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治国之道就是重视和强调军民结合，两者兼得。早在《左传》年，人们就有了“国事、祭祀、战斗”的共识。这反映在经典著作的形成和发展中，这些著作集中论述了武文的两种制度的构建。从文化要求来看，这是以十三经、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体系的形成。就武术的成就而言，这是以《武术七书》为代表的军事学发展的主线。

一个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兵书的性质和种类就已经得到了科学的揭示和总结。步兵统帅洪仁在整理汉代第三部兵书的过程中，对收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洪仁四二级兵书论》是指根据西汉中期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将军事专家分为军事战术专家、军事形势专家、军事阴阳专家和军事技术人员四类。但当时的军事书籍虽然数量惊人，但大多属于传统理论，即关于猫的虎画学术价值有限，不值一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编纂的七大军事典籍是其中的佼佼者。军事典籍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最集中的体现。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朝代。它因其美好生活的美德而令人钦佩。忠诚和宽恕的原则将永远存在。宋代普通人的生活无疑是相对平静舒适的。看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直接反映的汴京人的生活场景，再看看宋人《武林外传》、《东京梦鲁花》的笔记中记载的勾栏、瓦舍的繁华景象。我们不得不承认，宋代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让老百姓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同时，宋朝注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因此，在宋代，研究军事科学理论，利用军事专家的智慧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在继承和发扬军事科学理论的热潮中，产生了七部军事经典。

在统治时期的北部，为了适应“武术”教学和训练的需要，朝廷命国子监朱复、何博士曲飞等。元丰三年对《孙子、伍兹、刘韬、司马法、三闾、子、李等关于唐太宗的问题》进行整理，并分卷出版。此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7部军事科学著作被正式命名为军事专家经典著作《军事科学七书》，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出版的军事科学理论教材。

二

如何从这么多传世的军事书籍中挑选出几本有代表性的军事书籍，作为武术经典编入基础武术教材，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也是对《七大军事经典》编写者学术视野、军事素养和文化洞察力的重大考验。它要求四个基本目标：第一，有限的军事书籍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宋代以前中国军事科学发展的总体成就和基本特征。第二，有限选择的军事书籍，可以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重要的代表性，可以相互补充，发挥作用。第三，有限的军事书籍，在思想性、学术性、文学性方面要有所不同，引向完美，具有示范意义。第四，军事书籍的有限选择，在篇幅、阅读和写作上要适当。满足武术教学的需要，便于人们学习和掌握。

应该说，朱复、何曲飞等人确实有过人的见识。完成了经典军事剧本的选编，实现了朝廷编写基础武术教材的初衷。这七本军事书籍是最好的选择

《司马法》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春秋中期以前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这是一本以古代为主，古今结合的混合兵书。其基本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古代司马王《怒火中烧》，即西周时期军官所学的法典军事著作，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朗居的军事观及其对古代司马兵法的解读。战国中期，齐威王治下的季夏博士在“论述”司马懿的古代兵法时，根据战国战争的新特点，增加了一些军事用语。总的来说，它确立于西周黄帝至商代，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中期。它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商周、春秋、战国初期的各种军事观念、作战特点和军事制度。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低估。

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现存“兵家”的唯一著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时期的渗透和影响，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战国军事制度原始资料。它所倡导的“以义为战”、“以军为战”的理念，“以明法治军”、“用人唯才”、“审时度势”、“轻举妄动”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

《伍兹》又名《吴起兵法》，近五千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录了吴起的一些生平和活动。吴起和他的追随者把它编成了一本书。诚然，伍兹的理论特色比较单薄，但他仍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军事科学著作，尤其是对战争概念和治军理论的论述，独到而深刻。例如，吴起就受儒家曾子的教育。所以他在讨论军事管理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仁、义、礼、德、教等儒家的重要范畴。实际上，这是后世“兵儒合一”的开端，体现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主流价值观。所以，伍兹在七大军事经典中占据一席之地并非偶然。

