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很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考证著作一览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隋唐时期，就已掌握雕版印刷术。

唐代留下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868年印)。

11世纪中期的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得到普遍推广。

我国的雕版印刷大约在公元8世纪传到日本，12世纪左右传到埃及，13世纪左右欧洲的旅行家接触到中国的印刷术，14至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印刷术。

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1423年印)，晚于我国约600年。

1450年前后，德国人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创制了欧洲拚音文字的活字，用来印刷书籍，比毕升晚了400年。

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接受较高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

史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大有可为。

过往的一切都成为历史，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研究是往回看的，但是任何时代的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站在现实社会基础上往回看的。这决定了历史研究者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现实的眼光，一般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会对现实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国许多历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历史研究，资政育人仍是重要目的。如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力图对人们的历史认识起到指导作用，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扩展资料：

资政育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开了私人著史为现实服务的先河。司马迁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可以看成汉代的中国通史，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确了《史记》的资政性质。

北宋司马光坚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撰述主旨，修撰了《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编年体中国通史，希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书名就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该书的资政性质。历史研究“有资于治道”，这是所有历史研究者都不能忽视的。

人民网-史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