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传统艺术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大餐”。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原始绘画技巧虽幼稚，但已掌握了初步的造

传统艺术型能力，对动物、植物等动静形态亦能抓注主要特征，用以表达先民的信仰、愿望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化装饰。

先秦绘画己在一些古籍中有了记载，如周代宫、明堂、庙祠中的历史人物、战国漆器、青铜器纹饰，楚国出土帛画等，都己达到较高的水平。

秦汉王朝是中国早期历史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大国，疆域辽阔，国势强盛，丝绸之路沟通着中外艺术交流，绘画艺术空前发展与繁荣。尤其是汉代盛行厚葬之风，其墓室壁画及画像砖画像石以及随葬帛画，生动塑造了现实、历史、神话人物形象，具有动态性、情节性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其画风往往气魄宏大，笔势流动，既有粗犷豪放，又有细密瑰丽，内容丰富博杂，形式多姿多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民生疾苦，但是绘画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苦难给佛教提供了传播的土壤，佛教美术勃然兴起。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都保存了大量的该时期壁画，艺术造诣极高。由于上层社会对绘事的爱好和参与，除了工匠，还涌现出一批有文化教养的上流社会知名画家，如顾恺之等。这一时期玄学流行，文人崇尚飘逸通脱，画史画论等著作开始出现，山水画、花鸟画开始萌芽，这个时期的绘画注重精神状态的刻画及气质的表现，以文学为题材的绘画日趋流行。

隋唐时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对外交流活跃，给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机运，在人物画方面虽然佛教壁画中西域画风仍在流行，但吴道子、周昉等人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占了绝对优势，民族风格日益成熟，展子虔、李思训、王维、张缲等人的山水画、花鸟画己工整富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在中国，绘画的真实性在12世纪宋朝时已发展到高峰，尤以郭熙的《早春图》为写实主义的巅峰，以后就开始转向主观情趣的抒发，自王维被盛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後，文人画悠久的传统便延续至今。又自北宋後，中国绘画渐

传统艺术趋注重笔墨情趣的形式主义，举例而言文徵明的画即意不在山水的描绘而是藉由山水来堆砌各种运笔的手法。到15世纪的明朝末年，清朝初期时，画家已经开始向表现自我方向转化，不注重客观世界的描绘，而是，八大山人、扬州八怪、任伯年、吴昌硕等都有很强的自我风格，而不再计较再现自然的真实性。 现代画家如齐白石、张大千等更体现出大家风范，他们画的不一定真实，但任何人也模仿不出他们画的精髓!

五代两宋之后，中国绘画艺术进一步成熟完备一，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朝廷设置画院，扩充机构编制，延揽人才，并授以职衔，宫廷绘画盛极一时，文人学士亦把绘画视作雅事并提出了鲜明的审美标准，故画家辈出，佳作纷呈，而且在理论上和创作上亦形成了一套独的体系，其内容、形式、技法都出现了丰富精采、多头发展的繁荣局面。 绘画发展至元、明、清，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在题材上，山水画、花鸟画占据了绝对的地位。文人画强调抒发主观情绪，“不求形似”、“无求于世”，不趋附大众审美要求，借绘画以示高雅，表现闲情逸趣，倡导“师造化”、“法心源”，强调人品画品的统一，并且注重将笔墨情趣与诗、书、印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绘画样式，涌现了众多的杰出画家、画派，以及难以数计的优秀作品。

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它不单纯拘泥于外表形似，更强调神似。它以毛笔、水墨、宣纸为特殊材料，建构了独特的透视理论，大胆而自由地打破时空限制，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与想象力，这种出色的技巧与手段，不仅使中国传统绘画独具艺术魄力，而且日益为世界现代艺术所借鉴吸收。

传统艺术 - 音乐

国乐、新音乐、中国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的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

传统艺术

中国传统音乐可分五类

中国传统音乐简介：我们在许多民乐CD中都可看到“国乐”二字，这“国乐”指的是从古代流传下来，在近代又有所发展的属于“国粹”的音乐，可见“国乐”的创作时间指的是古代；

