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著作。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另有相关同名电视剧和**等。

　　《聊斋志异》版本很多，现存的主要有：

　　半部手稿本（解放初发现，曾影印出版），乃作者修订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原作面貌，可惜仅存 203篇（《猪婆龙》重出文不计），约当原稿之半。稿本中有作者手录的王士□评语。

　　乾隆十六年(1752)，历城张希杰（别号练塘）根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过录了一个本子，是为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此本共12卷，有目488篇，但有目无文者凡14篇，实有文474篇。此本也附有王士□评语。

　　与铸雪斋抄本同时，另有一种《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1963年发现，已影印出版）。其底本当是作者的另一稿本，并参照其他抄本作了校对、复核。此本共有文474篇(《王桂□》、《寄生附》合为一篇)。这是现在所见到的最完整的两个早期抄本,对研究《聊斋志异》有重要价值。

　　现存最早的《聊斋志异》刻本，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刻的青柯亭本。其“弁言”和“例言”，记述了底本的来源和刻者所作的工作。书共16卷，凡 431篇。篇目虽不完全，但重要的篇章都已包括在内。其文字的更定，亦有可取者。

　　青柯亭本出后，一般通行本都据此翻印。此本也有几种内容互有歧异的本子,一种是文目不全本,即比一般赵本少文10余篇,少目40余条;一种是刊有鲍迁博《刻书纪事》和“杭油局桥陈氏”书牌的本子；还有一种本子则无“纪事”和书牌。此本亦附有王士□评语，并在某些篇后附有有关的附录。次年，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有王金范刻本刊行。这是一个“册繁就简，分门别类”的选辑本，共18卷，分26门,收文270余篇。此外，尚有同文书局绘图本，其特点是在赵本附录之外，又加了一些有关附录。至于别种版本，如乾隆三十二年福建李时宪刻本、光绪七年(1881)邵州经畲书屋刻本以及小艺山樵精选本等，其文字大同小异。

　　《聊斋志异》的注解本，通行的有吕湛恩、何垠两家。吕注原为单刻，有道光五年(1825)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广东五云楼刻本始将吕注与《志异》原文合刻，后又有广百宋斋和同文书局绘图本。何注有道光十九年（1839）花木长荣之馆刻本，又有光绪七年(1881)邵州经畲书屋评注合刊本。两种注本，指明典故，诠释字义，都给读者阅读《聊斋志异》以很大便利。但吕注较为详赡谨严，错误较少；何注则嫌芜杂，错误较多。

　　《聊斋志异》的评语，最早者为王士□评。王评虽颇简略，但时有精当之处。后刊刻成书，又有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诸人评语。诸家评语，或阐明作者旨意，或品评为文之法，或考据传闻异同，都富有参考价值。但其迂腐附会之处，亦所难免。

　　《聊斋志异》尚有多种拾遗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由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编定为12卷，合共491篇（其中“又”篇和附则,均属正文，不作一篇计）,连同附录9篇，较通行本增补近70篇，采录宏富，是目前较为完备的一个本子。清代刻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

　　友人从内地购得一本上海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卷首附有清代名画家朱湘麟在蒲氏生前为其绘制的一幅彩色画像，画像楣端有蒲松龄于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公元1713年)亲笔题跋。题跋笔迹与手稿书体无异，证明此稿确系蒲氏亲笔所书。

　　200余年来，《聊斋志异》广为刊行，尽管版本纷繁，但均是依据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午)历城张希杰根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抄录的本子，这就是著名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可是产生于雍正年间的殿春亭抄本早已亡佚，那么蒲氏原稿面目如何？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

　　这部手稿是在四十年代末期，辽宁省西丰县农民蒲文珊献出来的，曾在文化界引起轰动。蒲文珊当时已年过半百，为蒲松龄之九世孙。他虽系务农，实温文尔雅，笔者曾有缘拜识，听他讲述过蒲氏历代家藏此手稿之经过。

