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推测，姓的由来与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各自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这种图腾崇拜物成了本部落的标志。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由于古代氏族部落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可数的，所以，纯正的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姓是很少的。相传人类始祖黄帝轩辕有25个儿子，其中14人功德卓著，黄帝给了他们12个姓，以后世代沿袭，使用至今。后人据《春秋》整理出来的“古姓”有：妫（今河北涿鹿有妫水）、姒、子、姬、（周王族姓）、风、赢（秦姓）、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归、曼、芈（楚姓）、隗（原北方少数民族姓）、漆（瞒）、允等22个姓。这些姓中近半数带女字旁。所以，人们推测，姓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章太炎先生及其他学者又从《说文》、《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较古的文献中整理出几十个古姓（约59个，章太炎得52个，他人又从金文中得嫘等7个），这样加上原有的也不过80几个，可以想见，这只是远古实际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这些。其他的已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姓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姓”多。

姓氏的历史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大约在5000年前的伏羲时期，“姓”被定为世袭，且由父亲传递。今天我们所说的姓氏与常见的“以姓氏笔划为序”，是把姓氏当成一个统一的概念，然而在古代“姓”和“氏”是有严格区别的。“姓”代表氏族的血统，起源于母系社会，称为族姓，是为了区分血缘，防止血缘婚配而发明的相应识别标志。“氏”是古代贵族标志与宗族系统的称号，从夏朝中期开始“氏”成为“姓”的支系，表示功勋和地位。当时部落的大团体，裂变成了若干小团体，出于相互交往中识别的需要，这些小团体在得到新的居住地的同时获得了一种与地域有联系的新标志—姓。

历来以为中国人先有“姓”后有“氏”，事实上，姓、氏一直在混合使用，姓和氏的关系也在变化。传说和文献中出现的“氏”有上百个，最早的是盘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五龙氏时代，随后为钜灵氏、黄神氏、鬼隗氏、空桑氏、次民氏等22氏的循蜚纪时代，接着为辰放氏、蜀山氏、混沌氏、有巢氏、燧人氏、庸成氏等13氏的因提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是有巢氏和燧人氏。有巢氏教民架木为巢，掘地为营；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教民结绳记事。

进入到伏羲时代，这一时期中原出现了共工氏、柏皇氏、朱襄氏、昊英氏、栗陆氏、赫胥氏、昆吾氏、葛天氏、阴康氏、中皇石、女娲氏等部落或国家。中国最早的“姓”就产生在伏羲时代，“风”是中国的第一个姓，这个时期一个最重要的“氏”是中皇氏，其首领是仓颉，他创造了文字，替代结绳记事。

女娲氏之后为神农氏，即炎帝，其后为姜姓。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黄帝所在部落的称呼叫有熊氏，黄帝继承炎帝之位，统治了中原大地。黄帝有25子，得姓14有姓12：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嬉、儇、依。这12个姓事实上是有熊氏的分族，其他的儿子因没有实力建立自己的族而不能有姓。据考证，中国最古老的姓基本都出自炎黄两帝之后。炎黄两帝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无论你我他，同姓一家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根。

先秦时期，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姓氏便开始合而为一，由于形式固定下来，子孙可以永久使用，便于形成一脉相传的家族，血统源流线索从此变得更为清晰。中国人十分重视姓，养成了同姓聚居的习俗，许多地区流传着修谱联宗的习惯，在全国形成了无数的不等的同姓人群，以至后人探讨自己的家族史，很容易据此找到血缘所出。

姓氏来源有多种，有以图腾定姓氏的：熊、罴、豹、虎、龙等；以国家名称为姓氏的：齐、楚、韩、赵、秦等；以居住地为姓氏的：西门、郭、丘、尹、常；以官职为姓氏的：上官、卜、钱、士、司马等；以职业为姓氏的：张、顾、屠、甄、匠等；以山河名称为姓氏的：乔、姬、姜、黄、武等；皇帝赐姓氏的：刘、李、赵、完颜、朱等；还有以数字、季节、方位、气候、花木等等为姓氏的。

