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类早期蒙昧的时代就开始猜测的古老问题。但是直到今天，科学家仍然无法描绘出人类诞生过程的全部详尽图画。这一最关键的谜在于，大约400～800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祖先，一种类似于现代猿类的古猿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进化方向，直立起来以更有效的方式活动，继而进化成为人类，而其“表兄弟”终于成为现代猿类。这一奇迹般的进化过程是怎样实现的？ 由于直立行走会在骨骼上留下明显的标记，因此化石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好材料。这方面最重要的证据是在本世纪70年代，由美国科学家约翰森领导的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他们在那儿发现了大批古人类化石，其中有一具生活在300万年前的女性骨骼。他们找到了这具骨骼的40％的化石，称她为露西。根据骨骼特征推断，露西的脑仍然呈现猿脑特征，但她却是直立行走的。因此她很可能就是科学家长期寻找的古猿和人之间的缺失环节。与此同时，分子生物学家应用DNA和蛋白质分子比较技术，推断出猿与人分道扬镳的时间，发生在距今500万年前。这与化石资料的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剩下的问题是：400～800万年前这段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这些已适应树栖生活四足行走的古猿下地直立行走，向着人类方向进化？ 有人认为，古猿从树林转移到大草原上来生活，是为了不让草挡住视线，才直立行走的。有人认为，古猿已具有使用工具的行为萌芽，它们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工具。也有人认为，那一段时期，地球变得干燥使森林大片消失，营树栖生的古猿不得不下树，依靠直立行走和工具来谋生。然而所有的解释都是猜测。进化是一种十分奇妙的现象，是遗传信息在群体和世代中平衡、传递和改变的过程。有人认为，达尔文关于进化的理论应该修正，进化不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而是由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和突然发生的飞跃相互交替的过程。人类的诞生，也应该从这种稳定和飞跃交替的模式中寻找思路。遗传学研究的发展，为解开从猿到人之谜带来新的希望。人类进化成为地球生物中最适应的强者，这也是一些基因的胜利。可是目前，人们对于基因进化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要回答古猿怎样变成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多年来，古人类学家大都认为人类的祖籍在非洲，即直立人约于100万年前离开非洲，在温带地区建立了人类的“据点”，演变进化成现代的欧洲人、中东人和亚洲人。1989年和1990年，在我国发现了两块既具有直立人又具有智人特点的颅骨，研究表明古人类在亚洲向现代人转变，发生在与在非洲向现代人转变的同一时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 但在1987年，美国古人类学家威尔逊依据基因研究得出结论说，非洲辐射出不是一支而是两支古人类，一支确实是直立人但他们并不是我们的祖先，另一支约于20万年前辐射出的古人类才是我们的祖先。依据这一观点有人认为，人类进入西半球的时间，比12万年早不了很多，是通过现已沉没的白令大陆桥进入的。然而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考古学家却在南北美洲发现了至少五处古人类遗址。而且最老的一处据说已有32万年，这是无法解释的。所以，人类的祖籍究竟在何方，是一个需要后人继续探索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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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由古猿人演变而来的。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猿阶段、亦人亦猿阶段和能制造工具的人的阶段。在古猿阶段，它们主要生活在树上，行为和现代类人猿相似。亦人亦猿阶段时，古猿开始尝试在地面上活动，并逐渐发展出两足直立的行走方式。能制造工具的人的阶段，出现了最早的石器工具，同时也出现了阶级和社会分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关于人类起源的起源地和时间，存在不同的假说和理论。一些学者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人类起源于欧亚大陆。根据化石记录，最早的人类祖先大约出现在距今约700万年前的非洲。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祖先可能起源于其他地方，例如欧亚大陆或东南亚。

总之，人类的起源是一个复杂而神秘的话题，目前仍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和待解决的问题。

进化来的。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

远古时候，各大陆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始分道扬镳。中国、中美洲、美国东南部和其他地区对野生动植物的早期驯化，使这些地区的各个族群获得了一种领先优势。

扩展资料：

一、原始人类形态特征：

智人可以通过显著增大的大脑区别于其它活的猿，相对减少了身体大部分的毛发覆盖，有一系列能与惯用的双足动作相适应的骨骼和肌肉，包括失去抓握能力的脚部结构。

是陆地两足动物，游泳和潜水的能力有限，必须后天学习。在身体尺寸和比例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变化，并且色素沉着，其中一些可能与智人所处的广泛环境有关。在体型上表现出中等程度的性二态性。

二、人类起源推测：

科学家表示，人类是从一种3亿多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鲨鱼进化而来的。根据最新研究，这种名为棘鱼属的原始鱼类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颌类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

