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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是中国目录学权威，所著《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凡二十四卷，四百九十篇，囊括经史子集四部书，计八十余万言，是一部研究古籍和学术史的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学者著书立说时如能加以充分利用，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柴德庚非常重视《辨证》。二十四史中，余嘉锡辨证十二种，其学术成果多为柴德庚《史籍举要》一书援引。但是在《后汉书》一条中，柴德庚未能发觉余嘉锡考辨的精微之处。《后汉书》是由范晔的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与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合并而成。关于合并的时间，《四库提要》认为“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而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经过考证认为孙奭建议合并者，乃刘昭所注志与章怀太子所注纪、传，而司马彪志与范书，当刘昭作注之时，合并已久。司马彪志和范书合并与刘昭所注志和章怀太子所注纪、传合并，本为两事，不可混为一谈。然《史籍举要》于此处，仍然沿袭《提要》之误而不察。

　　　　当然《辨证》之内容并非就无懈可击，通览《辨证》，以下三点我认为是其有待探讨的地方：

　　　　1、对存目书重视不够。《辨证》总计考辨《提要》490篇，其中著录书《提要》417篇，存目书《提要》71篇，《小序》2篇。《提要》编辑体例于所谓俚俗讹谬无可采者，则只存书名，注出节略，谓之存目。如今著录之籍保留下来，而存目之书则不可尽见，幸亏有了存目可以窥其梗概。因此我们对于存目之书，重视程度上应该不亚于著录之书。《提要》中存目之书两倍于著录之书，而余嘉锡辩证存目书提要仅71篇，才是《辨证》全书篇幅的七分之一。

　　　　2、对殿本重视不够。《提要》版本有殿本和浙本两个系统。殿本非所常见，世所重者，浙本而已，各地翻刻，多从此出。浙本虽据殿本重刻，但与原刻颇有异同。余嘉锡曾利用殿本祛惑决疑，如《东观汉记》条，为证一处笔误，余嘉锡取殿本、阁本相对照。然则余嘉锡考辨《提要》，乃多据浙本以核其是非，至有不必辨而辨者数事。如《隋书》条，如《钦定历代职官表》条，殿本《提要》不误，为《辨证》所不察。

　　　　3、余嘉锡所称版本，多有未亲自寓目而仅据公私书目有关著录以定是非者。如《尔雅注疏》条，余嘉锡未见原刻，然而却援引他人论及此书版本者加以确证。当然通人如余嘉锡者为之，不仅可免“见名不见书”之讥，而且多有十足把握。然古书已经亡佚，此法固优为之，古书若然尚存，此法不免有缺陷。如《云庄礼记集说》条，余嘉锡根据陈鳝《经籍跋文》所载，认定原本为十六卷，而非《提要》所谓三十卷。实际上今本十卷，为明弘治间坊贾所合并，因其纰缪甚多，嘉靖间遂有三十卷本传世，余嘉锡不知世所固存三十卷本，亦误。

　　　　尽管如此，将《辨证》与同类书进行比较，还是更胜一筹。余嘉锡同时代人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共补正图书2388种，所涉及的种类超出《辨证》四倍以上，对于余嘉锡不曾辨证过的一千多种书籍而言，显得格外可贵。但是对于同一书籍同一问题的辨证，胡氏就不如余嘉锡甄采的书籍完备，论断方面，自然也不如余嘉锡来得谨严和精当。

　　　　更重要的是，余嘉锡更进一步，说：“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这样目录学在余嘉锡手中，不仅仅是书本之学，而且通过“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攀登上了更高层次的史学研究境界。如《周易正义》条，《提要》述及王弼易学的盛行和郑玄易学的衰微，以为是在《周易正义》既行之后，《辨证》不以为然，认为“殆及贞观时，颖达作疏，众说之废已三百年，郑学之微已数十年矣。今顾以诸家之废绝，尽归咎于《正义》之行，此特侈口而谈，聊以快意，而未考史实之言也。”又如《诗集传》条，《辨证》不仅纠误和解释误因，而且还揭示出朱子对于《诗序》看法变迁的原因。又如《五经文字》条，张参一代名儒，而其书“割裂偏旁，凌轹统绪”，不足为训，由此可见“有唐一代字学之荒疏。” 其他如《周易正义》条，《东观汉记》条，《小学类小序》条，皆属煌煌巨制。学术发展脉络，须眉必现。这些篇幅，虽均在校勘考据之间，但已通过“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上升为更高层次的史学研究境界。

　　　　余嘉锡鸠合众书，通过对大量古代书本文献的辨证，重新审查一些说法的由来，用追根溯源的方法建立或瓦解某些史实的依据，以图确立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正确途径。一旦考据被置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和追求目标之中，这时对《提要》的辨证便不再是所谓的“饾丁琐细、支离破碎”的文献考据，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大学问。因此，《四库提要辨证》不仅是一部可供临文备查之用的工具书，还是一部虽不系统却独抒己见的学术史著作。

通过以下方法利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了解书名来历。不少古籍书名寓意深刻，不易顾名思义。《总目》往往多加解释，妙语解颐。