中国人习惯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传递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氏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递的基因，相当于位于代表人类男性染色体上的特殊遗传基因。

姓氏，把一氏族的人与另一氏族的人区分开来，在一个氏族内部，为了区分彼此，出现了只属于个人标志的“名”。在社会交往中，无论哪群人在自己内部只用“名”就可以区分彼此，但若与另一氏族的人交往，仅称“名”还不足以表明自己的身份，把自己氏族的“姓”与自己的“名”结合在一起，才能清楚地表明自己，区别他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姓名又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姓氏文化。

在中国，一般每人都有姓。人们初次交往，彼此总要先问：“您贵姓？”可见姓氏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交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

我国到底有多少姓，至今尚未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俗称“百家姓”，其实在明朝（1368—1644年）时就已有3000多个姓了。姓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的忌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各种原因而变化。因此，我国姓的来历，几千年来变化多端，说法不一，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母系氏族社会，以母亲为姓。传说上古时代神农氏的母亲叫女登，所以那时许多姓都是女字旁，如：姑、姬、姜、妫、姒等。

二、以出生地、居住地为姓。传说上古时代虞舜出于姚墟，便以姚为姓。春秋时代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便以东郭、南郭等为姓。郑大夫住在西门，便以西门为姓。

三、以古国名为姓。虞、夏、商朝都有个汪芒国，汪芒的后代乃姓汪；商朝有个在泾渭之间的阮国，其后代便姓阮。

四、以封地为姓。造父被周武王封到赵城，他的后代便姓赵；周昭王的庶子被封于翁地，因而姓翁；周公旦的儿子被封到邢国为邢侯，他的后代便姓邢。

五、以官职为姓。古代有五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他们的后代都以这些官职为姓。

六、天子赐氏，以 号为姓。如周穆王死了一个宠姬，为了表示哀痛，赐她的后代姓痛；周惠王死后追 为惠，他的后代便姓惠。

七、以祖辈的字为姓。如郑国公子偃，字子游，其孙便姓游；鲁孝公的儿子子 ，字子臧，其后代便姓臧。

八、因神话中的传说为姓。传说舜时有个纳言是天上龙的后代，其子孙便以龙为姓；传说神仙中有个青鸟公，后人便也有姓青鸟的。

九、因避讳或某种原因改姓。比如战国时代田齐襄王法章的后代本姓田，齐国被秦灭了，其子孙不敢姓田而改姓法。汉明帝讳“庄”字，凡姓庄的都改姓“严”。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并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而太监马三保因“靖难”有功而被赐姓为“郑”；后他改名为郑和。

十、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复杂化，有些姓则是民族语言的译音。如匈奴首领单于的子孙就有不少姓单于。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像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十一、以姓为氏。姓作为氏族公社时期氏族部落的标志符号而产生，其后人有的便直接承袭为氏。母权制氏族社会以母亲为姓，所以那时许多姓都是女字旁。如：姬、姜、姒、姚等。

十二、以国名为氏。如我们所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齐、鲁、晋、宋、郑、吴、越、秦、楚、卫、韩、赵、魏、燕、陈、蔡、曹、胡、许等，皆成为今天常见姓。

十三、以邑名氏。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予同姓或异性卿大夫的封地。其后代或生活在这些采邑中的人有的便继之为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岔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岔生后代便姓苏。据统计，以邑为氏的姓氏近200个。一些复姓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至今已不复存在。

十四、以乡、亭之名为氏。今日常见姓有裴、陆、阎、郝、欧阳等。

十五、以居住地为姓。这类姓氏中，复姓较多，一般都带邱、门、乡、闾、里、野、官等字，表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

十六、以先人的字或名为氏。出自此条的姓氏很多，据统计有五六百个，其中复姓近200个。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以林性传世。宋戴公之子公子充石，字皇父，其孙以祖父字为氏，汉代时改皇父为皇甫。