“新音乐”指的是那些学习过西方音乐的人所写的音乐，如学堂乐歌，可见新音乐的创作时间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音乐”则不仅指古代传承下来的音乐，也指中国人按西方理论创作和改编的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可见，传统音乐包括“国乐”但不包括“新音乐”，但它们都是“中国音乐”。

传统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时音的先后，而是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风格特征。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渔舟唱晚》虽是近代音乐作品，但其表演形式属中华民族所固有，所以也是传统音乐。相反，学堂乐歌、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等因其音乐形态特征借鉴了西方音乐，故不是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的划分最早见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分为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但大多院校在教学中把歌舞音乐并入民歌，于是就变成四大类：民歌、民族器乐、曲艺（即“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实际上，“民族音乐”、“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民间音乐”只是传统音乐的一个类别。且我国的民族音乐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民间音乐，还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

杜亚雄先生则将中国传统音乐分类如下：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其中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诗词吟诵调、文人自度曲；宗教音乐包括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基督教音乐、伊期兰教音乐、萨满教及其它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导迎及巡幸乐、宴乐。

传统艺术 - 戏曲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它

传统艺术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革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虽说它的渊源来自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但区别一个剧种所显示的最大的特色，首先仍表现在它来自不同声腔系统的音乐唱腔。这些音乐唱腔则是以所产生地区的语言、民歌、民间音乐为依据，并兼收其他地区音乐而产生的。各个剧种的剧中人物大部分由生、旦、净、丑等不同脸变化的角色行当充任。表演上着重运用以生活为基础提炼而成的程式性动作，和虚拟性的空间处理。讲究唱、念、做、打等艺术，表演运输和富裕舞蹈性，技术性很高，构成有区别其他戏剧而成为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现许多改编的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和表现现代生活题材的现代戏，都受广大观众热烈欢迎。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京剧、昆曲、越剧、豫剧、湘剧、粤剧、秦腔、川剧、评剧、晋剧、汉剧、潮剧、闽剧、祁剧、河北梆子、安庆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等五十多个剧种，尤以京剧流行最广，遍及全国，不受地区所限。

中国古代戏剧因以“戏”和“曲”为主要因素，所以称做“戏曲”。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传奇和明清传奇，也包括近代的京戏和其他地方戏的传统剧目在内，它是中国民族戏剧文化的通称。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识，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并对朝鲜、韩国、日本等国文字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连续4000多年的汉字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原汉字史，汉字的产生及其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几乎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

　　——徐光春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契刻符号在河南；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在河南；第一套完善的汉文字系统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帮助秦始皇“书同文”、制定规范书写“小篆”的李斯，是河南上蔡人；编写世界第一部字典、归纳汉字生成规律、统一字义解析的文字学家许慎是河南漯河人，他在家乡完成了《说文解字》这部汉文字学巨著；至今我们还在使用的规范性字体“宋体”字产生在河南开封，著名的活字印刷术也发生在这里。

　　如果说斧、锤的发明十倍地增强了人类的力量，弓箭的发明百倍地延长了人类的手臂，那么文字的发明则无限地扩展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社会因此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字的出现，是史前史和文明史的界标。同样，汉字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可以说，一部文字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

　　汉字是汉民族自古以来用以记录汉语、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汉族祖先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汉字本身有一定的严谨的规律，自有其完整的系统性。尽管汉语方言歧异纷呈，可使用汉字写下的书面语言，南北各地的人都能看得懂；虽然古今语音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无论是商周的古文字还是秦汉传下来的古书，现在依然能读得懂。

　　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汉字对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全民族的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的统一、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等，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指出：“中国的这种统一”，“是由语言加固的，不是因地区而异的口语，而是书面语，即那些在中国到处都绝对一致的著名汉字”。

　　从“仓颉造字”到王永民的“五笔字型”

　　——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字史

　　汉字不仅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它还积淀凝聚了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充满魅力而且最具生命力的载体。甲骨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之一。其中，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都因各自文明的戛然中止而早早失传，仅有中国的汉字伴随着源远流长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从33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一直沿用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字，堪称老寿星。

