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政教合一的领袖。皇帝拥有法律制定权，行政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是秦始皇最先确定，也是他最先使用的。皇帝，取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意。

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起，到1911年宣统帝退位止，在2131年的时间内，共产生了230位皇帝。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最末一个皇帝是宣统帝。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清朝的康熙帝，在位62年。中国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是明朝的明光宗，在位仅1个月，另说：一为汉刘协在位27天、二为金末帝完颜承麟在位1天。

我们在此选择了10位各有特色的有一定代表性的皇帝，作一介绍。他们是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太祖、明太祖、明成祖、康熙帝、雍正帝、光绪帝。这10位皇帝涉及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七个大的朝代。

中国古代皇帝的档案文献资料，极为丰富。这里只能作最粗线条的介绍。

一 秦始皇

]秦始皇，名嬴政。生于公元前259年，死于公元前210年，活了50岁。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划时代的人物。

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童年却是很不幸的。他的不幸与他父亲的不幸遭遇，有着直接关系。他的父亲是秦国的公子，叫异人，后来改名叫子楚。异人的祖父是秦国的国君秦昭襄王，异人的父亲是秦国的太子安国君。异人虽然生在富贵的国王之家，但就在他十五六岁时，却被派往和秦国敌对的赵国，当了一名“质子”。

中国那时是“战国七雄”争霸的时期，这七雄是秦、赵、魏、韩、楚、燕、齐七个大国。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相互制约，往往把自己的兄弟、儿子或孙子送到别国作抵押。这些被抵押的人质，就叫做“质子”。

质子异人的日子很难熬。他虽然是秦国太子的儿子，可是他的兄弟太多，有20多人，他又居中，将来很难接班。同时，秦国在各国当中又不讲信义。因此，在赵国，人家也不把他当回事儿。有一段时间，他的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十分困窘。这时，他的命运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然而，恰在此时，他遇到了大商人吕不韦，他的劣运从此有了巨大转机。

吕不韦是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他很有政治远见。他从穷愁潦倒的异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曙光。他潜意识里深深感到，这位落难他国的公子异人，是一个难得的奇货，可以用他来囤积居奇。于是，他决定在异人身上预先投资，弃商从政，去干建国立君的大事。

吕不韦拿出500金送给异人，又携带500金到秦国去游说。他在秦国游说很成功，异人终于当上了太子。回国后，他又把他的能歌善舞的美妾赵姬，配给了异人。过了10个月，生下了一个婴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他的名字叫嬴政

嬴政在赵国过了9年孤独的生活。直到他的父亲异人做了太子，他才随母回到了秦国。这之后，嬴政的祖父死，其父异人即位。在嬴政13岁时，其父异人死，嬴政便即位了，是为秦王。尊母赵姬为太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夫。国事都是吕不韦说了算。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岁，举行了成年加冠典礼。从此，他便开始亲政，执掌政权了。这位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国君，迅速平定叛乱，幽禁太后。次年，罢黜专横跋扈的相国吕不韦，吕不韦自杀。提拔重用李斯，并确定了统一天下的决策。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终于灭掉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数倌曛詈罡罹荨⒄铰也灰训幕炻曳渍�木置妫�ǔ闪酥泄��飞系谝桓鐾骋坏摹⒍嗝褡宓摹⒆ㄖ浦饕宓闹醒爰�ǖ墓�摇nbsp;

自此，秦王政称号皇帝。皇帝是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意。此后，皇帝一词就取代了王，而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专有名称了。秦王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即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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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十大杰出皇帝

秦始皇为了使其江山永固，便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他废除了封建制，实行了郡县制。他认为，在各地分封侯王，形同设立小国，对中央集权不利。为此，他下令废止分封，而在中国首次实行了郡县制。全国分设36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或亭，乡下设里。郡设郡守，县设县令，乡有三老，亭有亭长，里有里宰。

