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由于医疗水平相对较差，导致面对瘟疫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手段较为落后，瘟疫爆发之后朝廷也很难迅速组织人力予以施救，从而导致古代瘟疫往往致死率极高，同时传播范围又普遍较小。在古代众多瘟疫之中，尤以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瘟疫最为恐怖，这两次大瘟疫不仅死亡人数极多，而且是压垮东汉和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压垮两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俗话说中国的百姓是最为淳朴的，但凡能够活的下去，他们根本不会生事，而导致百姓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败和官员的压榨外，瘟疫同样是极为致命的，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规模民变，背后便有着严重的瘟疫影响。

1、东汉末年大瘟疫。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天灾人祸简直数不胜数，尤其是汉灵帝在位期间，从其建宁元年（168年）继位到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持续不断的天灾之后，仅汉灵帝在位期间便先后爆发了五次瘟疫。

天灾瘟疫肆虐之下，东汉末年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之乱好不容易被平定，结果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来袭。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则在《伤寒杂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人口锐减四分之三，重灾区中原地区更是十不存一），死于这场瘟疫中的名人同样不少，例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又如偷袭荆州的吕蒙等人。

2、明末大瘟疫。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至于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开始遭受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旱灾频发，失去食物来源的老鼠开始大量涌入人类聚居区，最终酿成了这次大鼠疫。

事实上，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便开始频繁发生鼠疫，而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爆发的这场鼠疫，规模和危害则更为庞大。这场瘟疫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时，已经席卷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各地，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

　　现代鼠疫专家们均认为广东省初期的鼠疫是从外地传入的，1867年先发生于西部的北海，后见于合浦和雷州半岛，再后见于高州、信宜山区；在东部地区则先见于汕头、潮汕平原，后见于大浦、连平山区；中部先见于香港、广州，后见于从化、清远；海南岛则仅见于沿海市县。

　　廉州府之北海，是广东西部的一个重要港口。1867年开始流行鼠疫，其后隔期一发。1871-1877年每年春季北海都有鼠疫流行。 1873-1875年在遂溪县又开始流行鼠疫。19世纪的80～90年代, 在廉州(合浦)和钦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上不断有鼠疫流行。

　　1890年开始鼠疫从雷州半岛向其他地区扩散。1893年传入高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和广州。1894年广州死于鼠疫者约7万人, 同年又传入香港, 香港死亡2000余人。同年在汕头亦发现鼠疫流行，该年鼠疫流行县份达到23个。

　　这次大疫持续到1920年左右, 每年有20个县或超过20个县流行鼠疫。1925年以后, 全省疫势开始下降, 1930-1939年下降到每年鼠疫流行县仅为10个左右。1940-1949年广东东部和中部地区已不见流行, 只有遂溪、廉江(石城)和海康三县连年流行。

　　在广东省历史上发生过鼠疫的69个县市中，有的只流行1～2年便自然停息，有的则延续3～5年乃至8～10年, 也有的反复流行20～30或 60～70年从未间断。1894年大流行期间, 鼠疫迅速传遍全省各地。但自1939年以后，本省的东部和中部, 海南岛全境以及西北部的高州、信宜、电白、阳江一带，则再无鼠疫流行，唯独雷州半岛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一带形成了一个比较固着的鼠疫疫源地。该疫源地主要在遂溪县的全境，廉江的九洲江下游一带。

　　既然广东西部存在着一个鼠疫疫源地，该疫源地的形成时间及在广东鼠疫流行史上作用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广东省的鼠疫专家们认为近代广东省的鼠疫来源有两种可能：

　　其一，可能由云南、广西的鼠疫动物病引起。线索如在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之时及其以前若干年,每年都有鼠疫发见于西江之南宁与桂县(可能指广西之贵县)，有人设想是从云南、广西把鼠疫动物病传入北海。

　　其二，可能从国外传入。17～18世纪, 西班牙、法国、荷兰、阿拉伯、伊朗及印度等地均流行鼠疫，鸦片商船进入广东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严格的检疫制度，所以可能将鼠疫从国外传入。

　　广东鼠疫专家设想的这二种可能，细考之都不能成立。他们所称广西南宁和贵县之鼠疫并没有从广西的资料中得到证实。现代的调查表明，广西近代的鼠疫疫区没有包括这两个县。通过商路从云南输入鼠疫也仅仅是一种猜测，假如这一猜测能够成立，就还要解释为什么在云南和广西北海之间，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同样，至于说鸦片商船从海外将鼠疫带入北海，为什么不早就带入贸易量更大，与世界各国往来更多的香港？

