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历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

它的学术价值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它大量地、有条序地记载了当时中国的自然地理要素及人文地理的内容，如山系、水文、动物、植物、矿藏、国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山海经》原来是有图的，叫《山海图经》，魏晋以后已失传。《山海经》记载了许多诡异的怪兽以及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

扩展资料：

山海经的创作背景

《山海经》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在司马迁之前，《山海经》的书名应当早就已经有了只是卷数不明；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应该也是早已存在。

有学者推测：秦始皇、吕不韦及其门客、屈原都应该读过《山海经》。理由是秦始皇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是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信任；后两者，因《吕氏春秋》记述有许多《山海经》的内容，而《天问》中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屈原的其它文章亦有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述。

庄周则可能读过《山海经》，因《庄子》里面的丰富想象力，应该得益于《山海经》的内容。

参考资料：

司马迁的主要著作是？

史记

司马迁的主要著作是《》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紶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司马迁的著作是什么

史记

司马迁的著作是什么

司马迁的主要作品是《史记》和《报任安书》，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

司马迁的代表作是什么？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

材料中司马迁写的史学著作是什么并说说这本著作有何影响

史记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出入 ，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 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司马迁是什么时期的史学家，他的著作是《》

司马迁是什么时期的史学家,他的著作是《史记》

《史记》，是由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司马迁写过什么作品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着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 绪。

司马迁的主要著作有哪些

司马迁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传体的史书《史记》，这本著作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古从黄帝时代开始的传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这之间一共三千年的历史。

史记

《史记》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称道，其中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史记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写方式，在此之前史书都是以编年体为主，逐年编写的。而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的编撰方式，也为后世历代的“正史”所使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很多珍贵的书籍都失传，汉朝建立之后，法律、章程、礼制都得到了重新建立，许多文人都被朝廷所使用，很多当时被毁坏失传的古书也都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所搜寻并贡献出来，这也给司马迁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包括记载历代帝王政绩的十二本纪，记载诸侯国诸侯兴亡的三十世家，记载重要人物言行和生平事迹的列传（其中还有一篇是自序），和十篇大事年表，以及记载音律、历法、天文方面的典章制度的八书。全书总计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万六千多个字。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也正是也因为《史记》的出现，这种通史之风也始终影响着后世的史书和研究。

太史公司马迁发明了什么

司马迁是西汉最伟大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但是却有人说司马迁还是一个“发明家”。

司马迁像

司马迁这位“发明家”发明的就是《史记》，再准确一点的说就是纪传体这种编写历史的方式。因为先秦或者更早时期的历史都是根据时间来编写历史的。但是司马迁对编写方式进行了创新，于是就在《史记》中出现了纪传体的编写历史的方式。

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记叙史实的一种方式，通过记叙人物的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人物传记为核心内容，以言行等结合记叙，更好的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

而且纪传体这种记叙方式也对后世的小说、戏剧、传记等许多文学作品的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特点，将许多人物都重点突出出来，因此建立起来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世许多的小说和戏剧中，很多帝王、英雄、侠客等形象都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

而且武侠小说等小说也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很多武侠小说的体裁和记叙方式也都能看到《史记》的影子。而且很多小说都是以“某某传”等为小说命名，不可不说，这些都是源自于《史记》中纪传体的这种文体的影响。

在工业还没有闻名的汉代，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就已经开始发明和创造了，足见司马迁写《史记》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

司马迁的爱国名言都有哪些

司马迁的爱国名言最著名的一句是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之急。司马迁在鸿篇巨制的《史记》当中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经典名言，他不仅是西汉的史学家更是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画像

那么多的名言警句，是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每每读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那段不禁精神振奋，似乎浑身充满了力量。但每当看到这一句司马迁的爱国名言总是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嘲讽。这句诗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形容李陵而说到的，但也就是因为李陵，司马迁收到了宫刑，由于生性耿直，所以司马迁站在客观的江都讲述李陵投降匈奴的苦衷，没想到却因此得罪了汉武帝，汉武帝将其收监下狱处以宫刑，司马迁原本想一死了之，却为了史记而屈辱的活了下来。

终于给好友书信一封在《报任安书》书中写下了这句千古名言。无乱司马迁的爱国名言是写给李陵还是写个自己，这对于汉武帝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一心报复为了天下，可天下是谁的天下，是刘家的天下！当自己的观点与你不一致便是残酷的对待，对待一个随时准备为国殉身的忠志之士。如果汉武帝就在面前，真想问他一句：良心可安？司马迁的爱国名言出现的时间更是讽刺，偏偏是在自己受过宫刑之后书写下来，对于这样的事，我也只能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四个字：悲夫！悲夫！