中央国家机关，设立了三公九卿之制。

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官僚体系，最高权力归皇帝所有。这是秦始皇的首创。

他又下令统一全国的法律制度。主要的是三大统一，即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货币，是因为各诸侯国原来都各自拥有自己的货币，现在全国统一，货币必须一致。特规定，货币使用外圆内方的秦钱，逐步淘汰原各诸侯国的布、刀型的异型钱。统一度量衡，是把原来秦国使用的度量衡，硬性推行到全国。统一文字，原来各诸侯国使用的文字不统一，现在规定官方文字一律使用小篆。当然，民间流行的仍然是秦隶。这三大统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融合和社会的稳定，更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是秦始皇对历史的一大贡献。

为使江山永固，他又把原六国富豪12万户，一律迁到首都咸阳附近，以便监督，控制。

同时，他又下令在全国收缴兵器。各地不敢怠慢，各色兵器纷纷运至咸阳。兵器都是由青铜制成的。堆积如山的兵器，重达数百万斤。这么多的青铜兵器，如何处置呢？他忽发奇想，何不把它们铸成几个大铜人，置于宫前。此时，恰好传来一则民间故事，说是在临洮显现了12个奇特的又高又大的夷狄怪人。而这一年，正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一年，夷狄怪人的出现，被视为吉兆。因此，他顺势下令销毁兵器，铸造了12个大铜人。因为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泛称为金，所以大铜人，又被称为大金人，叫做金狄。现在猜想，这个金狄，大概就是深眼窝、大鼻子的中亚一带人的形象。这使它披上了神秘莫测的光环。据说，每个铜人重达24万斤。12个，用铜288万斤。这12个大金人，都置于咸阳宫前，以显示秦始皇的威严。世事沧桑，它们早已不复存在了。收缴兵器，秦始皇的初衷是使天下长治久安，但是，天下却没有安定。这主要是因为他大兴土木。

他大造骊山陵墓。13岁即位，就动工修建。全国统一后，又调发役夫徒隶70余万人，大肆修建，耗时38年。直到秦始皇死，陵墓工程尚未完工。现在此墓叫秦始皇帝陵，地处陕西省西安市郊区。此陵的主墓尚未发掘，其周围的附属地带进行了部分发掘。已出土5万余件文物，其中多有罕见之精品，如铜马车等。尤其令世人瞩目的是兵马俑坑的发现，法国总统希拉克惊羡地称其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他大修万里长城。为了防止北方匈奴的骚扰，他下令修筑长城。修筑长城的100余万民工，都是人民服的徭役。他修筑的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阴山，东跨鸭绿江，直达今朝鲜境内清川江的临海处。长达万里，故叫万里长城。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是闻名世界的伟大工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

他大搞“焚书坑儒”。焚书，他为了统一思想、钳制人口，下令把凡不是秦记的书，凡不是博士官所需要的书，全部烧掉。这是一场文化浩劫；坑儒，他认为儒生乱发议论，妖言惑众，就亲自圈点了460余人一律杀掉。这是压制言论的残酷手段。由此，“焚书坑儒”便成了毁灭文化、摧残士子的代名词。他不顾人民死活，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积怨很深。而他自己则贪生怕死，一直梦想长生不死，到处求长生不死药。但他终至病死于出游的途中。

二 汉武帝

秦朝只延续了两朝，秦二世而亡。继起的是汉朝，第一个皇帝是刘邦。汉武帝，名刘彻。是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他生于公元前156年，死于公元前87年，活了70岁。他的父亲是景帝刘启，祖父是文帝刘恒，曾祖父是高祖刘邦。他4岁立为胶东王，7岁立为太子。公元前141年景帝病逝，16岁的刘彻登基，是为武帝。他是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计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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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十大杰出皇帝

景帝对太子刘彻的教育，有他特殊的想法。为了把太子刘彻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皇帝，给他特意选配了一位儒学大师卫绾。本来汉初至今，在道家黄老思想的影响下，几代君主都无一例外地提倡黄帝、老子之学，主张清静无为，因循守成。但是，景帝面对纷乱的国内外现状，隐隐感到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他很有远见地开始寄希望于儒家学说。为此，他决定把对儒家学说有着深湛修养的、为人行为端正的卫绾，选作太子刘彻的老师。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刘彻是个好学上进的皇太子。他的兴趣十分广泛。他学黄老，习儒术，调丝竹，作辞赋和舞刀剑。他胸襟开阔，广结良友。他作为皇太子，平时学习父皇如何理政，也注意观察大臣的举止言行。为将来顺利接班，他作着全面的准备。公元前141年，他16岁，景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冠礼。加冠典礼的举行，说明皇太子可以有资格有能力独立掌权了。不料，在冠礼之后，景帝突患重病死去。当日，皇太子刘彻即位，君临天下，是为武帝。

