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幅员辽阔，海岸线很长，不只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且也是一个海洋国家，自古以来航海事业就很发达。

　　天文航海技术

　　天文航海技术主要是指在海上观测天体来决定船舶位置的各种方法。我国古代出航海上，很早就知道观看天体来辨明方向。西汉时代《淮南子》就说过，如在大海中乘船而不知东方或西方，那观看北极星便明白了。（《齐俗训》：“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悟矣。”）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嘉遯》上也说，如在云梦（古地名）中迷失了方向，必须靠指南车来引路；在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必须观看北极星来辨明航向。（“夫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东晋法显从印度搭船回国的时候说，当时在海上见“大海弥漫，无边无际，不知东西，只有观看太阳、月亮和星辰而进。”一直到北宋以前，航海中还是“夜间看星星，白天看太阳”。只是到北宋才加了一条“在阴天看指南针”。

　　大约到了元明时期，我国天文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已能观测星的高度来定地理纬度。这是我国古代航海天文学的先驱。这种方法当时叫“牵星术”。牵星术的工具叫牵星板。

　　牵星板用优质的乌木制成。一共十二块正方形木板，最大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十四厘米，以下每块递减二厘米，最小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厘米。另有用象牙制成一小方块，四角缺刻，缺刻四边的长度分别是上面所举最小一块边长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比如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左手拿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边缘是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这样就可以测出所在地的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高度高低不同可以用十二块木板和象牙块四缺刻替换调整使用。求得北极星高度后，就可以计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纬度。

　　元代意大利的马可波罗由陆路来我国，在我国耽了二十多年后由海路回去。海路航线是经我国南海进入印度洋折而往西。马可波罗当时是搭乘我国航海家驾驶的我国船舶回去的。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当时我国海船和航海的情况。据游记记载，海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便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可见那时我国航海家已经掌握了牵星术。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往返牵星为记”。可知当时航行在印度洋中的我国航海家已经十分熟悉牵星术了。明代牵星，一般都是牵北极星，但在低纬度（北纬六度）下北极星看不见时，改牵华盖星（北极星是小熊座a星，华盖星是小 熊座β、γ双星）。

　　明代在航海中还定出了方位星进行观测，以方位星的方位角和地平高度来决定船舶夜间航行的位置。当时叫观星法，观星法也属牵星术范围之内。

　　明代牵星术的航海记录，例如从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到祖法儿（今阿拉伯半岛东海岸阿曼的佐法尔）航路，在古里开船，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六度二十四分（折合今度，下同）。船向西北，船行九百公里到莽角奴儿（今印度西海岸的门格洛尔），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八度。后船向西北偏西，航行一千五百公里，在大海中，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十度。又船向正西稍偏北，航行二千一百公里，到祖法儿，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十二度四十八分。把北极星高度用当时的算法拆算地理纬度，和现在各地的地理纬度基本相合。又从航路来看，航向和航程也和现在的肮路大致相同。由此可见，明代天文航海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关于求天象出没时间，明代航海家也有些规定。流传下来的明末抄本航路专书中有太阳月亮的出没时间表，还有“定太阳出没歌”和“定太阴出役歌”。“定太阳出没歌”文是：

　　“正九出乙没庚方；二八出兔没鸡场；

　　三七出甲从辛没；四六生寅没犬藏；

　　五月出艮归乾上；仲冬出巽没坤方；

　　惟有十月十二月，出辰入申仔细详。”

　　这是把十二个月的太阳出没时辰用一首歌诀来概括。正月、九月太阳出在乙时没在庚时，乙时在卯时和辰时之间，庚时在申时和西时之间。又兔指卯时，鸡指酉时。甲时在寅时和卯时之间，辛时在酉时和戌时之间。犬指戌时。艮时在丑时和寅时之间，乾时在戌时和亥时之间。巽时在辰时和已时之间，坤时在未时和申时之间。五月是夏至所在的月份，所以太阳出的时间要早，没的时间要晚。仲冬是十一月，是冬至所在的月份，所以太阳出的时间要晚，没的财间要早。这样计时和天象实际相比是有些误差的，但大致还适用。

　　据明代一些航海书籍记载，远洋海船上各色人员俱备，其中阴阳官、阴阳生专管观测天象。明末流传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记载，“观星斗阴阳宫十员”。又说：”每一号船上面有三层天盘，每一层天盘里面摆着二十四名官军，日上看风看云，夜来观星观斗。”虽然这是一部小说，但多少也反映了明代航海中一些实际情况。