　　原来，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最后一稿誊清后，曾嘱其子孙，善自珍藏，世代相传，不要遗失。蒲松龄的七世孙蒲介人(即蒲文珊之祖父)，在清光绪年间曾在奉天(沈阳)当差，其眷属亦从祖籍山东淄川县(今淄博)移居沈阳，民国初年，介人之子灏充任西丰县吏，遂迁居西丰。又据蒲文珊称，此手稿原为四函八册，现存之四册仅为前一、二函，尚有三、四两函(即下半部)在光绪年间，被盛京驻防大臣伊克唐何借去，带至北京。

　　本来蒲氏立有家规，对所藏先祖墨本，概不外传。那么，下半部手稿何以又借给驻防大臣呢？大概是蒲介人慑于伊的权势，不敢不借。伊约以先看上半部两函，待归还后再借下半部。后来伊果然如期归还上半部，因而顺利借到了下半部。不料，伊在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3月病逝。接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公私珍藏的财物多被洗劫。据悉下半部在这时被外国人掠去，流落国外。伪满康德八年(1941年)，《盛京时报》曾援引德国的一则消息：“《聊斋志异》部分原稿48卷现存柏林搏物馆。”如消息确实，则这两个情况是吻合的。

八大华夏古籍是指：

《诗》（诗经）、《书》（尚书）、《礼》（周礼、仪礼、礼记）、《易》（周易）、《春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山海经》、《竹书纪年》。

其中，五经《诗》（诗经）、《书》（尚书）、《礼》（周礼、仪礼、礼记）、《易》（周易）、《春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都具有代表性，《国语》、《山海经》、《竹书纪年》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典籍。

知识点延伸：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关于我国最早的典籍，还有三皇五帝时代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于州来，左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段文字记载楚王夸奖倚相，说他是个有学问的史官，能读懂三坟等远古的典籍。西汉孔安国《尚书序》曾解释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书；《九丘》是九州志书。但孔安国并未说他见过这几种书，记录西汉时典籍的《汉书·艺文志》中也无这些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虽然也有名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考定为伪造之书。至于我国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文献考证及考古发掘还不能证明其真实存在，“三皇五帝”时代只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军事部落制度的传说。因此，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我国典籍之始也是不可信的。这种传说只不过反映了我国典籍产生的久远而已。

专门产科学的医书虽然不如妇科学著作多，但到清代中期还是出现了两部影响大、流传广的专著。一部是流传极广极负盛名的《达生篇》(1715)，一部是仅次于《达生篇》的《大生要旨》(1762)。《达生篇》的作者是亟斋居士，主要论述难产问题。分论原生、临产、试痛、保胎、小产、产后、死胎、胞衣不下、乳少等诸症和格言，以及治疗方法。例如对临产之处理，强调接生者必须善于区别试痛与正常产时之腹痛，避免过早地让产妇增加腹压，减少因产妇过于用力而疲倦可能造成的娩出无力。该书所总结的临产格言“一曰睡，二曰忍痛，三曰慢临盆”六字诀，是十分科学的，这对减少产妇在产前的恐惧心理，按正常产程进行生理性分娩，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今仍不失其实际的指导意义。该书刊印之频密，流传之广泛，以及影响之大之深，都是罕见的。据《全国中医书联合目录》所收，仅1827～1959年间，全国各地刊刻印刷之不同版次达100余次之多。其次，唐千顷的《大生要旨》，其内容包括种子、胎前、临盆、产后、保婴等，论述比较客观，富有科学见解。如所论之不孕症，阐述了应从男、女双方寻求原因，不可单纯着眼于女方。对妊娠期的调理，除强调要保持心情舒畅外，主张“体宜动而不宜逸”。唐氏很推崇《达生篇》临产时之“六字诀”原则。对早期破水、耻骨不开、临盆晕绝、胞衣不下、子宫下垂等难产、难症等，也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因此，曾被誉为“家庭方书”，在清代和近代均有较大的影响。除原书刊印30余次外，还有叶灏之增订本和马振蕃的增定本也印有20余次之多，说明其影响是很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