　　从上引广东西部的遂溪、廉江(石城)等地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这一事实来看，广东近代的鼠疫不一定是外来的，很可能由本地鼠疫疫源地流行的动物鼠疫所引起，尤其我们注意到北海与遂溪、廉江毗邻，更有可能在历史时期都属于鼠疫疫源地。早在明代中期，遂溪就可能爆发人间鼠疫。道光《遂溪县志》卷2《纪事》记载明代成化元年（1465年），广西瑶民反叛，“劫遂溪，至雷州。时承平日久，民不知贼，于奔入城，相持日久，城中疫起，十死六七，田野荒芜，户口顿减”；同书又记弘治二年（1489年）“瘟疫流行，民死者以千记”，疑似鼠疫的爆发流行。这一鼠疫的流行与江西南部南安府的鼠疫流行几乎是同时代的。赣南与遂溪相距甚远，我们猜想成化年间在两县之间应当还有若干疫县的存在，构成当时华南地区的鼠疫流行区。

　　1 7～18世纪遂溪、石城一带又爆发了一次鼠疫流行。道光《遂溪县志》卷2称：“（康熙）十九年庚申到癸亥，亢旱连岁，更经海寇蹂躏之后，复并瘟疫。耕者皆废，迫于追呼，死徙流离，荒残日甚，难乎其为邑矣。”光绪《临高县志》卷3《舆地·灾祥》记载：“乾隆二十一年疫，自二十二年至是，凡四年,疫疠流行，人畜多毙。”人畜皆毙的疫疠很可能是鼠疫。

说到这个瘟疫是真的挺恐怖挺可怕的，但是这些也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只要万众一心都能抵抗过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巨大的瘟疫吧，当时的中国古人遇到这些瘟疫又是怎么渡过的呢？这个也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具体的情况吧！

瘟疫，一种恶性传染病。比如：非典、鼠疫(黑死病)、流感、天花、霍乱等。它们一般来说都是由细菌、病毒等引起的。瘟疫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从上古时期到秦汉、唐宋元明各朝都有史实记载。比如甲骨文里面提到了虫、蛊、疟疾等字样。《山海经》里提到了疠等，这就是所说的瘟疫。

有的朝代更是在战乱纷争的年代，又偏巧遇上旱灾、水灾，如果再发生瘟疫……其痛苦更加无法想象。三国时期著名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里面的陈琳、徐干、应玚、刘桢均死于瘟疫。

公元1580年，在《山西通忘》中记载，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早晨染病，傍晚就死亡了，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由此可见，瘟疫扩散带来的巨大灾难！

下面小编来说说几个比较重大的瘟疫：

一、肺鼠疫

1911年2月20日，东三省肺鼠疫发生，且有蔓延之势，东北满洲地区的6万条生命被吞噬！加上处于春节期间，疫情更难控制！

肺鼠疫从俄国贝加尔湖地区沿中东铁路传入中国，鼠疫的最先感染者是捕捉旱獭的移民，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人从旱獭身上感染后，借呼吸和飞沫传染的肺鼠疫。当时，在西伯利亚工作的中国劳工，回乡时，把鼠疫传入了中国。

清政府耗银1000余万两，设立了民政部防疫局、京师卫生警察队和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等。此举为中国卫生事业之发轫。国危出良将，伍连德(1879——1960年)为拯救这场灾难做出重大贡献！伍连德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预防医学科学的知识分子，世界知名公共卫生学家、中国防疫、检疫事业先驱、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专家、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中国华侨、发明了首款口罩。

伍连德采取火化尸体、推广口罩、清洁卫生、全面消毒等一系列措施，最终控制住了疫情。这场肺鼠疫造成中国五万多人丧生，恐怖至极！

二、天花

天花是一种在中国大陆上有着几千年历史病毒了，他对产生中国人的灾难也是巨大的！最为著名的事件就是清顺治帝死于天花，而康熙第幼年时期也得过天花，这件事相信很多人都清楚。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地区天花传染病盛行。为了早日消除这种疾病，对中国人的伤害，中央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61年，以汤飞凡(1897——1958年)为核心的医疗人员，最终攻克天花病毒，领先世界16年。这个肆虐中国人几千年之久的病毒，终于退出历史舞台，再也无法为祸人间了！

三、黑热病

1970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驻军中发生一种传染病，病人有发热、淋巴结肿大，部分病人的肝、脾也肿大，并有个别病例死亡，但经过多方面检查，甚至尸检也未查明病因。

有关单位派人向医学专家钟惠澜请教，他听取情况介绍，并了解一些有关情况后，认为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黑热病，这是一种由杜氏利什曼原虫(黑热病原虫)所引起的慢性地方性传染病。他让有关人员再次仔细复查病理切片，最后病理科医师在复查病理切片时找到了利杜体，从而完全肯定了病因，经采取有效措施治疗和预防后，控制了发病。

钟惠澜在1942年曾先后报告1例这种类型的黑热病患者，现在该型却又在边疆出现。当时他很想亲自前往现场调查，但限于那时他的处境，未能如愿。几年以后北京郊区密云县山区也出现了几例黑热病的患者，钟惠澜闻讯后迅速率领助手与市、县卫生防疫站共同进行调查，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控制了北京郊区黑热病的复燃。