　　地文航海技术

　　我国古代地文航海技术的成就，包括航行仪器如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的发明和创造，以及针路和海图的运用等。

　　航海罗盘是我国发明的。我国发明指南针后，很快使用到航海上。北宋时的指南浮针，也就是后来的水罗盘。宋代朱或叙述宋哲宗元符二年到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099年到1102年）间的海船上已经使用指南针。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徐兢到朝鲜去回国后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写这次航海过程说：晚上在海洋中不可停留，注意看星斗而前进，如果天黑可用指南浮针，来决定南北方向。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两条最早记录，比公元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七八十年。

　　航海罗盘上定二十四向，二十四向我国汉代早有记载。北宋沈括的地理图上也用到这二十四向。把罗盘三百六十度分做二十四等分，相隔十五度为一向，也叫正针。但在使用时还有缝针，缝针是两正针夹缝间的一向，因此航海罗盘就有四十八向。大约南宋时已有这四十八向的发明了。四十八向每向间隔是七度三十分，这要比西方的三十二向罗盘在定向时精确得多。所以三十二向的罗盘知识在明末虽从西方传进来，但是我国航海家一直用我国固有的航海罗盘。

　　古时船上放罗盘的场所叫针房，针房一般人员不能随便进去。掌管罗盘的人叫火长。明代《西洋番国志》中说：要选取驾驶人员中有下海经验的人做火长，用作船师，方可把针经图式叫他掌握管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可见航海罗盘是海船上的一个重要设备。

　　计程仪又叫测程仪。三国时期吴国海船航行到南海一带去，有人写过《南州异物志》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船头上把一木片投入海中，然后从船首向船尾快跑，看木片是否同时到达，来测算航速航程。这是计程仪的雏型。一直到明代还是用这个方法，不过规定更具体些，就是以一天一夜分为十更，用点燃香的枝数来计算时间，把木片投入海中，人从船首到船尾，如果人和木片同时到，计算的更数才标准，如人先到叫不上更，木片先到叫过更。一更是三十公里航程。这样便可算出航速和航程。

　　我国古代这种计程的方法，和近代航海中扇形计程仪构造很相近似。扇形计程仪也是用一块木板（扇形），不过用和全船等长的游线系住投入海中，然后用沙时计计算时间。沙时计一倒转是十四秒。在游线上有记号，从游线长度算出航速和航程。我国古代用香枝（也叫香漏），西方近代用沙时计（也叫沙漏），两者实在是异曲同工。

　　我国至迟在唐代末年已有测深的设备。一种是“下钩”测深，一种是“以绳结铁”测深。深度达到六十多尺，这还是浅水测深。再稍晚一些，有记载说用纲下水测深，“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纲是大绳，五十多丈，在已是深水测深了。

　　南宋末年吴自牧的《梦粱录》上说：如果航海到外国做买卖，从泉州便可出洋。经过七洲洋，“船上测水深约有七十余丈”。当时测水这样深，可见我国宋代已经有比较熟练的深水测深技术了。

　　宋代已经有针路的设计。航海中主要是用指南针引路，所以叫做“针路”。记载铁路有专书，这是航海中月积月累而成。这些专书后来有叫“针经”，有叫“针谱”，也有叫“针策”的。

　　凡是针路一般都必写明：某地开船，航向，航程，船到某地。航向的名称有下列各种：单向的，叫单针（也有叫丹针的），或叫正针。双向的，以相邻两向并称，就是上文提到的缝针。两个航向合称时，有四种情况：第一，先单向后双向；第二，先双向后单向；第三，两个都是单向；第四，两个都是双向。还有超过两个航向合称的。航程都用更计算。船到某地，就用四种不同称号：第一，平，并靠的意思；第二，取，经过的意思；第三，见，望见的意思；第四，收，到达的意思。船舶在晚间航行时，要把牵星记录写入针路里。又在航行过程中还要不断测量水深，也要写入针路。

　　现在把明代《筹海图编》记载由太仓到日本的针路举例摘录如下：“太仓港口开船，用单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单乙针及乙卯针，一更，平宝山，到南汇嘴。用乙辰针出港口，打水①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见茶山。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针，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滩山在东北边。滩山下水深七八托②，用单丁针及丁午针，三更，船至霍山。……”这段文字不算难懂。现在已经发现好几种针路抄本，包括东洋和西洋的，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航行于东南亚时，袭用了我国航海家所用的针路。