的贡献在于，它是先秦时期军事科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体现了战国末期军事著书学术思想的深刻烙印。具体来说，首先，它具有军事艺术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其讨论范围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综合战略、军事战略、军事管理理论、作战指导原则、国防建设思想、军事后勤政策等，从而构建了非常完整的军事学理论体系。其次，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渗透面广，六塔标准高。这包括黄老对无为而治的研究，对群众团结的指导性质的坚持，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影响，法家墨家不同程度的参与。第三，《孙子兵法》阐述的许多问题具有独特的原创性和启发意义。比如《孙子兵法》十二定律的巧妙运用，《军事七经》早期“总部”的具体设想，就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显然，“六韬”在“兵家七经”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孙子兵法》秦汉时期是封建统一军事学的一个突出特点。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统一封建帝国的时期。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军事科学为统一服务。“三小品”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既总结了“取天下”的经验，又论述了“定天下”和“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在“三观”自我表达的理论宗旨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设礼、设赏、不掺假、成大事”、“以德服人、以权谋私”、“以德服人、以安为先、神圣化贼”。年大一统时代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廖伟子》的突出特点是重视政治谋略，这与《六韬》等先秦兵书对军事谋略的重视有很大不同。这是大一统时代精神在指导和规范军事学建设中的客观反映和必然意义。其次，这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治理人民的重要原则。这也是大一统时代指导和规范军事学理论建设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塔》更像一本政治学的书。它的出现和蔓延表明，军事从属于政治，加强军事政治伦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不出意外，被选入军事经典七卷本。

《》这本书用战争的例子解释和深化了军事学的哲学，比前一本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具体来说，《文华》这本书的作者继承和发展了《王毅》的方法，并用具体的战例阐述和论述了战略战术的原理。他把军事艺术的研究方法从简单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新领域。他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了战略战术原则，使之更接近科学。这是对经典军事学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同时，研究视角和由此产生的特征也表明，经典军事学的关注点开始从战略层面转向战役战术层面，这表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趋于多样化、复杂化、精细化和深化。

因此，宋代文人对军事经典的理解和选择确实是独特的。其独到的眼光和精准的选择令人惊叹。宋代一代人率先完成了军事科学理论研究。随着《三略》的流传，“瓜州夜造船，秋风铁马过边关”的精神在全国各地保存了很久。这就是宋朝的文化氛围，也是后人在谈论宋朝时百感交集的原因。

四

当然，最好的版本是宋代出版的七大军事经典之首。这本书原藏于浙江省陆新源的拓松楼。后被日本岩崎买下，进入日本贾图书馆。现在只能从景的《三观》的影印本中看出《三观》的上海汉粉楼的魅力。关于《孙子兵法》的古籍记载，从宋代开始就层出不穷。其中有三种类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宋金时期石的《三略》，明代刘寅的《李太宗问》，清代刘寅的《问对了问题》。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来源-互联网

一 黄帝内经(古书)　　黄帝内经成编於战国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在国学经典中地位独特,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现存最早的中医药学著作《黄帝内经》收载的成方13首中，就有10种中成药，并有丸、散、酒、丹等剂型。　 《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灵枢经》并予刊行。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黄帝内经》是什么意思呢 内经，不少人认为是讲内在人体规律的，有的人认为是讲内科的，但相关专家认为《黄帝内经》 是一部讲“内求”的书，要使生命健康长寿，不要外求，要往里求、往内求，所以叫“内经”。也就是说你要使生命健康， 比如有了病怎么治病，不一定非要去吃什么药。　实际上《黄帝内经》整本书里面只有13个药方，药方很少。它关键是要往里求、往内求，首先是内观、内视，就是往内观看我们的五脏六腑，观看我们的气血怎么流动，然后内炼，通过调整气血、调整经络、调整脏腑来达到健康，达到长寿。所以内求实际上是为我们指出了正确认识生命的一种方法、一种道路。这种方法跟现代医学的方法是不同的，现代医学是靠仪器、靠化验、 靠解剖来内求。中医则是靠内观、靠体悟、靠直觉来内求。 2 我国"三大奇书"之一　　相关专家认为，《黄帝内经》可以用三个“第一”给它作一概括。　第一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人类出现以后，就有疾病，有了疾病必然就要寻求各种医治的方法，所以医疗技术的形成的确远远早于《黄帝内经》。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却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学形成以后，就庇佑着我们中华民族，使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使我们中华儿女能够战胜疾患、灾难，绵延至今。没有中医、没有《黄帝内经》的中华民族，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我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能够活到一百岁。　《黄帝内经》非常重要的思想——“治未病”。　《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意思是说，假如一个人的肝脏出了问题，不要指盲目的治疗肝脏，还要从其他未生病的脏器着手。肝属木，肾属水，水生木，心属火，木生火。 所以也要从肾脏和心脏上着手治疗。　而“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意思是说，假设一个公司的管理模式上出了问题，造成了混乱。不要指盲目的解决当前的混乱，而要从造成混乱的原因，和混乱将会导致的后果着手。简单的说，就是把前头和后面两端解决，中间的那段麻烦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我们国学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生命哲学，《黄帝 内经》就是以黄帝的名字命名的、影响最大的国学经典。中国古代有三大以“经”命名的奇书，第一部是《易经》，第二部是《道德经》，第三部就是《黄帝内经》。现在，这三部奇书不仅引起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关注，而且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因为它的价值在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凸显出来。 3 详细内容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各9卷。它分别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等方面，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识。迄今在诊治学上仍具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 她的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2000年前，却揭示了许多现代科学正试图证实的与将要证实的成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 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医。 4 黄帝内经素问序　　启玄子王冰撰 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赢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虽复年移代革，而授学犹存，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故第七一卷，师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尔。然而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遗迹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微，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假若天机迅发，妙识玄通，成谋虽属乎生知，标格亦资于治训，未尝有行不由送，出不由产者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故动则有成，犹鬼神幽赞，而命世奇杰，时时间出焉。则周有秦公，魏有张公、华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田新其用，大济蒸人，华叶递荣，声实相副，盖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　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幸遇真经，式为龟镜。而世雄比缨，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是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本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阀。重“合经”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效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且将升岱岳，非运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乃精勤博访，而并有其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一以参详，群疑冰释。恐散于求学，绝彼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冀平究尾明首，寻注会经，开发童蒙，宣扬至理而已。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阎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陈其道。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读。庞厥昭彰圣旨，敷畅玄言，有如列宿高悬，奎张不乱，深泉净送，鳞介咸分，君臣无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龄之望，仰工徒勿误，学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属，千载之后，方知大圣之慈惠无穷。时大唐宝应元年岁农壬寅序 。 5 价值贡献　　《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试想，大略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 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 但从未有过象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近代以来，欧洲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启蒙时代，欧洲思想先哲注重人类认识本源，一改重古薄今、信仰神性的思维方式，发展理性，注重实践，解放人们思想，科学因而在西方大兴。而同时代的中国再没出现过先秦百家式的思想解放，《黄帝内经》越来越成为绊羁中医再行发展的思想枷锁，因为没有其他学科的大力发展，中医也就失去了没有进一认识人体的可能性。今天我们重读《黄帝内经》感慨先人们在当时的创新探索精神，这就是它的最大价值。