钟惠澜(1901——1987年)在工作中非常重视实践，一再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贯反对脱离实际的理论。在医疗实践中也一再强调全面和仔细，要求对病人仔细地询问病史，全面的体格检查，进行必要的化验和其他特殊检查，而且一再要求主管医师必须亲自掌握病人的第一手临床资料。

不管是远去的非典、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等病毒，还是现在正在华夏大地上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终将会战胜他们！岁月是平静美好的，但危险也时刻存在着！不要为了嘴上一时的痛快，而给我们共同的家园带来一丝阴霾！我们理应铭记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们，尤其是医护人员，他们才是让我们挣脱瘟疫锁链的守护神！

病毒侵袭，医学专家们首先要努力分析病毒是什么？这个过程是复杂艰巨的。病毒一旦找到了，然后就对症下药。如果有药固然好，如果没有药就在全世界找，期间要克服各种困难，与此同时，他们要想尽办法自己去发明对抗这种病菌的药物。这，没有一项是简单的。有些病毒是见过的，但更多病毒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新产生的。比如旅行探险的病菌隐患，比如两种动物交配产生的新病菌隐患……所以，人们一定要在平时生活中多加注意，要认识到加强祖国卫生事业的重要性。我们坚信，这一切的困难是可以挺过去的！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参考资料：

宋末元初

12～14世纪是一个血与火交织的世纪，宋金之间、金元之间、宋元之间进行的战争贯穿始终。蒙古军队带来了鼠疫。

粗略估计，在从金泰和七年（1207年）至蒙元至元七年（1270年）或稍后的大约七八十年间，北方河南等七区人口损失2500万，南方四川、江西赣州、福建损失人口约1070万，假如广东人口损失为100万，合计上述各区人口死亡约3670万。其中应有70%左右的人口死于鼠疫，即疫死人口多达2570万，占金泰定七年全国14500万人口的177%。这一数据表明，金元之际的鼠疫流行对于人口的影响巨大，全国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是疫。

蒙古铁骑驰骋欧亚大陆，重要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而是生态的巨大扰动。草原上的平静被打破了，马蹄，车轮滚滚，大量的人口往来穿梭，大批的物质南下北上。人与草原上的各种啮齿动物有了更多的亲密接触，蚤类也找到更多的寄主。于是，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或者跳蚤，或躲藏在马车上的谷堆里，或夹杂在战士们的皮袄里，随着蒙古战士的马队，开始了长长的征途。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广泛分布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星星点点，不计其数，铁骑所至，踏起一片烟尘，在战场，在宿营地，在避难所，人与染疫的鼠蚤有更多的接触。随着战事的进展和军队的移动，区域性的动物鼠疫流行转变为跨区域的人间疫情。于是，在华北，在岭南，在江南，在西南，在中亚，到处都有人间鼠疫的流行，到处都有死亡者的呻吟。一系列的重大疫情改变了各个区域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从鼠疫史的角度看，元帝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站在欧洲看中国，还是站在中国看欧洲，都是如此。

元帝国的征战结束以后，中国境内的鼠疫流行，重新成为区域性的了。下一次世界范围的鼠疫菌之传播动力，不再是草原骑兵的马队和车队，而是中国海、太平洋、印度洋上往来的货船。中国境内的长距离疫情传播，也主要依靠沿海港口的海上航船。内陆地区的传播，在以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代，传播的范围有限。生态变迁与社会变迁互为条件，共同构造鼠与跳蚤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

1鼠疫使得明末人口锐减，百姓生灵涂炭，是明朝灭亡的最根本因素之一

鼠疫的爆发，并非是人祸，而是天灾，小冰河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大面积大深度的干旱，这使得粮食大幅量减产，水资源也减少了，老鼠们找不到食物，于是聚集在一起进行大迁移。几乎饿疯了的流民们顾不得卫生，只抢着捉老鼠吃，将带有病菌的老鼠吃进了肚子里，鼠疫就此爆发。

第一例鼠疫出现在山西大同，根据历史记载，大同十室九空，数口之家，一夕之间就能全部染病，传染病的发生，使得流民越来越多。这些流民和老鼠多少都携带有病菌，他们去的地方越多，感染的人就越多，鼠疫就这么扩散到了全国各地。这场瘟疫过后，光华北地区就损失了上千万人口，明朝只能苟延残喘，毫无抵抗之力的就把江山拱手让人了。

鼠疫传播到了江南，照样是十室九空，遍地死寂，在这个时候，一位福建的大夫发现了放血疗法，就是将人身体起了疙瘩和肿块的部位割开放血，将毒血放干净，再缝合起来，就能达到救治的效果。放血疗法确实缓解了鼠疫的情况，但并不能根治，百姓们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中，据说，这位大夫在李自成攻入福建后就被杀掉了。

除了这位大夫，吴又可也在这场瘟疫中发挥了自己的光热，他亲身接触患者，研制解毒药剂，并将病患们隔离起来，用面纱捂住口鼻，以达到隔离病菌的目的。吴又可一生都在致力研究疫病，不仅开创了传染病的先河，写出来的治病方子现在都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