字，即便存在过权力实体，也只能例入氏族或者部落。 《史记》没有记载后母戊大方鼎和甲骨文，对商朝都城的描述也非常少。可能源于后世尤其周朝对商朝文明的刻意回避，而故意突显商纣王暴戾的选择性宣传的结果。以至于周朝以后就没有关于商朝文明的更多记载，知道3000年的考古才再现了真实的商朝文明。 本文目的不是为了否定《史记》的可信度，本文坚持《史记》依然是难得的信史。 另外，还有不少内容，《史记》的记载和真实情况不符。 史记中的《殷本纪》有关商朝王室王位继承人的原则，是兄弟继承制，而甲骨文的出现则解了，这些误会，从出土的一些甲骨文的残片来看，司马迁有关殷商继承，是兄弟继承制的说法，显然是与商朝背离，有可能商朝一开始就奉行父子继承制。这一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明确的关于商朝历代君王，在位时间的记载，而出土的甲骨文残片中，却记载了明确商王在位年数 此外，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中国的历史纪年，从史记的公元前841年，推到了公元前2070年，这一点，目前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甲骨文印证了，商朝是统一国家，而非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一点也和史记上描述的有所不同。我现在觉得历史记载总会有些出入，而这些出入就有可能，让我们误解了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是我们所需要重视的，

商人的历史并不都是胡编的。具体见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史记》对于商朝世系的记述和出土的甲骨文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史记》对于商朝的历史的记述还是部分可信的。哪怕是焚书坑儒，也总会有漏掉的么……司马迁可以搜集到得资料，远比今天的人多。这个看《汉书·艺文志》就知道了，何况司马迁更加早。

至于妇好，那个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先秦典籍亡佚得很厉害，百不存一，没有记载也很正常。我们能看到的也都是历史的碎片了。

我们今日确定妇好真有其人，是建立在发掘大量甲骨文卜辞的基础上的，后来再1976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妇好的墓室，才确定历史上真有其人。

然而司马迁同志是个史学家，不是考古学家，虽然秦汉时期的篆体字与殷商甲骨文、姬周金文一脉相承，相似性很大，但西汉距离殷商已经过去千年之久，甲骨文散落在历史尘埃之中，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人，谁又会注意，或许不经意间捡到了也当废物扔掉了。

我们今天很难获知西周时期有没有人学者在研究甲骨文，大概是有的，或许司马迁本人也有所接触，但是相比发掘的甲骨文卜辞并不多，它们之间的联系或许很松散，不紧密，难以整理出连贯的资料，单独一个妇好突兀的出现，就跟你读残本小说，只有那么一页，其中出现了主角的几句对话，神知道他什么来历，做什么的呢？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参考了大量的资料，以及通过走访调查的方式，综合各地长者的口述，最终选择可信度高的完成了《史记》的编纂工作。

《史记•殷本纪》最后，他也介绍了情况，言之《殷本纪》是他根据《诗经》中的《商颂》来编定契（殷商祖先）的事迹的，自成汤以来，很多史实材料采自《尚书》和《诗经》。

而《商颂》中关于商王武丁的有两篇，即《长发》和《殷武》，是武丁伐荆楚的胜利后的赞歌，而《尚书》中关于武丁的也只有《高宗肜日》这一篇，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又没有专门藏书和收藏文物的博物馆，那时候的人想要编纂一本史书，条件是相当艰难的，大概关于殷商的事迹，也只能从宋国这个殷商后裔的口中得知了。

而经过千年的流传，即便是殷商的后裔也不可能记得所有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如今可能连自己往上数5代的祖先是谁都搞不明白了。当然古代祭祀祖先，是定宗谱的。但宗谱之上大概只留一个名字，关于其人事迹，在殷商时代，记录下来的可能性太低了。

在父系社会，女性的地位本来如不断下滑，不但《殷本纪》，就是《周本纪》西周部分也没有记载一个女性，一来是女性在当时社会扮演政治角色的机会约等于零，二来实在太缺乏资料了，夏商西周上千年的历史，也不过只是弄清楚了有留下事迹的寥寥几代君主，其他的就留下了个名字，一生干了什么事，完全没什么记录。

商朝人怎么生活，怎么说话，有什么文化作品，政治制度是个什么情况，对于当时的西汉人来说，完全两眼一抹黑。当时挖坟刨土对于重视祖先的古人来说，那是大逆不道，说以汉朝人也不太可能发现个殷商墓，就丧心病狂地把它发掘出来，这就更加限制了司马迁对殷商历史的考证认知。

我们今日对历史的认知，除了归功于古人记史论史所流传的史料，考古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二者之间相互印证，相辅相成。然而古代史学家只是一条腿走路，靠的还是文字记录，已经世代口口相传的乡野传说。

综上，不能怪司马迁只字不提，而是资料不充分，不可能在《殷本纪》中专门记录：“妇好，武丁妻也”这么一句就没有下文了吧，这很突兀也相当于是搞差别对待，人家成汤的妻子是谁都没记录，为什么到了武丁这里就要记个妇好呢？

再者而言，上古时期的史书，比如《尚书》，更多的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从历史中找到理论支撑。《尚书》中的很多记载都是对话流，实际上上古时期的人说了什么话，还不是全凭想象和猜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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