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项元汴 [biàn] (1525—1590)

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墨林居士、香严居士、退密庵主人、退密斋主人、惠泉山樵、墨林嫩叟、鸳鸯湖长、漆园傲吏等，浙江嘉兴人。明国子生，为项忠后裔。

精于鉴赏，好收藏金石遗文，法书名画，因得到一副铁琴，琴上有印有“天籁”二字，遂命名其藏书楼为“天籁阁”。藏书皆精妙绝伦，每遇到宋刻，即邀请文彭、文嘉兄弟共同鉴赏。史称“三吴珍秘，归之如流”，法书名画、古玩彝鼎，鉴别精到，过眼即识真赝。王世贞“小酉馆”藏书3万余卷，其“尔雅楼”所藏宋版更是名闻天下，但时人仍然以为“不及墨林远矣”。当时越中藏书家，当以嘉兴项元汴、鄞县范钦为首。藏书楼还有“退密斋”、“白雪堂”、“墨林堂”等。收藏书画钤有“世济美堂”、“天籁阁”、“墨林山房”、“传家永宝、神游心赏”、“项子京家珍藏”、“d李”、“世济美堂项氏图籍”、“古狂”、“古d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墨林山人”、“项墨林鉴藏章”、“项墨林季子章”、“项墨林父秘笈之印”、“项子京家珍藏”等40余方。因其喜好在古籍书画上累累钤盖图章，曾受到书画收藏家的讥评：“钤印累幅，犹如聘丽人却黥其面”。

兄项笃寿，亦富收藏，家有“万卷楼”。

少即英敏，博雅好古，绝意仕进。当时风雅之士来嘉兴，必访项元汴，名画家文彭、文嘉（文徵明之子）等与项元汴交往尤密。明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闻其名，特赐玺书征他出来做官，不赴任。

家资富饶，广收法书名画，所藏法书、名画以及鼎彝玉石，储藏之丰，甲于海内，“极一时之盛”。项元汴曾获一古琴，上刻“天籁”两字，故将其储藏之所取名天籁阁、并镌有天籁阁、项墨林等印，经其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多以“天籁阁”等诸印记识之，往往满纸满幅。项氏以天籁阁名传后世，阁早已毁。今城区建设街道天籁里即以天籁阁命名。如今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唐李白“上阳台帖”，即经他当年收藏，并加盖“墨林项季子”藏印。在他所收的伊英《秋江独钓图》上，还钤一白文闲章“西楚王孙”，自诩楚霸王后裔也。常见主要印记有“项元汴印”、“子京”、“d李项氏世家珍玩”、“神品”等。其部分藏品为睢阳袁枢（袁可立子）递藏。

精于鉴赏，辨别真赝，析及毫发，当时无人可比。又曾遴选能工巧匠制作各种器具，凡几榻架柜奁盒等，镌以铭识，都极精巧，如同秦汉之物。

项元汴工绘画，兼擅书法。山水学元代黄公望、倪瓒，尤醉心于倪瓒，笔致疏秀，神合处辄臻胜境。但每绘一画，必自题跋，其辞句之累赘，和钤印不厌多的习惯相类。故有些求画者多出钱三百贿其仆，伺元汴画毕，即刻取去，以防他题识，戏称这笔钱为“免题钱”。书法出入唐智永、元赵孟\，题句最佳。刊有《天籁阁帖》，著有《墨林山人诗集》、《蕉窗九录》等。传世作品有：《兰竹图》轴，辑入《参加伦敦中国艺展出品图说》。

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清兵攻破嘉兴府城，其藏品被千夫长汪六水所劫掠，散失殆尽。后有些藏品归于皇宫，现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

项氏一门于书画二艺自元汴始，可谓家学渊源。

项元汴长子项德纯，名穆，号贞元、无称子，以字行。官中书。工书法，于晋唐名家无所不能。与伯父项元淇齐名，有《双美帖》行世。著有《书法雅言》、《元贞子诗草》。

项元汴三子项德新，字复初、又新。工山水，也善写生。作品流传极少，有人得其片纸，珍如拱璧。

项德新之子项嘉谟、项徽谟、项圣谟皆以画名。项徽谟之子项奎善山水兼工兰竹，项圣谟之侄项玉笋工写墨兰。由明至清，项氏子孙陆续出现画坛，数目之多惟有同时之文徵明一族可以比拟。

沈养孙，字彦民，晚号隐禅居士。著名藏书家、书画收藏家 常熟城区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庠生。