　　在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字史中，中原文字史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河南不仅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古文字资料，还涌现出一大批文字学方面的大家，对中国文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史学博士）：传说中，汉字起源于仓颉造字。仓颉号史皇氏，是黄帝的史官，他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迹创造了汉字。从历史角度看，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仓颉可能在汉字的搜集、整理、统一上做出过突出贡献，所以李斯《仓颉篇》曰：“仓颉作书，以教后诣。”《淮南子·本经训》记载仓颉造字时天地震动：“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献记载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上古时代巫、史不分家，巫术盛行，联系到仓颉作书天雨鬼哭，王充《论衡·骨相篇》说：“仓颉四目”，看来仓颉又是黄帝之巫。今濮阳市南乐县梁村乡吴村是仓颉的故里，这个村子以前就叫史皇村，现在村里人还大多姓史。这里现存仓颉陵一座，占地70多亩，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

　　说汉字，不能不提及甲骨文。甲骨文是古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用以占卜用的文字，其时代为商代后期，发现地主要在我省安阳的小屯村，即盘庚迁殷的商代晚期都城殷墟。迄今为止，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共有15万片之多，单字有5000个左右，目前无争议的可释字有1000多个。孔子曾经叹息由于文献不足，殷礼难徵，到了19世纪末，忽然发现了150万字的甲骨文，这是连孔老夫子都未曾寓目的商代直接史料，因此弥足珍贵，早期甲骨文的收藏研究者罗振玉就骄傲地称“殷礼在斯堂”。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深入研究，证明了《史记》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基本正确，轰然撞开了被重重历史疑云紧锁的殷商王朝神秘大门。

　　王宇信（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导）史学大师王国维曾深刻地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在王国维生活的清末民初，由于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四裔”碑铭以及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蔚然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几种新学问。特别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其后的科学发掘，形成了甲骨学和殷商考古学这两门全新的学问。从此，由于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了新生面。

　　李立新：在甲骨文研究领域，河南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南阳人董作宾先生，是近代最著名的甲骨学家，他对于殷墟甲骨卜辞的发掘和甲骨文断代研究均做出了卓越贡献，和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郭沫若曾断言：“在甲骨文之前，汉字已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发展过程。”在舞阳县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发现了16例刻画而成的符号，这些符号极有可能是文字。贾湖遗址刻画符号距今约8000年左右，对于汉字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河南此后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中，均发现有陶器刻画符号，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应是甲骨文的源头所在，而河南也最有可能是汉字起源的地方。

　　在汉字发展史上，李斯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李斯（？～前208年），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上蔡西南）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散文家、文字改革家和书法家。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统一后，秦始皇命丞相李斯制定标准文字，李斯大胆地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画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李斯小篆，被秦始皇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是为秦篆，也称小篆。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成为我国汉字由古体变为今体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上蔡县至今还有李斯故里和李斯墓。

　　郑慧生（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到了东汉之初，许慎在汉字研究领域竖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人，《说文解字》一书的作者。在许慎著《说文解字》以前，中国没有文字学著作。有一部《尔雅》，那是辞书，它只负责解释词义；有一部《方言》，它负责比较各地的方言词。而收集全部流行汉字，介绍它们的造字方法，分析每个汉字的形、音、义结构……这样的著作，只有一部《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收集了当时流行的汉字9353个，用秦汉常用的小篆书体，把它们全部摹写下来；个别字的古文、大篆与小篆书体不同，《说文解字》也为它们做出记录，这给我们今天研究文字源流、变化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说文解字》给汉字建立了540个部首，统属9353个汉字。有了部首，江、湖、海、洋……去找水部，松、柏、梅、桃……去找木部，简单明了，方便多了。所以，从部首法创立之后，《玉篇》、《康熙字典》、《辞源》、《辞海》，纷纷采用。直到今天编辑辞书，也还离不开此法。特别是一些上古文字字典的编纂，不仅离不开部首，甚至还必须依照《说文解字》的十四卷分部，如《甲骨文编》、《金文编》等。