形容司马迁的成语有哪些

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的伟人，断不敢随意评价，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我搜索一下形容司马迁的成语，大多关乎坚忍不拔身残志坚之类。这样形容当然贴切，但是总觉得形容司马迁的成语不能只拘泥其精神和身体上。形容司马迁的成语我认为在其成就上仍可加以描述，比如鸿篇巨制、恢弘巨著、震古烁今、名垂青史等更加在侧面反映一个人的伟大。

司马迁画像

司马迁的编写《史记》过程中可谓历经艰辛，十二岁就开始遍访全国各地，收录详实的材料历史资料。在身受宫刑之后忍受着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仍然坚持完成《史记》的编撰，这份精神不得不让人叹服。原本恢弘巨著这类成语是形容《史记》的成语，但我觉得作为形容司马迁的成语会更为恰当。

司马迁历时十三年，写下一百二十篇共计五十二万余字，前后收录了跨度三千余年的历史，能够完成如此宏伟的工作，司马迁名垂千古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身体遭受折磨之后仍能坚持编撰，这不是坚强形容的那么简单，更应该是坚忍，坚强隐忍。不管形容司马迁的成语有多么多多么贴切，就算所有的成语在司马迁以及司马迁的史记面前都是苍白无力。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悠悠唱响了华夏的千古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潮流中，司马迁是前三千年的掌舵人，在书本上书写着华丽的诗篇。

司马迁游历了哪些地方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个史官，家里的条件还不错。后来司马谈到长安区做官，就让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所以这也是司马迁有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吧。

司马迁

十岁的时候，司马迁来到了汉朝的都城，长安。当时的长安可以说是非常的繁荣，国力空前强大，经济繁荣，百家争鸣。这个时期，张骞奉命出使匈奴、卫青霍去病又大破匈奴，文化空前的繁盛。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司马迁能够有丰富的见闻，激发了司马迁写史的兴趣。

大概是二十岁的时候，司马迁就开始了外出游历，史书上记载司马迁先是南游江、淮，就是今天的江南、淮南地区了。之后又去了会稽（今绍兴），还去到了相传是大禹葬身的九疑山。之后要到了广西、贵州一带的沅水、湘水一带。之后又北上，到了山东汶水、泗水等地，在这一带还考察了许多战国时期的县市等。之后司马迁又到了河南一带，考察旧时的梁国、楚地等遗迹。司马迁还去了四川巴蜀一带，可以说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也正是因为年轻时候的游历经历，司马迁收集到了民间大量的传说、旧闻、古事等素材，为司马迁日后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当然司马迁也是对这些传闻进行了认真摘选，没有将那些无稽之谈的话也编入到《史记》中。

赞美司马迁的对联

我国历朝历代名人层出不穷，对于一些有极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人们往往会创作对联来颂扬或是怀念他们，司马迁作为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史记》的创作者，自然也是深受后人的敬仰与怀念。司马迁对联也有很多，表达了人们对司马迁的敬仰与怀缅之意。

司马迁画照

“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就是一副典型的歌颂司马迁的对联，这幅对联也是写在韩城司马迁祠的名联。虽然这幅对联的作者已经不可考，但这幅对联却极好的总结和赞扬了司马迁的一生。正如对联所写，司马迁性格刚正不阿，为著成史书而隐忍发愤，终于将历史光明照耀了后世，自己更是名垂青史。

“一代君权痛蚕室，千秋史笔溯龙门。”这幅对联出资蒲松龄，同样是描写了司马迁一生的命运和他不朽的成就。意思是司马迁虽然遭受宫刑并被关进监狱，但他忍辱负重发奋写书，用千秋史笔写下了历史巨著《史记》。蚕室指的是专门用于关押刚刚被 犯人的地方。

“忍辱明志，洞穿历史，遣语措词，写尽春秋，绝笔文萃彪千古;求实辨非，勘破迷离，存真去伪，解读生死，豪雄佞奸露本容。”这是余震宇题司马迁祠的一副对联，同样是写尽了司马迁一生的悲惨命运与他隐忍著书的伟大成就。

司马迁对联还有很多，虽然内容不同，但要表达的都是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敬仰与怀念，而对联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怀念方式，朗朗上口的对联也使得司马迁故事广为流传。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报任安书说明

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任安，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本书卷一百四《田叔列传》中附有褚先生补记的《任安传》。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关于此信的写作年代，一说是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另一说是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佩呢！

本篇不仅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和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且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此文之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的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更在于他的纵横开阖、起伏迭岩。作者是坦率的，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又是极其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所以他就一一地如实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此外，行文的流畅，语言的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叠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也具有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本文原载《汉书·司马迁传》，后又收入《文选》，两书文字略有出入。这里以《汉书》所载为底本，以《文选》参校。