对一个追溯到29亿年前的头骨进行的再次分析显示，它是现代有颌类脊椎动物的早期成员，这意味着颌口动物包括数万种健在的从鱼到鸟在内的脊椎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人等。

棘鱼属存在于最早的鲨鱼和硬骨鱼类开始各自进化前的时期，这个血统最终延续到人类生命中。科学家已在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发现棘鱼属化石。

和其他棘鲨相比，它相对较大，足有1英尺(约合03米)长，它们有鳃，而不是牙齿，长着一双大眼睛，以浮游生物为食。

－人类起源

－智人

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距今一二千万年以前，旧大陆生活着许多种古猿。能够肯定为属于人的进化系统的最早的化石代表 ，是生活在距今400万 ～ 1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 人类是由古猿进化来的，是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独立的一支，其出现及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距今一二千万年以前，旧大陆生活着许多种古猿。但其中哪一种是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开始由猿到人这一进化过程的，还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腊玛古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古人类学界一般都把腊玛古猿当作最早的人的进化系统的代表。腊玛古猿化石最早是1932 年在印度发现的 ，1934 年被定名为腊玛古猿。以后在非洲、欧洲和亚洲的不少地方发现过类似的化石，都被归入腊玛古猿类 。腊玛古猿最早的年代为距今 1400 万年，当时一般认为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是在1400万年以前。 后来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是在较晚的时期才从猿的系统中分离出来的，最多不会超过1000万年；腊玛古猿的年代太早，它们不可能是最早的人科成员。另外，人们发现，每一个出土腊玛古猿化石的地点，都同时有另一种肯定是猿类的西瓦古猿化石存在，两者在形态性状上没有重大差别，属于同一类型，只是雌雄性别不同而已。因西瓦古猿命名在前，腊玛古猿命名在后，于是人们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则，取消了腊玛古猿的名称，把它并入西瓦古猿。后来人们一般都同意这种意见，否定了腊玛古猿是最早人科成员的代表。西瓦古猿有不少特征与猩猩相似，因此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 在中国的云南发现了距今约800万年的禄丰古猿 ，这种化石与非洲大猿及属于人的进化系统的南方古猿有相似特征，可能是接近于人类远祖的类型。但也有人认为，东非肯尼亚发现的肯尼亚古猿，或者在希腊发现的奥兰诺古猿，更有可能是接近人类祖先的类型。 南方古猿与能人 腊玛古猿生活于距今1400万 ～ 700万年之间 。在距今700万 ～ 400万年的这段时间内，至今只发现少量零星的化石材料。能够肯定为属于人的进化系统的最早的化石代表 ，是生活在距今400万 ～ 1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虽然还被称作猿，但它实际上已经是最早踏上人类进化历程的远古人类。它是1925年根据在南非塔翁发现的一个幼年头骨化石命名的。主要发现于南非和东非。南方古猿在颅骨、下颌骨、牙齿、骨盆和四肢等方面已经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一系列的人科特征，并且肯定已采用两足直立的行走方式，而能否直立行走，则是人在生物学上的基本特征。南方古猿的脑量超过现代大猿，脑的结构也基本上属于人的类型。 继南方古猿之后的人类是能人。能人在体质特征上比南方古猿进步，生活在距今约230万～180万年前，分布在东非和南非。能人化石最早发现于1960年，至今除奥杜韦峡谷外，在肯尼亚的库彼福勒、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地区及南非的斯特克方丹、斯瓦特克朗等地，也发现了这一类型的化石。能人已能制作石器，创造的文化称为奥杜韦文化。 直立人与智人 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是以直立人为代表的阶段。直立人生活在距今约180万～20 万年前，创造的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 直立人化石最早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发现的。发现者E杜布瓦将其定名为直立猿人，并相信直立猿人是现代人的祖先。但关于爪哇直立猿人是猿是人的争论持续了很久，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化石，并有大量石制品、用火遗迹和动物化石出土，直立人是早期原始人类的概念才逐渐被广泛接受。现在发现直立人类型化石的地点已遍布亚、欧、非三洲广大地区，在肯尼亚、印度尼西亚爪哇和中国云南，也都发现了距今150万年左右的直立人化石。 古人类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是在亚、非、欧洲都出土了从直立人到智人过渡类型的化石。在亚洲，有1984年在中国辽宁营口发现的金牛山人头骨；在非洲，有1975年在摩洛哥发现的萨莱头骨和1976年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发现的博多头骨；在欧洲，有1960年开始在希腊陆续出土的佩特拉洛纳头骨及后来在法国发现的阿拉果人头骨。这些头骨一方面具有直立人的性状，另一方面又具有早期智人的特征。它们为解释怎样从直立人过渡到智人提供了重要的根据。 人类进化的最近一个阶段，是包括现代人在内的智人阶段。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约25万～4万年前 ，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 。晚期智人在解剖结构上属于现代人，大约是在距今四五万年前开始出现的。在晚期智人阶段，人类的分布范围扩大了，从旧大陆到达了澳洲和美洲。 这样，由现有发现的化石来追溯人类进化的各个阶段 ，已可以循着由近及远的序列，从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直立人—能人，一直追溯到南方古猿。比南方古猿更早、形态更原始的人类的早期代表，则还在探索之中。