16岁的少年天子，雄心勃勃，欲为国效力，一展才华。武帝胸中有数。他深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选贤任能。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举贤。消息传遍全国，国内学子振奋。或举荐，或自荐，各地贤良之士，纷纷汇聚京师。武帝十分重视，亲自出题，亲自阅卷，亲自面试。他从中选拔了大批人才。而尤须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是，他从中选拔了一位拔尖的儒学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据说，为了刻苦攻读，他三年不出门，以致不知春夏秋冬。武帝早已微知其名，此次亲阅其试卷，被其惊人的论点、严谨的逻辑和优美的语言所慑服。在其试卷上批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命速传董仲舒进宫当面策问，即天子面试。

策问的当天，武帝就天道、人世、治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三次策问，董仲舒一一从容作答，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主要是说，君主受命于天，就要奉行天道。天道，就是使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而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推行天道的具体方法。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国君。国君首要的是用人。用人得当，方法正确，国家就会大治。反之，国家就会大乱。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被他的君权神授、天下一统的宏大理论所振奋。他要以儒家学说治国了。后来，经他的老师丞相卫绾的建议，武帝批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汉朝推行新政的指导思想。

人是推行新政的根本。为了选拔通晓儒经的学士，武帝想了很多办法。有察举选拔，天子征召，上书自荐和设立太学等。武帝选人用才，不拘门第，不论辈分。这就使许多有才之士，得到了重用。这对推行武帝的新政起到了关键作用。

武帝下令修增汉律，对各级官吏严加管理。有功则赏，有过则罚。

武帝推行了“推恩令”，以削弱各诸侯国的势力。汗高祖刘邦，实行的是周代的分封制和秦朝的郡县制相结合的制度。除15郡外，又设立了9个诸侯国。封国的诸侯王，权势很大。他们在本国有人事权、财政权，甚至有部分的军事权。他们逐渐闹起独立来。景帝时，吴楚七国终于叛乱。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诸侯国强大的势力终究是块心病。武帝想解决这个难题。

大臣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令”。其主要内容是，在诸侯国内，诸侯王虽有几十个王子，原来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王位。现下令，推恩各诸侯王，可以在其国内用自己的领土，分封王侯。这样，大诸侯国就自然分解为几十个小国了。表面上恩及他们，实则是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这个政策的实行，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武帝采纳大臣桑弘羊的建议，决定统一货币。下令取消郡国铸币权，郡国原有旧钱一律收回销毁。铸币权归中央所有，统一发行五铢钱。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汉朝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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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十大杰出皇帝

武帝重用大将军卫青、霍去病，三次反击匈奴的侵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强盛近百年的塞北匈奴，从此逐渐衰落。汉朝北部边境10余年没有发生战争。

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由张骞开辟的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过帕米尔高原，通向中亚和西亚，西达地中海东岸的贯通亚欧的大通道，绵延1000余公里，后人称为“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的开辟，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意义重大。

武帝于公元前87年病逝。

三 唐太宗

唐太宗，名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生于599年，病死于649年，死时50岁。18岁，随父李渊起兵反抗暴虐的隋炀帝。19岁，随父攻进隋朝首都长安，灭隋，立唐。李渊即位，就是唐高祖。李世民封为秦王，其兄李建民立为皇太子，其弟李元吉封为齐王。27岁，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李建民，弑弟李元吉。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为皇帝，就是唐太宗。年号贞观。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是治世的明君。他之所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主要是由于他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征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

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

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

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

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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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十大杰出皇帝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唐太宗知错必改，知人善任，且胸有大志。在民族政策上，他把少数民族和汉族看成一家，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安抚、和亲的正确政策。少数民族对唐太宗的政策措施，心悦诚服。唐太宗便具有了很大的向心力，他们纷纷来归，并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这是汉藏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嫁妆，文成公主带去了大批珍宝、经典、医书、宝器、金银、金鞍、佩饰、锦缎、药品，还有食物、饮料、种子、树木，还有狮子、凤凰，等等。文成公主带去的是中原地区的先进的文明。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他对唐太宗自称女婿，上表祝贺唐太宗远征的成功。这次联姻加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也促进了藏族经济的发展。