　　李立新：北宋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尤其是科技水平领先于世界。北宋的都城东京（今开封市），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著名的国际大都会，人口超过百万，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瘅就是一名宫廷铁匠，不仅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北宋，今天书籍印刷中最为流行的汉字字体“宋体”也形成并得名于北宋。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古代的印刷术分为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两类。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代，盛行于唐而完善于宋。雕版印刷术由于是整版雕刻印刷，所以十分繁难。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瘅在世界上首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单字雕刻，拼合印刷，单字可重复使用，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有了活字印刷术，印刷的书籍成倍增长，图书的普及带动了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

　　宋体是宋代为适应雕版印刷术而出现的一种汉字字体。在宋代，雕版印刷术已经相当完善。由于当时的书籍每一版印刷两页，使用的是长方形木板雕刻制版。木板具有木纹，一般都是横向，刻制字的横向线条和木纹一致，比较结实。但刻制字的竖向线条时和木纹交叉，容易断裂。因此字体的竖向线条较粗，横向较细。横向线条即使比较结实，在端点也容易磨损，因此端点也较粗。由此产生了竖粗横细，横线端点有一粗点的宋体字形。一千余年来，宋体字一直行用不衰。

　　河南不仅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字史，在计算机汉字输入技术领域，河南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王永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王永民，河南南召县人，教授级高工、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在1978～1983年间，以五年之功研究发明了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五笔字型（即王码）”，首创“汉字字根周期表”，发明了25键4码高效汉字输入法和字词兼容技术，在世界上首破汉字输入电脑每分钟100字大关。据199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当时的中国内地计算机用户中，85％的人使用王码（五笔字型），王码已经成为全社会普及最广、装机最多、影响最大的电脑汉字技术。王永民被誉为“中国电脑时代的毕升。”

　　文化摇篮书法故乡

　　——群星闪烁的中原书学史

　　与汉字发展史紧密相伴的，是独具特色的中国书法史。从商周至现代，汉字书体在不断地发展。从形式上有篆、隶、楷、行、草等字体，就艺术风格而论，不同时代、不同书家、不同风格，形成了日月联璧、山河焕彩的局面。河南古代及近代书法遗迹特别丰富，各种书体，都可以在河南找到代表作。

　　翟本宽（郑州大学教授）：除了大家熟知的殷墟甲骨文，河南还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是用笔写在软坯上而后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金文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由于书写工具不同，笔画较甲骨文粗肥丰满，结构严整而疏朗。

　　我国古代石刻遗存较多，特别是碑刻中保留下来的极其丰富的书法艺术，更是书苑中值得珍重的瑰宝。河南遗存碑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尽显风采。据1960年在全省范围内对石刻碑碣的调查，获得资料多达5000多份。比如，篆书：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正始石经》中的古文就属于大篆的一种，《正始石经》也称《三体石经》，书有古文、篆、隶三体，三国魏废帝（曹芳）正始中刻，与《熹平石经》并建于洛阳太学前。隶书：河南隶书碑刻相当丰富，数量居全国首位，如《孔庙碑》、《李孟初碑》、《淮源庙碑》等，都是隶书珍品；楷书：龙门北魏造像中的“龙门四品”、“龙门二十品”、“龙门三十品”和初唐造像题记中褚遂良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堪称书苑奇葩。龙门古阳洞北壁的《始平公》，是龙门造像题记中碑刻和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宋代书法对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北宋的苏、黄、米、蔡，开创了宋四家书派，而宋代皇帝赵佶（宋徽宗）则创造了瘦金体，在宋代书法流派中别具一格，原新乡县的《大观圣作之碑》，保存了这种书体篇幅较大的实物资料。碑文由赵佶撰并书。行书：如褚庭诲的《程伯献墓志》，可作为唐代一般行书的代表。此志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刻，刘彤撰，褚庭诲书。其书迹除在《淳化阁贴》见到外，此志出土是一个新的发现，字体在丰满匀圆中，具有轻重顿挫之致；草书：河南偃师的《升仙太子碑》，首先用草体写碑文，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碑唐武后圣历二年（699年）刻，则天武后撰并书，妇女书碑，始此一石。