译文

太史公、像牛马一般的仆役、司马迁再拜说：

少卿足下：前时，蒙您屈尊给我写信，教导我待人接物要谨慎，应把推荐贤士当作自己的责任。情意那样诚恳，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才能庸劣，也曾从旁听说过有德之人留传下来的风尚。只是自己以为身体残缺处于污秽耻辱的境地，行动就要受指责，想做有益之事反而招来损害，因此只能独自愁闷，没有谁可以去诉说。谚语说：“为谁去做事？谁来听从你！”锺子期死后，俞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士人要为他的知己效力，女子要为喜爱她的人梳妆美容。像我这样的人，即使自己怀有的才能像随侯珠及卞和玉那样宝贵，品行像许由和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再以此为荣，恰恰只能被人耻笑而自取污辱罢了。您的信本应早日回复，正赶上随从皇上东巡归来，又忙于一些琐事，与您见面的机会较少，匆匆忙忙没有半点空闲，能够尽情陈述自己的心意。如今您遭到无法预料之罪，再过一个月，逼近冬末，我又迫于跟随皇上到雍地去，恐怕突然之间就会发生不可避免的事，那样我最终也就不可能向您抒发我的愤懑之情了，那么您的魂魄也会抱恨无穷的。请允许我把浅陋的意见略加陈述，时隔很久没有回信，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说，修身是智慧的集中体现；爱人和助人是仁的发端；要得到什么和付出什么是义的标志；有耻辱之心是勇敢的先决条件；树立名誉是行为的最终目标。士人有了这五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立身于世并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祸没有比贪欲私利更惨的，悲没有比刺伤心灵更痛苦的，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的，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受刑之后得到余生的人，无法和别人相比，并非一代如此，由来已久了。从前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辆车，孔子见到后就到陈国去了；商鞅依靠宦官景监的引见得到重用，赵良感到寒心；赵谈陪文帝乘车，袁丝脸色都变了。自古以来就以宦官为耻辱。那些才能平庸的人，事情只要涉及到宦官，就没有不感到丧气的，何况是那些志气昂扬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怎么能让一个受了宫刑的人来举荐天下的豪杰呢！我仰仗先人留下的事业，才能在皇帝左右为官达二十多年。所以常自思自想，往高处说，不能尽心报效诚信，也没有因出奇的谋略和特殊的能力受到赞誉，取得贤君的信任；其次又不能为皇帝拾取遗漏弥补缺陷，也不能招纳举荐贤能之人，并让山野中的隐士显露才能；对外又不能参加军队，攻城野战，有斩杀敌将夺取敌人军旗的功劳；往低处说，不能以日积月累的辛劳，取得高官厚禄，使亲族朋友都感到荣耀。这四者没有一件如愿以偿，只好勉强求合以博得皇上的喜欢，不会有特别表现，我的情况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了。从前我也曾置身下大夫的行列，在外朝陪着别人发表些微不足道的意见，没有借这个时机根据朝廷法度竭尽自己的才思，如今已经身体残缺成了从事扫除的差役，处在卑贱的地位，还想要昂首杨眉，评论是非，那不是轻慢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况且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不容易说清的。我年少时以不受约束的高才自负，长大后没有得到乡里的赞誉，幸而皇上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使我能够贡献浅薄的才能，出入于宫禁之中。我以为戴着盆还怎么能去望天呢，所以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忘记了家庭的事情，日夜都想竭尽自己并不很高的能力，专心致志尽力于职守，以便能够讨好皇上，然而事情竟会大错特错，而不是所想象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宫廷内做官，平时并没有什么交情，彼此志趣不同，不曾在一起喝过一杯酒，在一起尽情交欢。然而我观察他的为人，是能自守节操的奇士，侍奉双亲讲孝道，和士人交往重诚信，在钱财面前廉洁，收取和给予都以义为准则，对有差别的事肯于退让，对人谦恭，甘居人后，时常想奋不顾身为国家的急难而牺牲自己，从他平素的言行表现来看，我认为他有国士的风度。作为臣子虽经历万般危险也不为自己的生命考虑，只想到解救公家之危难，这已是很出奇了。如今所做的事稍有不当，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妻儿的大臣，接着就把他的失误尽情夸大，我确实内心里感到痛苦。