由于用人得当、政策对路、轻徭薄赋、宽刑轻法，使得唐太宗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唐太宗的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史称“贞观之治”。

唐朝一共有24个皇帝。下面就是宋朝了。

四 宋太祖

宋太祖，名赵匡胤。是宋朝的开国皇帝。927年出生，976年病死，在世49年。960年，34岁登基，当了皇帝。在位近16年。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

宋太祖皇位的取得，有其特殊性。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得来的，也不是起义夺来的，而是异姓发动政变抢来的。这个政变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原为五代时后周的一位重臣，握有朝廷的军政大权。后周世宗死，7岁的小儿即位。第二年，国都开封传言，北方契丹犯边。大将军赵匡胤得旨，亲率大兵出城御敌。大军走到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就停下了，当晚驻扎在这里。经过他的周密筹划，第二天，官兵在他身上加披象征皇帝的黄袍，一律推举他为皇帝。他就这样当了皇帝。“陈桥兵变”是不流血的兵变。其本身无所谓对错，主要是看宋太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历史的发展。

宋太祖的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割据的局面。从而，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这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为了实现全国统一，他高瞻远瞩，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

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 、司马光、 苏轼、 苏辙 、包拯、张尧佐、王德用、王素。

苏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 惊涛裂岸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像这麼豪迈潇洒的气慨，不是每个人都发得出来的。它来自一颗被百般淬炼的灵魂。或许，您也耳闻过他的鼎鼎大名，不错，他就是自号「东坡居士」的大文豪－－苏轼。九百多年前，四川眉山住著一户姓苏的人家。也许是老天的「情有独钟」吧？这小小一户人家，竟然接连出了三位大文学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和东坡先生一样，也都各有一片文学的天空。一门三杰，传为文坛佳话。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西元一0五七年，二十二岁的苏东坡，参加礼部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这位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面对年纪轻轻的苏东坡，也不得不说：「吾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那年，苏东坡踏上了政治旅途。

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欣赏的眼神」中，展现了另一种才华。神宗时候，宰相王安石创行新法，苏东坡认为新法不能便民，和他意见不合，闹得几乎水火不容。率性的苏东坡懒得做无谓的争吵，乾脆自求外放，被调任杭州通判。杭州三年，是东坡生命史上最浪漫的一页。他深情写著：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美丽的西湖之畔，苏东坡毫无保留的显露出诗酒风流的文人性格。他不但游山玩水，遍赏杭州美景，他更纳了侍妾「朝云」，陪伴他共赴未来的坎坷。苏东坡忠君爱国的心志非常强烈。只要看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他便在诗文当中表现出来，终於为自己撒下悲痛的种子，伏下了日后贬谪奔波的命运。杭州任满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如此折腾下来，东坡已经四十四岁。湖州到任还不到三个月，苏东坡就因为「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是一场文字冤狱，史称「乌台诗案」。原因是有人为了抹黑他，故意把苏东坡所写的诗句，百般扭曲，大作文章。苏东坡被关进牢后，在身心俱受挫折当中，并没有被击倒。他从挫折中磨练自己的心志，提升自己的情感。那一身刺人的锋芒，那一些嬉笑怒骂，容易得罪人的锐气消失了。一种英华内敛、明净成熟的旷达胸襟，终於慢慢形成了。狱中百余日，苏东坡脱胎换骨。从此，现实的悲苦，难不倒他。从此，人生的困境，困不住他。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生命，从狱中走出来，走向不怨不悔的人生。坎坷的际遇可以雕塑历史巨人，苏东坡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一桩冤狱的折磨，我们可能看不到那样旷达的人生态度，看不到文学史上顶尖的杰作。出狱以后，东坡被发放到黄州去担任团练副使，相当於现在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职位虽然低微，四十五岁的东坡先生却逆来顺受，因为，他的人生观已经超越世俗了。黄州五年，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捩点。在黄州那样僻陋贫瘠的寂寞之乡，苏东坡抚平了少年的激情和傲气。他的作品风格，也在忧患之中，有了深刻的转变。也因为有了高旷的人生境界，苏东坡虽穷，却不苦。他脚穿便鞋，头带方巾，和村夫野老打成一片。贬谪流放的郁闷，留给那些想不开的人吧！苏东坡早就打定主义，要面对现实，快乐的活下去。因为，一切都不算是苦，只是人生的一种历练而已。宋神宗元丰七年，苏东坡离开了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於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东坡的幼儿竟不幸夭折。在哀痛的心情下，苏东坡上书请求暂时先到常州居住。汝州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费已尽，希望可以不去，结果批准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哲宗登基后，秉承神宗爱才的心情，对苏东坡礼遇有加。