对人类起源问题，人们众说纷纭。考古学认为，人类起源至今已有300万年，但美国学者根据基因测定的结果排序推算，人类起源到现在只有14万年。另外，由于人类同时具有陆生和水生两类动物的基因，对人类究竟产生于陆生动物还是水生动物也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人类是由陆生动物感染了携带水生动物基因的病毒，两类基因重组并产生突变的结果。人类的“源祖”或“近亲”已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结果人类成了没有“本家”的独门小户。根据人类与哺乳动物的相似程度，可以肯定二者有共同的“源祖”。无论如何，人类是地球生物长期演化的结果，而绝不是天外来客。

一、周口店猿人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传统观点认为，全世界的人种起源于几个相互独立的地域，从最初进化为人类至今已有三百万年的历史。早就有人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他们感到，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北非、西亚、南亚和东亚的文明，相差不过一两千年。如果这些地区的原始人类都“独立”起源于二、三百万以前，那么他们在无数世代中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却都在最近一万年进入文明社会，时间差距不到其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实在不可思议。这一事实很容易使人想到，人类起源的时间可能比三百万年要晚得多，也许只有数万年。考虑到世界各地不同人种喜怒哀乐的表情几乎都相同（都用点头表示肯定，用摇头表示否定更具有探讨价值），可以肯定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可能是最近几万年才从某一中心地域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如果考古学家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现的距今几十万年到二、三百万年前的化石可以算作是“人”的化石的话，那么这些“化石人”的后代肯定已不存在。在几千年前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创造了古代文明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肯定不是这些“化石人”的后代。

《生活时报》2000年11月7日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选择了来自世界上22个不同地区的1000多名男性，对其Y染色体进行分析，同时还对来自母系的遗传物质也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不同人种有一位共同的女性始祖，这一女性生活在距今143万年前，男性始祖则生活在59万年前。人类大约在44万年前走出非洲，向全世界迈进。面对这一最新科学研究成果，考古学家却宣称，基因研究的成果只是一种可能，它不能作为否定考古结论的证据，只有考古学成果才具有最终证据的意义。

其实，考古学家的这一立场是颇为可笑的。平心而论，不怀偏见的学者甚至中学生大都愿意相信基因研究的成果而对考古结论产生怀疑。信不信由您，反正笔者认为，生存于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的古代猿人（更不要说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并不是我们中国比三皇五帝还早的祖先。那么，现代人类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考古学发现的那些古代猿人的后裔哪里去了？

二、生物变异的长期积累不能产生新物种

19世纪科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进化论可以解释许多生物现象，所以很快被人们接受。达尔文认为生物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长期积累能够产生新物种，进化在本质上是渐进的，人是由类人猿（猿猴）长期发展进化而来的。

一百多年来科学的发展大大充实和完善了进化论，也纠正了达尔文的不少错误看法看法。近几年更有生物学家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来没有被证明，而是被人相信了。我们知道，现代类人猿与人类有很大差异（类人猿都有尾巴而人类没有尾巴）。按照渐进进化的观点，从类人猿进化到人应当有许多中间环节（例如尾巴逐渐缩短直至消失），这些环节都应当有相应的化石给予验证。但事实上，一百多年来考古工作发现的几百万块各种各样的化石，都没有证实这些中间环节的存在。化石研究得出的更为一般的结论是，任何生物的进化都是跳跃的而不是连续的。这一结论使人对猿猴“逐渐”进化为“人”的看法产生怀疑。据说有一位科学家为了搞清生物的变异能不能积累，把刚生下的小白鼠切去尾巴，它们雌雄交配生下第二代后还切去尾巴……一直连续试验到50多代，但每一代都象它们的祖先一样生有尾巴，并没有产生“无尾白鼠”这一新物种。这一试验结果虽然不能完全否定生物通过渐进产生进化的观点，但无疑会使人们对“生物变异长期积累产生新物种”的说法产生怀疑。从遗传原理看，这一试验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无论连续多少世代切去小白鼠的尾巴，其生殖细胞中仍然含有能够成长为尾巴的基因，“无尾”的“特征”不具有遗传下去的能力。

