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伯夷列传》学习笔记（一）

文 觅箫笙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那些研究学问（或者著书立书）的人，他们要读（写）的事情很多（要读的资料很多），还要以六艺为考信的标准。（如果六艺里没有这样写，我们就要表示怀疑。）

诗书偏重在书。虞夏之文出自《尚书》的《尧典》《虞夏书》。

《尚书》虽然有所偏缺，《尧典》的文字可以知道禅让的事。

岳牧：岳指四方诸侯之长，牧指州牧。古代有四岳，尧时有九牧，舜时有十二牧。乃是才的意思。相传尧试舜试了28年，禹被试了17年。传位非常谨慎，慎重。

地方首长统统推荐，才在位置上让他试用一下。掌管政务好几十年，功效已经（兴盛）显著（可以肯定他能做好事），然后才受让位。表示天下是贵重的器物，王位是重大的法统，传天下（若斯）如此的（困难）谨慎。这是儒家的说法。

说者指诸子杂记，一般指道家。出自《逍遥游》。

庄子《让王篇》有讲卞随，务光不肯接受商汤的让位。

这样子的现象怎么说呢？（此何以称焉？）

引出矛盾，表现出两个立场，两个不同的价值观。每一段都用问号结束，产生不安定感。

我有意见：我登上箕山（表现其主观性），上面（盖有……云，这是疑尤未定，但这里表示肯定）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序排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太伯，伯夷这一类人都被孔子评论过的。就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节义更高，在六艺里，（概是大概粗略，不少是一点都没有）有关于许由务光的文词一点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人的推崇，所以孔子的序列才有用的。）

怨是用希是指怨恨因此用的稀少。

孔子云这里，用了典故《论语·公冶长》

求仁得仁的背景：卫灵公去世传位给他的孙子辄而没有传位给儿子，父亲与儿子争位。就这件事，冉由问子贡，孔子是否会帮助卫国国君？子贡去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的回答是：“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怨乎？”答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子贡出来告诉冉由，老师不会帮助卫国国君的。子贡的判断：肯定兄弟让国，一定不会赞同父子争国。

我为伯夷之意悲痛，看他诗里表达的与没有怨恨不大一样。

其传由四部分：1、兄弟相让；伯夷不要是因为，如果要了就不孝；叔齐不要是因为他觉得这位置应该是哥哥的。伯夷叔齐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2、西伯主善养老，“盍往归焉（何不往归）”是两个人说的话。3、叩马劝谏武王。4、不食周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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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水燕谈录》卷四的原文是：

范文正公轻财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贵，于姑苏近郊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以养群从之贫者，择族人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纳。人日食米一升，岁衣缣缣：细绢一匹。嫁娶丧葬，皆有赡给。聚族人仅仅：将近百口，公殁逾四十年，子孙贤令令：善，美好，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废弛。

《渑水燕谈录》卷四的原文翻译是：

范仲淹轻视财富，喜欢施舍他人钱财，尤其对待族人时特别宽厚。他富贵之后，在姑苏靠近外城的地方买了好的田地数千亩，当作义庄，用来养活跟随他但比较贫穷的人，他选出一个辈分高而且有贤能的人来管理他资金的进出，每个人每天吃一升米，每年拿一批细绢做衣服，另外婚丧嫁娶，都会给他们钱。聚集的族人将近有一百口。范仲淹死了之后四十年，子孙贤明善良．一直都尊奉范仲淹的规矩做法，不敢废止。

注释

①缣(jiān)：细绢。②仅：将近。③令：善，美好。

相关知识：

《渑水燕谈录》是由王辟之所著的史料笔记，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渑水燕谈录》主要记录了宋哲宗绍圣年间以前到北宋开国之间140余年的北宋杂事。作者脱离仕宦，悠游林下，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博记杂识，主要是为了“谈谑”。

作者简介：

王辟之，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担任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知县，曾“废撤*祠之屋”，作伯夷叔齐庙，以“贵德尚贤”闻名。

