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碣石调幽兰》是现存最早的古琴谱，与后世所见的减字谱琴谱不同，《碣石调幽兰》还是唯一的文字谱。

《碣石调幽兰》的发现

《碣石调幽兰》的发现，有赖于清末书法家、收藏家杨守敬（1839-1915）。

杨守敬于1890年出任驻日使馆参赞。在日期间，杨致力于收藏古籍，时任驻日大臣黎庶昌对杨此举大力支持，并将国内已经散佚的二十六种、凡二百卷古籍在日辑刊，曰《古逸丛书》，其中就有宝素堂抄本《碣石调幽兰》一卷，原书序下注『一名《倚兰》』（为统一起见，本文主要采用『猗』字）。

《碣石调幽兰》系南朝梁末会稽人丘明所传，『以其声微而志远，而不堪授人』，后来在陈桢明三年（该年，陈为隋灭），将此曲传给了宜都王陈叔明（南朝陈后主陈叔宝的异母弟弟，封宜都王），不少文章（甚至学术论文）中将『宜都王叔明』解为宜都人王叔明，实为谬误。

据杨氏所按，原书为唐人真迹，这也是后世琴家所宝之处。

据《琴书大全》卷十《琴事·琴曲传授》所载，陈叔明这一脉承于刘琨，后『普明传封袭，袭传陈宜都』，普明或为此丘明。南朝宋人释普明校对佛经《楞伽经》，此普明既为佛门弟子，称丘明亦不为怪。此处为我臆测，关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的很多历史尚无定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幽兰》溯源

中国传统语境下，文人对兰花有着特定的情感寄托，兰花因其清幽高洁而被视为君子的象征，尤其用于表达不仕时的心境。

相传孔子游七十国，都得不到重用，最后从卫国返回鲁国时，在隐谷中看到兰花生长在杂草间。孔子认为自己有兰花之香，应该被当时的『王者』礼遇，遂有生不逢时之叹。于是停车援琴鼓之，而作《猗兰操》。

《孔子家语·在厄》中所载：

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

东汉大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蔡邕在《琴操》中所载：《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隠谷之中，见芗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乃止车援琴鼓之，云：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何彼苍天，不得其所。

逍遥九州，无有定处。

世人暗蔽，不知贤者。

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自伤不逢时，托辞于芗兰云。

《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张九龄的《感遇》系被贬荆州刺史时所作，其一写到：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韩愈《猗兰操》，系被贬潮州刺史时所作：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

不采而佩，于兰何伤。

今天之旋，其曷为然。

我行四方，以日以年。

雪霜贸贸，荠麦之茂。

子如不伤，我不尔觏。

荠麦之茂，荠麦之有。

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其中都表达了与孔子同样的怀才不遇而又孤芳自赏的傲娇情绪。可以相信，正是藉由孔子及此曲，兰花奠定了其君子之喻的地位。

《碣石调幽兰》共四拍，或与曹操《碣石篇》相证。《碣石篇》为大文豪魏武帝曹操代表作之一，又名《步出夏门行》、《陇西行》，组诗分为《艳》辞（序曲）及《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亦作《河朔寒》）、《龟虽寿》四章，真实地记录了建安十一年秋曹操八月东征，至建安十二年春二月还邺的过程。现征引如下：

艳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犹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冬十月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

天气肃清，繁霜霏霏。

鵾鸡晨鸣，鸿雁南飞，

鸷鸟潜藏，熊罴窟栖。

钱镈停置，农收积场。

逆旅整设，以通贾商。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土不同

乡土不同，河朔隆冬。

流澌浮漂，舟船行难。

锥不入地，蘴藾深奥。

水竭不流，冰坚可蹈。

士隐者贫，勇侠轻非。

心常叹怨，戚戚多悲。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幽兰》在古谱中的其它版本

鉴于《幽兰》的悠久历史及其对于文人的特殊意义，《幽兰》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流传的过程中，诞生了不同的曲调和版本，甚至曲名也有《幽兰操》、《猗兰操》、《漪兰操》、《幽兰》、《猗兰》、《倚兰》、《漪兰》之别。但在提到曲意时，基本都征引孔子生不逢时之叹作为注解。

粗略翻阅了我所能见到的古谱，基本都收录有《猗兰》，限于学识浅陋，尚不能一一爬梳其异同，在此只作纸上谈兵。

当代演奏版本

据吴文光先生在《<碣石调幽兰>研究管窥》一文中所述：

直到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京师琴家杨宗稷（字时百）先后用功三年对《碣石调幽兰》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和实验性的打谱，在确定《碣石调》的定弦为古琴正调弦法的基础上，发表了《幽兰古指法解》，随后又刊行了《幽兰减字谱》与《幽兰五行谱》。

按查阜西的统计顺序，迄至1956年，弹出《幽兰》的琴人依次有徐立荪、姚丙炎、吴振平、吴景略、管平湖、喻绍泽、薛志章七人。有现代记谱者有徐立荪、姚丙炎、管平湖、喻绍泽、薛志章、陈树三（三线谱译本，基本根据杨宗稷《幽兰》五行谱）。就我所见，有录音行世的有管平湖、姚丙炎、徐立荪三家。

吴老基本道出了自《碣石调幽兰》重现中土后的重生历程。

2010年1月上映的**《孔子》主题曲名为《幽兰操》，由王菲演唱，歌词即改编自韩愈的《猗兰操》：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

众香拱之，幽幽其芳。

不采而佩，于兰何伤？

以日以年，我行四方。

文王梦熊，渭水泱泱。

采而佩之，奕奕清芳。

雪霜茂茂，蕾蕾于冬，

君子之守，子孙之昌。

歌词较原诗而言，少了些许悲伤，多了些许希望。

《大学》《中庸》都是汉代时候的书钱穆 冯友兰在哲学史中都将其思想归入汉代 《黄帝内经》成书时间为战国至秦汉之间。《九章算经》则是东汉初期的著作

《尚书》《易》《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诗经》《论语》《老子》《庄子》《墨子》《孟子》《管子》《商君书》《晏子春秋》《山海经》《越绝书》《国语》《尸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周礼》《世本》（早已散佚清朝时学者搜集重编现有《世本八种》）《荀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三略》《吴起兵法》《穆天子传》《尉缭子》《法经》（早已散佚，只在晋书中有一部分保留） 《考工记》

以上所列只是个大概 欲知其详当看《隋书 经籍志》而且有很多书托名古人其实成书很晚，关于这方面清代学者、民国学者用功最勤成绩最大应当看看他们的著作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