况且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战场踏上匈奴的住地，在虎口中投下诱饵，对强悍的匈奴勇敢地挑战，迎着亿万敌军与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军队的人数，敌人顾不上救援死伤士兵，匈奴的君王都震惊恐怖，于是才把左右贤王的兵马全都调来，发动会拉弓射箭的人，全国的军队共同围攻李陵，李陵转战千里，箭用光了，路走绝了，救兵不到，士兵死伤的堆积如山，然而李陵一喊慰劳军队，士兵没有不奋起的，个个涕泪横流，满脸是血，吞下眼泪，再拉开空弓，冒着刀箭，向北争着和敌人拼死。李陵还没有覆没的时候，曾有使者来报告战况，汉朝的公卿王侯都举杯向皇上祝贺。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奏章知道后，皇上为此吃饭不香，上朝不乐，大臣忧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私下没有考虑自己的卑贱，看到皇上的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认为李陵平时与军官们在一起，甘美的食物自己不吃，分东西自己少要，能使人们拼死为他效力，虽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李陵虽然兵败陷身匈奴，看他的心意，将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报效汉朝。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他消灭了那么多敌军，这战功也足能显示给天下了。我心中想陈述这个看法但没有机会，恰好皇上召见问话，我就按这个意思阐述李陵的战功，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堵塞怨恨李陵的人所说的坏话；没能完全说明，皇上不理解，认为我是有意中伤贰师将军李广利，并为李陵游说，于是就把我交付法庭，诚恳的忠心终于不能自己一一陈述。因此被定为欺骗皇上之罪，最后皇上同意狱吏的判决。我家中贫穷，财物不够用来赎罪，朋友没人相救，皇上左右的近臣，也没有谁向皇帝说句话，自身并非木石，却要与法吏在一起，被囚禁在监狱之中，谁是可以听我诉说的人呢！这正是少卿亲眼所见，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既已投降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又受刑住进蚕室，更加被天下人嘲笑，悲痛啊悲痛啊！事情是不容易一一地讲给俗人听的。

我的先辈并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可以得到皇上赐给的剖符和丹书铁券，掌管史籍和天文历法，类似于占卜祭祀之官，本来就是给皇上戏耍的，像畜养倡优一样，是世俗之人看不起的职业。如果我依法被处死，也就像九牛失去一根毛，同死个蝼蛄或蚂蚁有什么两样？世人也不会把我和那些死于气节的人相提并论，只不过认为你智虑穷尽，罪恶已极，不能自己赎免，终于走上死路罢了。为什么呢？就是平日自己的工作和职业造成的。人本来都有一死，有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人死得比鸿毛还轻，为什么去死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不能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使自身受辱，其次是不使脸面受辱，其次是不让别人用文辞和教令来羞辱，再次是身体被捆绑受辱，再次是换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披枷带索被刑杖拷打受辱，再次是剃光头发、颈戴铁圈受辱，再次是毁伤肌肤、砍断肢体受辱，最下等的是宫刑，受辱到顶点了。古书上说：“刑罚不用在大夫身上。”这就是说士大夫在气节方面不能不进行磨砺。猛虎在深山里，百兽都震惊恐惧，等它到了陷阱或兽笼里，就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由于长期用威力制约，逐渐取得的结果。因此，即使有个在地上划出的监牢，士人也绝对不能进去；有个用木头削成的狱吏审判你，也不能去质对。受刑之前就决计自杀，这才是鲜明的态度。如今捆绑手脚，戴上枷索，暴露肌肤，受到鞭打，囚禁在监狱之中。在这时候，看到狱吏就要叩头触地，看到狱吏就吓得不敢出气。为什么呢？这是长期用威力制约造成的情势。等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说不受辱的人，不过是所谓的厚脸皮罢了，还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况且西伯（周文王）是诸侯之长，曾被拘禁在牖（yǒu，有）里；李斯是丞相，也受遍了五种刑罚；韩信已是诸侯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已南面称王，结果都下狱定罪；绛侯周勃诛杀了吕氏家族，权力超过了春秋时的五霸，后来也被囚禁在待罪之室；魏其（jī，基）侯是大将军，最后也穿上了囚衣，戴上了刑具；季布做了朱家的家奴；灌夫被关押在居室受辱。这些人都已身居王侯将相，名声传到了邻国，等犯了罪受到法令制裁，不能下决心自杀，在监狱里，古今都一样，他怎能不受辱呢！从这些情况来说，勇敢和怯懦，是权力地位不同造成的；坚强和软弱，是由所处的形势决定的。这是很清楚的，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受刑之前早点自杀，就已经逐渐衰颓了；到了鞭打受刑的时候，才能到以自杀殉节，那不是太晚了吗？古人所以要慎重对待对士大夫的用刑，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人之常情没有不贪恋生存、厌恶死亡的，没有不顾念父母妻儿的。至于那些为义理所激励的人并不如此，那是由不得已的形势造成的。如今我不幸，早年丧失父母，没有兄弟相亲，孤独一人在世，少卿您看我对妻儿们该如何呢？况且勇敢的人不必以死殉节，怯懦的人只要仰慕节义，什么情况下不能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想苟且偷生，但也还懂得偷生与赴死的界限，何至于自甘陷身牢狱之中去受辱呢！奴隶婢妾还能去自杀，何况我这种处于不得已境地的人呢！我之所以要克制忍耐、苟且偷生，囚禁在污秽的监狱之中也在所不辞，是以心中还有末了之事为恨，以身死之后文章不能留传后世为耻呀！