绍圣二年（1095年），知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在任期间，政绩卓著，“拊养柔良，锄治奸滑”，使境内人民安居乐业。曾经有手下的官吏受贿，别人在告发这个官吏时把王辟之也一块告了，王辟之神色不变，对上级来调查的人说：“白头老翁安能畏吏苛民耶？”意思是说自己是清白的，不怕上级调查，也决不对错告他的老百姓打击报复。后来上级查明了事实真相，证实王辟之是无辜的。王辟之对古代先贤十分思慕敬佩，不但为曾经在忠州做官的刘晏（唐代理财家，曾被贬为忠州刺史）、陆贽（唐代骈文家，曾被贬为忠州别驾）、李吉甫（唐代地理学家，曾被贬为忠州刺史）、白居易（唐代著名诗人，曾被贬为忠州刺史）修了“四贤祠”，而且以这些名官为榜样，“兴旧起废，慨然不倦”，以廉洁勤政、务实爱民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北宋著名词家、书法家黄庭坚在《忠州复古记》中，高度称赞他“知务乐善，击强拨烦，才有余地”。

绍圣四年（1097年），王辟之从忠州任上致仕还乡。回到家乡临淄后，他隐居在渑水河畔，过着饮酒赋诗、悠闲自得的生活。渑水发源于临淄齐故城小城西由南向北，经长胡同、督府巷、东石桥、邵家圈，至王青庄南分为两支，北流经广饶入博兴者为渑水，西流经梧台入画水者为系水。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渑水与系水同源。”渑水附近，齐文化内涵丰富。《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记载：晋昭公与齐景公在宴席上投壶，齐景公说：“有酒如渑”，形容其酒之多。《淮南子》载：善于烹饪的齐桓公宠臣易牙，能尝辨出淄水与渑水的味道。《史记鲁仲连列传》记载：鲁仲连谓“田单黄金横带，骋于淄渑之间”。在渑水河畔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喜欢文学的王辟之经常和朋友们欢宴，追古抚今，指点江山，畅谈一些风土人情和官场趣闻。后来他把这些听来的故事，整理成了《渑水燕谈录》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题《渑水燕录》，作王辟撰。

伯夷和叔齐是殷商末期孤竹国（河北卢龙）国君的儿子。他们的父亲最喜欢三儿子叔齐，有意立他为太子，将来继承君位。但当时的规矩是长子做太子、继君位，国君觉得很为难。就在这时，国君生病死了。大臣们尊重他的意愿，请三儿子叔齐继位。叔齐心里非常不安，让位给大哥伯夷。

伯夷不肯，说：“这是父亲的意思。”两人争让不下，最后伯夷索性逃走了事。叔齐还是不肯即位，他认为应当遵守规矩，老大不在，就由老二继位，自己是老三，不能继位。

为了避免矛盾，他也逃走了。大臣们只好把老二立为国君。伯夷和叔齐听说西伯昌（后来的周文王）有德行，便决定投奔西伯昌。

西伯昌知道了两人的身份和来历，非常高兴，当即把他们留了下来。不久，西伯昌去世，武王即位，让士兵穿着孝服出征伐纣。

伯夷和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进谏道：“父亲死了不埋葬，却要去打仗，这能说是孝吗？你是臣子，却去打君主，这能说是仁吗？”武王的手下想要杀死他们。

姜太公说：“他们虽然反对出征，但作为纣王的臣子，他们算是尽了义，还是放他们走吧。”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和叔齐认为武王的做法可耻，决定不食周粟。他们隐居在首阳山（山西永济），采薇而食，终于饿死。他们的忠义行为受到后人的赞扬。

扩展资料

夷齐的让国精神和耻食周粟的高尚气节，使各代诗人深受感动。他们题诗作赋，咏颂伯夷、叔齐。见于文字记载的，咏颂伯夷、叔齐的诗多达近百首。著名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刘伯温、顾炎武等都有传世佳作赞美夷齐。