短短一两年之间，苏东坡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直上礼部尚书。这是他宦海一生的高潮。可惜好景不常。为了替百姓谋福利，苏东坡仍不时与人发生冲突。在火爆的政治气氛中，外调的念头再度升起。五十四岁这年，朝廷批下公文，准许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担任杭州太守。阔别十六年，苏东坡重返杭州的心情是欣喜的。而杭州百姓对老长官的再度光临，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才刚到任，苏东坡就为天灾人祸忙得不可开交。在杭州他曾有一项重大建设，那就是在西湖筑堤，世人称为苏堤，在防洪水利上有相当的贡献。后来，由於皇太后（英宗皇后）的眷顾，特别召他回朝。但是不久，就又匆匆外放颖州。东坡流放的日子，一直要到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时才结束。但是，他的人生也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尽头。大赦的次年，东坡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一官僚家庭。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24岁开始踏上仕途，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晚年他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书中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和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多条属于科技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梦溪笔谈》中还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的偏角问题。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著有关于农业的《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书。

沈括还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了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晚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沈括所设计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

在光学方面，他对中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较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会圆术”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梦溪笔谈》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 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 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 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宋仁宗（赵祯）大事：南蛮叛乱、交趾之乱、庆历新政、包公、狄青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六先生文集》，接下来我搜集了唐宋八大家宋代诗人有哪些，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帮助到大家。

苏轼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词人、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全才"。苏轼与其父苏洵（1009~1066）、其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东坡志林》等。

苏洵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佑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嘉佑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在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有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苏轼。

苏辙

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

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州永丰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诗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王安石

原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生于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号半山。长期在今江西、广东诸州县任职，卒于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全家举迁后久居不去，江宁成为第二故乡。幼随其父遍历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出任潍南东路（治今江苏扬州）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东南）知县，遍访东西14乡，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青苗法"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皇佑三年（1051）再调任舒州（今安徽怀宁）通判。时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闻其文辞政事有声，交表推荐，均以"家贫口众"不愿就翰林馆职，其间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坚请离京出任东南地方官吏，"得尽其才"。嘉佑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点江南东路（治饶州，今江西波阳）刑狱，不久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仁宗赞其文才，拔为知制诰，然对改革不加采纳。再上《时政疏》（又名《本朝百年无事札》；一说呈于熙宁元年，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嘉佑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丧回江宁守制，离职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由江宁知府改任翰林学士，应神宗之召，力主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出任参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变法。吕惠卿亦于同时被任为条例司检详文字，成为王安石变法行政副手。是年颁行均输法、青苗法与农田水利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神宗罢制置三司条例，权归中书。颁行保甲法与募役法（先在开封府试行）。此后三年内渐次颁行贡举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与置将法；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国。熙宁七年（1074），因外有文彦博、司马光，内有三后（仁宗后、英宗后与神宗皇后）激烈反对新法，郑侠献《流民图》危言耸听，又加新法要员吕惠卿与曾布互争失和，神宗权罢新法，愤而辞职凡六次，出知江宁府，离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复相，终因与神宗不合，变法进展困难，一年不到，再次辞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半山园。封爵荆国公。晚年好佛，闲赋以著述《字说》为娱，仍不忘变法。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佑"，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先后罢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谥"文"，故史称"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义》、《诗义钩沉》辑本等传世，余佚。

曾巩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佑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丽正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 （723），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