夙爱古籍，40年积书2万余卷。筑澄碧山庄子水北门外，名希任斋，供藏书用（见藏书著述编）。撰《希任斋诗文稿》、《希任斋藏书目录》。

常熟图书馆藏稿本为《尔尔集首卷》、《尔尔集次卷》，原为常熟沈养孙（1869～1932）希任斋藏本。首卷扉页题“乙未岁销夏漫草”，并有《石破天惊》题词一首。首卷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初三日所作诗词，次卷为同年六月初三日至十九日所作诗词。其中词作已基本收入刊本《摩西词》，但两者差异甚大。此集又有张南陔抄本，藏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武亿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武亿祖籍并不在偃师。“先世居山东聊城县，有远祖名恂者，以指挥使驻怀庆，遂为河南人。”(山东聊城即今山东聊城，怀庆即今河南沁阳）高祖讳懋德，在他的带领下于顺治年间“由怀庆军籍迁偃师”。曾祖讳维翰又讳於翰，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祖父讳朝龙，赠文林郎东流县知县晋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三世以笃义尚行载于县志。其父武绍周，字梦卜，少有异志，博学通古，雍正癸卯中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是位干练清廉的循吏，深受时人赞美，对武亿影响也最大。

武亿1745年出生于京邸，幼承家教，从小就酷爱读书，行为不同于同龄人。“亿生于京邸，少有异表，不苟嬉戏。八九岁，朱墨点定明代名人制度，第其高下，父惊爱之”，年十二，就能“遍览九经、诸子，为文下笔千言”，塾师教他经史，能“举疑义以相质难”。

不幸的是，武亿未及弱冠，父母相继谢世，使他“哀痛毁瘠，以读书自励”。由于“亿父故清宦，官中外卅余年，家无儋石储”，武亿又不问生计，衣食几乎不能自给，父母故去，生活贫困，又“值洛、伊暴溢，宅舍尽圮，亿就高架木为小屋，读书其中”，条件恶劣，仍力读不辍。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亿年二十一岁参加县试，取得第一名。第二年，入县学，为附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应乡试，获第六名，中举人。但由于“乡居讲学，力求博通，鲜所师承”，学问一直未能精进，此后三次应会试皆不中，仕途遭挫，直到遇到朱筠。朱筠博学宏览，以经学、六书训士，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乾嘉朴学家的领袖”。武亿对他推崇备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武亿第三次参加会试，是年二月武亿经曹锡宝的介绍留北京馆朱筠邸。在朱门下“就日下书肆购异书，所得金石古文，皆为考证，学日益进”，朱筠负海内文望，门下士多一时贤俊阔达不羁之才，武亿与之交游开阔了视野，学问大进，“通贯经籍，讲学依据汉儒师哲，不蹈宋明人空虚臆说之习”，奠定了深厚的汉学根基。同时，科举上也取得突破，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亿第四次参加会试得中三甲第十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县归班用”。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武亿走上仕途，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淄博博山区）知县。他以读书用世为志，将儒家经术用于现实治理。具体而言，其政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爱民如子，革除币政。在博山，武亿“问土俗利弊，免琉璃入贡，革煤炭供馈，里马草豆不以累民。决辞无留狱，祈雨即沛”，“有奸民与商贾杂居寺观，为诸不法事，君严惩之，俗遂革”。可以说，武亿在轻徭薄赋，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二，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武亿初到博山就立誓清廉为官，绝不贪腐。“有以贿干者，未敢进，亿廉知之，值迅雷，曰‘汝不闻雷声乎？吾矢祷久矣。’贿者惶悚而止”。其三，重教风化，学风敦厚。他痛诋道释二氏，汰裁佛寺，勒令僧尼蓄发还俗。到远僻邨落，亲讲乡约，因加教谕，以敦厚风俗。并捐钱在城东范文正祠旁创建范泉书院，“亲临讲课，口授指画，示以训诂文字，通经术，树风节之要，士皆勤奋”。从而使博山“舆情大洽”。其四，嫉恶如仇，惩恶扬善。自明代起发展为手工业商贸重镇，车马辐辏，市井繁华，博山“街帘卷鼓，奋裙吹唇；睥睨公卿，喧秽杂沓。非嗜利之牙侩，则欢博之酒徒”，社会阶层分化，居民关系复杂，官僚富豪以强凌弱现象时有发生，武亿不畏权贵，嫉恶如仇，惩恶扬善，为人称颂。这其中痛仗和珅番役最为人称道。乾隆五十七年（1792），朝廷内部和珅专权并领步军统领事。他听信别人妄言，认为山东长清王伦起义被扑灭后，王伦并没有死，只是下落不明，便秘派番役四处寻找其踪迹。番役曹君锡、杜城德以缉捕为名，招结无赖十一人，横行州县。“其役携徒众，持兵刃，于民间凌虐恣肆，历数县，莫敢何问。”来到博山后，他们更是在市肆中手持铁尺，肆意饮博，无人敢问。武亿听说这件事后，把这一帮人拘捕到县衙。先是杜城德恃强倔强，后又拿出提督发的牌照进行威胁。武亿质问道：“既是牌照命令你们与地方官府合力捕盗，为何来三日不报？而且牌照上只差遣二人，为何成群结队，耀武扬威？”杜城德等一行哑口无言。武亿下令依法一一杖之，民皆称快。山东巡抚吉庆知道此事后，担心“将累上官”，以“任性行杖”劾革武亿职。武亿被罢官的消息传出后，博山城乡男女老少千余人来到山东巡抚衙门前“乞留我好官”，未得到满意答复，“则日为（武亿）运至薪米，门如市焉”，吉庆深为感动，亲到京师力图挽回局面，终因和珅把持朝政，执掌吏部，未能如愿。