广州刺史吴隐之上任之前，听说广州城外有一泉，人称“贪泉”。传言赴广州作官者，若饮此泉之水，就会变成贪官。吴隐之上任伊始，就痛饮三瓢贪泉之水，并赋诗一首，以言其志。吴隐之也终于没有成为贪官。

南宋著名画家李唐以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首阳山为题材，画了一幅《采薇图》。此画系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采薇图》刻划的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宁死不愿意失去气节的精神。

-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扣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见《吕氏春秋．诚廉》﹑《史记．伯夷列传》）。《论语．公冶长》：“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邢昺疏引《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长也；夷，谥。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齐亦谥也。”封建社会里把他们当作抱节守志的典范。

叔齐名致，字公达，谥齐，后人称之为叔齐。叔齐、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三千年前，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历经了商和周两个朝代。当时它的管辖区域，据考古资料表明，大体包括现在秦皇岛市的全部，唐山市的东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现在的卢龙县城附近。这个古老的方国当时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有大量饲养牲畜的畜牧业和可以用剩余粮食酿酒的农产品。从这个国家取名觚竹来看，它是以两种用以书写的文具，借代作国名，这就反映了这个国家已经有比较高的文化。

到了商朝后期，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夷齐让国的美谈。原来那时的孤竹国君生了三个儿子，孤竹国君姓墨胎氏，长子名允字公信，即后来谥号为伯夷。幼子名智字公达，即后来谥号为叔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他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作。”于是他就放弃君位，逃到孤竹国外。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如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到孤竹国外，和他的长兄一起过流亡生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们只好立了中子继承了君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学派，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非常赞赏，评论这种事情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对他们给以很高的评价。

为了躲避残暴的商纣王、伯夷叔齐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听到西方伯主周文王兴起，国内稳定，生产发展很快。他们高兴地说：“应该从东夷回去了，我们听说西伯的国内很安定，很适合老年人居住。”于是他们相约到周国去。但是走在中途，就遇见了周武王伐纣的大军，原来这时周文王已经死去，周武王用车拉着周文王的木主奔袭商纣。他们二人大失所望就叩马而谏说：“父死不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作孝吗？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武王的卫兵要杀害他俩，军师姜尚劝解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就把他俩扶走了。后来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血流飘杵，由于商纣王阵前的奴隶兵倒戈，周武王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这正是公元前1046年。伯夷叔齐认为这种做法太可耻了，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相携着到首阳山上采薇菜吃。在采薇菜时，他们还唱着歌说：“上那个西山哪，采这里的薇菜。用那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我真不理解这样作算是对呀？先帝神农啊，虞夏啊！这样的盛世，恐怕不会有了。我们上那里去呢，真可叹啊！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于是就饿死在首阳山之上。他们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当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的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原来伯夷叔齐的行为正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儒家认为，人生价值不在于你能获得什么功名利禄，而在于你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在后世对你的评价中来体现人生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留名千古。所以孔子强调说：“伯夷叔齐……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贤而能若是乎！”

伯夷介绍

尧舜时人，炎帝第十四代孙，共工从孙，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他与商末孤竹君长子伯夷并非一人，孤竹国伯夷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140年前后，两人的生活年代相距一千多年。四岳是尧舜时期官职，掌管诸侯事务。此处所说伯夷，是历任四岳官中的一位，也是被人们纪念的一位。

一个国家的传承是需要文化积累的，一个人民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有强烈的认同感也是需要文化的传承的。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中，历史的比重非常的大，我们从历史中明白国家的兴衰的道理，我们从历史中知道先祖衣衫褴褛的开辟国土的艰辛，因此历史对一个人的教育意义非常重大。《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是作者根据人物的影响顺序编写的。七十列传之首《伯夷列传》，饱含了太史公怎样的感情？因为人物的关系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自己对崇高品德的向往。