十七、以次第为氏。一家一族，按兄弟顺序排行取姓，如老大曰伯或孟，老二曰仲，老三曰叔，老四曰季等。后代相沿为氏，表示在宗族中的顺序。但也有例外。鲁庄公之弟庄父、排行老二，本为仲氏、仲孙氏，因他有弑君之罪，后代便改姓孟，或姓孟孙。

十八、以官职为氏。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一些以官职为姓的姓氏，单从字义上看，也可以分辨出来，如籍、谏、库、仓、军、厨等。

十九、以技艺为氏。如巫、卜、陶、匠、屠等。

二十、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

二十一、以谥号为氏。

二十二、因赐姓、避讳而改姓。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通志·氏族略》南宋著名史学家 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该书参阅《元和姓纂》，将姓氏以其起源分为32类，缀以总论，附以四声，并列举姓氏混淆实例13种，旁征博引，考释甚详。尤其是总论13篇，对姓氏作了系统的学术探讨，对中国姓氏源流、氏族分合及世系衍派均有较详尽的论述，在中国姓氏学研究中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凡研讨姓氏文化者均以其为发凡起例之蓝本。流传甚广的《百家姓》一书中，所收504姓，其姓氏源流的分类，均可归入《氏族略》所列32类之中。该书在姓氏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通"起来，所谓"会通"，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程继州东阿人，隋唐名将，翻开史书很难找到这三个字。他成名后改名为程知节，可能是觉得“咬金”这个名字太俗了。

1程不同于周璇。

说到出发，似乎不能不提“混世魔王”的名字和他的“三板斧”。如果他真的是路中间的亡命之徒，那他就名副其实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程并非天生大大咧咧，而是出身于北齐一个著名的文人家庭。爷爷奶奶是公务员，所以程的文化水平应该还算不错，不可能是文盲。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被浪漫所误导。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浪漫主义没有创造出完全不同的过程，他的形象也不会这么受欢迎。

当然，程家的官职是北齐，是前朝，现在是隋朝。家破人亡，不得不回家。然而，与隋末乱世巧合的是，程一展身手。他组织了数百人，担负起保卫村庄的责任。至于传说中的程三斧半，只是《演义》年的故事。隋唐武将常用的兵器是，成的拿手兵器是。《演义》为了突出成作品中傅江的形象，把他塑造成一个豪放不羁的英雄，却忽略了他的勇者形象。

第二，战场展示了它的威力。

随着隋末社会的动荡，成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决定走反隋之路。面对如此多的反隋武装，他选择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瓦岗军。瓦岗寨的首领李米是一个有识之士。他很高兴看到程的投票。程也很器重，所以他是骠骑军中的一员。不要小看这支内军。他们由四个轻骑兵的8000名战士组成，是李米皇军。李米经常告诉人们，这8000人抵得上一支10万人的军队。虽然夸张，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战斗力。

能指挥这支军队的四大头领，一定是人，程就是其中之一。从这一点上，程灿看到了他的勇敢。因为石密误信了王的许诺，虽然战败，但伤亡惨重。此时王乘人之危，率领精锐部队攻打瓦岗山。信心满满，拒绝了裴避战养伤的建议，决定迎战王。王先攻丹，丹失。李密派程、裴去救。但是，裴在战争中不幸中弹，从马上摔了下来。

看到程同志已经丢了马，死伤好几个人，谁也不敢阻拦。趁敌人一片慌乱，程抱起裴行嫣嫣就往回跑。但毕竟同时出现了两个人。他们仍然有点超重，很快就被敌人的骑兵赶上了。程不想和敌人作战，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追自己的部队。趁程没观察到，用马鞍把程的胳膊捆住。我听了程的吼，心想，爷爷不是不想跟你争，你还得寸进尺。程见他疼痛难忍，拨开马刀，回头便杀。其余的追兵看到永成，不敢再追了。虽然程和裴杭燕脱离了危险，但李密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第三，远见。

