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修订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孔子编纂六经的原因之一是他视文献存亡继绝为己任，原因之二是他要以六经做教材。

孔子认识到文献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以及垂训鉴戒的作用，因而重视文献。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注：《论语·八佾》）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注：《论语·述而》）孔子所说的“文”、“文献”，就是文书档案、历史资料。他认为文献的足或不足，是能否正确了解过去的关键。“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时，深感文献不足，所见现存文献缺遗或“不知而作”之处又不少。这表明孔子对文献不足及文献缺佚与穿凿妄作现象的深切忧虑。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包含了文献，说明文献能起鉴往知来的作用。他曾评论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且“示于朝”一事，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充分肯定董狐的记载所起的垂训鉴戒作用。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式负版者”。说的是孔子乘车在外，遇到手持邦国图籍(地图户籍)的人，必俯身表示深深敬意。这些足以说明孔子对文献的高度重视。但是，孔子适逢诸侯争霸、东周之“季世”（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并，礼乐废，《诗》、《书》缺；再者，史官职位并不稳定，有的失守，有的“不知而作”，甚至抱典载籍，流亡他国。

因此，博学多闻的孔子不无自豪而又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面对各国文献有散佚、妄作之虞，他不得不把文献存亡继绝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因而编《诗》、《书》，定《礼》、正《乐》，赞《周易》，作《春秋》。

孔子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对古代的诗歌、历史都曾加以整理讲习，作为教学用课本。到了晚年，孔子主要是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他收集夏、殷、周的文献资料，编订或整理出了《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订，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诗经是孔子编订整理的。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诗经的影响和评价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关于经学的起源，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明确地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这句话明确地说，自从孔子修订了“六经”，于是才就有了经学。然而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则称“中国的经学形成于西汉。其孕育阶段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六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所独尊的经典，却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之事。”由以上两段叙述可知，对于经学的起源，两者在叙述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区别。

孔子为了解决私学的教材问题，必须自己编订教本，而编订这样一套教本，是需要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的。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孔子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策》），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周予同的观点与范老一致，也提了和范老相同的三条。孔子整理文献，是反映他的仁的人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目的即通过文献典籍来传道施教，把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精神体现在文献中。

孔子把他之前所有的历史，以及在历史中传承的文化、智慧整理成《易》、《书》、《诗》、《礼》、《春秋》五本书，所以这五本书代表中华民族原始智慧的结晶，而这些书已经都经过孔子整理了，所以几乎字字句句都是精金美玉，是孔子心灵所承认的，孔子拿来它教导，不仅是教导他的门徒，孔子当时也一定期待将传诸万世。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一种学问传诸万世的，我们的生命是可遗憾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心愿，我们要把某些学问再传给我们子孙，那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啊！果然这些书确实是可以传诸万世，在事实上它也传诸万世了，至少传到我们这里了。

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话，“吾犹及史之阙文”，孔子本人面对历史的典籍，其中还有很多残缺不全的记录，同时也引用了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看法。这种引用，代表着孔孟的精神，进行弘道的事业，都是在删去繁冗之文。像《尚书》当中的关于尧舜以及夏代的四五百年的时间，其中发生的事情也很多，那为什么孔子删定《尚书》以后，也就仅仅几篇而已呢？这就是证明，孔孟的精神，对于上古文化的继承，其根本所在，便是存留天理人心的正道之文，能够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提升，至于其他繁琐的文章，便不再保留了。阳明先生通过孔孟精神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倾向比较，指出后世的儒者，都想要通过对于人文经典加以不断的解读，这也就违背了孔孟的精神。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