首先，我们来看看《伯夷列传》的主人公，伯夷叔齐是商朝末期非常著名两个隐士，他们两个也还是当时一个国家的王子。作为王子，在没有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情况下都有着继承王位的权利，当时他们两兄弟都互相的谦让，就是为了兄弟之间起兵戈，和汉王朝此时国家内部争权夺利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通过此表示对此的控诉。

后来，商朝因为统治者的暴政，周朝等一些反对者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因为商朝的成立已经有很多年了，那个时候的很多人对商朝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认为自己是商朝人，但是他们都担忧自己的生命和利益去取舍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始终坚持内心的原则，宁愿饿死也不吃周朝的食物，这也是作者为之向往的。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经典，无韵之离骚。从本质上来说，虽然是一本史书，一本非常公正的史书，但是由于当朝统治者的影响，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作者本身也只能通过文章细微的表达自己内心的诉求。因此在伯夷列传这篇中，寄托了作者浓厚的思想感情和爱国情怀。

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的典故被史记撰写者司马迁列入了列传之首，足见典故中所弘扬的儒学思想是司马迁所尊崇的，非但司马迁极为敬重此二人，历朝历代凡事受到孔子儒学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史学家、艺术家、文人学者以及帝王将相皆以伯夷叔齐为道德典范，歌功颂德。

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典故讲述的是商周时期，商末贵族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以恪守仁义而成为商周时期的仁义典范，故而将此二人的思想融汇于儒学思想中，流传至今。

孤竹君在其晚年，因偏爱小儿子叔齐，有意推翻嫡长子制度命次子继承家业，待孤竹君去世后，叔齐执意将家业由兄长伯夷继承，然而伯夷也不愿继承，为了避免叔齐为难，遂于夜深远走他乡，但叔齐也是恪守礼制之人，见兄长不告而别，二话不说便寻他而去。

皇天不负有心人，叔齐终寻得其兄长，二人便决定不再回归故里，于是投奔周国，过上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但不久周国举兵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认为周国属于商朝的附属国家，以下犯上，视为不仁，便上朝劝谏，二人秉持仁心并未阻止此次讨伐，反倒激怒周武王，惹来杀身之祸，被下令拘禁。

后来周朝建立，伯夷叔齐仍为出去心中的芥蒂，认为周朝的建立违背礼制，发誓不与周人往来，不食周朝土地上的食物，最后守着心中的执念，饿死在首阳山。

伯夷叔齐的故事发生于商朝末年，自古以来备受古代先贤盛赞、被誉为是品格高尚的隐士高人，在经典的著作中也多处提及伯夷叔齐的典故，例如《论语》、《孟子》、《庄子》等。

论语中的伯夷叔齐

关于伯夷叔齐之死，《史记》中记载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饿死，足见伯夷叔齐惊人的意志与坚守，世人因此将此二人作为抱节守志的典范。

那么耻食周粟，采薇饿死的故事具体是什么呢？商朝末年，商纣无道，民不聊生，但在以天为大的初始社会，民智尚未开化，世人皆尊奉君王为天，无人敢推翻商朝政权，但周武王以救世主的姿态横空出现，冲破了封建社会固守陈规的限制，举兵讨伐商纣王。

周武王率军，杀进殷都朝歌，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伯夷、叔齐听说现在是周朝的天下，他们都变成了周的子民，兄弟俩无法接受这种历史的必然更替。他们认为做弑君夺位的武王之臣民是可耻的，对商纣王是不忠不义的，因此逃到首阳山上采薇菜为生，坚决不食周粟。伯夷、叔齐饿得面黄饥瘦，奄奄一息，他们就做《采薇歌》以明心志：登上西山去采薇，以暴易暴不知悔，神农虞夏时代远，命运多舛勿怨谁。伯夷、叔齐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上。

《伯夷颂》是唐代文学家韩愈所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

伯夷 ：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叔齐为其弟。姓罗，名允，字公信，“夷”是其谥号。孤竹君死后，两人互相谦让，不愿自立为君，最后共同弃国而走。周武王讨伐残暴的殷纣王，他们认为是“以臣弑君”，“曾谏”。武王灭殷后，两人躲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原文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白话 读书人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只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而已。能不顾及别人的肯定或否定（而我行我素的），都是豪杰之士，是坚定地信奉儒道并且有充分自信的人。