　　至于海图，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上己有海道图，这是我国航海海图最早的记载，可惜原图已失传。我国现存最早的海道图是明初《海道经》里附刻的“海道指南图”。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卷末附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这就是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图上的航程地理，和明代祝允明（1460—1526）《前闻记》所记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郑和末一次下“西洋”相合，推测这图大概是十五世纪中叶的作品。“郑和航海图”已蜚声中外，研究十五世纪中外交通史和航海技术史，都把这幅海图作为重要的依据。

　　明末有些古籍记有“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礁石之图”，“灵山往爪哇山形水势法图”，“新村爪哇至瞒刺加山形水势之图”，“彭坑山形水势之图”等，这些图都只保留了文字记载，原图都失传了。从这些海图的文字说明看，当时海图上都注明海上危险物（比如“有草屿”、“有芦荻”等），浅滩（比如“湾内浅可防”、“有泥浅”等），暗礁（比如“有沉礁在港口不可近”、“有沉礁打浪”等），沙州（比如“有沙礁”）以及岩石（比如“有老古石”、“有古老石岸”等）。这些和近代海图上的要求大致符合。

　　清代前期保存下来的海图，有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一幅，彩绘纸本，时代大约在康熙五十年到五十四年（公元1711年到1715年）间，有东洋南洋海道图一幅，也是彩绘纸本，时代大约在康熙五十一年到六十一年（公元1712年到1722年）间。

中国古代航海家有：郑和，杨氏三代，郑芝龙，王直等。

　　中国曾经有过很多航海家，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技术、海图和大量的古代贸易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唯一永垂史册的航海家就是郑和，郑和成为了中国古代航海的标志。其他的大量航海家，都没有被历史所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连同中国的航海文明被传统文化、黄土文化、农耕文化所扼杀、所掩盖。

　　中国古代从事航海事业的，无非是三类人：外交使节、海商和海盗。其中海商是航海的主力，他们才具有真正永不枯竭的动力去进行航海事业，去探索海洋，提升航海技术。遗憾的是，这些海商的名字和事迹几乎没有被记录和留存下来，当时也没有“福布斯”排行榜，我们只能通过政府的关税和贸易记录去想象这些人的富裕。

　　中国一定有过很多富可敌国的海商，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宋元时期出现的“中国大航海时代”。在宋代，政府对于航海贸易的鼓励，和现在地方政府搞招商引资的劲头不相上下。

　　到了元代，政府更派出使节前往海外，进行招诱贸易的活动，颇有现在商务代表团的意味。在当时，海上贸易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仅修造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海船一项，对于普通商户就无法承受，这个问题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办法，最后竟是被骑马打天下的元朝人解决了，他们设计出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官本船”制度。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七分，所易人得其三。”现在看来这种政策都是十分先进的，政府不仅出船还出钱，承担了主要的经营风险，然后收取利润的七成。

　　在这样的优惠政策下，中国为数不多被历史记录的海商家族“杨氏三代”出现了。祖父杨发曾任南宋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等职，元灭宋后，杨发降元，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这件事在《元史》中有记载。杨发的儿子杨梓开始亦官亦商的生涯，有点儿像后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真正将生意做大的是杨梓的次子杨枢，杨枢19岁便成为了官本船的代理人，主要前往波斯湾一带从事贸易活动，当时波斯属于伊利汗国的范围。

　　元朝至元年间，伊利汗国第四代王因王后病故，特向元朝皇帝忽必烈请求补选一位王妃，忽必烈遂选阔阔真公主跟随杨枢的“官本船”前往伊利汗国，后来伊利汗国派往元朝答谢的使节，也是搭载杨枢的船。元帝国和周边的四大汗国基本都是一家人，这一层关系使得元朝政府在对外交往上比较宽容，反正就是自己家人。从现在的记录来看，杨枢不仅承担过运送外交使节的任务，自己也帮助政府做过很多外交的工作。

　　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和杨枢作为一个海商关系不大，但是对于他被历史记录下来，却关系巨大，若不是他祖父曾经做过官，若不是他和元朝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杨枢也会像他所积累的那些巨额财富一样，早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不是宗教信仰强烈的民族，中国人的信仰是历史，中国人相信，那些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帝王将相、孝子烈妇可以永垂不朽，除去政治人物之外，能够享受到这一待遇的，只剩下文学家。杨枢的事业之所以现在能了解得比较清楚，是因为元代的文学家黄溍曾为杨枢写过一篇墓志铭，其全文收入《四库全书》。这篇墓志铭成为我们了解元代航海家的重要文献，可惜的是里面主要记载了杨枢和政府的亲密关系，而不是他的航海事业。