三、人类不是杂交的产物

自从达尔文提出人类起源于猿猴的观点以后，逐渐被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由于人类生活于陆地上，而陆生动物中又数猿猴（类人猿）与人类的相似性最大，所以只要认为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也就只能将人类的源祖归结为猿猴。但是不少人认为，就人类生来无尾无毛、成年后两性间从正面发生性行为等特点来看，人类更类似于水生动物，所以断言人类不是起源于猿猴而是起源于水生动物。不过，“水生动物说”无法解释人类何以由水生变为陆生。于是有人想到人类或许是水生动物与陆生动物杂交后产生的。

这一想法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只有连最基本的生物学常识也不具备的人才会设想到杂交。从形体上说，水生动物与陆生动物相差很远，自然状态下水生物种与陆生物种几乎不存在雌雄交配的可能；退一步说，即使偶然出现雌雄交配，由于亲缘关系太远，它们也不可能生出杂交后代；再退一步说，即使能够生出杂交后代，这些后代也不可能具有继续繁衍的能力，因而很快会趋于灭亡。我们知道，人们让大牲畜中形体相似、亲缘关系接近的马和驴交配，产生了比马和驴都强壮的新的物种骡子；印度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让形体相似、亲缘关系接近的狮子和老虎交配生出了“狮虎”。但是用杂交方法所得的这些“新”物种，却都丧失了生殖能力，结果骡子和狮虎都无后而终。因此，从杂交角度探讨人类的起源，是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四、基因组合与突变产生人类

既然人类不可能是杂交的产物，那就只能是基因突变的结果。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基因突变后产生的新物种，才能够保持生育能力并把新特点遗传给后代。基因突变在生物界颇为多见，人类中也不乏其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美曾经存在过的“螃蟹家族”了。

几百年前，移民北美的一位英国妇女患病痊愈以后，所生男孩、女孩全都长着象螃蟹爪一样的四肢，他们生活在正常人之中，因生理缺陷而遭人歧视，于是迁居到偏僻的深山里生活。由于不能正常婚配，他们只好同胞兄弟姐妹互为配偶而生儿育女，结果其后代也都生长着同样的四肢。几代以后，他们竟繁衍发展成近200人的一个“螃蟹家族”。这时“螃蟹家族”中偶然有人生下一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大概是返祖现象，回复到正常人类），当男孩十几岁时，家族让他融入社会，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于是他走出深山到附近城市并与一个正常女子结婚。令人吃惊的是，他和正常女子所生小孩却又长着螃蟹爪一样的四肢，那正常女子异常气愤，一怒之下把孩子摔死了。这一悲惨的消息传到“螃蟹家族”以后，全族人放声号哭，埋怨老天对他们太不公平，共同发誓从此永不结婚生育。几十年后，“螃蟹家族”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们从“螃蟹家族”产生和消亡的事例能够得到哪些启发呢？ “螃蟹家族”的产生，肯定是那位英国移民妇女在患病后，其生殖细胞基因突变的结果。科学已经证明，病毒有将基因从一种生物“传递”给另一种生物的能力，所以那位妇女很可能是感染了携带“螃蟹”基因的病毒才使生殖细胞产生基因突变的。既然正常人类能够突变为“螃蟹家族”，那么其他物种也可以眼突变为人类。由于人类既具有水生动物基因也具有陆生动物基因，那就说明是由某种病毒将水生动物和陆生动物的基因“传递”、组合了起来。如果这一设想正确，那么被感染的物种就应当是人类的直接“源祖”。那么哪个物种可能是被感染者呢？由于水生动物在陆地上无法生存，而不少陆生动物却喜欢到水中游泳和嬉戏，所以陆生动物（在水中）感染携带水生动物遗传基因的病毒的可能性较大，人类的直接源祖应当是陆生动物。人类生活于陆地的事实也表明，其源祖应当是陆生动物。因为如若水生动物是人类的源祖，那么他们又是何时演化到陆地生活的呢？

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基因突变后所产生的特点，可能有利于生存竞争，也可能不利于生存竞争。由于由基因突变产生的新物种在原物种中都被看作“异类”，原有物种的“排异反应”使它们很难生存下来，结果绝大多数都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就“螃蟹家族”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本身有生存能力，但却由于不容于正常的人类社会，而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最早产生的“人”也象“螃蟹家族”一样在与自然界其它动物的竞争中不具有生存优势，他们也会很快被自然选择所淘汰而成为生物史上的匆匆过客。但极其幸运的是，人类实际上具有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和生存竞争优势，结果经过短短数万年的繁衍，竟然迁移扩散到世界上所有可以生存的角落，成为地球上无可争辩的主宰。