一个家族的人非难他，（他仍然）竭尽全力去做而不受蛊惑，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至于一国一州的人非难他，（他仍然）竭尽全力去做而不受蛊惑，大概天下只有一个人而已。若是到了全世界的人都非难他，而他仍然竭尽全力去做而不受蛊惑，那么这样的人千百年来仅有一个人而已；像伯夷，就是（这样）一个穷尽于天地之间，横贯于古今万世而不顾及（别人议论）的人。（和他相比），日月也不如他明亮，泰山也不如他高峻，天地也不如他有容。

当殷商灭亡，周朝兴起的时候，微子作为殷的贤臣，（尚且）抱着祭器离开纣王。武王、周公都是圣人，（他们）带领天下贤士，和天下诸侯一起去攻打商纣，不曾听说有人指责他们。（而）那个伯夷叔齐，却偏偏认为不能这样做。殷商被灭掉以后，天下尊奉周朝的统治，（而）那两个人却偏偏以食周粟为耻，饿死也不回头。就这一点来说，他们难道是有所求而这样做的吗？（他们只是）坚定地信奉儒道并且对自己的言行有充分的自信（而已）。

现在的所谓读书人，一有人称赞他，就自以为才德有余；一有人诋毁他，就自以为才德不足。唯独伯夷敢于这样指责圣人肯定自己。（要知道）圣人，乃是万世立身行事的标准啊！所以我说：像伯夷，就是一个能特立独行、穷尽于天地之间、横贯于古今万世而不顾及别人议论的人。虽然如此，如果不是这两个人，（那些反对朝廷的）乱臣贼子一定会在后世接踵而至。

名家点评

（明代） 唐顺之《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昌黎文钞》 卷十：“昌黎此文，分明从《孟子》中脱出来，人都不觉。”

（清代） 沈德潜《评注唐宋八家古文读本》 卷一：“夷齐何待称扬？颂夷齐，为千古臣道立坊也。用意全于掉尾见之。武王伐纣，所以救天下也；夷齐耻食周粟，所以存臣道也。二者并行不悖。乃王介甫驳夷齐无饿死事，谓与太公同有伐纣之心，是将使乱臣贼子，公然以伐暴为词，而贾充褚渊辈俱得借口矣。君子立言，何如此颠倒耶？”

（清代） 蔡世远《古文雅正》 评论卷四：“激昂峻拔，读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清代）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 卷八：“举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平生制行作文宗旨。此自况之文也。”

（近代）文学家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唯《伯夷》一颂，大致与史公同工而异曲，史公传伯夷，患己之无渤传，故思及孔子表彰伯夷，伤知己之无人也。昌黎颂伯夷，信己之必传，故语及毫豪杰，不因毁誉而易操。曰‘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鐾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见得伯夷不是凡人，敢为人之不能为，而名仍存于天壤。而己身自问，亦特立独行者，千秋之名，及身己定，特借伯夷以发挥耳。盖公不遇于贞元之朝，故有论而泄其愤。不知者谓为专指伯夷而言，夫伯夷之名孰 则弗知，宁待颂者！读昌黎文，当在于此等处着眼，方知古人之文，非死为而作也。”

教育家 钱基博《韩愈志》 ：“《伯夷颂》，论体而颂意，其实乃补太史公《伯夷列传》后一篇赞巽耳。《原毁》以慨世道，为是非之公言之也；《伯夷颂》则以自况，为斯道之重言之也。《原毁》赋，而《伯夷颂》则比意；其文破空而来，寓提折于排宕，亦学《孟子》以开苏氏，苏轼策论多仿之。”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赏析本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的精神对后世影响之大。“今世之所谓士者”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他就以为了不起；毁坏他，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并非打马虎眼，而是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