古时候虽富贵而名声却泯灭不传的人，是无法都记载下来的，只有卓越不凡的特殊人物能够名扬后世。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回来后开始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才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才有《国语》的写作；孙子被砍断双脚，编撰出《兵法》著作；吕不韦贬官迁徙到蜀地，世上传出了《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国囚禁，写出了《说（shuì，税）难》、《孤愤》等文章；《诗经》的三百篇诗，大都是圣贤为抒发忧愤而创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心中忧郁苦闷，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所以才记述以往的史事，想让后来的人看到并了解自己的心意。至于左丘明失去双目，孙子砍断双脚，终于不可能被任用，便退而著书立说，以此来舒散他们的愤慨，想让文章流传后世以表现自己的志向。我私下里不自量力，近年来，投身在无用的文辞之中，收集天下散失的史籍与传闻，考证前代人物的事迹，考察他们成败兴衰的道理，上自黄帝轩辕，下至当今，写成了十表、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是想借此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草稿尚未完成，正好遭到这场灾祸，我痛惜此书没有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露出怨怒之色。我确实是想著成此书，把它珍藏在名山，把它传给志同道合的人，让它在通都大邑之间流传。那么，我就可以偿还从前受辱所欠的债了，即使受到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我这番苦心只能对智者讲，很难对俗人说呀！

况且在背着恶名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处在被鄙视的地位会招来更多的诽谤。我由于发表议论遭受了这场灾祸，深为家乡的人耻笑，污辱了祖先，又有什么脸面再去谒拜父母的坟墓呢！即使再经历一百代，耻辱只会越来越深啊！因此，愁肠每天都反复回转，在家里就恍恍忽忽若有所失，外出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每当想到这种耻辱，没有不汗流浃背沾湿衣裳的。自己简直就是个宦官，还怎能自行隐退，藏身到深山岩穴之中呢？所以只得暂且随世俗浮沉，在时势中周旋，以此来抒发内心的狂乱迷惑。如今少卿却教诲我要推荐贤士，岂不是和我内心的苦衷相违背吗？现在即使想粉饰自己，用美妙的言辞宽慰自己，对俗人毫无用处，也不会被信任，只是自讨羞辱罢了。总之，到了死的那天，然后是非才能论定。信中不能把意思写尽，只能简略陈述浅陋之见。特此再拜。

《史记·河渠书》-正文 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史记》是西汉司马迁著，《河渠书》是其中一个专篇。记述从禹治水开始，延续到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黄河瓠子堵口,及其以后各地区倡兴水利，开渠引灌等史实，共13段，25事。其中防洪6事、航运3事、灌溉11事、航运兼灌溉5事,所叙河流有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淄水、漳水等。它是系统介绍古代中国水利及其对国计民生影响的权威性记录。司马迁在此书篇末，历叙他阅历过的江淮河济等众多水系和地区，从而归结为一个概念：“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深刻地反映他对水的可为利又可为害的两面性认识和对水利问题的重视与关切。《河渠书》是以后历代史书撰述河渠水利专篇的典范。《史记·河渠书》另一贡献是首次明确赋予水利一词以治河修渠等工程技术的专业性质，从而区别于在它以前的先秦古籍中所谓利在水或取水利等泛指水产渔捕之利的一般范畴。《史记·河渠书》的诞生，为水利史学科建立了第一块奠基石。历代相承的“水利”概念，溯源于此。此书历来随《史记》流传。较通行的《史记》有1959年中华书局校点本，曾多次再版发行。

1无与伦比的通史巨著：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它与其他各史相比明显高出一筹。重要差别有三点：

（1）《史记》饱含爱憎：实录难，饱含爱憎的实录更难。本来，一个史学家面对历史，只需客观公正地记述，不要求抒发感情；但是《史记》往往饱含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像《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司马迁都写得悲歌慷慨，荡气回肠；而对他憎恶的人物，像《平津侯主父列传》里的公孙弘，则不惜笔墨，从不同的侧面给予揭露抨击。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批判最尖锐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个是和他同时代的君主汉武帝。司马迁写刘邦广招贤才，最终成就大业；更写他心胸狭隘，杀戮功臣，语言粗俗等诸多不良行为。对汉武帝的揭露，更是毫不留情。批判开国皇帝，指斥当朝君王；如此书写，往还千年，也鲜有听闻。