五、人类同源设想的科学性

基因突变极其偶然，同种生物的两个个体（大致）在同一时期发生相同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进化史上很难找到相同的基因突变，所以我们很难设想在地球的不同地域，某种生物的几个个体都发生了相同的突变而各自产生了人类。

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美国科学家基因排序所获得的成果，完全证实了科学推理得出的这一设想，它对科学地阐明人类起源具有重大意义。换句话说，人类都起源于同一个女性始祖的结论，与基因突变的一般原理完全吻合，也与“螃蟹家族”的那一位源祖妇女的情况类似。不同的是，“螃蟹家族”的源祖妇女所生男孩、女孩的肢体都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人类女性始祖基因突变的结果却是，所生女孩发生了身体变化，而所生男孩在许多世代中（好几万年）都没有进化。男性后来是怎样进化过来的？我们不知道。假如也是由于病毒感染，那么根据基因突变的偶然性，最早必然也是只有一个男人的基因发生突变，在突变后他的男性后代也具有了相同的形体变化，于是男性、女性都进化为真正的人类。这样，最初感染病毒的那一男性，就应当是人类的男性源祖。

但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即仍然是某一女性的基因发生突变（第二次突变），此后她象螃蟹家族的始祖一样，所生男孩、女孩都进化为真正的人类了。这样，人类就没有唯一的男性始祖，而只有唯一的女性始祖了。不过第一次基因突变的那位女性始祖，也就不能称为“人类”直接的始祖了。

六、人类“源祖”早已灭绝

我们知道，“爱滋病”病毒正在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在美苏对抗时代，两国互相指斥对方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制造了这一病毒。但在清除政治因素后得知，这一病毒可能是由非洲猩猩传染给人类的。据说，这一病毒本身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是存在了多少万年。它们对非洲猩猩的肌体并不具有破坏作用，但到人类身上却发生了毁灭性的危害。最近几年，人类为治疗爱滋病人和控制疾病蔓延调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但成效仍然不大。有人甚至认为，“爱滋病”病毒是迫使人类基因产生突变的生物动力，如果肌体不能产生使该病毒不起作用的突变，人类或许会被这一病毒彻底毁灭。

尽管这一看法有点过分耸人听闻，但仔细想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假定人类早感染该病500年，那时人类没有任何科学手段来认识和抵制它，那就很有可能被这一可怕的病毒迅速毁灭，从而使地球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世界，除非某些个体产生基因突变，产生自然抵御爱滋病毒的能力，从而进化为更高的物种……笔者由此想到，现代人类起源时，也许是某种病毒消灭了过去已经生存了二、三百万年的接近于现代人的“前人类”（化石人），只是因为某个个体基因突变后，病毒对其肌体不再具有（毁灭性）作用，结果这一个体的后代生存了下来，这就是真正的人类。那些未产生基因突变的“前人类”，都被无法抵御的病毒消灭了（一个也没有剩下），数万年的自然进化史又湮没了它们的生存痕迹，结果现代人类就难以找到自己的“源祖”或“近亲”了，于是有人认为人类起源于陆生动物（“正题”），有人认为人类起源于水生动物（“反题”）。

由于“正题”和“反题”都不能完满解释人类何以具有水生和陆生两类动物的特点，人们又无法将它们统一为令人信服的“合题”，于是又有人提出人类起源于外来生物。其实，“外来生物说”解释问题倒简单明了，但仔细想来，这是一种“取消主义”，它使人们放弃了对人类起源进行科学解释的努力，这种说法还不如干脆借助于宗教教义把人类的产生归于上帝。而要从事科学研究，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这一说法。笔者以为，虽然人类不可能确切“证明”自身起源的过程，但根据科学发现和探讨的成果勾画出人类进化最有可能经历的道路则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

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

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史官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

《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

《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

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

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

（一）大史 职位很高。

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

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

如《国语

·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还掌记录时事，保管文书等。

（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

《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内史 其秩最尊。

《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

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有时，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骋于宋。”

（四）外史 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五）御史 秩卑，又一名柱下史。

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

“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

秦归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史官职责由太史公负责，常务工作由史书令史承担。

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

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

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

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

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

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

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

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

《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

"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

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

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

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

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

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

"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

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

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

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

"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

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

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

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是称为“内史”。

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全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

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

司马迁，编撰《史记》

班固，编撰《汉书》

陈寿，编撰《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