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散失了，所以《水经注》保存了许多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郦道元对所得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亲自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本溯源，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本书实际上是中国北魏以前的古代地理总结，书中许多珍贵资料早已失传，不少人从中可以辑佚或校正一些古籍。

影响价值

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查看了不少精确详细的地图。据统计，郦道元写《水经注》一共参阅了437种书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完成了他的《水经注》这一名著。

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所著，是我国第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1楼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名著。它和《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并称北魏三大奇书，与《三国志》裴松之注、《文选》李善注并称三大名注，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北史》、《魏书》均有传。他的生年史无确载，大约是北魏和平六年（公元４６５年）或延兴二年（公元４７２年），卒于孝昌三年（公元５２７年），享年六十二岁或五十六岁（见赵贞信《郦道元之生卒年考》，载《禹贡》半月刊１９３７年４月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郦道元出身于世宦之家，少年时随父宦游山东，博览群书，并对“访渎搜渠”有极大兴趣。他有著述多种，今只存《水经注》一书。

　　《水经注》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公元５１２—５２５年）年间，是给《水经》一书作的注。《水经》是一部专记河流水道的地理书，旧题桑钦撰。桑钦是西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家，对《尚书》名篇《禹贡》有深入研究，《汉书·地理志》及《说文解字》都多次称引其所得，但收罗宏富的《汉书·艺文志》中却不见《水经》之名。《隋书·经籍志》始记“《水经》三卷，郭璞注”，《新唐书·艺文志》更干脆说《水经》是郭璞所撰。但郦道元撰《水经注》时，只是称引郭璞的《山海经注》，却从未提及郭璞撰《水经》。据清代学者考证，《水经》的作者是三国时人，托名桑钦，以重其书。

　　《水经》记述中国河流水道一百三十七条，一万余字，分为三卷，十分简略。而郦道元的注，记述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注文三十余万字，分为四十卷。记述的地理范围扩大了，准确性提高了，内容更详尽、更丰富了。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原书，实为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中的宏篇巨制。

　　郦注在内容编纂上的特点是“因水以证地，即地以从古”（见王先谦合校本序）。这就是说，它不象《水经》那样单纯地记述水道的流域，而是以水道为纲，记述沿流的土地物产、城邑沿革、聚落兴衰、民情风俗、山林水泉、交通道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形胜等等，熔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为一炉，熔历史与地理为一炉，内容丰富而纲目清楚，堪称一部综合性的史地名著。

　　郦注的文笔清丽简约、生动具体，每条注文几乎都可以作为独立成篇的优秀散文，其中已被选进现行中学语文课本的《三峡》便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因此《水经注》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散文有过积极影响。郦注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和他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郦道元曾亲自探访山川名胜，广采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这给他以丰富的实地感受。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感情和实践活动，所以在他笔下，写景则情景交融，状物则绘声绘色，叙事则使人如同亲历。

　　郦道元不但注重实地考察，而且注重使用古籍。注文从地理情况到史实、传说，都称引古书作旁证，引书多达四百三十七种，还辑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这些古书和碑刻大多失传，因此《水经注》在保存文献及文物资料方面的功绩也是不能低估的。

　　作为一部全国性的地理著作，《水经注》还反映了郦道元对中国疆域范围的看法。郦道元虽然生长在北魏，正值南北朝对峙时期，却排除了分裂政治局面的影响，仍然把统一的两汉疆域作为记述的对象，把中国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和当时修史者各以自己所在地区为对象，以致不曾出现过一部南北朝合史的情形相比，郦道元的这种统一观点是难能可贵的，这种远见卓识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统一观念的反映。

　　综上所述，《水经注》的成就和价值远远超过了《水经》原书。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注文的价值全面超过原书的，除了《水经注》，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例了。

　　当然，《水经注》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除了郦道元本身的诸多条件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魏、晋以来，尽管战乱频仍，分裂代替了统一，但南北地区的经济仍在战争的间隙中有所恢复、有所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劳动人民加强了对南方的开发，荆、扬、益、广地区尤为显著。北方受战乱破坏严重，但北魏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后，经济依旧有所恢复，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迁都洛阳、推行均田制后，经济更有较大发展。分裂并未断绝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南北方的对外贸易也超过前代，南方的番禺、广陵已成重要外贸口岸，北方的洛阳南郊则有四夷馆、四夷里、四通市，“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卷三“龙华寺”条）。随着外国商队的到来，印度、中亚的佛教僧侣也从海陆来到中国，传播佛教文化。外商、胡僧还把异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知识带到中国，从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伴随经济、文化、交通的发展，地理著作便应运而生。

　　《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了《山海经》等几部不成体系的地理书，而且没有单独分类，只是附录于术数略之中。《隋书·经籍志》于史部中单列了一个地理类，著录了一百三十九种，一千四百三十三卷，蔚为大观。从中看到：在《水经注》之前，已有晋挚虞的《畿服经》一百七十卷和齐陆澄的《地理书》集一百六十家之说。这些大部头著作为郦道元提供了范例和素材。郦注撷英而成，而又高出前人，故能流传后代。

　　同许多古代学术名著一样，《水经注》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当时南北分裂，郦道元未曾亲到江淮以南地区考察，同时也没有到过塞外，因此对这些地区的记述，难免有一些袭谬沿疑之处。此外，郦注引书，也有剪裁、改写不当的情况。至于在长期传抄中造成的讹误，亦复不少，以至经与注互相混淆，好在经过明清以来几十家学者的考证、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点。清代学者全祖望、赵一清师生二人分辨经、注，成《水经注释》四十卷；戴震详考水地，著《校水经注》四十卷，他们的研究成果都超过了前人。王先谦荟萃诸家之说，潜研三十年，写成《水经注合笺》四十卷，更是后来居上。清末民初的学者杨守敬和他的学生熊会贞又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撰《水经注疏》八十卷，对郦注所引之书，皆注其出典，所叙之水，指详其迁流，集中了《水经注》各家纂疏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