成王俘获了他们，国王很尊重他们，想把他们争取过来。但程实在看不上王的奸诈作风。每天在法庭上，我都要听王没完没了的说教，我经常重复我的话，所以我完全没有开明的气质。于是，程告诉秦，王能力小，喜欢骂人。她只是一个老巫婆，一个拨乱反正的高手！劝秦跟王去那边。这是一个粗心的人会说的话。由此可见，程在历史上对当时的形势是有一定分析的。他在寻找一位明师，而不仅仅是一位高级官员。后来，在随、王作战时，程、秦等人都上了战场。离王百步，下马向王磕头，说要投唐，王不敢追

投靠成后，在扩张地盘的重要战役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几乎从不落后。在李世民的领导下，他显示了他的力量，同时他也忠于李世民。平息外部势力后，唐力很快陷入内部权力斗争。太子党决定先拿程开刀，请求皇上放了程。从此拉开了削弱秦王权力的序幕。程听了这话，急忙对他说：“陛下的得力干将渐渐坏了。你能拯救你自己的生命吗？即使我死了，我也不会离开你。这件事发生在玄武门变更前两年。程有这样的看法，可见他的远见卓识；他会陪秦王一起死，可见他的诚意！

第四，晚上过节没有保障。

程虽然身经百战，但他是战争将领，从未亲自指挥过某一场战争。但是李治、唐高宗却给了他一个元帅的重任，要他带领军队讨伐西突厥。战事紧急时，蜀引苏领兵五百，制伏敌军，大获全胜。然而，坏人总是在那里。另一位将军王因嫉妒程的成就而对他说：“我军虽侥幸取胜，但伤亡惨重。我们不应该带领一个疲惫的师去追击敌人。不如慎之又慎，御敌而战。”

更离谱的是，王还说他有皇帝的密令，要求全军服从他的命令，甚至严令禁止军队深入追击敌人。可怜的程竟然相信了王的话。此时，67岁的程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精神。无论如何劝说，程都默许了王的做法。程的失误使他没能达到战斗的目的。由于行军缓慢，战线长，粮草少，北方严寒，很多士兵冻死饿死。

当成千上万的敌人叛变时，他们默许了国王的杀戮和糟蹋。苏连连劝道，“若是如此，那一定是做贼了。怎么能称之为叛国呢？”只有苏不接受，当时钱最后分了。部队被调回朝鲜后，程被解除了官职。如果他不是开国元勋，恐怕早就活到死了。

从此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再过问韩国的事情。公元665年，他在家中去世，享年77岁。

第四种，以职业或官职为姓氏。

司徒：上古时代官名，传说尧、舜时已设，一直延续到秦汉。有以此官职为姓的，便是复姓“司徒。”

司空：据说为上古时所设官职，专管天下水利上本工程建设。帝尧时大禹的官职就是司空。大禹的子孙中，有人以此为姓氏。

司马：上古代所设官职，为军事长官。曾为官司马的人的后代，有的以此官为姓氏。

相关阅读：

姓氏的各种起源 姓氏的各种起源（1）：图腾崇拜物为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2）：祖先名字中的字力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3）：封地名和国名为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4）：职业或官职为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5）：山名、河名为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6）：住地的方位为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7）：部落的名称为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8）：出生时的异象为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9）：溢号为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10）：避讳、避嫌所改的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11）：帝王赐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12）：数量词、排行次序及天干地支为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13）：少数民族汉改姓氏 姓氏的各种起源（14）：汉族人改为少数民族姓氏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春秋时期，直接以“官”为氏者有三氏最为有名，皆为复姓，即：晋王官氏，鲁亓官氏，楚上官氏。

上官，出芈姓，是楚国以邑为氏者。而王官氏、亓官氏则出姬姓，是以职为氏，即以官职称谓为姓氏。

亓官，是鲁国掌管“笄礼”的官职。在古代，笄礼是少年年至十五岁时，在头发上插笄的仪式，作为由少年正式传为成年的象征。因此，古人十分看重这个仪式和官职。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设有这个官职。

