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古称有：“余杭”、“临安”、“钱塘”、“武林”。现名“杭州”始见于隋朝，取余杭县之“杭”字，改该县所在的钱唐郡为杭州，此名辗转沿用至今。

据《郡国志》等古籍记载，“杭”之得名则相传当年大禹在此处停靠过船泊，故其地称“禹航”，谐音为“余杭”；清代学者李慈铭则以为“禹航”乃是后人附会，“余”字与“无锡”之“无”、“勾吴”之“勾”一样，实为古吴越语中的发语词，江浙地名中常见。又有云“杭”意即渡口，而杭州乃沟通浙东西之交通之所在。

杭州知府张印立

张 未 弛

明朝最后一任杭州知府姓张，名印立，字参我，乃是山东省临朐县大郝庄人，为邑乡贤张显儒之长子。崇祯十年，进士及第，后官至杭州知府。明祚既倾，挂冠归朐，居宝瓶山下之郝庄隐逸终生。此间先后数十年，其轶闻野说，漫布朐境，流传民间；虽不见经传，却久传不湮。故今记之，而飨诸君。

寒窗苦读嵩山寺

崇祯初年，张印立与来仪共读书塾。塾中学子甚众，而学业优异者，惟来仪与张印立也。塾师喜之，厚望寄之，倍付心血以授其业，但等考期，博取功名。

崇祯三年，乡试开科。塾师料其学业已成，功力已就，遂命邑庠同赴省城，以应乡闱。结果，来仪一举夺魁，考取解元；而张印立名落孙山。归，塾师怒，责罚戒尺二百；从此发愤，下帷嵩山龙泉寺，苦读寒窗三载，未归家门一次；磨穿石砚两方，写秃毫笔数十。崇祯六年，再赴乡试，与邑内张涵、冯士标同科中举。及至崇祯十年三月，张印立独领风骚，先于同科举子，考取刘同升榜进士。塾师甚悦，褒其有志；复责来仪，再应会试。迨至崇祯十三年，来仪方同冯士标考取庚辰科进士。

清朝初年，张印立重游故地，遂作《龙泉寺诗》曰：“嵩山山下海门开，万古幽萝映绿苔。榻下龙窥丹灶火，池中月浸紫霞杯（bai）。渔郎不识花津远，桂子方从鹫岭培（pai）。自是千秋文豹地，半檐风日任徘徊。读其诗，思其意，“想其芸窗攻苦，月锻季炼，炉火纯清之候，实有触发于寺中”者也。此乃清道光三年进士刘清源先生在《重修龙泉寺碑文》中，对张印立下帷绝编，寒窗苦读的评述。

衡王府内求功名

张印立进士及第后，初仕北直隶藁城县知县，继转南京户部浙江司主事，两督饷楚中江右，再任南京户部陕西司郎中。恰于此时，不幸忽至，萱堂急逝，回家守制。及至满孝三年，吏部却未起用，皆因人多阙少，候补无期。张印立苦闷家中，邻人出谋曰：“当拜婶母！”婶母朱氏者，乃衡王之女、郝庄仪宾张宗孟（号太岩）之室也。及至邻人怂之再三，张印立遂借春节拜年之机叩拜其婶。朱氏早有所悟，道：“后日初三，大侄子随我去青州，见见您姥爷（衡王），求他进京启奏圣上，谋个官阙，重新起用！”印立再谢。

正月初三，朱氏乘轿，张宗孟和张印立叔侄二人各自乘马跟随轿后，奔赴青州衡王府。及至府中，朱氏引见，张印立叩谒衡王。礼毕随衡王入客厅。仪宾张宗孟言明其意。衡王颔首，并出题探其才学功底。张印立即席作答。

衡王颇为赏识，曰：“外甥学底深厚，足可胜任知府之职。这样吧！天下州府任你选！”

张印立惊喜异常，“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否到苏、杭二州去？请外祖大人裁酌”。

“好！”衡王一口应允，“近日我正要赴京师朝拜圣上，顺便奏明此事，再让吏部通融一番，足可事成。大明江山乃是我朱家天下！要做个知府，还不容易？”张印立叩谢不已。

是年元宵节过后，张印立随衡王赴京觐谒崇祯皇帝，遂得杭州知府之职。据杭州市志办公室陈光熙先生提供的《杭州府志》记载：“张印玉，临朐人，进士，（崇祯）十七年任。”盖将“立”字误作“玉”也。