　　在元代，中国海商的远洋帆影已经出现在波斯湾、红海和东部非洲，他们为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做好了一切航海技术上的准备。航海最重要的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这些航海经验都是靠着一代一代的航海家用生命换取的，钱多和船多对于航海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郑和踩着元代这些远洋巨人的肩膀完成了一项伟业。但是，巨人被忘掉了。

　　郑和是一条分界线，郑和之前航海家的主体是海商；郑和之后航海家的主体变成了“海盗”，这些海盗又和“倭寇”这个词纠结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

　　中国历史上出过两个最有势力的海盗：王直和郑芝龙。这两个人有非常多相似之处，都是发迹于日本，都曾经控制过大面积的海域，最后都被政府诱骗然后招安，两人先后相隔100年，却连结局也十分类似。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初，王直派人传话给明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并协助剿除其他海盗，只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当时负责剿灭王直的浙江总督胡宗宪故意制造出一种双方议和的气氛，将王直诱捕，并于三年后将其处死。将近100年后的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降清的明臣洪承畴向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六月，郑芝龙得到贝勒的书信，决意降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初三日，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被清廷杀于北京柴市。

　　中国的文化无法记住那些真正的航海家，被禁锢在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也无法真正走向海洋。

1、我国古代著名航海家：郑和。

2、郑和年轻时从侍燕王朱棣，有智略，知兵习战。后在靖难之役中有功，升任为内官监太监。1405年（永乐三年）至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六次作为正使太监下西洋。1425年（洪熙元年）后，郑和任南京守备太监，1430年（宣德五年）受命第七次下西洋，一说在途中于1433年（宣德八年）卒于古里国，今南京牛首山南麓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

3、郑和下西洋，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对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郑和本人，也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展现出其外交才能、军事谋略以及精神品质，并赢得世人的尊重和纪念。晚清以降，郑和研究获得迅速发展，但不少重要课题仍无定论。

我国古代地文航海技术的成就，包括航行仪器如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的发明和创造，以及针路和海图的运用等。

航海罗盘是我国发明的。我国发明指南针后，很快使用到航海上。航海罗盘上定24向，我国汉代就有24向的记载。北宋地理学家沈括的地理图上也用到过24向。把罗盘360度分作24等分，相隔15度为一向，也叫“正针”。但在使用时还有缝针，缝针是两正针夹缝间的一向，因此航海罗盘就有48向。大约南宋时已有48向的发明了。48向的每向的间隔是73度，这要比西方的32向罗盘在定向时精确得多。关于32向的罗盘知识在明末虽从西方传进来，但是我国航海家一直用我国固有的航海罗盘。

计程仪又叫“测程仪”。三国时期吴国海船航行到南海一带去，有人写过《南州异物志》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船头上把一木片投入海中，然后从船首向船尾快跑，看木片是否同时到达，以此来测算航速航程。

这是计程仪的雏形。直至明代还是用这个方法，不过操作方法更为具体。

我国迟至唐代末年已有测深的设备。一种是“下钩”测深，一种是“以绳结铁”测深。深度达20多米，这还是浅水测深。再稍晚一些，有记载说用纲下水测深，“纲长50余丈，才及水底。”纲是大绳，50多丈，这已是深水测深了。

南宋末年吴自牧的《梦粱录》上说：“如果航海到外国做买卖，从泉州便可出洋。经过七洲洋，‘船上测水深约有七十余丈’。”当时测水这样深，可见我国宋代已经有比较熟练的深水测深技术了。

宋代已经有针路的设计。航海中主要是用指南针引路，所以叫做“针路”。有的古籍中叫“针经”，或“针谱”、“针策”。凡是针路一般都必写明某地开船、航向、航程和船到某地等。

至于海图，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上已有海道图，这是我国航海海图最早的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海道图是明代初期《海道经》里附刻的《海道指南图》。

明末时期有些古籍注明海上危险物，比如“有草屿”、“有芦荻”等，还有浅滩、暗礁、沙州以及岩石的记载。这些和近代海图上的要求大致符合。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有秦朝的徐福，帮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最后不回来了，有人说日本人是徐福后裔还有待于考证。再一个就是大明的三保太监，郑和，他在朱棣的支持下先后七次下西洋。促进了东西方文化融合，还展示了大明帝国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