王官，是晋国掌管君主生活起居的官职，后演变为专职负责管理“王主”生活起居的官职，而负责君主生活起居的职能转由“内侍”、“宦官”承担。秦国也有同称官职。在古代，诸侯国君主之女被称作“王主”，又称“翁主”。在史籍《汉书·成帝纪》中记载：“周王赐诸侯王、丞相、将军、王太后、公主、王主、吏两千石黄金……”张晏注：“王主，王之女也。”颜师古注：“王主，则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晋国的王官之子孙后裔中，有以其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王官氏，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王氏、官氏者。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战国时期虢国上阳城王官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虢国，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姬姓封国之一。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西周春秋时期的虢国从陕西宝鸡迁都到上阳城(今河南三门峡)，直到周惠王二十二年(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5年)，被晋国君主晋献公姬佹诸假虞灭虢，留下了“唇亡齿寒”的千古遗训。

虢国对西周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1921年，首先发现于渑池县仰韶村而命名的仰韶文化，是远古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社会由盛到衰的时期，表面绘制有图案的彩陶是其重要特征之一。1961年3月4日，仰韶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阳城，是虢国的都城，即今三门峡市上岭村附近的李家窑遗址，北依黄河，南望崤山。传说四千年前，华夏祖先大禹为疏黄河之水用神斧劈开山岩，形成人、鬼、神三门，三门峡因此得名。

王官邑，即今三门峡湖滨区王官沟流域，在春秋时期晋献公灭了虢国之后，成为晋国大夫的封邑。其住民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王官氏，后多有省文简化为单姓王氏者。

第三个渊源：源于官职，出自魏、晋至南北朝时期的王官、职人，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汉末曹魏国时期至晋朝初期，朝廷的官吏队伍中有一批被称为“王官”者，其身份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北齐政权中则称之为“职人”。

“王官”与“职人”的存在，显示了当时在政府官员队伍中，存在着候选者与现任者两大部分结构体系。在北魏和北齐的史料之中，都可以看到被称为“职人”的人。

对于“王官”与“职人”的身份，有的学者认为是流外官，并将之比拟于唐朝时期的“职掌人”。有关“王官”与“职人”的史料并不太多，并且都较为隐悔。不过从已有材料看来，有学者认为所谓“王官”与“职人”很可能就是指有散阶、散官而无实官的人，这些人和职事百官一起，构成了朝廷官员队伍的两大类别。

对“王官”与“职人”的确认，有助于了解那段历史时期文官制度的某些重要侧面。

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到北魏末年孝庄帝和前废帝时，由于战事频繁，王朝不止一次地下诏招募从征者，并在官阶上给予相应酬报。在当时，一些诏书中就涉及了“职人”。在史籍《魏书·孝庄帝纪》建义元年(公元528年)中记载，北魏政权为征讨葛荣、邢杲：“诏直寝纪业持节募新免牧户，有投名效力者授九品官。己酉，诏诸有私马仗从戎者，职人优两大阶，亦授实官；白民出身外优两阶，亦授实官。若武艺超伦者，虽无私马，亦依前条；虽不超伦，但射槊翘关一艺而胆略有施者，依第出身外，特优一大阶，授实官。若无姓第者，从八品出身，阶依前加，特授实官。”诏书中的招募对象，包括新免牧户、白民，此外就有“职人”在内。朝廷对从征者酬报的官阶，是依其是否有私马及是否“武艺超伦”而异的。又据史籍《魏书·孝庄帝纪》建义二年(公元529年)农历5月记载：“辛酉，诏私马仗从戎优阶授官。壬戌，又诏募士一依征葛荣。甲子，又诏职人及民出马优阶各有差。”