杭州府中挂冠归

张印立官居正四品知府，衙坐杭州正堂，却念念不忘候补待职时的苦闷滋味，遂勤于政事，“不负朝廷，不负百姓，不负所学”，而“牧民有声”（光绪《临朐县志·人物》）以致杭州府辖地方士民佩其为人，服其为治。

是年春天，巡检兵卒捕获盗窃公廪之贼。

张印立坐堂审问。

贼报姓名，“小人名叫何良，因家中断炊，老母待毙，故盗仓廪……”其情可怜！

张印立急忙询问，“家中断炊，究竟是赋税过重，还是天灾歉收哇？”

何良说：“去年天旱歉收，而田赋丝毫未减；加上贼寇猖獗，抢粮夺米，以致家家粮尽囤空，只靠树皮、菜叶度日。家母年逾七旬，已经饿得身肿眼瞎。我这做儿的，眼看不下，才起歹意，来盗官仓……”

“噢——”张印立微微颔首，“盗窃官仓，应是死罪！不过，念你家境唯艰，孝心可敬，本官免究罪责，回家好生侍候令堂去吧！”何良叩谢，起身欲走。

张印立说：“近日本官将欲下察民情，然后实情上奏，求减田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届时，你可来领粮糊口。”贼感其言，涕零而跪，深谢而去。

张印立访察民情以后，果然上奏朝廷，获准减免当年田赋，允许开仓赈济灾民。此则史志所谓“张印立牧民有声”之来历。

崇祯末年，国运且尽，帝祚日危；连年天灾，饥民遍地；贼寇猖獗，义兵四起。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继之清兵入关，改称大清帝国。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兵下江南，围杭州。张知府率兵民守城，城守多日，却无救兵。张知府身心交瘁，寝食不安，闷坐府宅之内。戴氏夫人侍奉左右，抚慰照料。戴氏者，钱塘士绅戴太公之女，素习诗书，颇有远虑；由府学教授执柯作伐，而成张印立第四房夫人（当时前三房姚、倪、夏氏俱在山东）。

是夜更深，印立已寐；戴氏恹恹，忽闻窗处响动。

戴氏心惊，推醒夫君。二人屏息聆听，似有人走至窗下。正在疑惑，猛听窗处悄语：“知府大人，快快起来，清兵即将攻城，天亮您就无法脱身了！”

张印立惊询：“你是何人？”

“我叫何良，去年春天，我盗官仓，被老爷宽恕饶命，为报救命之恩，特来救你出城。”

张印立及戴氏慌忙起来。戴氏掌灯开门，只见来者身著夜行防箭服，跪地施礼。

张印立急问：“你缘何如此打扮？”

何良抬头仰面，“家母故去之后，本人孤苦无依，才落草为寇。因本人会些武功夫，故作军中斥候兵……”

张知府神色严竣，“起来说话！你进府宅，有人见过否？”

“禀大人，小人练的是飞檐走壁之功，爬城墙，兵丁不知；入贵府，乃是从房顶而来。衙役也未觉察。”

戴氏夫人低声说：“老爷快拿主意，脱身去吧！”

张知府唉声叹气，喃喃自语：“身为朝廷四品官，岂能偷生奔家还？宁为大明守城死，不愿世人骂万年！”

何良促之，“大人，杭州已是兵临城下，南京新帝已亡，但凭本府兵丁，则是朝不保夕；何况浙江巡抚已决计开城投降，天亮可就难以脱身啦！”

张印立吩咐戴氏，“收拾行李，叫醒孩子。”

戴氏说：“为妾一旦同行，必引歹人注意，还是你先走，我卸掉裙钗，隐匿闾巷，投孩子外公家中。”

“那就让书童护送你等。天下太平之时，再去山东老家吧！”洒泪而别。

张印立脱掉官服，露出青丝便装，说：“何义士在此稍候。我去去就来！”说着，手捧官印，直奔知府正堂；将官服、官印摆放公案之上，然后退入堂中，伏身三拜。府内大小官员及衙役侍卫只来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张印立起身，站于堂烛之下，环谓众人曰：“鞑子围城，却无救兵。可知国运且尽！而如今，城池将破，败局难收。诸位纵然以死相殉，亦难扭转乾坤，于国于家并无分毫裨益。故请诸位速去安顿眷属，救护百姓。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了！”言讫，众人一哄而出。

张印立匆匆回到私邸，正遇何良出来。

“大人，事不宜迟啊！”何良催促，“北门外兵力极少，您去叫开城门，从那儿可以突围！”