（2）《史记》文采斐然：《史记》片段之一《鸿门宴》，被选为我国高中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长达半个多世纪，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文学魅力。文章一开始，写项羽“大怒”，表现了项羽在秦亡之后，看不清自己和刘邦的关系已由并肩作战的友军，转为互争天下的敌人，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扼腕。全篇纤毫毕现、栩栩如生，俨然一部小说，竟令很多人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其实，《鸿门宴》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纵观《史记》洋洋洒洒五十三万言，此类描述，比比皆是。对于人物的刻画、场景的描写、事件的记述，司马迁都显示出高超、多样的文学技艺。

（3）《史记》平民视角：“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平头百姓不入史，这是《史记》之前的一定之规。但是，到了司马迁这里，“鸡鸣狗盗”之徒也有了一席之地。《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写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或忠义，或智慧，五彩斑斓，妙趣横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些篇目就是中国通俗文学的鼻祖。司马迁非常善于寻找一般史家忽略了的、而普通平民喜闻乐见的传主。正是《史记》的不拘一格，填补了我国古代人物史上的许多空白。随手举两个例子。《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了一个《孔子世家》，第一次完整地勾画了孔子的一生，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孔子第一篇、也是最权威的一篇人物传记。中国人历来讲究“知人论世”，所以，今天要读《论语》，首先要读《孔子世家》，了解孔子的生平，才能正确地解读《论语》。再比如屈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在《史记》之前，先秦的所有典籍中，都没有屈原的记载，有些人竟以此否认屈原的存在。幸而有《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才印证了中国历史确有一个忠直爱国、九死不悔的屈原。

2化奇耻大辱为传世经典：

当然，司马迁也自视甚高，自称写作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什么给了平凡文弱的司马迁如此强大的自信心，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是命运的眷顾，还是另有原因？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普通史官家庭，父亲司马谈曾有志于撰写一部通史。司马迁继承父志，为写作《史记》做过充分准备：行万里路，师从名家，大量阅读宫廷藏书。不过，这些经历，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数众多的史官之中并无特别之处。一次突发事件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让他真正懂得了何为“死而后生”，并从此完成了由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家的根本性转变。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三万出征匈奴，同时命李陵为李广利的军队担任后勤保障（将辎重）。但李陵提出，愿意率领五千步兵单独出征，以分匈奴之兵。李陵之所以要求单独出兵，原因有两点：（1）出身、才能的对比：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孙，此前已屡建战功，深得武帝信赖；而李广利不过是武帝宠幸的嫔妃——李夫人的哥哥，靠着外戚身份才当上领兵统帅。《西游记》中“你挑担，我牵马”之类的“辎重”活都是沙僧、猪八戒的事，开路先锋只有孙悟空能够担当。现在，汉武帝分配李陵为一个庸才将军李广利搞后勤，无异于孙悟空给猪八戒打杂。李陵自然一百个不愿意，所谓分匈奴之兵不过是借口而已，他希望独当一面。（2）李陵本人的自信：李陵虽然兵力只有五千，但是，这五千步兵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荆楚勇士，健壮剽悍、骁勇善战，因而李陵十分有信心。

汉武帝看到李陵不愿为李广利做后勤保障，就对李陵交代：我可没有那么多骑兵派给你！言外之意，你只能带你那五千步兵出征。李陵毫不犹豫：我就带下属五千步兵出征！汉武帝并不放心，下令让路博德率兵接应李陵。但是，路博德也不愿当猪八戒。于是，他向汉武帝报告说：现在是秋天，正是匈奴的兵马最强壮的时候，不适合与匈奴作战，如果陛下明年春天再出征，我愿意和李陵各带五千人，合击匈奴！——又一个要单独出征的人！汉武帝看到奏章，没有想到路博德不愿意为李陵做后卫，反而怀疑李陵说了大话之后反悔了，才指使路博德写这份报告。于是武帝龙颜大怒，逼着李陵立即出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陵踏上征程。

李陵出兵之初，非常顺利，没有遇到匈奴的主力，一路势如破竹；还派人回到朝中，画出战地图，向武帝汇报胜况。但是，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李陵的五千骑兵与匈奴单于的三万骑兵正面遭遇。面对三万强敌，李陵毫不胆怯，沉着应战，杀敌甚众。匈奴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区区数千步兵竟这么能打！大单于立即召左右贤王的八万精兵围攻李陵。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强敌，李陵自知寡不敌众，于是，且战且退，向汉朝边境靠拢。这时，匈奴经过与李陵的反复较量，已经难以支撑，也准备撤兵。