　　河南地处中原，钟灵毓秀，名家辈出，有历史记载的河南籍书法家多达4000人，其中有的人在书法发展的转折关头，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翟本宽：其实，仓颉、李斯、许慎等不仅对文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都是著名书法家。李斯就被誉为“小篆之祖”。除此而外，还有几位河南著名书法家不能不提。一位是汉代书家蔡邕，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擅长篆书，隶书尤为著称，有篆籀八体之妙。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东汉政府为校正儒家经典文字，在洛阳太学前立了46块石经碑，史称《熹平石经》，其中部分为蔡邕所书。该石经不仅对校正古籍有重要贡献，且书法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峰，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材料。

　　郑道昭（？～516年），开封人，北魏书法家，其书法艺术不独在北朝居首，在真书中亦属佼佼者，不愧为北朝书圣。

　　楷书之祖钟繇与褚遂良。钟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官至太傅，世称钟太傅。降及三国，钟繇（元常）乃有《宣示表》等，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钟繇在我国书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钟书分三体：一是“铭石书”（即正书），二是“章程书”（八分），三是行书（为尺牍所用）。三体兼善，梁武帝对其有“云鹤游天，群鸿戏海”之评。虞世南也说：“钟太傅师资德升，驰骛曹、蔡，仿学而致一体，真楷独得精研。”

　　褚遂良，字登善，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同为唐初最著名的四大书法家。其影响不仅遍及国内，且远播日本、南韩等国。他工隶楷书，传世作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墨编》说：“遂良书法，或学钟公之体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有途。”

　　刘德升，东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史书盛传行书为刘德升所创。刘德升作行书，是对书法艺术发展的重大贡献，开了由楷入行的先河。

　　草书大家王铎。王铎（1592～1652年），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至明末书法尚姿媚，少奋发雄强之气。他在书法艺术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于董派之外，别树一帜，名重当代。其书迹特别丰富，在孟津、沁阳、济源、浚县等地均有资料，其手书《拟山园》帖，尤为著称。

　　西中文（河南省书协常务理事）：古代之中原书法名家群星璀璨，今天的河南书法事业也是蒸蒸日上。近20年来，河南在历届全国性书法大展大赛上，获奖数始终保持在第一、第二，被公认为全国书法大省，真可谓“中原书风”热中华。以谢瑞阶、张海、王澄为代表的一批河南书法人，不但在本省，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05年中国书协换届选举中，河南省书协主席张海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目前，河南书法队伍已形成了布局合理的金字塔结构，书法爱好者多达200多万人，中国书协会员构成了中坚力量，5～10位名家则位居领军地位，整体发展态势喜人。

　　音、形、义的完美结合

　　——汉字发展特点及规律

　　介绍完中原文字史、书法史，让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汉字，与世界其他各个民族的文字相比，究竟有哪些突出特点？简而言之，其特点有三：一是以形体表意为主，兼能表音，形音结合，表现力强。二是结构规整，书写优雅，一字一音，抑扬顿挫，兼具形体美和音韵美。三是包涵的信息量大，汉字历史已有四五千年，发展演变从未间断，所涵古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十分丰富。四是言简意赅，同样的内容，如果用汉语写出需一页，译成英语则要超过一页半。

　　郑慧生：文字的三要素是形、音、义。形—文字本身的形体，它是怎样写的；音—这个形体所要标示的音节，它念什么音；义—这个读音所能表达出来的意义，它当什么讲。中国的汉字旧称象形字，但象形只是汉字最先采用的造字方法。中国汉字的绝大多数却是形声字，形声字既表音又表义，最能体现形、音、义三者的结合。譬如“瞥”字，其形分为两部分，上“敝”下“目”。根据汉字的造字规律，从字形上我们就能讲明白形与音、义的关系：此字从目敝声，其义为“快速地一看”，故字“从目”，其音读piē，故云“敝声”。西方的字母文字易于表音却难于表义，如英文中的“peep”，音为〔pip〕，义为“瞥”，读音固然容易从拼写上辨别，但你能从peep的拼写上想象出“快速一看”的意思吗？汉字是最善于表达形、音、义的文字，所以它能够打破时间、空间的距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成为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的一种文字。