“再叫开北门？贼兵乘势而入，岂不让百姓更罹其害？”

何良说：“大人，如今清兵已破外城。百姓欲逃无门，求生无路。您一旦叫开北门，恰给百姓开了逃生之路，总比堵在城中被杀被辱要好！”

“那就奔北门。”张印立断然发话，忽又想起戴氏母子，“我的眷属……”

“尊夫人已同令郎走了。”

“噢！”张印立松了一口气，方才出堂，领何良去侧院马厩，各骑一马直奔北门；他们出府入巷，只见人们行色慌慌，东躲西藏。

张印立叫开北门，在何良的带领之下，冲过吊桥，落荒而去。原来何良身为斥候兵，既知军中口令，亦有腰牌兵符，所以逢军遇勇，一路畅行，没费多少口舌，便领张印立越过围城兵营。约摸离开杭州七、八里地，何良带住马缰，“大人快走！恕不远送！”说着抱拳揖别。印立还礼。尔后两人各奔南北。一路之上，张印立马不停蹄，直奔山东。及至归朐，坐骑疲困，数日而亡。张印立心中恻隐，深感此马千里奔命之苦，遂依孔子埋马葬狗之习，命家人葬之村西，称曰：马子冢。时隔不久，王、蒋二书童受戴氏差遣，自钱塘归来问安。

张印立念其孤苦无依，而留居郝庄，视若螟蛉，成其家业。此则大郝庄王、蒋二姓之由来也。

至于戴氏母子，则于杭州失陷之后，投族亲以存身。今之浙江张氏，尚有印立后裔。

负明挂冠空余悔

张印立挂冠杭州，弃官而归，本来已触犯“大明禁律”。按照常规：当予治罪。然因明朝已经灭亡，也就无人过问此事。而张印立扪心自责：“未为大明守城死，实感胸中独惭然！不及逢萌东都去，为避纲纪绝人寰。”于是乎！杜门谢客，隐居家中；或出游石门山及沂嵩峰峦之下，寄情山水，吟哦风月；或足不出户，著书立说，撰成《程朱理学析注》十卷、《宝瓶文集》二十六卷以自娱。（不含《西湖杂咏》三卷诗集。）可惜！后因家中失火而焚毁。

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临朐人冯溥曾托人捎信，劝张印立出仕满清。张印立心灰意冷，泚笔回函：“命中注定无官运，强而求之亦碍身。负明挂冠空余悔，岂能再做两朝臣？”婉辞谢绝。

总裁骈邑志

清康熙十一年，临朐知县屠寿徵欲修《临朐县志》，遂请张印立、孙席庆、尹所遴纂修。初，张印立谢绝不就，以免恋栈之嫌，而绝贪腥之论。怎奈屠知县恳求再三，两顾舍下。张印立遂至县庠文庙，荐贡生尹所遴任主笔纂修，荐副贡张侗、副监张嘉宾、张奇峋等辅佐订正。而其本人同原江西袁州府同知孙席庆只作总裁之职。此间，张印立居住邑西郭家楼（后称张家庄）之张府别墅，每天步行进县城北门至县衙，裁定篇目，审阅志文，时则提笔斧正，时则撰文点评，尤其对故交同窗——兰阳知县来仪死节之烈推崇、钦敬，撰长文以评之。此志文成四卷，分目四十有余，较临朐第一部官修县志——嘉靖《临朐县志》更为具体、系统，是临朐县第二部官方县志。志书既成，知县屠寿徵赠一对联：“总裁骈邑志，宰治杭州城。”其中，“骈邑志”系指行世至今的康熙《临朐县志》。

张印立，一生坎坷，仕途不畅，尤其杭州挂冠，使其遗恨终生！及至晚年易箦，尚留遗训曰：“终生一憾，杭州挂冠；有负明惠，忆之赧然！”“愿吾子孙：尽忠朱明，勿事鞑清，全我名节！”言辞切切，足可窥其负明之悔，仇清之忱！亦可知其为全名节，不作贰臣之凛烈！

(本文原载2007年3月21日《潍坊晚报》12版“史海钩沉”。作者张未弛乃是明朝进士、杭州知府张印立直系13世孙。)

