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宋孙宗鉴《东皋杂录》载一轶事曰:

“王荆公一日问刘贡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对乎’贡父应声曰:‘四诗风雅颂。’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设也。’”这则轶事也许是传闻或假托,但不管怎样,都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在宋朝人心目中,把“夏商周三代”看作一个历史时期或历史发展阶段。以“三代夏商周”为对,谓之“天造地设”,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这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当指出,这种看法不独宋人为然;从先秦以至解放之前,学者们大都是这样看的。可以说,它实是我国过去的一种传统。本文以宋人的一则轶事开端,不过是它集中地、突出地反映了这一传统而已。

现在要问:这种传统对不对有何依据我们今天该如何评价它本文拟就此略加论列。

一

这一传统始于春秋战国之世;其创始者盖为孔子。

孔子生当春秋季年,是一位博物洽闻的学者,在当时已“名布扬于天下”。他尤长于礼,有“知礼”之称。他好古敏求,对礼的渊源作过认真的考察和推究。《论语》载有他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重要言论。如《八佾》篇云: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朱注:“二代,夏商也。”又如《为政》篇云: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读以上引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孔子追溯周礼的源流仅及夏而止,没有提到紧接夏朝之前的唐虞。是不是由于不知盖阙的原因看来不是。孔子是知道唐虞,而且对尧舜是极为推崇的,〔1 〕《论语·泰伯》篇云: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朱注:“文章,礼乐法度也。”据此,唐尧之时有礼,孔子是知道的。

又据《尚书·舜典》,虞舜之时也是有礼的。舜既受尧禅即位,东巡守,“修五礼”,即其证。《尚书》是孔子修订的六经之一。孔子当然不会不知道。

说到这里,问题便显然可见了:为什么孔子只说“殷因于夏礼”,而不说“夏因于虞礼”呢只说“周监于二代”,而不说“监于三代”呢这个问题可以从“愿学孔子”、私淑孔子的孟子言论中得到启示。《孟子·万章》篇云: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贤而传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这段对话很有意义。从“人有言”一语可知,传贤传子的问题是孔孟那时人们议论的古代大事。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去,也确是古代的一大变革。它标志了社会政治的重大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说的“义”,孟子说的“天”,假若赋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内涵,那就是可以接受的。)后来,传贤、传子或禅让、征诛固定成为唐虞之世和三代之世的时代特征。而且唐虞发展为五帝,如汉宣帝时盖宽饶上封事,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这就把三代及其以前,以继承方式的不同而区分开。

《孟子》书中,有一段话则是从取民之制论三代,也不及其以前。这段话如下: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看来,孟子、龙子也是把三代和以前分为两个时代的。

《礼记·礼运》篇就明确地分为两个时代了。一个是大同之世,一个是小康之世。大同之世为三代之前,小康之世则是三代。其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运》的这两段话明确指出:古时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大同”之世;一个是“小康”之世。小康之世即夏商周三代。(因为所列举的代表人物皆三代的创业者,所以知其为夏商周三代。)大同、小康二者之异,不仅是“世及”与否的不同,而且是“天下”(全社会)为公或为家的差别。这样,两个时代便以大同、小康之名固定下来了。后世的王朝虽然也传子孙、家天下,但没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谨于礼”的创业君子,没有那样“礼义以为纪”的社会,所以不能与于小康之列。《礼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古书,被儒家尊奉为经典。它如此说,等于对这一史事作了一个规定。虽说《礼运》大同、小康之说非孔子之言,〔2〕但它也不悖于孔子之旨。例如,在说大同时, 它未曾提及礼,而在说小康时却一则曰:“大人世及以为礼。”再则曰:禹汤等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这和《论语》中孔子溯周礼之源及夏而止和对礼的重视是一致的。

为什么孔子以及后之儒者如此重视礼呢这是因为,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3〕的基本制度, 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4 〕礼的兴废关系王朝的存亡和社会的治乱。荀卿着《礼论》,强调礼的作用和影响,并非夸大。孔子生当礼坏乐崩之际。他栖栖皇皇,力挽狂澜,但无力扭转时代的趋向。孔子殁后六十余年,周王竟命晋国三家大夫为诸侯。战国时代由兹开始。司马光着《资治通鉴》,亦以此事开篇。他认为礼就是坏于此时。三家分晋后三十余年,商鞅相秦变法,说秦孝公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又曰:“……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又曰:“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5〕商鞅这番话无异宣告废除周礼,易以新法。周礼于是走完了它的历程,告终了。

周礼直接因于殷礼,间接因于夏礼。它的终结使夏商周三代成为一首尾毕具的历史时期。历史上再没有这样一个“小康”之世。这样一来,“三代”便成为一个专名,而且成为一个传统,传承下来。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这句话出自《礼记·大学》。它所描述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阶段。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各国之间相互争斗，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时期，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思考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礼记·大学》是其中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它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君子以公心代天心，以天下为己任，关注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关注自己的私利。同时，它也提出了“今大道，隐于一身”的思想，强调个人修养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性。只有个人内心强大，才能有力量去关心社会，去改变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这句话，强调了个人自我完善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够修身齐家、关心社会，才能实现小康社会的理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和谐”、“中庸”等思想的体现。

总的来说，这句话所描述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而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于现代社会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小康”源自《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人民(因输赋税服徭役)已经很劳瘁了，差不多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 。可见，“小康”的“康”，是指安乐、休息、安宁的意思。小康的说法用于对一种社会状态的描述，成为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上的一个 词汇，则见于《礼记·礼运》中引证孔子的一段话里面提到的。孔子在年底参加完蜡祭之后，登上门楼，喟然叹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到了清末，康有为提出大同思想，还写了《大同书》。其实，孔子的小康也好，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也罢，都只讲到社会秩序，而没有涉及经济生活，只能算作小康的经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