2、了解古籍内容。每书解题文字，言简意赅，颇中肯綮(肯綮--筋骨结合的地方，比喻最重要的关键)。

3、了解作者身世。每书解题均备列著者名、字、号、籍贯、生平事迹等。各类人名大辞典中难以查找的著者人名，《总目》往往而有，并多所补正。

由其父启蒙，曾索《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从何入手，及读《輶轩语》，始知从《四库全书提要》求治学之门径，十七岁起，日夜研读，但有所得，笔之书首，集年成册，更以他本。这就是他从事《提要辨证》的开端，至1937年，国乱日纷，恐多年心血付之流水，遂以子、史两部写定之稿一百二十余篇，排印数百册，即此书之初版。此后续有增益，从l937年至1952年．十七年间先后写定经部稿六十余篇，集部稿百余篇，史、子两部稿百余篇，凡二百六十余篇．自谓“惟以著书为事，此稿既为一生精力所萃，於他人或不无裨益，未可任其废置，因重加编定，取其成稿四百九十篇，依《四库提要》原书目次排列，汇为一书，以就正於当世。傥蒙告之以所闻而匡其不逮，则是区区之愿也。”。共八十余万字、系统地专辨《四库提要》对所论述的许多古籍，从内容、版本到作家生平，都作了翔实的考证。

余亲福分析《四库提要》的功过得失，态度比较客观。首先，他指出：今《四库提要》属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自是非“旁通曲证，伎联瑜不掩，淄涡以剔，持比向、敖，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沈，斟酌古今，辩章学术，高担群言，犬非王尧臣、冕式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日郎别录拟来、未有此书，非过论…—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此可为读书之门径。

《辨证》是作者一生精力所萃。作者十六岁之时，虽然十分好学，但还不懂治学途径，当读到张之洞《輶轩语》“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之语时，不禁欢呼雀跃。第二年，其父从长沙购得《提要》，大喜过望，日夜苦读，遇有疑难之处，便核对原书，有所发现，则记于书眉，这是作者从事《辨证》写作之始，时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仅十七岁。次年，便将研究所得，誊录一册。“而后读书续有所得，复应时修改，密行细字，册之上下四周皆满，朱墨淋漓，不可辨识，则别易一稿。如此三十余年，积稿至二十余册。”到1931年，作者已撰写考证《提要》之稿七百余篇。1937年，作者择取史、子两部写定之稿290余篇，分为十二卷，排印数百册以避免亡佚。自此以后，作者研治此书更勤，到1952年，又已费时十五年，新撰《辨证》稿260余篇，汇合前稿，共计490篇,约90万字,按《四库提要》原书顺序编排，即我们今日所见之《辨证》。从1900年到1952年作者写成此书，用时53年。我们说《辨证》是作者毕生心血的结晶，毫不为过。《辨证》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和研读《四库提要》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他总结《四库提要》对学术界所起的作用，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又指出了它存在的严重缺失，他说：观其援据纷纶，及按其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韶多取之《通考·经籍考》，即晁、陈书目，亦未尝复核原书，无论其他也。及具自行考索，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尝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皆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干顷堂书目》惮于检阅夫。……纯缪之处，难可胜音，余已逐条驳正，不假一二淡也。余氏对《四库提要》的错误和疏漏之处，认真加以考核．“搜集证据，推勘事实”，“权衡轻重，而后笔之于书”(引义俱见本书《自序》)。全书征引繁富，考证极详，按《四库提要》原书日次编排．先摘原文，然后逐项指出它的失误所在。条理清晰，便于对照阅读，每本将所考辨的，包括原书内容、作者、版刻诸方面的问题。例如蔡卞《毛诗名物解》二十卷。《提要》：“白干女石《新义》及《字说》行．而宋之十风一变，其为名物训访之学者．仅卞与陆佃二家。……然其书虽工氏之学，而征引发明，亦有出于颖达《正义》、陆玑《草木虫鱼疏》外者，寸有所长，不以人废言也。”《四库提要辨证》所说见卷一。

嘉锡案：又如《新语》二卷。《四库提要》云：“旧本题汉陆贾撰……然《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楚汉春秋》张守节《正义》犹引之，今佚，不可考。《战国策》取九十三事，皆与今本合。惟是书之文，悉见于《史记》。”《四库提要辨证》说：自来目录家皆以《新语》为陆贾所作，相传无异词，至《提要》始疑其伪，而其所考，至为疏缪，不足为据。

余嘉锡核对《汉书·司马迁传》终篇未尝记及陆贾《新语》，并进一步找出了《四库提要》致误的原因，是因为高似孙《子略》适于曾说“班固称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余氏判断说：“此盖似孙误记，而《提要》误信之，未及复考之《汉书》本传也”(引文皆见本书卷十)。上述两个例子，都是纠正《提要》对书籍内容疏于考核造成的外误。

案：“开卷本做十四卷，实诸本皆做二十四卷，开卷便错。则不能推委其责也，此文又见互动百科，显系相互复制，错误累累。大者不计，只其文字错误，已骇人。凡百余处。其引书，余因无原书，一时不能覆案，且定有改修错处。望读者君子亦为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