　　李立新：汉字发展规律也有三个：一、汉字形体存在简化趋势。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汉字最初的形体大都相当复杂，在数千年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自然演变过程，简化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变图形为符号；删减多余和重复的偏旁；用笔画简单的字体代替笔画复杂的字体；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等等。汉字字形大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魏碑—楷书几种形体，还有两种辅助性的字体：行书和草书。

　　二、汉字形体存在规范化趋势。早期的汉字形体没有一定之规，偏旁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同字异体现象也相当严重。汉字在简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进行着规范化。规范化主要由政府完成，最重要的就是秦相李斯完成的“书同文”，其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东汉的《熹平石经》、曹魏的《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等都对汉字的规范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汉字形体存在形声化趋势。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甲骨文中主要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形声字所占的比例仅为20％，到了许慎《说文解字》，形声字已占80％，今天汉字中的形声字所占比例更高达90％以上。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存在一个形声化的过程。因为人类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有一些是象形和会意难以表现的，好在象形汉字是独体字，用同音声符字增添上表示意义的形符字，就构成表达新的意义的形声字。由于形声字可以由独体象形字大量组合，并可以方便地表达语言中新的意思，从而解决了汉字不足的困难。但形声字并没有破坏汉字的表意功能，因为还有一半的意符字在，正所谓：“秀才识字读半边”，这正是汉字的高妙之处。

　　汉字的特点及规律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原人民的灵感和智慧，也说明汉字是一种与时俱进、能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古老而常新的文字。

　　弘扬汉字文化现实意义重大

　　张生汉（河南大学文学院）：历史上，数不清的河南人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特别是为汉语言文字的研究整理做出了卓越贡献。要建设现代化的新河南，在汉语言文字、特别是汉字及汉字文化的研究、普及应用方面，我们也应有所作为。要实现这一点，我认为一要制定好河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十一五”发展规划；二要重视专业队伍建设，加强汉字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利用，让河南争做汉字信息技术产业大省。

　　韩宇宏（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汉字是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弘扬汉字文化有助于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这既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又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于中原汉字史的重要地位，弘扬汉字文化，对中原的崛起、河南的复兴，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弘扬汉字文化，让世界更多的人认识汉字、了解汉字，才有利于中华文化以更大步伐走向世界，有利于世界人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消除误解，增进中国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

　　弘扬汉字文化，有利于让世界更多的人认识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得到更多独特的审美享受，也得到新的怡情养性、休闲娱乐的途径和方式。

　　汉字是一种神奇的文字，在世界各种文字中，从书写印刷角度看，同一份文件作品，汉字的用纸量是最少的。有位联合国资深外交官说，在任何一堆文件中，他一眼就能看出哪是汉字文件，那就是最薄的那一本。显然，汉字更合于经济的原则、环保的精神，汉字文化其实具有很强的现代性。

　　汉字是一种伟大的文字，自从五笔字型等各种电脑数字化输录方法问世以后，实践证明，汉字的输录速度并不落后于任何一种拼音文字，弘扬汉字文化，至少有利于在汉字文化圈加速现代化的进程。

　　有通晓多种文字的专家作过这样的比较：汉字自产生以来，共创造了50000多个字；现在大部分都“死”去了，不再被使用了。日常交往中的常用字仅1500左右，人们只要掌握4000～6000字就足以应付一切了。而英文的单词有五六十万个，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年还有1000个左右的新词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即使是大学问家，每年都还需要再学1000个新词。但是，汉字由于具有特别的造词能力，仅仅依靠熟识字的重新组合，就可以了解掌握时代变化带来的任何新事物了，并不需要不断地重新学认新字。这种不需要“后续投入”的文字，给人们省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啊！这就是汉字的魅力和现代价值，它理所当然值得大力弘扬。

　　汉字文化必将成为世界上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