武亿虽因此受到革职处分，但收获了民心，也迫使和珅亦不敢使番役再出。后来，姚鼐盛赞武亿此举是“功固及天下矣”。 武亿罢官后，因为清贫，无资回乡，又“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故应东昌启文书院之聘，开始了自己的讲学生涯。后又主持偃师二程书院，讲学邓州春风书院等，传道授业，诲人不倦。每到一处就以小学、经史、古文伦品教谕生徒。他的著述典质古奥，颇有崇古的倾向。他教育子孙：“读书当期有实用，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能了如指掌，庶胸中包罗有物。”

武亿自幼酷爱金石之学，罢官后，潜心研究，成为清代著名的金石学者。主要金石学著作有《金石三跋》、《金石续跋》、《偃师金石遗文补录》、《钱谱》等。经学家江藩在《国学汉学师承记》中说：“（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或不能施毡椎者，必手录一本。”又说：“偃师杏庄，去所居十余里，民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长二尺有余，重几（近）百斤，先生肩之以归。”乾隆甲寅年（1794），武亿曾应著名学者阮元之邀，参校《山左金石志》。

武亿更是有名的方志学大家。他先后纂修成《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县志》、《安阳县志》等，他还参与了知县汤毓倬、翰林院编修孙星衍主持的《偃师县志》的编纂事宜，负责金石部分。其中《安阳县志》影响巨大，被视为县志楷模。大学士、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昀（字晓岚）为其作《序》说：“试阅其目，井井有条，多合古意。先以图、次以表，挈其纲要；次以志、次以传、次以纪，析其目矣；殿以艺文，乃仿古人之目录，不似近人之附载诗文，其体例不亦善乎？而每条必有考证，不徒杂袭旧文，其叙述不亦确乎？”

武亿又精于经史、考据学，善诗文，有《群经义证》、《经读考异》、《三礼义证》、《四书考异》、《授堂诗文集》等数十卷。 武亿是学问大家，对文学、经学及方志学都有很高造诣。在金石考据方面，他一生用功尤多。清代经学家江藩在《国学汉学师承记》中曾说，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

其实，武亿对金石的痴迷，从少年时就开始了。他随父母回到偃师后，发现这一带古迹甚多，各种碑刻充斥其间，便常独自到废寺荒墟间徜徉，偶尔拾得古人一二石碣，则“抚摩终日，或至废食不归”。

有一次，他听说在离家十余里的偃师杏庄，有农家在挖井时发现了晋刘韬墓志，急急忙忙赶去买回。那墓志长二尺有余，重数十斤，武亿一介书生，硬是扛着这块石头走回来，累得半死。

武亿在金石上如此下功夫，不是为了别的，是看到碑铭墓志可以“与群史传记互为推稽”，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当然，以金石文字证经补史，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而武亿的收藏多为前人所未见，“证经史记载之讹，补经史记载之阙”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后来，武亿依照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编成了《金石三跋》《金石文字续跋》等，其中录有先秦至元代的各类碑刻近800通。如“又龙门山老君堂一造像摩崖小碑，题为始平公者，文皆用阴字，此乃他碑所希见耳”这一类的记载，在他的金石著作中比比皆是。

此外，武亿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县志，《偃师金石记》《安阳金石录》《宝丰金石志》《鲁山金石志》等，都是他在编纂县志时辑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赞他“学问渊博，尤嗜金石文字，其考据之文，可与钱大昕《金石文字跋尾》相伯仲”。 武亿字虚谷，又字授堂，号半石山人。他治学崇汉儒，注重经史考据，创立有授堂学派，在当时影响较大。武亿去世后，其长子武穆淳将其著作辑录付刻，就叫《授堂遗书》。

武穆淳“生而颖异，能守家学，多识贤士大夫”，也很不简单。武亿常教育儿子“读书当期有实用，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能了如指掌，庶胸中包罗有物”，武穆淳做学问，便走了和父亲一样的路子。

“武亿的著作很多，涉及金石学、经学、考据学及文学多个方面。嘉庆年间，武穆淳编《授堂遗书》，共收录了其中10部，包括《经读考异》8卷、补1卷，《句读叙述》2卷，《群经义证》8卷，《三礼义证》12卷，《金石一跋》4卷，《金石二跋》4卷，《金石三跋》2卷，《授堂金石文字续跋》14卷，《授堂文钞》8卷，《授堂诗钞》8卷。”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先生说。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武亿的孙子武耒重新刊刻了《授堂遗书》。“这个刻本目前存世最多。其中《授堂文钞》续补2卷，共计10卷，第9卷、第10卷又名《续集》。白河书斋收藏有《授堂遗书》68卷，就是道光年间这个刻本。”晁先生说，武亿是偃师名儒，学识过人、见解精辟，其著作对洛阳有重要意义。“我对武亿的著作特别重视，经过20年的努力，已收齐《授堂遗书》的全部版本，还有其在乾隆年间参与编纂的《偃师县志》《鲁山县志》《安阳县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