　　尚书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尚书> 也称<书经>,是战国以前流传下来的一批古代历史记录其中所记大多是有关政治的一些言论和史事,有的出于当时史官的记录,有些是根据史料的追述因它是上古之书,所以称为<尚书>(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

　　参考资料

　　尚书第三

　　作者：朱自清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了，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辩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注释

　　①“雅言”见《论语·述而》。

　　②《说文》言部：“谟，议谋也”。

　　③《说文》书部：“书，著也。”

　　④《论衡·正说篇》。

　　⑤《劝学篇》。

　　⑥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⑦《论衡·正说篇》。

　　⑧《汉书》本传。

　　⑨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⑩《后汉书·杨伦传》。

　　⑾《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⑿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⒀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⒁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第二册）。

　　⒂《晋书·荀崧传》。

　　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⒄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朱自清《经典常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永乐大典作为第一部百科全书，它里面记载了从先秦时期开始到明朝期间的很多古籍，就像现在的百科全书一样，里面收录了很多古籍中的片段，甚至是整本书的收录。整本书大约是三亿七千多万字。 

第一，《永乐大典》是我国非常有名的古代大型图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百科全书就是一种专门记载各种各样知识的工具书，而《永乐大典》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它被称为是世界上的第一大百科全书，它是明朝时期明成祖朱棣让人写的，里面收录了古代从先秦时期开始到明朝初年期间很多古籍上的摘录，起码有8000多种古籍的资料被收录进去。

第二，《永乐大典》的经历。

《永乐大典》一书是由3000多人共同合作而完成的，整本书一共有两万两千七百三十岁卷，高达三亿七千多万字，是在永乐六年的时候修成的，而明成祖朱棣的年号也是“永乐”，所以他亲自给这本书命名《永乐大典》，后来明成祖朱棣成功迁都北京，这本书也被带到了北京，收藏在皇宫里。本来有打算写一个复本的，但是因为工程太浩大了，所以这本书只有写本。后来嘉靖年间，因为一场大火，差点失去了这本书，于是当朝君王就让人临摹了一个正本，一个副本，但是后来这本书还是流失了，现在这本书可能分别流落到了世界不同的地方。

第三，《永乐大典》的踪迹。

《永乐大典》的遗失与清朝有的很大的关系，它在战火中被洗劫，被烧毁，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学者一直在寻找它的踪迹，收集它的残卷，但也只有200多册是在中国图书馆，而这还只是它的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