在史籍《魏书·孝庄帝纪》中所记载的诏书只是节录，语焉不详，所以有许多居间的层次祗能通过份析来判定。例如根据孝庄帝建义元年诏，白民有私马仗从戎者“出身外优两阶，亦授实官”，那么可以推测没有私马仗的从戎者，王朝就祗给予“出身”并“授实官”，而没有“优两阶”的待遇。同理，职人有私马仗从戎者“优两大阶，亦授实官”，那么没有私马仗的职人，也可以推测他们祗“授实官”，同时就没有“优两大阶”的待遇了。对此可注意到：对职人以外的其他各种情况，都有给予“出身”的优惠，唯独对职人就没有这样一条；对职人王朝仅仅是“优阶”和“授实官”而已。这反映了职人是已有出身但尚无实官者。在《魏书·食货志》中记载：“庄帝初，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

在入粟酬报上，对职人仍未提及“出身”的给予，这说明“出身”对职人并不构成问题，他们已有出身。而对白民入粟者，朝廷仅仅是给予出身，入粟多者再加一大阶而已，但并不授予实官；但对职人就不同了：由于他们已有出身，所以“赏一大阶”外还要“授以实官”，纔能构成与白民相称的酬报。又《魏书·刑罚志》中记载：神龟中……尚书三公郎中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刘辉者，职人赏二阶，白民听出身、进一阶；厮役免役，奴婢为良。”这条记录表示，职人是已有出身者，所以悬赏时对职人捕获逃犯者赏以二阶；而白民尚无出身，故给予出身(从九品)后再进一阶，与职人的“赏二阶”是相当的。职人虽拥有出身却闲居待调、并无职事，这一点近于白民，所以朝廷号召他们为捕获逃犯尽力；百官则各有所司，就不能旁置了官守去承担捕获义务了。

大致可以这样推测：

第一，职人本身就是已有出身的人，所以朝廷就没有再给予出身的必要了；

第二，职人尚无实官，所以朝廷要以“授实官”作为优惠(对以私马仗从戎者，还要在优两大阶的基础上授予实官)。

职人的出身构成了选举资格，是闲居候选者；朝廷允许他们通过从征、入粟或捕获逃犯等贡献，来提高原有的阶级和优先获得实官。出身首先是一个品阶，是独立于实官即职事官之外的，它也构成了一个候选实官的资格。但从制度上说，当时决不会有祗有品阶而无衔号之事。

职人应该是拥有散官名号的，他的出身品阶体现于散官、散号。由上面的引述还可看到，职人的原有出身或阶级应该在九品之内。白民、甚至新免牧户、伎作户和杂户获得的出身都在九品以上，职人当然不会比他们品阶更低。而且，牧户、伎作户和杂户如果获得了九品出身，此后也就成了流内职人了。

按照北魏孝文帝创制的流内九品及流外七品之制，“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这是清流士大夫阶级；流外七品则为“小人之官”，可以说就是胥吏的层次。

“职人”不但与“白民”有别，而且与“实官正职”也有区别。其有异“白民”是因为他们拥有王朝的名号官阶，但因为其所拥有的祗是散号、散阶，在没有官守一点上近于白民。至于“实官正职者”，则“亦列名贯，别录历阶”，其“奏按”别为一类另作处理。

“职人”这个称谓很容易造成误解，使人误以为他们是职事官员或职掌人。其实不是如此，这个“职”字，祗表明他们业已出仕受命于朝廷、拥有了名位，从而不同于平民了，如此而已。从广义上说，受命于朝廷者都是“职人”，但因职事官自为一类，职事之外的那些仅有散号者遂漫以“职人”称谓之。

北齐政权中有几份泛阶诏书，同样可以显示百官与职人的两分。如在《文馆词林·北齐武成帝大赦诏》中记载：“九州职人并进二级，内外文武百官并进一级。”《北齐书·幼主纪》中记载：“天统三年(公元567年)二月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职人各进四级，内外百官普进二级。”

“王官”与“职人”者，有终生不得实官实职者，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官职称谓为传家荣誉者，引以姓氏，称王官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王氏。这个复姓现在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