关键时刻，意外发生。李陵的一个部下，因为被上司羞辱，只身逃往匈奴，向大单于透露了绝秘军情：李陵之军并没有后援，就算匈奴一时攻他不下，拼体力、熬时间，李陵也撑不了多久。李陵步兵的箭也快用完。而李陵一部之所以以一当十，就靠一种可以连发的弓箭——弩机，它是普通弓箭的升级版本。弩机的箭将用尽，如同猛虎失去利爪，大势尽去。单于闻之，大喜过望，立即组织总攻。此时，李陵的军队处在山谷之中，匈奴的军队从两边的山上向下投大石块，李陵所剩三千士兵死伤惨重，已无法继续向边境撤退。最终，李陵投降，仅四百多人逃归。满朝文武听说李陵投降，震惊无比。你李陵不是别人，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是大汉的象征！战败就应“杀身成仁”！

此时，脸上已经挂不住的汉武帝强忍羞愤，询问身边的史官司马迁，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司马迁算不得大官，一个太史令，吏禄只有六百石，却直言以谏：“首先，李陵是一位国士（只有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国士）！他一心想的就是报效国家。另外，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数万匈奴军队奋战多日。虽然战败了，但是，他立下的战功足以告慰天下。再有，李陵这次迫于形势“诈降”，他是留得一命，日后见机报答汉朝。”司马迁还未说完，逆耳之言已让汉武帝怒不可遏，立即将司马迁投入监狱，定为死罪。

本来这场朝议是商量李陵之事，为什么汉武帝要迁怒于司马迁呢？原来，汉武帝任命李广利出征匈奴，本就怀有私心，想让李广利立功封侯，自己好向爱妃李夫人卖个人情。可是，李广利这次率三万军队出兵，杀敌一万多，损失近两万，这样的战果让汉武帝无从加封。司马迁此时盛赞李陵，在汉武帝看来，就是借李陵之功指责李广利无能，讽刺他误用李广利。司马迁被捕入狱，定罪“诬上”。诬陷皇上，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当处死刑。司马迁秉性耿直，贸然为李陵开脱，招来劫难。

汉武帝时代，触犯死刑的犯人，有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自请“宫刑”（指阉割男子的生殖器）。拿钱免死需要五十万，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拿不出五十万为自己赎罪免死。因此，只剩下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死刑，二是“宫刑”。如果选择死刑，已经开始著述的《史记》必将夭折；如果接受“宫刑”，一个“刑余之人”，必将被天下人耻笑为贪生怕死。司马迁却最终选择了宫刑。

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接受宫刑。司马迁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惨烈的死更加可怕。因为：（1）身份另类，终身受辱：接受宫刑之后，就成为不是太监的太监，再不能入士大夫之列，这对于一个血性男人、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都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最为可敬的一点是，为了撰写《史记》，决然选择宫刑，去承受人生屈辱的极限。“自宫”（自请宫刑）不仅仅是身体的伤残，更是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从此之后，羞辱与难堪将伴他一生。用司马迁的话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自宫”之后，他的肠子一天到晚在转，坐在家里精神恍惚，外出常常不知道该去哪里；一想到“自宫”的耻辱，背上的汗立刻将衣服浸透（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2）才命相违，动辄得咎：司马迁自视甚高，抱负极大。但是，“自宫”之后，即使有珠玉般的才华，圣贤般的品行，也因为戴罪之身、刑余之人，再不能以此为荣耀了（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司马迁的“才”和“命”形成了极大的悖反，让他深感锥痛，以至于“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动不动就受到无端指责；不做事则已，做了事反而更糟糕。可以想见，司马迁后半生背负着“自宫”的重负，如何孤苦飘零，无所适从！