1、淳安三脚戏

三脚戏是浙江杭州的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淳安民俗素尚歌舞，每到春节元宵，市井乡间均有演傩神戏和表演各种歌舞的习俗，跳竹马尤为盛行。清光绪年间，湖北黄梅采茶戏和江西赣东采茶戏传入浙西后，与民间歌舞跳竹马（竹马班）相结合，以采茶戏的剧目、曲调及表演形式，融合本地的民间音乐、地方语言及风俗习惯。

2、鸡血石雕

鸡血石雕，以昌化为最。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雕刻艺术。其历史追溯到了2300多年前。鸡血石色、质、形、景、纹、图、意等卓然杰出，具备了“润、细、腻、温、结、凝”之六德，其质地细腻、温润、通灵，尤其是根据“血”和“地”的特点雕刻造型意象，更是变化万千。

3、纸制作技艺

纸制作技艺，四川省夹江县、杭州市富阳区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竹纸制作保持着完整的传统工艺，它以手工舀纸术制作，从选料到成纸共有15个环节、72道工序，生产流程完全与明代《天工开物》所载的工序相合，用料讲究，生产工艺复杂。

4、翻九楼

翻九楼，又称吊九楼，是流行于闽东北及浙南地区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多用于求雨、祈福及禳灾等仪式上。翻九楼表演，行头简单，动作却异常惊险，2008年顺利入选国家非遗名录。随着萧山“翻九楼”日渐出名，表演地域也渐渐从萧山扩展到了绍兴、诸暨等周边城市。

5、楼塔细十番

楼塔细十番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音乐。据记载，公元1377年，楼塔的宫廷御医辞官返乡著书《医学纲目》时，与当时楼塔的一批善音律的文人墨客、富家贤士，经常吹弹各种乐器，演奏各种古典曲目，楼塔“细十番”由此而生。

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

吴越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由钱镠在唐天祐四年（907年）所建，定都杭州。吴越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并且接受其册封。

南宋（1127－1279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北宋覆亡后，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与北宋合称为宋朝，共传五世九帝，享国一百五十二年。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幸免于难，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公元1138年，宋室南迁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扩展资料：

杭州乌龟洞遗址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实五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杭州这片土地上生活， [13]  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证实了早在8000年前就有现代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距今5000年前的余杭良渚文化被誉为“文明的曙光”。

杭州夏商周属“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

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春秋时，吴囯、越囯两国争霸，杭州先属越囯，后属吴囯，越灭吴后，复属越。战国时，楚囯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

参考资料：

1、钱塘

秦时即设置钱唐县，唐朝因避国讳改为钱唐，钱塘县这一称谓一直保留至民国初年。

2、武林

古代杭州的别称，最早记载于汉代，因武林山得名；一般认为，当时的武林山即今天的西湖西面群山的统称。宋周密著有《武林旧事》。

3、余杭

因隋朝公元589年设杭州时（杭州最初建州，之前一直是县建制，亦是杭州之名之始），最早州治（州政府所在地）在余杭（今余杭区余杭镇），公元590才迁至钱唐县，所以亦把余杭作为杭州别称。如白居易《冷泉亭记》：“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

4、临安

南宋高宗避祸江南，升杭州为临安府，为南宋首都。是杭州比较有名的一个古称，注意和今天的浙江省临安市是不同的概念。当时的临安府就在今天的杭州市。

5、钱江、仁和

隋至五代时，随杭州城市扩大，成立了钱江县，北宋时，改钱江县为仁和县，与钱塘县同城设治。

参考资料：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r\n秦汉到唐代\r\n\r\n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r\n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南北五大水系，便捷的交通也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唐代，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近代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西湖时而遭大雨而泛滥，时而因久旱而干涸。\r\n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现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r\n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并非近代的白堤。白氏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无存，但后人却借白堤（当时称“白沙堤”）以缅怀白公。白氏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r\n五代到宋代\r\n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r\n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r\n\r\n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r\n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与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也在杭州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r\n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绘。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r\n元代到清代\r\n元代，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窟”。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渐葑积成桑田。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r\n\r\n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弘治十六年（一说：正德三年，即1508年），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r\n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州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长堤，形成的独特景观。三十九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四十八年而规制尽善。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r\n清代，因康熙、乾隆两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游览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乾隆年间兴建的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的昆明湖东西两堤也是模仿西湖苏堤六桥而建的。\r\n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屿。\r\n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平方公里，但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近代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颜检奏浚西湖兴修水利，后由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用疏浚挖出的泥土堆筑土墩（即阮公墩）。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同治三年（1864年），创立西湖浚湖局，委钱塘丁丙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