3伟大灵魂成就历史地位：

“自宫”之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而激扬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开始以饱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看待历史。对那些是非成败、灰飞烟灭、否泰强弱、日月盈亏，司马迁难免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喟和智慧。从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儿女情长的项羽，还是老谋深算的刘邦；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还是抗匈建功的卫青；是工于心计的王美人，还是不露痕迹的汉景帝；都因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而血肉丰满，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这种改变后的“一家之言”，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1）生死观：脍炙人口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源自司马迁《报任安书》。而《史记》之重，亦重于泰山。司马迁置屈辱、生死于脑后，成就史书中的“王者之作”，更是作出了“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史记》有一篇《季布列传》写道：季布原是项羽手下的一员虎将，多次打败刘邦，刘邦对他恨之入骨。项羽兵败自杀之后，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宣布：胆敢窝藏季布者灭三族。季布躲到当时的大侠朱家家中当奴隶。朱家为了营救季布，亲自到京城拜见刘邦最信任的太仆夏侯婴。朱家对夏侯婴说：两主相斗，各为其主。季布作为项羽的部下，尽心尽责，那是他的本分。皇上能把项羽的臣下都杀光吗？如今，皇上刚得天下就报私仇，怎么能显示宽广的胸怀呢？真把季布逼急了，他逃到北边匈奴或者南方越人处，岂不是拿壮士资助汉朝的敌人？刘邦听后，立即赦免了季布，并封季布为郎中（皇帝的侍从）。汉惠帝时，季布当了中郎将，阻止了吕后对匈奴用兵。汉文帝时，季布又担任了河东太守，成为汉朝一代名臣。在《季布列传》结尾，司马迁说：在项羽那样以勇猛著称的名将面前，季布能凭自己的勇敢显露名声，可以称得上是壮士。但是，季布为了保全性命，在朱家家中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耻辱啊！为什么季布不选择死亡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才，他把受辱不当作是一种耻辱，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可见，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评价正是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终生追求，何惧屈辱？能成大事者，在这一点上，概莫能外。

（2）金钱观：司马迁面临宫刑之时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以钱赎罪。武帝时期，许多参加对匈作战的将领犯了死罪都以此买命。司马迁拿不出五十万钱而惨遭宫刑，这使司马迁对金钱有了新的看法。司马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务实的观点。《史记·货殖列传》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天性。司马迁说：天下人忙忙碌碌，都是为追逐利益而来。拥有一方土地的王侯，还嫌自己不够富有，何况是天下百姓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我们民族的传统一向重义轻利，儒家提倡安贫乐道，言利者会被人们不齿。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名言：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赞赏颜回安于清贫，也就同时贬斥了物欲和金钱。然而，不衣不食，何谈礼仪廉耻！司马迁似乎有所洞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只要是“取之有道”！

（3）犀利深刻：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入木三分；原因在于，司马迁从自己的经历中读懂了许多历史人物，读懂了许多他过去认识不深刻的东西。从来史官对本朝皇帝都十分敬畏，司马迁是个例外。高祖十年（前197），陈豨被逼造反。刘邦亲率大军平叛，吕后利用陈豨事件诛杀了韩信。刘邦得知韩信“谋反”被诛一事后，派人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萧何五千户，还派五百士兵作为警卫。文武百官得知萧何加封，纷纷前来祝贺。原秦朝东陵侯召平却前来吊丧。萧何大惊，询问原因。召平说：相国的大难从此开始了！你想，为什么皇上在外风餐露宿地平叛，你奉命镇守关中，不受征战之苦，反而受到加封？因为韩信刚刚谋反，皇上怀疑你也有反意，所以加封你。希望你不要接受任何封赏，把全部家财捐出来作为军费，皇上一定很高兴。萧何赶快依计行事。刘邦对萧何的这种做法有什么反应呢？《史记》中《萧相国世家》写了四个字：上乃大悦。萧何是什么人？他是刘邦早年在沛县时的上司，一向对刘邦关爱有加。刘邦起兵反秦，萧何带领全族人一直追随刘邦。刘邦当了皇帝，功臣争封，大臣们都主张曹参的功劳第一；唯独刘邦坚持萧何的功劳第一。刘邦说，所有的功臣都是猎狗（功狗），唯独萧何是指挥猎狗的猎人（功人）。（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可见，刘邦对萧何多么信任！但是，韩信事件之后，刘邦对萧何也不放心了。“上乃大悦”四个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猜忌之心。把一个开国皇帝的心事剖析得如此深刻，二十四史中唯独《史记》能做到！唐人刘知己说，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识。史识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材料的堆砌。《史记》固然离不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离不开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博闻广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铸就司马迁修史的伟大灵魂。真正让司马迁区别于其他所有史家，让《史记》有别于其他所有史书的关键，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正是这种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马迁的史识，铸就了司马迁的伟大。

遭受宫刑之前，司马迁一心要当一个皇帝的忠臣、宠儿（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惨遭宫刑之后，他沦落到太监般的尴尬地步，被开除出社会正统之列。至此，他不再书生之见，不再人云亦云，而开始有所怀疑有所批判，拥有了充满个人意志的识见和胆略，千古不朽的《史记》横空出世。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戕害，改变了司马迁一生的命运，但是着这也成就了一个伟大史学家和一部卓绝的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